共产党员应知的党史小故事

红火

篇 一
毛泽东心系群众吃水难
王欣媛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的问题，从土地劳动的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生活的问题，应该注意，应该研究，应该解决。”这是1934年1月，毛泽东在
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当时复杂和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工作者们均按要求践行着好作风。
1933年4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军委迁到江西北瑞金城外的小村子沙洲坝。一天傍晚，毛泽东见到一个老表挑着一担很浑浊的水走来，便询问这么脏的水，到底
是做什么用的。老表回答是用来喝的。毛泽东仔细看了看水，发现里面不仅脏，而且有小虫，忙问是否能到别的地方挑水用。旁边的老伯回答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
人吃、浇地、洗菜，全靠这水。”挑水的老表接着说：“北面山脚下乌鸦岭下有一股清泉水，就是路远水少，半天才挑上两担，中央机关来了以后，村里一下子多了上千人，吃水用水更困难了。”听罢，毛泽东整晚都在思考如何解决群众饮水难题。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到村里村外转上了好几圈，组织红军干部用大楠竹代替水管，把乌鸦岭下的泉水引出来，用一只大桶接住，暂时解决了群众吃水难题。为彻底
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在泉水附近打井。但由于泉水距离坟墓很近，群众不愿用。因此，毛泽东只能找乡村干部商量在村附近重新寻找打井的位置。
为了打好井，毛泽东还带着乡村干部下到井底，亲手在井底铺上木炭和沙子。这样，第二口井很快就打好了。一位老婆婆双手捧着又清又甜的泉水大口喝下，之后感激不已地对毛泽东说：“你真替我们把什么心都操到了。”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让我们知道，只有真正把工作做到了群众心坎上，群众才会紧紧围绕在我们党周围。
作者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人民日报》 2017年2月21日）
“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
李国喜
延安时期，条件虽艰苦，但在山沟淘里的窑洞中，毛泽东领导全党学马列、用马列，创作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用以武装干部头脑，指导革命实践，最终
完成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使命。
长征结束到陕北后，毛泽东特别注重学习马列主义著作。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论断，推动全党掀起了
学习马列主义的高潮。1940年底，毛泽东对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们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
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精通马列主义的重要性：“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为了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带头学习马列、宣传马列，全党掀起了学习热潮，组建了许多学习团体与学习小组、举办了许多学习讲座，
出版了许多马列著作。
毛泽东在凤凰山麓李家窑里夜以继日创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的《实践论》《矛盾论》，用中国革命惨痛的教训论述了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在吴家大院的窑洞里七天七夜不出门，创作了《论持久战》，用辩证法分析了中国与日本的基本特点，揭示了中国抗战的基本规律、发展过程，指明了中国抗日前途。在杨家岭的煤油灯下撰写《新民主主义论》，向全国人民说明了“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以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为代表，《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四卷共收录文章159篇，延安时期创作的就有112篇。
毛泽东的一篇篇光辉著作花去了他无数个日日夜夜；为了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胳膊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为了写《论持久战》，炭火烧着了棉鞋，焦煳味儿都没有打断他的思绪；为了写《新民主主义论》，熬干了多少盏油灯，让勤务员不禁落泪。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创作了许多经典名篇。这些在延安的土窑洞中诞生的著作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
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照亮了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0日）
毛泽东：学习一定要学到底
张旭东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向全党要求：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
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依靠学习不断地发展壮大。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解决”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椐”的本领恐慌症。毛泽东强调：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为此，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要加强学习，建立学习制度。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统一领导学习运动。在陕北，党创办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30多所学校来培养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亲自给学员上课。
如何学习？毛泽东强调“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到底”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端正学习态度，学习要靠“挤”和“钻”。工作忙和看不懂都是不好学的借口。延安学习运动期间，当时中央要求各级干部每天必须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各级干部一星期必须挤两个半天，有计划地读书学习。
其次，在学习内容方面，要尽量“学到底”。毛泽东认为，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读有字的书要做到“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读无字的书就要在实践中学，特别要在群众实践中学习。
最后，“学到底”还表现在“活到老，学到老”。延安时期，常有领导干部以年纪大为由，认为学习没有希望。毛泽东认为这种想法严重不对，“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真正的学问是要在“无期大学”里点滴积累起来的。为此，“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同志及非党的战士们，都必须进入这个大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好多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年事已高。即使这样，毛泽东还强调要有办法引导高中级干部读书，推广到党政军民学。看不清了，可以印大字版的书。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人民日报) 2017年7月4日）
毛泽东赞“精兵简政”
王玉柳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李鼎铭作为开明绅士代表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
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
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李鼎铭等11人提出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人不敷出的经济紊乱之现象》议案。议案主张要解决边区经济薄弱，人民生活困苦等问题，并使经济和军政平衡发展需实行“精兵简政”措施；提出政府应实行计划经济，提高生产力，加强经济基础；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加强战斗力；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充实政府机构；规定供给条例和提倡节约。
李鼎铬的议案提出后，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但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提出议案的动机。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后非常重视，在陕北的
严冬中，手不释卷地在灯下阅读并用红笔画圈标记重点，并一字一句地抄到自己的本子上，还在议案旁写了这样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
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l1月17日，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边医财政经济计划草案时说：“边区财政经济方针须实行两大原则，一是精兵筒政，调整
人员，二是扩大收支，发展事业。”11月18日，“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参议会，最终以165票的多数通过审查意见。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精兵简政议案顺利通过并在边
区实施。
1944年6月，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李鼎铭时问：“你是一个地方人士，在政府起什么作用？”李鼎铭笑着回答说：“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提出了‘精兵简政’议案，毛
主席同意了，参议会也同意了。”他接着说：“我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信仰，在我服务政府的四年中，证明是正确的了……毛泽东的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正是群众的意见。他做的事情正是老百姓想做能做的事情。”
抗战时期，毛泽东广开言路，认真听取并吸纳了党外人士的意见，保证了党和军队在残酷斗争条件下能不断发展壮大。今天，中国共产党仍需继续重视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在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新型政党制度。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
《人民日报》 2018年4月24日） 毛泽东书信教子显家风
郑学伟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优良家风。他在家教家风方面堪称典范，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受战争条件限制，毛岸英和毛岸青没能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生活，所以早期毛泽东对他们的教导大多是通过书信来完成的。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致毛岸英、毛
岸青的信中，短短数百字，对他们的学习和发展方向提出了独到、精辟的见解，饱含教子成才之道。
信的第二段开头写道，“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这是对学习成果的肯定和表扬，紧接着提出一点建议，“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这体现了一位父亲对子女学习的殷切期望，希望他们好好学习知识，为以后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毛泽东教导子女注意读书方法和内容，希望他们在不同时期抓住重点进行学习，这既体现了他对科学知识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他的辩证法思想。
鉴于毛泽东的儿子这一特殊身份，信中提醒，“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毛泽东希望子女正确对待别人的赞扬，以免在进步之时滋
生骄傲自满之气。段末提出，“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
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子女们的成长，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主动权在他们自己手上，作为父亲，毛泽东提供的只是建议，而且仅供考虑。毛泽东将自己放到与子女平等的位置上，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堪称现代教育的典范。
作为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对子女们的要求始终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1947年10月8日，他在致毛岸英的信中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毛岸英把父亲的话语作为座右铭抄录在笔记本上，耐刻激励自己，以不辜负
父亲对自己的期望。
好家风涵养好作风。如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已成为全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毛泽东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这对广大群众尤其是领导干部弘扬和培育优良家风
仃着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8日
毛主席题词背后的故事
冯静武
1950年2月，毛泽东同志访问苏联回国后在东北沿线视察工作，2月27日在哈尔滨市短暂停留。与毛主席同行的还有周恩来总理和借道回国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
原松江省（松江省1954年与黑龙江省合并）和哈尔滨市的领导听说毛主席要来，喜不自胜。当天下午，毛主席一行甫一抵达，便不顾疲倦，直赴哈尔滨车辆厂视察工
作。到晚上用餐时，毛主席看到上桌的莱肴后皱了皱眉头，简单动了几筷子，饭后，他对负责接待的相关人员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
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毛主席还专门向他的警卫交代，今后吃饭要从简，没有必要嘛！
晚上，毛主席披安排住在栋别墅里。这栋别墅是西式建筑，以原木建造，富丽堂皇，堪称建筑瑰宝。但毛主席对这‘安排颇觉不适，甚至不愿意睡沙发床。他让
警卫人员撤去沙发垫，换上了硬木板和旧军毯。他看看别墅四周说：“这个地方不好啊，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沾染官僚主义才怪哩！”他问松江省负责同志现在是住洋房还是平房，负责同志回答：“住洋房。”毛主席谆谆告诫，住洋房脱离群众，领导干部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在毛主席看来，学会建设城市、管理城市，使国民经济尽快地恢复和发展，是关系新政权稳固的关键问题，但党的作风建设也是不可忽视的。他在听取原松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的情况汇报后提笔写下了“学习“”奋斗”和“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几行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第一次为地方省委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这幅字是比较大的，题词的用意不言自明，是要告诫大家牢记“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当时党面临的严峻形势来看，毛主席的题词也是对全党同志提出的要求。60多年过去了，这些题词内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人民日报》2018年7月17日
毛泽东对身边人员“小整风”
文世芳
毛泽东一生清廉，对贪污腐化深恶痛绝。因身边工作人员身份特殊，一旦出现问题影响更恶劣，毛泽东要求更加严厉，一发现不好的苗头就立刻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他在处理黄克功事件时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他甚至对身边工作人员开展“小整风”，整顿思想作风，反对官僚主义。
1960年9月底，毛泽东发觉身边有“老鼠”，有些工作人员思想作风不正。于是，他要求开展“小整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作风。10月初，“小整风”有了
县体安排：加强学习，提高认识，重点学习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取座谈的方法，互相谈心，互相启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对此安排，毛泽东表示赞成，并谈了具体意见。他认为，没有犯什么路线错误，只不过是生活作风、思想意识上的缺点，要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如果有
人批评尖锐一些，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不舒服几天、几十天，将来会感觉到有帮助。
经过整风发现，绝大多数人严格要求自己，但也发现个别人存在腐朽思想和作风：有人在随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向地方无偿索取物品。对此，毛泽东断然采取三项
措施：一是绝不容忍和姑息贪污.渎职行为，将犯错误的同志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二是过去向各地要的东西，照价退赔并道歉，钱从他稿费内开支，以挽回造成的
不良影响；三是要求大家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制定工作人员守则，严格纪律。
为了巩固整风成果，毛泽东在他生日前一天请身边工作人员吃饭，借机做思想工作。他生动地讲了战国时期苏秦故意慢待张仪，促使张仪奋发有为的故事：“你们看
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都是好意。你们整风，批评一下，又有什么关系昵？又不给你戴路线错误的帽子，就是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嘛，总的说来是
小事。”
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仍然非常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思想状况，亲自做思想工作，坚决牡绝“灯下黑”。作为领导干部，应当对身边工作人员
负责，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多加留神，防微杜渐。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人民日报》2017年1月24日）
长征中周恩来坚持过组织生活
王定毅
红军长征期间，周恩来是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身兼数职，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参加组织生活。
周恩来参加组织生活是抱着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态度。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在部队休息期间，根据上级指示，党组织进行了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
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小组长。在党小组研究今后任务的第一次会议上，轮到个人发表意见时，周恩来说：“现在是长征，我们小组应当保证没有一个掉队的，都走到抗
日的最前线去。因此，在行军中要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互相帮助。”经小组讨论，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党小组决定把“保证一个不掉队”作为长征一段时期内的主要
任务。在后来的行军中，该党小组所有成员全部胜利到达陕北。
周恩来参加组织生活的纪律性很强。有一次，他问魏国禄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回答说，小组会议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有通知。没想到，周
恩来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魏国禄道：“那怎么能行？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可就是你的不对
呀！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住问题，你明白吗？以后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啊！”之后，魏国禄接受教训，每次开会都通知周恩来，而周恩来只要有时间，每次都参加，并很认真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思来又对魏国禄说：“小组长，这个月党费我还没交吧？”魏国禄回答说，已经代首长交过5分钱党费了，首长集中精力忙国家大事，我们代交还
不是一样的。然而，周恩来严肃地说；“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交呢？“”国家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竞的优良传统。严格的组织活动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作为党的高级负责人，周恩来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和实实在在的行动，充分表明他对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视和组织纪律的遵守，在严肃党的组织生活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人民日报》 2016年l1月15日）
周恩来订立修养七则
1941年春至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在这次大规模教育学习中，广大党员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周恩来同志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在全党树立了典范。
1943年3月18日这天，正好是周恩来的农历45岁生日，尚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并没有忙着为自己庆生，而是结合两年来的整风学习，以及过去革命斗争工作经验总结和自我批评，在办公室为自己写下一份《我的修养要则》：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这份提纲式的“要则”，看似简单明了，却从学习工作方法、自律自省、群众路线、生活态度、党性修养等方面为自己规划了一篇“大文章”。这既是周恩来对过去的自我解剖，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既是他整风期间的学习成果，也是他对自己的警醒勉励和庄严承诺。大到思想原则上的坚定性，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自觉性，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自我的高标准、严要求。
1943年11月，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整风，在进一步思考、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修养要则作了深化和补充。他在报告中表示，“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辄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
党性修养是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终生必修课。党员领导干部要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广大党员应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从日常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自己订下守则要则，并严格自我约束、自我修炼。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人民日报》2016年8月30日）
周恩来的十条家规
张东明
1968年，周恩来的一个侄女赴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经当地群众推荐，应征参军。周恩来得知后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
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周恩来还专门给相关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这个侄女最终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临行时，周恩来说，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要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曾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
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几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是国家总理，管理着一个“大家”，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里做起，央不让亲属之事影响“大家”。周恩来的十条家规，不仅是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更是培养干部家风的极好教材。它像一面镜子，告诫我们如何掌好权、用好权，如何过好权力关、亲情关。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
《人民日报》2015年4月21日）
周恩来夫妇交党费的榜样
任芳瑶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与邓颖超一生廉洁，生平收入除了工资和从银行所得的利息外，没有其他进账。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同志忙于处理各种工作。有一次，警卫员魏国禄不忍打扰他，就替他交了五分钱的党费。不久，周恩来同志找到魏国禄交
党费，在得知自己的党费被其交纳后，他说，党费不能让别人代交，军政大事重要，交党费也很重要，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他把五分钱党费交给了魏国禄。虽然只是五分钱的党费，但周恩来同志看得很重。
周恩来夫妇除了每月按时交纳党费外，两人手中的钱凑到近5000元的时候就会作为党费上交，据他侄子回忆，他们总共交纳了三次“特殊的党费”，最多一次交了
7000元，总共交了14000元。
周恩来同志去世后，他和邓颖超同志的积蓄合计5709.80元。之后，邓颖超同志又交过3000元党费。邓颖超同志去世后，她嘱托身边人，要将她的所有积蓄11146。95元，其中包括购买的550元国库券，全部用来交党费。
周恩来夫妇不仅每月按时交纳党费，而且还交纳了“特殊的党费”。他们的做法，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报告
《人民日报》2016年5月1O日）
周恩来的“养身之道”
张晓飞
1971年6月，周恩来总理会见竹人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一行，会见中，日本友人问周总理有什么“养身之道”？周恩来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岁月中，
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同志的工作都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也可以算是我的‘养身之道’吧。”周恩来的“养
身之道”，既是对自己人生信条的诠释，更是对他一生孜孜以求忘我工作的鞭策。
无论是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周恩来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达到惊人的程度。可以说，他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
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武汉工作的十个月中，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全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1938年10月，当日军迫近汉口时，他在口授完《新华日报》最后一篇社论、送走最后一批撤离的同志后才离开。他离开的这一天，汉口陷落。见证过这段历史的郭洙若心悦诚服地写道：“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体，你
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
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总理，更是殚精竭虑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为保证城市居民不断粮，他亲自计算粮食库存和调进、调出的数量，亲自给省市领导打电话，不妥善处理好就不休息，常常为分配、调运、贮存粮食工作到凌晨。
到了晚年，周恩来的癌症病情已经严重恶化，任他仍然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处理政务。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即使病重时，仍念念不忘工作，时刻对工作倾注全部心力。有资料统计，他从1974年1月至5月的139天中每日工作12小时至14小时有9天，14小时至18小时有74天，19小时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l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
周恩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奉献了全部心血。他入党不久写过一首《生别死离》的诗，其中写道：“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最初的誓言，成为激励他毕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忘我工作的力量源泉，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永远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杰出楷模。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人民日报》 2018年7月24日）
刘少奇眼中的“好党员”
文世芳
1940年7月1日，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建党19周年。应《抗敌报》等的邀请，刘少奇撰写了《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一文。刘少奇指出，建设一个好的党，需要大家争做一个好的党员，即要做到三条：第一，要尽心负责地为党工作，爱护党的每一个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样；第二，为党的与劳苦大
众的公共事业而牺牲，是最值得的；第三，要做一个终身的好党员。这三条标准，是革命战争年代对好党员的基本要求。
1951年3月，建党30周年前夕，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报告提纲中，刘少奇又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
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一切党员必须承认此点。（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三）现在的人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是一辈子都要坚持革命斗争。（四）一切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否则，就不能做一个共产党
员。（五）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六）一切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否则，就不能做共产党员。（七）一切党员都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不能这样做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八）一切党员为了能够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项，都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
这八条标准，经过整理和修改，被写进《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成为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后来中央又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十
条标准”，成为共产党人的行为规范。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在下同历史时期对党员都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今天，广大党员
应陵按照党章的规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做到“四讲四有”，即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做一名合格的党员。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
刘少奇调研求真话
文世芳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为了探究困难之因，扭转困难之势，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了贯彻中央精神，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蹲点调查研究了44天，让群众说出了许多真心话。刘少奇用什么法子让群众“掏心窝子”？
通过走村串户，刘少奇了解到农民缺粮少食，吃饭都成了问题的基本情况后，他决定选择一个队蹲下去，“解剖麻雀”。他叮嘱参与调查的人员：要甘当群众的小学
生，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好话坏话都要听，哪怕是骂我们的话，包括骂我这个国家主席的话都要听。
但是调查中，问题出现了，不是调研的干部听不听得进实话，而是参与调研的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愿讲实话，任凭刘少奇和工作组成员怎么“交底“”启发”，他们
就是不愿讲出心里话。
根据这一情况，刘少奇改变策略。他不让社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径直来到生产队，请了社员座谈。刘少奇让秘书给社员敬茶。刘少奇站着说：中央起草了一个
“六十条”，是个草案，听听你们的意见。公共食堂办不办，粮食怎样分配，你们的生产生活情况，都请大家讲讲真心话。紧接着，刘少奇脱下帽子，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给大家鞠了一个躬，深情地说：我怕耽误你们的工，让随我来的同志去帮助你们劳动。年过花甲的刘少奇，为了求得真话与真相，向普通百姓脱帽、鞠躬，安排帮工。这场景，感动了每一位参与调研的群众，也打开了大家的心扉，他们争先恐后地反映心中所想，“农村公共食堂不好！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尖锐意见，都被反映了出来。
刘少奇将湖南凋研的情况如实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作了汇报，对解决农村公共食堂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一系列问题，推动国民经济调整与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当前，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员干部仍应继承和发扬重视调查研究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心系群众，身人群众，了解群众
所思所想，解决群众所急所盼。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人民日报》 2017年5月16日）
朱德主特的一次民主生活会
薛庆超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举行民主生活会。召开民主生活会，面对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司令
朱德就在第344旅召开过一次影响较大的民主生活会。
1938年，第344旅转战太行山区，连战皆捷。在第344旅在沁水县端氏镇休整、学习、整训期间，朱德来检查工作。该旅长身体不好，便请求去延安治病和学习。此
事得到八路军总部批准。
这时，朱德认为，论资格和能力，可以由该旅23岁的团长田守尧代理旅长。旅政委黄克诚完全赞同。于是，朱德同田守尧谈话，明确告诉他代理旅长职务，等候八路
军总部任命。
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不同意朱德的提议，认为田守尧在资历和领导能力方面，指挥一个近万人的主力旅，似乎不够，将另派人前来任职。
八路军总部派杨得志任第344旅代旅长后，田守尧就有点不高兴，为老旅长送行的聚餐会也不参加。
朱德见状，便对黄克诚说：“开个党委会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田守尧进行帮助。”于是，黄克诚召集旅党委会——即民主生活会。会议开始后，刚开始没人
发言，黄克诚先开了口，但对口守尧的批评比较婉转，不够尖锐。朱德发火了，站起来一个一个指着与会领导干部说：“你们这是什么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
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接着，他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朱德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后来，在朱德指导下，第344旅经过学习整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作战经验和教训，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指挥上，实现了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根本转变。次年春天，杨得
志调走，田守尧经受了考验，相继被任命为该旅副旅长、新2旅旅长等。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副局长；
《人民日报》 2014年7月29日）
朱德一生学习《共产党宣言》
李振
1976年5月，朱德收到中共中央党校顾问成仿吾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新译本，如获至宝。90岁高龄的他用了一天时间，认真对照旧译本，重新读了一遍。
第二天一大早，朱德告诉秘书，自己要去看望成仿吾。秘书打电话给成仿吾，告知这一消息。成仿吾激动地说：“请转告老总，请他不要来，我马上去看望他。”没过
多久，成仿吾再次接到朱德秘书打来的电话：朱老总坚持要亲自登门拜访。
到达中央党校后，朱德拿出《共产党宣言》新译本，称赞成仿吾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新译本通俗易懂，可以一口气读下来。有了好译本，才便于弄懂马克思主
义。”临别时，朱德请成仿吾保重身体，表示要把成仿吾这里当个点，以后时常来看看。遗憾的是，一个多月以后，朱德因病情加重，与世长辞。
从1922年1l月加人中国共产党，从周恩来手里接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到1976年临终前再读成仿吾翻译的《其产党宣言)，可以说，朱德的一生与《共产
党宣言》结下了不解之缘。
研读《共产党宣言》，是朱德一生学习的一个侧影。在革命、建设的不同时期，朱德始终以“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鞭策自己。留德期间，朱德积极参
加党小组学习，阅读了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内的一系列德文版马列著作；延安时期，朱德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坚持研读党中央规定高级干部学习的32本马列著作，写下了许多学习笔记。此外，朱德既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更重视在实践中向群众学习。他说，“马列主义最重要的一条精髓就是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
我们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在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应像朱德同志那样坚持学习，认真学习、善于学习，继续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
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人民日报》 2018年10月23日）
长征，邓小平跟着走
高中华
“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好奇地问父亲。邓小平用了他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跟着走！毛毛后来评论道：“父亲讲的倒是大实话。长征开始，他那顶‘右倾错误’的帽子还没摘，后来一直又没有任军事要职。再说长征嘛，二万五千里，本来就是走过来的嘛！”
长征出发前，邓小平就受到了“左”倾路线排挤；红军长征时，邓小平在留党察看的情况下，如愿以偿地跟着走了，他到挑夫连挑着沉重的担子开始了长征。在被动地跟着走时，尽管行军战斗紧张，邓小平克服种种困难主编《红星报》，通过手刻油印，主持编印了第七期、第八期，为战士们提供“精神食粮”。
遵义会议召开前，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开始主动跟着走，信心满满地跟着走。在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多次政治局会议。作为秘书长，邓小平负责安排中央首长的生活，并作会议记录，同时还分管警卫工作。他对于
自己所信仰的正确政治主张坚定不移。
跟着党走，是对革命理想和信念的坚定追求，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1935年6- 7月问，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他以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激励着红军战士克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
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曾回忆：那时候天天行军，罗荣桓不爱说话，而邓小平经常说笑，哈哈地笑。长征是艰难的，牺牲流血、困苦饥饿，但大家都很乐观。邓小平和同志们在一起就经常一块儿吹牛，吹牛吹什么昵？就是说什么好吃。说辣椒好吃，一说辣椒就直流口水，来了兴致。说回锅肉好吃，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好，一个说湖南的回锅肉好。反正没有吃的，就精神会餐了。
参加过长征的张闻天夫人刘英也曾回忆说：大家开玩笑，成立一个牛皮公司，陈云是总经理，邓小平是副总经理。邓小平很开朗，很风趣。那时候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乐乐观观的。
跟党走，是跟着中央的路线方针走。邓小平坚信，只有跟着中央走下去，在行动上、思想上，才不会掉队。
一个“跟”字，明确了跟的方向，是跟着中央的正确路线走，是跟着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央走；一个“走”，坚定了斗志，大家走到了遵义，走出了雪山草地、高山
峡谷，走出了困境，走过了绝境，走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人民日报》
2016年10月11日）
刘邓大别山“约法三章”
文世芳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整肃军纪，践行“约法三章”，枪毙违反纪律的警卫团副连长，为部队在大别山站住脚、生下根，像一把匕首插入国民党心脏地区，提供
了坚强政治保证。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远离后方，长途奔袭，极度疲惫，行军打仗时找不到向导，伤病员无法就地安置，觅粮、抬担架全要靠自己，面临残酷考验。更
为严重的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生了一些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刘伯承和邓小平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召开整顿纪律的紧急干部大会。邓小平指出：“部队纪律不好，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而政治危机必然带来军事危机，后果不堪设想。”为严肃军纪，刘伯承和邓小平对部队“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并成立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纪者。
令人痛心的是，“约法三章”不久又发生了直属警卫团副连长违纪“抢劫”民财事件。一位店铺老板因不了解我军的情况，疑惧军队，丢下店铺躲进山中。警卫团某副连长顺手从店铺拿了一匹花布、一捆粉条及一些白纸和毛笔。得知此事后，刘伯承指
出，问题竟发生在眼皮底下，是灯下黑，更应该严肃纪律。邓小平严肃地说，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枪毙，必须执行纪律。如果令出不行，说了不算，我们肯定在大
别山站不住脚。部队纪律整顿得如何，首先要看直属队，要看警卫员。如果这两部分人都管理不好，那么就离失败不远了。根据刘，邓意见，部队决定按纪律召开公判大
会，动员群众下山参加。执行纪律前，有战士和百姓替他求情。邓小平和刘伯承态度坚决，表示：事情虽小，军纪如山。刘、邓和这位副连长感情很深，但法不容情。邓小平说：“三国时，孔明曾挥泪斩马谡。我们硬是把泪水往肚里吞啊！”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是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新时代，必须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纵深。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人民日报》2018年3月27目）
邓小平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
张文良
1979年，改革初兴，很多党的优良传统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脱离群众，搞特殊化时有发生，极大影响了党的形象。邓小平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要求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对策。
1979年下半年，中央纪委牵头组织、各有关方面参加，起草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简称《规定》）。邓小平亲自多次审阅过程稿，政治局会议也多次讨论。11月2日，邓小平在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为《规定》作动员报告，严厉批评了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存在的特殊化现象，要求高级干部带头严格执行《规定》，恢复和发扬党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为消除干部疑虑，邓小平还特意进行了说明：制定《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文革”前的一些好传统，反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特殊化；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把社会风气带坏，危害极大；中央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做起，不仅自己要自觉遵守这个规定，而且要做好自己的亲属和子女的工作，做好有关人员的工作；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
1979年11月13日，《规定》和邓小平的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一起正式下发到全国县团级，并通过各种形式传达。海内外各界反响强烈，从《规定》中看到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坚强决心，对改革开放充满信心。
《规定》内容共10项，对高级干部的住房、用车、食品供应、外出休养、文化娱乐、遗属生活安排等方面作出详细严格的规定。此后30多年里，《规定》一直实行，对于抓好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邓小平高瞻远瞩，及时发现问题，突破重重阻力，坚决反对干部特殊化，带头执行，在正风肃纪中作出表率，体现出一名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本色。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6日）
陈云剖析为什么开除刘力功党籍
刘学礼
全国抗战时期，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对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1938年9月，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论干部政策》中指出：“一个革命的队伍必须有铁的纪律，来保障完成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如果没有铁
的纪律，也就不会存在，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革命的纪律一定要遵守，希望同志们不要违犯革命的纪律。”
1939年发生了开除刘力功党籍的事件。刘力功，1938年加入共产党，抗大毕业后进入党的训练班学习。毕业时，党组织根据他的学习表现，考虑到他是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党员，决定让他到华北基层去锻炼。但刘力功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为了教育他，党组织与他先后进行了7次谈话。最后，党组织给他时间反省错误，但几天后，刘力功声明愿意去华北，条件是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党组织不同意，他就干脆拒绝执行党的决定。中央党务委员会认为，党已尽最大努力说服教育，但他仍不服从党组织安排，违反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针对这件事，5月23日陈云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为功的党籍》一文，剖析丁这一事例，强调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党内不准有不遵守党的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今天处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是胜利的必要条件”，要求全体党员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
1939年，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一文中，又将“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作为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之一，强调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共产党员
的义务。1940年，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作的《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讲话中，全面论述了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特别
强调纪律，全党严守党纪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要用纪律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
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中国共产党经过近20年的斗争，已经是一个成熟了的党，广大党员对党忠诚，有高度觉悟，因此，铁的纪律能被有效地执行。
陈云关于党员必须严守党的纪律的重要论述，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人民日报》 2016年4月12日）
陈云：“小公”服从“大公”
李萌萌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包围、封锁，使得边区外援断绝，财政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中。为此，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也实行财政供给和生产自给相结合的财政体制。
1944年，陈云工作转向财经方面，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大生产运动开展的两三年时间内，边区各机关、部队和学校等单位“小公”的架子搭起
来了，但作为边区政府财政的“大公”家底薄弱，在缺乏集中领导和统一规划的情况下，“小公”单位存在浪费严重现象，如何解决这一烘给问题，摆在了陈云面前。
对此，陈云始终坚持“小公”服从“大公”，部分服从整体，并且指出：有利小公有害于大公者不能干，有利小公也不利于大公者一定干，有利于小公无害于大公者
可以干，而且，陈云十分重视“小公”的生产自给，强调”小公”单位要大力发展生
产，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支持“大公”。
1944年lO月，在被服供给中，陕廿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后勤部部长张令彬向陈云报告，说很多小号棉衣无法穿，要求增发棉布修补。陈云说：我的办法是将小号衣服全数退回换大号衣服，或由各单位领导负责自己调整。小号衣服只占全部棉衣的30%，难道没有小号身材的人吗？棉衣小号无人穿的这件事情看似小，实则反映出一个现象：“大公”的供给，大家只会觉得少，而不会觉得多。1945年1月，陈云同贺龙致信相关人员，强调：今年夏农的标准尺寸，除与军委后勤部、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商外，望进一步召集联防军各旅和其他重要机关负责供给的同志开会，确定夏衣的标准和分配办法，通知各机关部队，并登报宣布。
陈云在同月主持的会议上检讨去年被服供给中的失误：今年布价要大涨，对被服要爱惜。物价高，要从生产自给上想办法。他要求下面不要宽打宽算，好让财经办事
处集中使用。大家都要从全局出发，同时照顾局部，对此定要认识一致。
陈云还要求财政工作人员要会算账，“人家来领东西，要给他计算一下，仔细打打算盘”“人家要什么给什么，不算账，那是不行的“”在算账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少给了解决不了问题，多给了浪费，都不对”。
在陈云主持下，边区财政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有力解决了“小公”单位的浪费问题，也积攒起“大公”家底。之后，边区大批干部、部队奔赴前线，“大公”和“小公”的储备为物资的支持提供很大帮助，也为边区人民留下了家底。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
《人民日报》2018年8月28日）
陈云如何看待功劳
文世芳
纵观陈云光辉的一生，他始终坚持“不居功，不自恃”的准则，将党和人民摆在首要位置，多次强调“不能把功劳记在自己一个人的账上”。1937年至1944年，陈云担任了7年的中央组织部长。在离任之际，继任者彭真及其他一些同志问陈云，有没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对此，陈云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作了明确回答。他说，7年中看到了一种不良倾向：“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许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他的交代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要正确看待功劳，要摆正个人位置。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功劳呢？陈云认为必须摆正三个因素的次序：“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这个次序一点也不能颠倒，丝毫不能含糊。陈云以党的历史生动阐明了必须摆正个人位置的道理。张国焘曾经指挥千军万马，做过边区政府主席，“但是当他离开了老百姓的时候，当他离开了党的时候，一个大钱也不值。”“他走的时候单枪匹马，干部统统离开他，警卫员也回到了延安，他一个人在清明时节雨纷纷中走了。”“这件事，可以做我们的教训。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
陈云认为，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全党上下必须摆正个人位置，正确看待功劳，凝聚起强大的力量。他说，根据世界大势、中国大势，我们是处在决战的前夜。我们有这样的志向：要解放全中国，使全中国的人民起来，把政权拿在手里。现在全党的任务是要增加力量。“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广大党员干部要向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学习，客观认识成绩、正确看待功劳，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积极心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人民日报〉2018年1月9日）
陈云谈党内生活“三原则”
文世芳
1946年10月，国民党撕毁“停战令”，重新在东北燃起战火，集中力量向中共南满根据地发起进攻。战局严重，南满地区党内暴露出严重的意见分歧。外有严重敌
情，内有意见纷争，陈云同志自告奋勇，要求到南满工作。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说：“陈云去南满任书记兼政委，很好，望速去。”
临危受命的陈云，于1947年2月在南满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严肃提出，必须加强党内团结。他说：任何时候，对待党内的争论，都要有一个原则态度，这就是“老
实的态度，是则是，非则非”；“负责的态度，争论事小，原则事大，历史上的事小，现在的工作事大”。4月，在南满分局第二次扩大会议上，陈云再次强调要健全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建设，以严肃的原则性去解决无原则的纠纷，并提出党内生活的三条原则。
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陈云提出正面地坦率地辨明
是非的原则。他认为：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这是应有
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否则，就会助长混乱，不能解
决问题。被责备者不要一触即跳。“大广播”比“小广播”
好，正面讲比背后讲好。是否是事实，一见面就清楚了。
对于党组织生活，陈云提出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强调：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
中了也难免出错误。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民主又必须集中。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
对于党员权利和义务，陈云提出允许党内发表不同意见、但必须坚持“四个服从”原则。他指出：每个党员遇到不如意的事和人，就不干工作，或在言论行动上消
极，这是不对的。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在我们党内，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
这三条原则，使得南满地区党内分歧逐步解决，为南满革命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保证。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党不
断发屣壮大的一个重要法宝。当前，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中，陈云提出的党内生活“三原则”，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人民日报》 2017年4月25日）
瞿秋白：抛却旧时代，奋斗寻光明
邢浩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青年时代，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他立志要“辟一条光明的路”，为救国救民奋斗献身。1920年10月，瞿秋白离开
北京，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汛员的名义前往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踏上了一条毕生为之奋斗的人生新途--- 革命的“红色之旅”。
在俄期间，瞿秋白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翻译和助教，两次见到列宁，加深了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在为北京《晨
报》、上海《时事新报》撰写的通讯报道和《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中，他系统地介绍了俄国革命的实践，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领袖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预示十月革命的“一线光明”将“照遍大干世界”。
渐渐地，瞿秋白的感情与劳动人民和革命者融合在一起。他在《赤都心史》中说：“‘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这个庄严而自豪的宣言，表明了瞿秋白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情感上都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标志若他在人牛旅程中“旧我”的终结，“新我”的开端。据瞿秋白在《记忆中的日期》中回忆，他于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参加共产党，为预备党员；同年9月，转为正式党员，当时属于俄（共）党组织，到1922年春，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2年12月，瞿秋白告别了生活和工作两年的莫斯科，启程回国。经过两年的磨炼、学习、思索、探求，青年的瞿秋白开始走向成熟，在世界观上发生了质的变化，
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人民日报> 2016年8月2日
恽代英：党的两种要素---主义和纪律
文世芳
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忆述“峥嵘岁月”时谈到：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他的心中，建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所说的三
本书，其中就有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的〈阶级争斗〉。毛泽东还向斯诺回忆起恽代英的革命活动。这不仅体现了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的深厚情谊，更有革命思想的相通共鸣。
1920年毛泽东提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对如何维护主义始终如一得以贯彻，毛泽东后来一言以蔽之 “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恽代英则认为：“党的两种要素 主义和纪律”，“只有严整的纪律，可队保证团结精神统一意志的行动”。两人不约而同地强调主义与纪律的重要性。
恽代英认为，要维护主义的坚决贯彻执行，则非加强纪律不可。一若无纪律，不能使党员一致服从党，则党虽大而力弱，不能担负革命使命。“假令我们的党员是有
纪律的，一个中央部的命令下来，几万的党员便可以同时活动，他们便有能力号召几十万乃至几百几千万的民众；这样，为什么怕全国一致的革命不能成功？”在强调纪律的同时，恽代英又阐明了纪律对实现主义的重要意义。
恽代英主张纪律面前无特权：“没有真正的革命党员是可以不遵守纪律的。没有纪律，就没有统一的团结，就没有力量做任何事情。”守纪律，讲规矩应该人前人后一个样、台上台下相一致，尤其应表现在利害攸关处：“党员要守纪律，最注意是在不愿守纪律时能守纪律。如平居无事则高谈纪律，偶有于己不合之处则破坏纪律不顾，如此，则纪律之效完全没有了。”这反映了恽代英坚定的纪律观念。
恽代英尖锐地指出，纪律的维护要靠严密的制度和监督。“谁亦不能担保他的同志‘不卖’，而且不能担保他自己‘不卖’；然则怎样呢？只有把党的纪律严整起来。把下层阶级宣传组织起来，使他们知道革命的真正意义，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利益监督领袖的行动，打倒一切‘出卖’救国事业的机会主义家。”敢于承认弱点，勇于接受监督，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恽代英心底坦荡地说：“要问我功；会有时‘出卖’救国事业么？我决不味着良心嘴硬，我每到没有监督裁制力的地方，便总有些自己把握不住，所以我为要保证自己‘不卖’，亦只有努力求党的纪律加严，下层阶级监督力量的发展。”既强调纪律，又重视监督，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恽代英的这些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早期革命家用他们的信仰、纪律和理论自觉，用他们的革命实践和鲜血，告诉我们：主义与纪律是革命熔炉中锻炼共产党人品质的特殊原料，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推
向前进的“基因密码“。
（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 人民日报〉2017年1月10日）
蔡和森的英雄母亲
高中华
在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赴法勤工俭学渐成热潮。1919年7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积极倡导和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蔡和森鼓励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一起赴法，已经55岁的母亲，对远渡重洋有所顾虑。蔡和森之所以鼓励母亲一起赴法，一是为了唤起国民的觉悟，使女界同时进
化，二是他深知坚强的母亲能够克服远途劳累以及在异国他乡的困难。
1919年12月25日，上海杨树浦码头，蔡和森与母亲，妹妹一起登上法国邮船，同行的还有30多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经过整整35天的海上颠簸，他们终于刭达法国。
为了学习法文，蔡和森进了男子公学，葛健豪、蔡畅、向警予则一起进了女子公学。每每遇到读不准的法文单词时，葛健豪就让子女们给予辅导，最后终于过了语言关。蔡和森告诉母亲，法国人民喜爱中国的湘绣。这位乐观的革命妈妈白天上课，晚上抓紧时间刺绣，用换来的钱贴补家用，除了供儿女们正常开支外，还拿剩余的钱资助他人。
由于母亲的悉心照顾，蔡和森得以专心致志地“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半年多时间里，他译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作品。在子女的影响下，葛健豪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1年，蔡和森、向警予先后回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葛健豪则留在法国坚持勤工俭学，同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直到两年后才辗转回国。
从1919年到1920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1600多人，而最受世人瞩目的就是这位革命母亲葛健豪。湖南《大公报》在关于留法勤工俭学的报道中称赞道，“最
钦佩的还是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徐特立），一是蔡君和森之母。”后来，蔡畅谈到母亲赴法勤工俭学时，称赞这是一个惊世之举，“葛健豪老当益壮的英勇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鼓舞我们青年一代艰苦奋斗的榜样。”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人民日报》2016年2月2日）
罗亦农：忠实闹革命，愿做急先锋
邢浩
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罗亦农在五四运动和进步思想感召下，到上海求学。通过《新青年》《劳动界》等进步杂志，他阅读了大量宣
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介绍新思想的书籍，并认识了陈独秀等人。1920年，经陈独秀介绍，罗亦农进入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举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并成为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1921年3月，罗亦农参加了正在等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投入到改造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斗争之中。1921年5
月，他受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派遣，和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起，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心的莫斯科，罗亦农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了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使他在政治上迅速地成熟起来。
罗亦农等人是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第一届学员，刚开始中国班没有中共党组织，只成立了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罗亦农担任支部书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年冬天，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罗亦农立即由团转党，并被推为中共旅莫组（以后改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3年初，当大批中国革命青年来莫斯科学习时，罗亦农因学习刻苦，俄文基础好，被推选为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语言组书记，专门从事留学生的组织工作，另还兼任中国班的唯物论教授和翻译。
1924年8月，罗亦农在〈在中共旅莫支部第二次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强调：“我们来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是为学士，硕士的头衔，以备归国后为进身之阶的，为
的是来学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及训练自己成为忠实死干、以革命为职业的共产主义者。”1925年4月中旬，他从苏联回到国内。经过4年锻炼，罗亦农成为一个坚定
的马克思主义者。
(《人民日报) 2016年8月2日）
苏兆征与省港大罢工
马景斌
苏兆征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和著名领袖，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1925年6月19日，为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
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在苏兆征等人的领导下，先后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5万，其中10万工人冲破英帝国主义的阻挠，回到广州，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大罢工实现以后，如何把十几万工人组织起来？为此，省港罢工工人举行代表大会，讨论了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领导机构等问题。7月3日，省港罢工委员
会宣告成立，苏兆征被推选为委员长，同时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罢工委员会成了带领广大工人进行斗争的最高指挥机关，而身为委员长的苏兆征，更是日理万机，为罢工斗争竭尽全力。
罢工期间，苏兆征等领导人注意团结广大爱国华侨，结成反帝联盟。罢工委员会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使他们在国内的商务不会因为香港封锁而受到影响。苏兆征亦十分重视与农民群众结成反帝联盟。其间，苏兆征派出罢工工人骨干到农村宣传罢工政策，帮助农民成立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运动。各地农民电积极起来援助罢工，形成了密切的“工农联合”。
苏兆征等领导人十分重视罢工工人的武装力量建设，他们领导建立了一支拥有3000人的罢工工人武装纠察队，担负封锁香港、截留粮食等任务。罢工期间，苏兆征十分重视财政委员会的工作。他经常亲自布置、检查财务工作进行情况，认真处理罢工经费收支。他本人廉洁奉公、坚持原则，并定期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报告财政
收支情况，接受罢工工人代表的监督。敌人为了瓦解、分化罢工工人，经常故意制造和散播种种流言蜚语中伤苏兆征，说“苏兆征肥了”“苏兆征管钱，乘机大发横财
了”，但是广大罢工工人始终对他十分信任，称誉他和邓中夏“是指引我们罢工工人向帝国主义番鬼佬作斗争的两盏明灯”。
省港大罢工历时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有效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统治，并且让广州的金融得到了保降，苏兆征为罢工的实现和顺
利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人民日报》 2016年4月26日
王若飞：开拓新生命，立志救中华
邢浩
王若飞是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青少年时代，他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积极探求革命真理。他特别爱读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也非常欣赏《木兰辞》，有感于“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佳句，遂改名王度，字若飞。
1917年，王若飞通过考试取得官费赴日本留学资格。当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已传入日本，他尽力接触马克思主义，倾向社会主义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
爆发，王若飞毅然回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lO月到达上海，正值赴欧勤工俭学运动勃兴之时，王若飞抱着考察各国社会情况、寻求革命真理的愿望，乘轮船前往法国。
在法期间，王若飞专程到蒙达尼拜访蔡和森等人，在那里读到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并与蔡和森等一块进行讨论、研究，共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由于内战的需要，准备向法国进行一笔秘密借款交易，留法学生得知消息以后，立即开展反对秘密借款的爱国斗争。此后，在周恩来、王若飞、蔡和森等参与
领导下，先后在巴黎召开了两次拒款大会。经过两个月的坚持斗争，迫使中法两国政府停止了这笔借款。在一系列的斗争中，王若飞直场坚定。他曾说：“我们都是同在一条路上走的人。我们的生命，就是奋斗。我们当各自努力，开拓我们的生命。”
1922年6月，王若飞同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工学世界社等进步团体的基础上，组织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秋，王若飞同赵世炎等一起，由阮爱国（即
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
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参加第三国际所属各支部的党员都可以成为他所属国籍的党组织的正式党员。1923年3月，王若飞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4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1925年3月，根据党的指示，王若飞从苏联回国，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生涯。
（《人民日报》 2016年8月2日）
方志敏：用生命捍卫信仰
李鹏
1934年Il月初，时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途中遭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于1935年1月29日被俘。同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年仅36岁。在狱中，方志敏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文稿，他用敌人劝降的纸笔写下了一个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忠诚与执着。
坚定的信仰来自于对科学理论的笃信。l924年，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初，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管阶级敌人怎样咒骂共产党，但共产党
终究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有完整的革命理论、革命纲领和最高尚的理想，它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它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它有广大经过选择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并且它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戴的领袖。…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誓给党去了。”被捕入狱后，方志敏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坚定的信仰和长期的革命生涯，塑造了方志敏的无私品格。被捕后的方志敏曾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情，有两个国民党士兵在树林中发现了方志敏，他们满怀希望地想在
方志敏身上发一笔横财，但是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手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两个士兵终于知道，共产党的“大官”不同于国民党的大官。真正的答案正如方志敏写的那样：“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 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
的地方！”
坚定的信仰体现在革命者的生死抉择上。国民党为了劝降方志敏，不择手段进行威逼利诱。蒋介石曾指使原国民党中央监狱长“劝方自首，将功赎罪”。方志敏的
铮铮誓言，使得若干年后监狱长回忆起这件事时仍感叹：“我感到方志敏信仰坚定，胸怀广阔，是一个非凡的人才。”在一场突然的提审中，法官“善意”地提醒方志敏
不要固执己见，所谓共产主义不过是盲从，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的东西，不值得用现实的生命去换取。方志敏回答：“我方志敏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我完全知道这个结局。但既然不能两全，我只有选择一死。”最终，方志敏慷慨就义，用生命捍卫信仰。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人民日报》2018年6月26日）
叶挺：几经磨难两度入党
廉晓红
叶挺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他从小受到岳飞，邹容等民族英雄和革命党人的影响，立下了拯救中华的伟大志向。辛亥革命爆发后，叶挺毅然把辫子剪掉，表明自己
投身革命的决心。1917年，叶挺给《新青年》写了一封长信，表达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并开始了积极探寻革命道路、实现伟大志向的峥嵘历程。
1918年，叶挺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只身投奔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他系统学习了三民主义学说，并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1919年，叶挺加入国民党。他因
在讨伐陈炯明、收复广州、保护宋庆龄脱险等任务中表现出色，受到孙中山的器重。而后，叶挺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状队及国民党官僚政客祸国殃民的行径，他对国民党感到失望，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革命运动仅依靠军事力量是行不通的，只有在人民群众中创造革命运动的强大基础，革命才能成功。他带着困惑迷茫找寻着中国革命的出路。
1923年，中国共产党着手帮助改组国民党。叶挺开始接触共产党人的思想主张，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924年，叶挺远赴苏联，进入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学习。在同学王若飞、聂荣臻等共产党员的教育帮助下，叶挺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觉悟产生了质的飞跃。叶挺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和
它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方法，才能成功进行人民革命运动。他多次向聂荣臻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志愿，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做革命的先锋。1924年I2月，中共旅
莫支部吸收叶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国后，叶挺担任了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他率领该团为北伐战争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独立团“铁军”的美誉传遍大江南北。蒋介石
叛变革命后，叶挺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被迫流亡海外10年，与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关系。但他仍时
刻想方设法与党取得联系，始终不愿与反动派同流台污。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担任了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后，他被国民党关押5年之久，经历了一生中最严峻的考验。面对国民觉的威逼利诱，叶挺斩钉截铁地说：“不
错，我不是共产党员，可我过去是，可能将来还会是！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我最信仰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积极抗日，真正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救星，所以为党牺牲我万所不辞！”1946年3月，叶挺获释后请求重新加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亲笔修改了关于接受叶挺重新入党的复电。
在追求理想与信仰的过程中，叶挺一度与党失去联系。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追求，在脱党10余年后又重新入党。经过革命风雨的历练，叶挺越来越坚定地认识
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
《人民日报》2016年7月12日）
张闻天“苛待”儿子
张珊珍
张闻天曾相当长时期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他对任人唯亲及裙带风等深恶痛绝，不止一次地告诫子女：“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深蒂
固，前人的亡灵也会在后人身上发生作用。你们千万不要卷入到这股歪风中来。”
张闻天有一儿三女（儿子张虹生、大女儿张维英、二女儿张引娣和养女张小倩），但无论身居何位，他都从不为自己和家属谋私利，甚至为了避嫌而“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因公配有汽车上下班，但他从不允许子女“沾光”。有一次，小虹生趁父亲上班前爬上车，赖着不下来，以为这样能让自己坐
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车。谁知父亲一点也不妥协，他干脆走着去上班，让汽车停在原地。小虹生只好乖乖地下车。
上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因离校时间
不久，张虹生对外语没有把握，希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给直接分管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张闻天一口回绝：“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最后，张虹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张闻天再次送儿子到新疆圭产建设兵团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到新疆没多久，张虹生患上肝炎，并发展成慢性病。他向父母要求回京治疗，张闻天却给
他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张闻天告诚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要他在新疆一边劳动一边
治疗。
张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在那里结婚生女，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才凭“落实政策”调回祖籍江苏，在南京的晓庄农场落户。
1979年，中组部开出调函让张虹生到北京工作。张闻天夫人刘英直接把调函退给中组部：“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张虹生尊重了母亲的意见。同年，张虹生
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直到2001年退休。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父如此，子亦如此。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人民日报》2015年5月5日）
宋庆龄：晚年终圆入党梦
邢浩
宋庆龄1915年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完婚，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曾当选为国民党第二至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
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之日，她发表“七一四声明”，抗议国民党右派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原则。1932年她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
种形式的斗争，营救和保护了一大批革命者，爱国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西安事变后，她在周恩来和宋子文．宋美龄之间充当联系人，积极促成和平事业。1938年她
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战部队筹集药品及其他急需物资。对于宋庆龄在抗战期间对陕甘宁边区所做的各项事情，毛泽东后来写信对她说：“你对我们的帮助，是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的。”
1949年9月，宋庆龄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在会上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宋庆龄伟大光辉的一生中，曾有过三次入党经历。1950年3月，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中共中央在收到宋庆龄的信后，暂未作明确答复。1952年10月，宋庆龄认为前信请求入党的意思并未表达清楚，于是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甚为感动，他对宋庆龄真诚地表示：“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因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够格的。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们党内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却很合适……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1957年4月，宋庆龄向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当面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刘少奇回京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讨论研究后更倾向于宋继续留在党外，以便其为党工作。宋庆龄听完意见后，表示理解和接受，此后没再正式提入党要求。
1981年春，88岁高龄的宋庆龄身患重病。当被问到是否还有入党想法时，在病榻上已无法说话的宋庆龄连连点头。为此，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接收
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发出《关于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在宋庆龄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宋庆龄同志逝世前不
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人民日报) 2016年6月28日）
宋庆龄：晚年终圆入党梦
邢浩
宋庆龄1915年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完婚，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曾当选为国民党第二至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
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之日，她发表“七一四声明”，抗议国民党右派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原则。1932年她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
种形式的斗争，营救和保护了一大批革命者，爱国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西安事变后，她在周恩来和宋子文．宋美龄之间充当联系人，积极促成和平事业。1938年她
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战部队筹集药品及其他急需物资。对于宋庆龄在抗战期间对陕甘宁边区所做的各项事情，毛泽东后来写信对她说：“你对我们的帮助，是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的。”
1949年9月，宋庆龄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在会上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宋庆龄伟大光辉的一生中，曾有过三次入党经历。1950年3月，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中共中央在收到宋庆龄的信后，暂未作明确答复。1952年10月，宋庆龄认为前信请求入党的意思并未表达清楚，于是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甚为感动，他对宋庆龄真诚地表示：“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因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够格的。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们党内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却很合适……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1957年4月，宋庆龄向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当面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刘少奇回京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讨论研究后更倾向于宋继续留在党外，以便其为党工作。宋庆龄听完意见后，表示理解和接受，此后没再正式提入党要求。
1981年春，88岁高龄的宋庆龄身患重病。当被问到是否还有入党想法时，在病榻上已无法说话的宋庆龄连连点头。为此，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接收
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发出《关于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在宋庆龄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宋庆龄同志逝世前不
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人民日报) 2016年6月28日）
李先念眼中的“德才并重”
李萌萌
1952年6月在湖北省委第四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李先念强调：“我们今后看干部，根据‘德才并重’的原则，必须是：一，历史作为重要参考，主要看现在。二、不只
是看业务，要看为谁服务。三、不只是看唯命是从，而看能否胜任。”这不仅是他培养和要求干部的原则，更是他在实际工作中始终践行的承诺。
“所谓‘德’是什么？即高度自觉地为人民服务。”李先念一贯重视人民疾苦，主张深入群众，体察民情，为民排忧解难。1952年，李先念收到湖北眄阳县一名年仅17岁的农村妇女闵全贵的来信，信中控告沔阳、洪湖两县法院对她的离婚诉求相互推诿。李先念收到信件后亲自批示，责令相关部门认真解决，并密切关注事情进展。最终，闵全贵离婚案得到妥善处理，她在获得婚姻自由后专门写信感谢李先念和人民政府，并于32年后去信《湖北日报》再次表示感谢。《湖北日报》的“群众园地”栏目也是李先念每天必看的内容，他对上面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意见会及时处理，还要求各级干部也“要注意看报，并注意读者来信”。
“所渭‘才’是什么？是能否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实事求是。”在这一过程中遇到困难后，虚心学习，增长才干，胜任工作。1954年9月，李先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这位将军要担起理财重任了，他感到压力很大。虽然前几年在地方工作，积累了一些领导经济的经验，但面对全国的财经工作，他唯恐能力不足，难以胜任。多方谈话后，他毅然赴命，迎难而上。许多事他都从头学起，谦虚谨慎，工作中团结尊重同事，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从事财经工作多年的段云后来回忆，李先念“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是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很快掌握了这一方面的大量知识。”李先念担任财政部长22年，从刚开始的“本领恐慌”到最后成为全党熟知的内行和专家。
在为民服务中成“德”，在增长本领中成“才”，“德才并重”是李先念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是他一生不懈追求的目标。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人民日报》 2017年6月20日）
李先念重视群众监督
刘颖
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奉命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工作。他重视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经常阅看《湖北日报》“读者来信”栏目和《人民来信》简报，以从中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
主政湖北期间，李先念始终注重加强党员和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要求党员和领导干部脚踏实地，重视人民来信，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强调对待来信“不仅
要看好的一面，而且特别要看批评的一面”。他重视群众意见，责成“省委或省政府召集有关机关开一次会议，彻底打通思想，并规定办事细则，务必做到件件有落案，件件处理透彻，敷衍塞责者以党纪与法纪制裁”。
1952年初，李先念从报纸中看到某县委书记工作不踏实，一年只下地方3天，随身带着会写文章的大学生在报上发表文章，然而所报道的与工作实际相差甚远。他当
即写信给荆州地委并告各地、市委，批评这位县委书记欺上压下、“华而不实”，指出此行为若属实，就是“欺骗党、欺骗人民”。他要求各地“时常注意检查”，“哪怕很小的一件工作，也应做透”；一旦发现这种恶劣风气，就“毫不留情地给以斗争”。
1953年1月，李先念给湖北相关领导和荆州、宜昌地委写信，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同歪风邪气做斗争。起因是他在年初看到《湖北日报》“读者来信”中，揭发了某
县区长和工作组长虚报复查情况、某县乡浪费劳动力现象的严重问题。他结合《人民来信》第八期中反映黄冈扣押工人案及沔阳渔民要求捕鱼案，提出：群众来信揭发很有意义，“问题不是一转送给相关机关就算了事”，必须同这些/F正作风做斗争。他在信中对弄虚作假者和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行为作了严厉批评，井责令相关领导检查纠正。
在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中，他总结出了反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方法：(1)坚持由上到下进行干部的普遍教育，和由下到上发扬民主、加强人民主人
翁意识相结合，(2)组织严谨科学的检查工作，查漏补缺分析改进；(3）健全监察机制，建立完备的各级纪检会与监察委员会；(4)重视人民来信，坚持件件有答复并隈期
解决。
李先念从人民来信反映的情况中作全局性思考，并适时提出指导性意见，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北地方政权建设及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政治和组织上的保证。如今，
我们党正以钉钉子精神纠“四风”，仍应坚持群众路线，党心民心同频共振，以永远在路上的决心锲而不舍抓好作风建设。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人民日报》 2018年4月IO日）
万里的群众观
刘颖
1947年1月30日，万里在《冀鲁豫日报》上发表《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文，强调：“领导者越能发挥和组织了群众的积极性，就越能使群众有更多的创造。”万里认为，只有把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站在群众的角度，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做好工作。
1941年至1942年，冀鲁豫边区发生严重旱灾。面对灾情，担任运西地委书记的万里提出“在根据地不能饿死一个人”的口号，要求地委成立救灾委员会，派出专人安
置灾民，组织群众开荒生产，脱产人员减少粮食定量，全力以赴支援灾区。1942年春，万里和运西地区干部战士一起，利用战斗和工作间隙，帮助当地群众和灾民实行互助合作，发放生产贷款和良种，解决牲畜、劳力和农具问题，发展农副业·同时自己动手，开垦路边、村头、黄河故道的零散荒地，种粮、种菜、种棉花。在万里的领导下，全区军民同甘共苦，战胜了灾害，为冀鲁豫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7年春，时任城市建设部部长的万里随邓小平到太原、西安等地检查工作。回京后，万里召开座谈会，指出：“从我们城市建设工作来说，最根本的缺点和错误是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没有很好地实事求是地根据本国国情来建设自己的域市。”万里举了西安某地将防洪工程建在高岗上，引低处水向上，让建设单位在原蓄洪区盖房子结果房子被水淹的例子，批评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上贪大贪新，不讲实用、不听取群众意见等缺点。他提出，城市建设片面追求美观和形式不利于调动人民积极性，会影响工农联盟，要求相关部门面向群众和实际进行工作检查，边修改，边总结。
1977年6月，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是时安徽自然灾害频发，风阳农民生活困难，温饱问题无法解决。在省委召开研究如何解决风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时．有人说那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听了非常气愤：“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他还会去讨饭？”万里认为，农民吃不饱，生产搞不好，主要是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为此，他特别强调各级领导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并多次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制定政策。万里坚持探索农业生产发展模式，推动了安徽农业体制改革，拉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万里相信群众、注意调动干部积极性，以身作则坚持人民立场的观点和工作方法，为我们践
行群众路线，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出了表率。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人民日报》 2018年7月3日）
邓颖超的两份遗嘱
刘颖
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I982年邓颖超先后写了两份遗嘱，将自己的后事和遗物作了安
排，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和高风亮节。
第一份遗嘱写于1982年6月17日，是在1978年7月1日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的基础上重抄并作了补充。遗嘱在邓颖超逝世后，于1992年7月12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主要内容为：(1)遗体解剖后火化；(2)骨灰不保留，撒掉；(3)不搞遗体告别；(4)不开追悼会；(5)所住房舍及原同周恩来共住房舍为全民所有，交公使用，不搞故居和纪念；（6）对周恩来的亲属，侄儿女辈，勿以因周恩来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的感情出发，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纪律给予照顾安排；(7)公布以上要求，作为其已逝世的消息。
邓颖超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她以自己“从未以我的关系提出任何要求和照顾”的远房侄子为例，特
意在遗嘱中提及要正确对待自己和周恩来的后辈及亲属，以端正党风；并表示“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也是她“坚决支持的”。此外，作为一位唯物主义者，邓颖超面对生死也非常豁达，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她要求自己的后事从简，反对大办丧事和在家吊唁。
第二份遗嘱写于1982年11月5日，她委托身边工作人员组成小组，负责处理她的遗物。主要内容有：(1)在其患病无救时不采取抢救；(2)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3)和周恩来共住的房子交公处理，(4)中办发周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退还原机关，其他图书出版物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5)个人文件、来往通讯、文书类文件、讲话、谈话录音、其与周思来的所有照片，均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存储清理酌处；(6)可交公的遗物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7)个人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遗嘱除再次强调房子交公处理外，邓颖超将个人所属文件、照片、图书甚至衣物的处理都作了细致安排。
邓颖超的两份遗嘱，既是她向党和人民交出答卷，又是一面映照个人品行的镜子，诠释了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终身奉献给党和国家的高尚品格和人生境界。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人民日报》 2018年9月25日）
乌兰夫：五四时期恩想觉醒
踏上民族解放征程
廉晓红
在晚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民族压迫政策下，蒙古族人民生计困窘，灾难深重。从小饱尝民族压迫剥削的苦难，乌兰夫内心苦闷，这也激发了他朴素的民族平等思
想，决心要通过斗争解救受苦受难的蒙古族人民。
1919年，乌兰夫进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在学校受到五四运动大潮的洗礼，通过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他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此，乌兰夫不仅考虑蒙古民族的命运，而且开始考虑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1923年，乌兰夫考入北京蒙藏学校。他和几十名具有爱国思想的蒙古族学生一起，揭露北洋军阀掠夺蒙古人土地的罪行。这引起了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的高度关注。
李大钊、邓中夏等积极与乌兰夫接触，介绍他参加北京地区党组织举办的马列主义研究小组。乌兰夫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后深刻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担负起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从而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
1923年底，乌兰夫毅然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蒙古族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现实斗争实践的锻炼，1925
年9月，乌兰失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乌兰夫暗下决心：“要做李大钊同志那样的共产主义战士，为蒙古民族的解放，为全中国和全吐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一生。”乌兰夫言出必践，入党后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民族团结和祖国繁荣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勋。
（《人民日报》 2016年8月16日）
谢觉哉：“有的放矢”三步骤
潘怀平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
来讲，就是‘有的放矢’。”
“有的放矢”的真谛是“拿马列主义的箭，射中国革命诸问题的靶”。1942年11月11日，谢觉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读学风文件随记》一文，谈了学习毛泽东提出的“有的放矢”理论的体会。谢觉哉讲道：“弄到箭——学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是一件事；看清靶 研究现状、研究历史 是一件事；学会射 瞄准靶、手法稳 是又一件事。”
谢觉哉说，“弄到箭，看清靶，射得准，合看是一件事的联续或发展，分看是三个步骤，也可说是三件事。”弄到箭，这是第一步或者是第一件事，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比如，一个在外国干实际革命工作，干得颇好的同志，有了箭也会射。但是，弄到了箭，就要去射箭，而不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束之高闭。
看清靶，这是第二步或者是第二件事，要求周密系统地研究周围的现实环境。箭是好箭，但是靶场环境变了，如果不调查研究、随机应战，也会乱射一通。比如，
有的同志跑到中国来，但没调查中国革命情形就拿箭乱射，这样固然不行。
射得准，这是第三步或者是第三件事，要求不断提高理论实践能力。拿到了好箭，找到了靶子，但是技术不熟练，也会出现偏差。比如，一个有理论而缺乏实
际经验的同志，不能说他在书本上学的马列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没有用、全不正确，但射的手法差，也会误事。
“弄到箭、看清靶、射得准”，体现了“由学到用到会用”的不断学习与实践的过程。实践中，必须把上述三个步骤或者三件事全面系统地联系起来，才有可能做到“有的放矢”。谢觉哉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例，形象地解释了“弄到箭、看清靶、射得准”内在逻辑关系。谢觉哉说，“毛主席〈论持久战〉，毛主席是不以理论做教条，而以理论作行动的指南——箭，对中国以及日本、国际问题做过深刻的调查研究——靶；此外就是射得很好——策略和办法，想得周到。”
（作者单位：陕西省委党校；
《人民日报》 2018年8月28日）
彭德怀回乡调查显风骨
刘颖
1961年1O月30日，彭德怀从北京出发前往湖南湘潭老家，进行了历时近两个月的农村调查。他秉着谦虚、朴实的态度，深入农村，根据翔实记录查访核实的资料，
汇总成调查报告。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遭到错误批判，闲居于北京西郊吴家花园住地，一边劳动，一边在中央党校同志的帮助下，阅读马列主义经典。经过两年学习，他看到中
央采取措施纠“左”，农村形势有所好转，便想到农村看看实际情况。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到农村做调查研究。10月下旬得到毛泽东同意后，
中央办公厅给彭德怀派了临时秘书金石，协助他调研、整理材料。
1961年11月3日，彭德怀一行人抵达家乡湘潭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彭德怀到家后，附近的亲友、邻里、干部等陆续来访，有的送来关心和慰问，有的反映“大跃进”中刮“五风”的情况，有的诉说生活现状，彭德怀都热情接待。针对群众反映最多的“能否分田到户”“刮‘五风’问题”“反右倾问题”，他都耐心解答，
同时鼓励大家振作精神，团结起来，做好工作。据秘书统计，当时的来访者累计约2000人次。
彭德怀坚持步行到社队听取干部介绍情况，深入农户收集材料、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他审定了五份调查材料。
湘潭县乌石公社金星大队的增产报告提到，生产队增产源于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干部作风好，工作抓得紧，同时实行按劳分配，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鸟石
公社乌石大队的调查材料，肯定了大队1958年队来修筑水利的成绩，也反映丁在农村“大跃进”运动中粮食减产、“五风”严重，群众思想？昆乱、生产情绪低落等问题。针对南谷公社陈蒲夫队粮食产量减少、征购任务重的情况，调查组专门写了材料，向公社和县委反映。在走访时，彭德怀还交代大队干部不要掺假，“我们配合你们一起来调查，一定要实事求是。”在金星、新坪、鸟石三个大队的手艺工人嘲查和花石区黄荆坪集市贸易情况调查中，彭德怀提出正确发展手工业和恢复集市贸易，能“起刊活跃农村经济、支持农业生产、增加国家收入、便利群众生活”的作用，但也要加强管理。
12月24日，彭德怀与随行人员启程回京。返京途中，他让秘书金石把五份调查报告送杨尚昆转送中央。在这次农村调查中，他坚持以共产党人的本色如实记录、反映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关怀群众疾苦。他不顾寒冷，深入农村农户，调查座谈、接待乡村干部及来访群众，这种与民同甘共苦、一心追求真理，无私无畏的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人民日报》2017年2月28日）
陈毅与家人“约法三章”
高中华
陈毅元帅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曾在1961年写就《示儿女》一诗，其中写道：“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我要为众人，营私队为羞。”
陈毅对亲属要求很严格，从来不准搞特殊化。1950年春，组织上把陈毅的父母和妹妹从四川老家接到上海来住。过了一段，陈毅督促妹妹自己去独立工作，并动员去
报考学校。妹妹想上大学，请求哥哥写个条子或打个招呼。陈毅坚决不同意：“这样的条子我不能写，这种招呼我也不能打，我是共产党的上海市长嘛！你有本事自己去
考，考不取就回四川。”后来，妹妹报考了卫校，被录取在上海市卫生人员训练班。
陈毅经常对干部说：“干部亲属的言行，在群众中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他自己非常注意对亲友们的教育，对他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后来，陈毅的父母提出回老家生活，他提出三条具体的安排意见：一、把两位老人直接送到妹妹家，不要惊动省委；二、找普通民房住，不得向机关要房子t三、安家事宜自行解决。“约法三章”落实后，陈毅很满意。
陈毅还有另一首示儿诗，诗中写遭：“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 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他谆谆告诫子女要有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远大理想，莫要当纨绔子弟，“浪荡”一生。在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下，陈毅的子女都非常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三儿子陈小鲁与粟裕的女儿结婚时，正好是夏天，前去家里祝贺的宾客看到桌上仅放着一个大西瓜，俭朴的“西瓜宴”就成了“婚宴”。在陈毅的影响下，子女们耳濡目染，养成了良好的品质，在生活上不仅克勤克俭，而且待人谦和。陈毅住院期间，子女们对医护人员都非常敬重，主动取药、打扫楼道卫生。良好的家风，不仅成为子女们终生的骄傲，也让他们终生获益。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人民日报》2015年4月28日）
王震：率三五九旅抓生产
刘颖
1941年初，王震率第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为改善根据地物质生活困难局面，他率领官兵垦荒屯田，克服各种困难，在“一把镢头一把
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激励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王震在生产中冲在前面，双手“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真正做到了领导生产“不是指手画脚，而是动手动脚”。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黄龙山地区，由于军阀横行、土匪抢劫，早已无人居住，变成一片荒岭。当时，几十里没有人烟，村镇只有几户人家，四周是荒凉的山坡和原始
森林，没有房子、粮食和蔬菜，工具、种子，耕畜供给困难，生产生活条件非常差。第三五九旅虽然是一支英雄部队，在战场上战功卓著，但在军垦屯田政策上缺乏思想准备，对到南泥湾屯田的意义认识不清，有干部担心搞生产会影响部队训练和军事生活管理，削弱部队战斗力；有干部认为农业生产费力大、周转慢、获利小，想多搞商业；有战士认为在后方生产远不如在前方打仗光荣，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王震领导旅团干部进行了细致研究，在部队中从上到下开展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工作，从思想上解决大家对开荒的抵触和顾虑。王震还以身作
刚，带领各级干部战斗在开荒第一线：没有房子住，就用树枝、杂草搭简陋的帐篷，露宿山林野谷；没有粮食，就跋山涉水到100里甚至更远的地方背粮运盐；没有衣穿，
夏天光膀子开荒、种地、打场，冬天砍柴烧炭取暖；缺少工具，就运盐到国民党统治区换，或从坍塌的古庙，河防，铁路沿线拾来破钟，弹片、铁轨，自己动手打铁。
第三五九旅刚开始开荒时，因为缺乏经验，战士们力气下得多，但开荒进度快慢不一，垦地粗糙，质量较差。垦区有个70多岁的老农朱云宝，人称朱老汉，种庄
稼在行，是个劳动英雄。他见部队指战员开荒种地方法不对，就常向战士传授种地技术。王震听说后，劝他到部队指导种地。王震诚恳地说：“在种庄稼上，你就是我们的长官。我委休当农业生产副官，给你写个执照带上，不管走到三五九旅的哪个单位，你拿出执照来，给他们一看，他们就好好招待你，请你指导种庄稼，请你批评。你看怎样？”得到肯定答复，王震就叫供给部发给朱老汉一身军装，同副旅长苏进、副政委王恩茂一起签名发给他一张“执照”，以便指导各部农业生产。
在王震等人带领下，经过两年多努力，第三五九旅开荒耕地30余万亩，把“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建成“陕北的好江南”，树立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辉旗帜，被中共中央西北局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人民日报》2018年6月19日） 谭震林作报告秘诀
李彤
谭震林是作报告的高手。他的报告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让人耳目一新，有着鲜明的谭氏风格。其秘诀在于读书和实干。
谭震林喜欢读书，工作再忙也总是挤时间读书。1940年4月，在从皖南奉调到苏南工作的途中．他和随行的几位同志编了一个党小组，自任组长，组织大家读书学习。行程18天，他们学习了16个晚上。苏德战争期间，为研究战争形势，他用红蓝铅笔把一张欧洲地图划得密密麻麻，最后都把地图“读破了”。平日的读书积累，使他在作报告时能从容不迫。听过谭震林报告的人都知道，他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有时在香烟壳纸上写几条提纲，作起报告来滔滔不绝。1942年l1月，南坎会议上，谭震林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身份作“精兵简政”的报告。亲历者康迪回忆：“整整一天，他不用讲稿，从国际、国内形势，谈到苏中的工作。他还谈到苏联红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清清楚楚地讲到俘虏，打死、打伤多少德军，击落多少架德军飞机，缴获、打毁多少坦克、大炮，轻重机枪、妊枪、自动步枪、枪弹、各种子弹、手榴弹等一长串数字。”会后，康迪等人与报纸核对，一数不错。
谭震林重视实干。他常说，在部队工作，就要下连队到战斗第一线，参加打仗，学会打仗；在地方工作，就要到农村去，学习做群众工作。1957年舂，时任中共中
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全国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到攸县蹲点进行民主办社试点。为了解情况，他经常一个人下村。他告诫工作组同志：“作为领导干部，不能满足于听汇报，要经常深入下去，做调查研究，争取多掌握一些第一手材料才会有发言权。”实践出真知，谭震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坚持自己动手起草报告。他曾对新华社记者说：“如果领导干部在会上照念秘书起草的稿子，那不成了傀儡？！再说，人家写的稿子，毕竟不全是自己的见解嘛！我看还是争取自己写报告好，这样无非是辛苦点。”谭震林生前担负着繁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起草报告、文件，仍经常亲自动手。
读书树人，实干兴邦。读书和实干，是谭震林作好报告的秘诀，也是我们做好工作的不二法门。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人民日报》 2016年9月6日）
谭震林“约法三章”
王林育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一生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他从不用权力谋私利，也没有要求组织对其亲属加以照顾。从其制定的“约法三
章”中，可以看出他坚持原则、严于律己的高尚品质。
新中国成立后，谭震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他经常到下面视察，了解基层情况。每次动身前，他都要“约法三章”：不准搞迎送，不准搞接风洗尘，不
准随从人员购买内部物品等。
一次，谭震林到南方视察。在视察三亚和海口途中，地方领导得知他在井冈山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完全恢复，身体仍很虚弱，就加派医务人员、警卫人员照顾。一天晚上组织看电影，谭震林见院子里坐满了看电影的人，就问工作人员：“这些都是什么人？”得知是为他加派的医护人员、警卫人员和汽车司机后，他生气地说：“这还了得，这不是什么保卫工作，把我们看得那样特殊，我算什么？用得着这样大的声
势。这个地方不能住了，明天就走。”
谭震林是湖南攸县人，有时家乡有人带些豆腐乳、辣椒、腌姜之类的特产送给他。他总是告诉家乡人不要带东西，推脱不掉的就坚持付钱。一次，攸县物资局的工作人员来京，给他带了一小桶菜油、一袋大米，他不仅付了钱，还在后来到攸县考察时，当面批评了物资局长，强调以后不要再送东西给他。
谭震林不但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样严格要求子女亲属，绝不容许子女亲属利用他的威望拉关系、走后门、搞特殊。1949年，他的胞弟找他借公款做生意，他严厉地
说：“我是浙江省人民政府的主席，不是谭家祠堂的主席。我要为国家、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公事，而不能为自己的家、为自己的兄弟办私事。“
三年困难时期，谭震林听说家乡有亲友向组织伸手要物资，便立即给攸县县委写信：“有人利用我的名义，向你们要东西，批供应物资，这种行为是犯法的。你们必
须立即制止！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有什么特殊需要，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度执行，谁都无权违反国家制度批东西给任何人。”
谭震林一生清廉，两袖清风。他去世后，孩子们打开他的衣橱，竟然找不到一件满意的衣服为他穿戴，几乎所有的内衣都是缝补过的，只好临时买了一块普通的白棉
布，赶做了一套内衣。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人民日报》2018年10月9日）
宋任穷：咬牙渡难关
何成学
开国上将宋任穷无论是在艰难的井冈山革命斗争中，还是在极度困难的冀南抗战岁月中，都写满了“咬牙渡过难关”的动人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党史上闻名的“咬
牙干部”。
1927年，宋任穷随部队上了井冈山。1928年冬，敌人开始重兵围剿井冈山根据地。为保存革命力量，彭德怀等决定撤离井冈山，另辟新的根据地，同时还决定，由宋任穷率领特务连作为后卫，负责断后。由于众寡悬殊，特务连被打散。宋任穷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历尽千辛万苦，于1930年2月重新找到红军。
1938年3月，宋任穷率骑兵团和一个独立支队奔赴冀南，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1942年至1943年，是冀南抗战晟艰苦的时候。日军经常组织大规模的“扫荡”“合围”，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当时，除了战斗外，还遇上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先是百年不遇的旱灾，白花花的盐碱地颗粒无收，旱灾又伴随着虫灾，顷刻之间
寸草不留，冀南地区500多个村的庄稼全被蝗虫吃掉。日军还放水淹地，造成水患。灾荒过后痢疾，霍乱等瘟疫盛行，饿殍遍野。
时任冀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兼冀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依照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指示区党委、行署以及军区的后勤机关都转人后方。他带领留下来的不足200人的少数机关干部和直属队坚守得之不易的根据地。他和部队一方面要解决吃饭问题。为此，宋任穷带领干部战士走遍附近的村村县县，布置工作，发动群众，积极组织生产自救。没有食盐，大家就把盐碱地上的硝盐刮起来，放在缸子里加水熬了当盐吃；没有粮食，牲口也都饿死了，宋任穷和战士们经常饿着肚子拉犁，由于长期耕地和深入敌后做群众工作，宋任穷积劳成疾。
正是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宋任穷率领干部战士和冀南人民咬紧牙关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时期。为此，冀南老百姓亲切地给了他一个称呼：“咬牙干部”。
干事创业，往往需要一番“咬咬牙”的坚持。新时代新使命，仍然需要一大批能够担当的“咬牙干部”，书写新的篇章。
（作者单位：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
《人民日报》2018年8月14日）
振聋发聩的耿飚之问
文世芳
耿飚曾作为八路军385旅参谋长，副旅长率部驻守甘肃庆阳，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和当地群众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对这块革命黄土地充满感情。1991年，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耿飚决定赴革命老区，看望曾经血脉相连并肩战斗过的陇东人民。“耿旅长回来了”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大家奔走相告。当晚，耿飚所住的县招待
所门口人声鼎沸，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他，但也有一部分群众是来找他告状的，怎么劝也不愿离去……看到这种情景，耿飚心情十分沉重。在离开庆阳那天早晨，耿飚接见了县里主要领导，到场的还有甘肃省顾委负责同志。耿飚并没有就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批评任何人，只是现场给大家讲述了一段催人泪下的革命故事：
50年前，我们385旅在这里驻防时，部队的一个战士犯了严重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该战士枪毙。当我们在操场上准备执行纪律时，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战士
求情。我坚央要执行纪律。谁知竞连受害者的父母都跪倒在地向我求情，紧接着一操场的群众全都跪倒，哭着请求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怎么劝他们也不起来。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请求。
讲到此处，耿飚话音一顿，环顾四周，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向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时，全场
鸦雀无声，只有耿飚的话在回荡。
“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耿飚之问，振聋发聩，使在场的干部受到强烈震撼，犹如被猛击一掌。今天，重温革命故事，反思耿飚之问，同样值得领导干部深
思和警醒。耿飚用震撼人心的革命故事阐明了一个道理：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人民日报》 2016年3月22日）
黄克诚抓党风“不怕撕破脸皮”
牟文鹏
“党内夸刚正，人推黄克诚”。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黄克诚素以敢讲真话、敢作批评、敢于监督而著称。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黄克诚担任常务书记。1982年，他又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抓党风，黄克诚“不怕撕破脸皮”。
1980年，他连续抓了很有影响的几件事。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在京西宾馆为几位调动工作的领导设宴，花掉了400元公款。黄克诚得知后当即表示：要查，不管涉及到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
要查，还要处理。问题查清后，有不少人出面说情，说杨勇是他的老部下，且事情不大，下不为例就是了。黄克诚坚决不同意，他说“越是老部下，才越要严格要求，不然怎么服众”？最后，杨勇主动承认错误，做了深刻检查，用自己工资补交了饭钱。
1980年10月，北京丰泽园饭庄一位年轻厨师写信给中纪委，反映商业部部长等人在饭庄摘特殊化，请客结账时少付钱。中纪委派人核查，情况属实。黄克诚指示向全
党发出通报，要求引以为戒。此事在高级干部中引起不小震动，确的干部认为处理得过重，让一些同志下不来台。对此，黄克诚严肃地说：“现在老百姓对颔导干部搞特殊不满，不就是因为领导干部不自觉？搞特殊化吗？难道就不能批评了，不能见报了？有什么不得了？舆论监督，听听老百姓的声音有什么不好？”
黄克诚一生廉洁奉公、克勤克俭，他对脱离群众、损公肥己等腐败现象疾恶如仇。对自己和家人的言行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他小儿子结婚时，社会上婚嫁讲排场之风
盛行，他却让儿子骑自行车把新娘接到了家，既不派车，更不摆宴。
黄克诚在北京的住宅，是一座新中国成立前的旧宅，年久失修。有的地方赫雨，有的地方透风，暖气温度也上不去。管理部门多次动员他搬迁，他说：“现在群众住房
还很困难，我们住的要比他们好多步倍！把钱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一次，房上一块朽木砸下，打在他床边，他才同意修修房顶，但听说要花1万元，就坚决不同意：
“哪儿坏了就修哪儿，能省一点是一点。”就这样，一直到他去世，房子也没有整修。
1986年，黄克诚因病住进医院，随着病情加重，他开始拒绝治疗和服药，并对医护人员说：“不要再为我浪费国家钱财了，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吧！”并多次拔掉
输液针头。
一辈子出生入死、鞠躬尽瘁的开国大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中装着的仍是党和人民，却唯独没有自己，这种高尚的品格和作风不愧是“共产党人的楷模”，值得
我们永远学习。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人民日报》2017年5月23日）
彭真：城市规划考虑长远
郑学伟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首任市委书记彭真（1951年2月起兼任市长）直接领导了北京解放后17年的城市建设。1956年10月，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谈北京城市规划
时，对首都友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意见．其中蕴含的思想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关于人口规模，彭真认为，城市人口近期发展到500万人左右，将来全市要发展到千把万人。今天的计划要考虑到今后发展的需要。关于道路宽窄，他提出：将来的问
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
彭真还把修建停车场的问题，也当作一件重要事情郑重地提出来。他说，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北京如果有了几十万、上百万辆汽车，怎么放？他认为要充分考虑，
免得以后汽车多了被动。关于城市绿化，彭真提出：城市内应先划定各区公园分布网，划定后即公布，以免今后陷于被动。居民楼前面靠马路的地方可以留出一些空地
搞绿化。工厂区内亦须留出充分空地建立园林，以调剂环境。
当时计划部门有不同意见，认为人口规模过大，居住区用地定额偏高，规划的道路偏宽，绿地河潮水系面积也偏大。对于这种意见，彭真说，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F要只看到眼前。城市规划如果不考虑远景，终究是要挨骂的。在讲这些话时，北京因为汽车少，马路显得空荡荡的，有人就将马路修宽些的主张称之为“大马路主义”。彭真回应：“一九五三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
从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到1957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的研究编制，彭真都参与其中。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由他主持研究，提出
看法，经市委市政府讨论通过，再报中央批准。就这样，在当初具体描绘首都建设宏伟蓝图时，彭真坚持给后人留下了一十发展的宽裕空间。
（《人民日报》 2018年1月16日）
张劲夫“让车”救群众
文世芳
38年前，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我国科技和财经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张劲夫让车救群众的“小事”，深刻诠释了什么是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立场。
1979年底，张劲夫调任安徽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不久又任第一书记。张劲夫是安徽肥东人，抗日战争时长期奋战在安徽，与家乡人民结下深厚情谊。张劲夫把
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公仆，把回到故乡工作当作为父老乡亲服务的机会。他一心为公，作风务实，到全省各地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了解情况，为安徽发展
“把脉问诊”。调研中，张劲夫要求一律不搞迎送，不搞宴请，不搞层层陪同。他说：“咱们安徽是个穷省，不能穷庙富和尚。”
198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张劲夫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等部门同志在基层调查农业生产情况时，看到一位妇女倒在路边，满脸鲜血，处于昏迷状态，一些群众焦急地围聚在一起，不知所措。张劲夫立即指挥让出一辆车，派人将病人护送到医院救治。护送人员回来后，张劲夫关切地问：“伤势怎样？有没有生命危险？住上院没有？”
第二天他再次让人询问情况，知道病人已住院、状况良好，才放下心。十几天后，省委办公厅收到病人家属的感谢信。信中说：张劲夫省长这种关心和爱护群众昀精神，
一直感动着我和我的一家。党员领导干部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正是今天新型千群关系的体现吗？有了这种干群关系，人民群众在“四化”建设中还有什么力量不使出来呢？
张劲夫收到转来的感谢信后写道：“不要感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遗憾的是，还有许多该做的事未做，或者未有做好。”
张劲夫让车事小，但关心群众、把群众装在心里事大，这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广大党员干部应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把群众安危冷腰放在心土，用心用力用情做好各项工作。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人民日报》2018年3月20日）
甘祖昌：将军回乡当农民
邢浩
甘祖昌从井冈山起步，跟随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革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用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传奇一生，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
的为民情怀。
1952年春，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检查工作返程时，车翻到河里，身负重伤，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他每日为生病发愁，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他对妻子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写报告，请求组织批准他回江西农村去。1957年，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家属从新疆动身回到江西省莲花县。甘祖昌所在的坊棱沿背大队（现为沿背村）耕地大多是冬水田，亩产只有100多公斤。他用挖地下水道
排除污水的方法给农田开沟排水，粮食南产提高了50%。由于他带领群众在改造冬水田等方面成绩卓越，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聘请他为研究员。
1962年2月，坊楼公社（现为坊楼镇）书记刘可兴来拜访甘祖昌。甘祖昌说：“我们公社的田就得了两种病：一是肺结核，二是胃肠炎。犯胃肠炎的冬水田我们大队整
治得初见成效。我想利用修水库的办法医治肺结核的望天田是完全有效的。只要你能把这两种病治好，群众就会拥护你。”经过长期奋战，浆山水库建成了，灌溉水渠也同时完工，全公社水稻产量翻了一番。水库刚建成，甘祖昌又和技术员研究建发电站、机械修配厂和水泥厂等配套工程。只用了1个月时间，就将发电机组安装完成，全公社家家户户装了电灯，彻底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从I969年开始，甘祖昌和建筑工程师冒严寒，顶酷暑，3年带领群众修建了12座大小桥梁，改善了全公社的交通条件。
1985年，甘祖昌旧病复发。住院期间，新疆军区首长和全体指战员派人来慰问，提出为甘祖昌在南昌盖房子，让他到南昌定居，甘祖昌说：“感谢组织上和同志们
对我的关心，我已经80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家节省点开支吧。”1986年春节过后，甘祖昌病势转重，不时陷入昏逃状态。弥留之际，他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地说：
“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指出，甘祖昌是我们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江西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将军，但是他坚持回家当农民。我当小学生时就有这篇课文，内容就是将军当农民，我们深受影响。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弘扬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我们这代人要传承，我们的
下代也募弘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
《人民日报> 2018年6月5日）
马本斋：汉回各族模范母子两代英雄
廉晓红
马本斋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的创建人，抗日民族英雄。年少时，母亲白氏常用苏武牧羊、岳母刺字的历史故事教育他，幼小的内心激荡起浓烈
的爱国主义情怀。
1921年，马本斋加入东北军，从士兵一路升任团长。一腔热血的马本斋，以为自己能在奉军中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但1928年，张作霖杀害了马本斋非常敬重的回族
爱国志士、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马骏。马本斋悲痛之余，清醒认识到残忍的旧军阀与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是水火不容的。
全国抗战爆发后，冀中人民惨遭日寇蹂躏。马本斋挺身而出，组织回民义勇队，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但势单力薄的回民义勇队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日军长期对抗。
马本斋听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冀中一带活动，于是决定派人寻找共产党。1938年，马本斋率队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这支回民武装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部队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大大提高。经过抗日烽火的洗礼，马本斋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党。于是，马本斋决心加人中国共产党，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决心为回民族的解放奋斗到底，而回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与领导下方能实现。”1938年10月，马本斋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此，他带领回民支队纵横驰骋在冀中平原，英勇杀敌，打得日寇闻风丧胆。
1941年，日军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深明大义的马母宁死不屈，绝食殉国。面对国耻家仇，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愈战愈勇，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抗日劲旅。1944年2
月，马本斋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临终前他叮嘱同志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周恩来同志亲笔撰写悼词：“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人民日报》2016年8月16日）
赛福鼎·艾则放：毛主席亲批其入党
坚定维护祖国统一
廉晓红
赛福鼎·艾则孜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培养的新疆第一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青少年时期的赛福鼎。艾则孜接受了新式启蒙教育，内心向往光明与进步。1932年，新疆爆发反对反动统治的武装暴动，17岁的赛福鼎·艾则孜毅然参加游击队，与反动专制政权勇敢斗争。1935年，赛福鼎·艾则孜赴苏联塔什干中亚大学学习，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第…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繁荣与强大，思想受到极大触动，逐渐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1944年，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爆发了“三区革命”。赛福鼎·艾则孜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为确保革命
方向和捍卫胜利果实，他参与创建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人民革命党并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革命的风雨中，赛福鼎·艾则孜不断得到历练和成长，更坚定了要成
为共产党员的愿望。
1949年9月，赛福鼎·艾则孜率领新疆三区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三区革命”的高度评价让赛福鼎·艾则孜万分激动，思
想认识上产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入党的心情更迫切了。会议结束后，赛福鼎·艾则孜向主席递交了入党中请书。第二天，在返回新疆的机场，周恩来总理亲自转达了毛主席同意他入党的批示。此后，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维护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大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人民日报》 2016年8月16日
续范亭：老骥伏枥遗嘱铭志
廉晓红
续范亭是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续范亭义愤填膺，
积极呼吁抗日。1935年，续范亭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一路陈述抗日救国大计。无奈救国无门，续范亭悲愤之下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戕，举国震惊。但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竟严令各报馆不许将此事登报声张。
幸而遇救的续范亭，虽然未能拯救国难于万一，但此刻他与蒋介石卖国政府彻底决裂，并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杭州疗养期间他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进步书刊，阅读了大量共产党宣传抗日救国的材料，从而打开了眼界，萌生了新的信仰。
西安事变爆发后，他赞同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经共产党员南汉宸的引见，续范亭同周思来进行了长谈。周恩来向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路线
和政策，分析了当前的中国政治局势。续范亭被共产党人的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政治远见折服，坚定了自己拥护共产党的信念，从此，他与共产党携手共赴国难。
1937年，续范亭与共产党人台作创建山西新军。在邓小平、程子华等鼎力相助下，续范亭致力于推动队山西为中心的第二战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1944年，
面对阎锡山对八路军的恶毒诬蔑，续范亭写出了《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痛批阎锡山的丑恶行径，得到党中央高度评价。
由于日夜操劳，续范亭积劳成疾，于1947年9月病逝于山西临县。临终前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如承追认入党，实平生之大愿也。”中共中央追认续范亭为
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为沉痛悼念续范亭，毛泽东亲送挽联：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谴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毛泽东的挽联，是对续范亭毕生革命经历的最后结论，也是对一个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奋斗终生的革命者的高度赞誉。
（《人民日报》 2016年7月12日
陶峙岳：通电起义香飘暮年
廉晓红
陶峙岳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率部参加北伐，并于1927年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爆发后，陶峙岳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因战功卓著升任第七十六军军
长。他先后担任国民党第一军中将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5年夏，陶峙岳出席国民党六大，目睹了国民党内部争权夺位的种种丑剧，想到前方将士浴血杀敌殒身疆场的悲壮，他对国民党彻底心灰意冷。
1946年，陶峙岳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周恩来委托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将囚禁在新疆监狱里的其产党员护送回延安，陶峙岳为此制订了周密计划，他用10辆大卡车
护送共产党员及他们的家属安全抵达延安。渡江战役前夕，李宗仁命令陶峙岳派遣军队阻止解放军渡汀，陶峙岳明确表示坚决不打内战。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l949
年9月，陶峙岳在新疆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陶峙岳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是国民党投喊官兵中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三位将领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陶峙岳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等职。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交流中，陶峙岳感受到共产党人虚怀若谷、不谋私利的风
范，萌生了加人中圄共产党的愿望。但他总感觉自己还没有达到一名党员的标准，他曾经对王震将军坦言：“我虽深深地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帮助，对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也非常向往，但以半里歧路，自惭形秽，不敢冒昧启齿。”直到1965年，他向党组织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因客观原因入党之事被搁置。1982年，他又一次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并获得批准。他以90岁的高龄入党，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年龄最长的新党员，他为此激动地喊出“伟哉共产党，追随幸有缘”。
（《人民日报》2016年7月12日）
钱学森：竭力回国一心向党
吴文珑
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他1929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后通过公费留学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
习。1938至1955年，他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
钱学森在美国学有所成后，便盼望早日回国效力。1955年9月，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在目睹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以及共产党人的廉洁作风后，钱学森大为感动。回顾历史，他深深感到，党的事业是伟大的，无论个人有多大本事，都离不开党组织。因此，他不久便萌生了入党的愿望。1958年初，
他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郑重提出了入党要求。
张劲夫对钱学森要求进步的动机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之后，钱学森找到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的杜润生和力学所党的负责人杨刚毅作入党介绍人，井于4月6闩向
党组织写了长达7页纸的思想汇报材料。
由于钱学森认识深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党支部很快召开了支部大会，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大家在会上都发了言，既肯定钱学森的进步，又坦率地提出了自
己的意见。钱学森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井作了详细记录。4月19日．他又向党组织写了长达8页纸的思想汇报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和自己的不足。鉴于他真诚的态度和对党的深厚感情，组织上决定吸收他入党。9月24日，钱学森正式填写(入党申请书》。10月16日，力学所支部大会讨论钱学森入党的问题，所有党员一致同意钱学森的入党请求。
1959年1月5日，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1月12日，力学所支部大会一致通过钱学森转正。从此，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
名正式党员。
钱学森十分珍视党员的荣誉。入党那天，是他生命里不寻常的一天。30年后，他回忆说；“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人民日报》2016年7月26日
华罗庚：70岁入党终不悔
吴文珑
华罗庚是蜚声中外的数学家。他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1936年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946年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不
久，他毅然决定放弃普林斯顿高等研究员及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
华罗庚对成为共产党员很是向往，回国后，他一直有争取早日入党的愿望。1958年6月，他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全体员工大会上表示，要“坚决和党一条心”，
立志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争取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做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是他第一次表态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3年，华罗庚向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至此，他将5年前的表态付诸了实践。然而，这一积极请求遭到了一些人的否定。1964
年，已调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的华罗庚，向中国科技大学党组织递交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1967年，对中国共产党一往情深的华罗庚再次向中国科
技大学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可是，这两次请求都石沉大海。
尽管历经挫折，华罗庚入党的信念却坚定不移。1978年3月，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此时，他再次萌生入党愿塑。次年3月，他又一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他在申请书中写道：“决心下定，活一天就为党工作一天，活一小时就为党工作一小时。对党、对人民、对祖国起些微薄的作用。”这次申请，终于有了结果。6月13
日，华罗庚实现了他21年的夙愿，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已经70岁。
获知华罗庚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1980年元旦，邓颖超以“老同志，新党员”的题词勉励华罗庚。华罗庚回敬一首《破阵子 奉答邓大姐》表示感谢：“五十年
来心愿，三万里外佳音。沧海不捐一滴水，烘炉陶冶沙成金，四化作尖兵。老同志，深愧怍，新党员，幸勉称。横刀哪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人民日报》 2016年7月26日
李四光：把入党作为生命新起点
吴文珑
李四光是著名地质学家。他1889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1913年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毕业后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国地质学会会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冲破台湾当局的重重阻挠，在国外辗转数月安全回到祖国。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李四光长期掩藏在心中的一个愿望。他曾对夫人许淑彬说：“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但很长时间以来，他因自认为条件不够，没有向
党组织提出申请。后来，他经过认真考虑后，于1957年正式提出入党。
1957年1月，李四光因患病到杭州疗养。3月的一天，周总理特意来看望他。周总理关切地询问了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并详细问及他对于加入共产党的想法。李四光袒
露了自己要求入党这一多年来的心愿，以及为什么考虑多年却又没有提出来的原因。针对李四光的想法，周总理耐心地给予鼓励并加以劝导，这增添了李四光入党的勇气和信心。在他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后，地质部党组很快对其入党问题作了认真研究。
1958年下半年，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一致认为，李四光积极要求进步，已经具备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愿意作其入党介绍人。
10月18日，李四先开始填写入党志愿书。12月22日中共地质部办公厅第一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李四光的入党l问题。会上，李四光以自己的经历和切身感受，动情地畅谈了他对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针对他的发言，大家表示非常赞同。29日，李四光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从此，他的生命开启了崭新的一页。
对于由一名民族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已临古稀之年的李四光称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之后，他以更加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在逝世的前一年，他还为中央领导同志编写《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一书，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竭诚爱戴。周恩来曾给予他高度评价，称他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
（《人民日报》2016年7月26日）
邹韬奋：弥留之际求追认
邢浩
邹韬奋1921年大学毕业后负责《生活》周刊和《时事新报》副刊编务。确定《生活》周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邻韬奋等七名救国会的领导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出狱后，邹韬奋前往武汉继续参加救国活动。香港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邹韬奋后来到达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但就在此时，邹韬奋不幸患上了耳癌，只得回上海就医。患病期间，他仍笔耕不辍。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离开了他热爱的爱国民主事业，享年50岁。在邹韬备弥留之际，他口授遗嘱，提出了加人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1944年1O月，《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高度赞誉和评价了他一生从
事的伟大事业。毛泽东亲自为他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人民日报》 2016年6月28日
邓初民：古稀之年终入党
邢浩
邓初民早年东渡日本求学，受进步教授河上肇的影响，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成为我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1922年发表的《怎样改造
中国》一文，他曾断言“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初民毕业回国后的五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初民决定到南方投身革命。到武汉不久，邓初民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北伐军占领南昌后，
蒋介石挑起了“迁都”之争，邓初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他前往南昌说服蒋介石遵照孙中山意旨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但蒋介石却不为所动。1927年3月，湖北省党部召
开庆祝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的群众大会，邓初民发表演说批评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邓初民十分愤怒，力主对蒋实施讨伐。汪精卫“分共”后，湖北省政府被右派掌控。不久，邓初民被列为亲共分子，难以在武汉立足，只得离开武汉来到上海。
此后，邓初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战爆发后，经与共产党员张云逸面谈，邓初民北上武汉从事抗日统战活动。1946年2月，重庆较场口事件发生后，邓初民等
人联名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罪行。因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的袭击，邓韧民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出走香港。1949年初，他同一批民主
人士到达北京，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62年，邓初民以73岁的高龄人了党，对此他非常高兴，引用苏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的名句来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
《人民日报》2016年6月28日
梁漱溟“考察”延安的答案
文世芳
1938年，著名民主人士粱漱溟带着“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两个“蕴蓄已久”的目的访问延安。此次访问，世人最关注的是粱
漱溟与毛泽东的8次谈话。正如粱漱溟所言，他“愈问愈惊，多有出人意表者”。历史的走向，往往就蕴含在这些“出人意表”的细微之处。
梁漱溟访问之时正当严冬，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愈荒即愈苦，其苦自不待言。但梁漱溟依然忍不住“证言”：“延安确是苦”！但苦不足奇，奇的是，“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足发扬”。
梁漱溟眼中的延安，所有人都是忙碌的，没有闲人。他说：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
梁漱溟眼中延安的教育是成功的，亮点纷呈。他说延安的教育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许多学
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及南洋等处，起居饮食比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
粱漱溟眼中延安的生活风气很好，人人好学。他说：一般看击，各项人等，坐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
粱漱溟根据他的所见所闻、所观所感，对此次“考察”作了“结论”：“我们相信中共在转变中。他们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如此。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中共对中国前途的“三段看法”以及强凋肩负的“两大任务”，“是切合于他们理论的，不是饰词”。他也认为，中共的“转变”与“不变”是对应的。“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队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换句话说，根本上没有变。”无疑，粱漱溟看的是真切的，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一致抗日是真，但改变“根本”，放弃立党的思想与理念，确实是不可能的。
延安之所以成为进步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先进分子心中民族希望之所在，是因为它的民主平等、团结进步、朝气奋发……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
由此焕发的蓬勃生机干f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0日）
杨度：几经风雨转变信仰
陈娅飞
杨度1875年生于湖南湘潭一个偏僻的乡村，自幼苦读诗书，立志做度量天下之人，1893年考中举人。1895年，杨度会试落榜后回到湖南。1898年，杨度二度赴京参加会试再次败北。惆怅迷惘的同时，他目睹了戊戌维新运动，深受触动，迸弃科举倾新学，以期找到实现治国安邦的新路径。
在探求新知的过程中，杨度逐渐认识到中国专制集权制度的弊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1905年，杨度应邀为清朝宪政考察组代写报告。按照他所勾勒的宪政蓝图，
清政府预备仿行立宪，杨度被起用。于是，一介书生变为朝廷命官，为推行宪政改革奔走呼号。然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他的首个君主立宪梦化成泡影。1913年，袁
世凯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聘请杨度为参攻院顾问。一向将君主立宪视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的杨度，撰写《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呐喊。1916年，洪宪帝制覆灭，杨度被视为“帝制祸首”遭到通缉，避难天津租界。而一年后的张勋复辟再次失败，连遭三次打击的杨度终于幡然醒悟，彻底放弃君宪救国迷梦。
正当其苦闷之际，五四运动爆发，杨度跟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在此过程中结识了中共领袖李大钊，加深了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当李大钊身陷图圄时，
杨度积极营救未果。“四…．二”反革命政变后，目睹了白色恐怖下大量革命志士惨遭屠害的一出出悲剧，杨度一方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之至极为震惊，另一方面又被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所感动，便下定决心为党的事业倾尽晚年所有心力。为此，他变卖家产，将所得款项用于救助遇难者家属；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关系，为党搜集情报，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党的事业做出独特贡献。1929年秋，经潘汉年介绍和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
杨度，一个末代王朝的知识分子，本可以享受相对富足的生活，却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冒着杀头的风险，完成了从力主君主立宪到信仰共产主义，从鼓吹帝制
的“罪魁祸首”到一名共产党员的转身。
《人民日报》2016年7月19日）
程砚秋：从艺术追求到信仰追求
陈娅飞
程砚秋是我国著名的京剧界“四大名旦”之一。1915年，他开始登台演出，结果一炮打响，成为戏院的红人，后拜师梅兰芳、王瑶卿，终使其开创出别具一格的程派唱腔，成就一代艺术宗师。
凭借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程砚秋在京剧艺术界声名鹊起。然而，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当一名演员，而是在“艺术为人生服务”的理念指引下，自觉承担起艺术家
的社会责任。结合当时的现实问题，他排演了大量反映社会时弊、警世喻人的剧目，并参与创办南京戏曲音乐院，培养京剧人才。
“九一八事变”后，程砚秋义愤之余，决心用戏曲唤醒同胞的爱国热情，鼓舞他们投身于保家卫国的战斗中来。“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日寇强令梨园公会组织北平所有梨园名角举办联台“义演”，制造沦陷区祥和安乐的假象。在梨园界久负盛名的程砚秋被日军威逼利诱，他留话“程某人是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1943年，程砚秋下定决心罢歌归农，停演明志，归隐jE京西郊，向日寇作无声的抗议。
抗战胜利后，程砚秋返回京城，为表达喜悦之情，他举行各种义演。然而，战火的再次燃起使得他彻底失去了对国民党政府所抱的希望，这时，之前知之甚少的共产
党却渐渐走人他的视野。
北平解放后，周恩来的几度拜访，让程砚秋深为感动。新中国成立后，目睹国家的新变化和国共两党之迥异，程砚秋决心向党靠拢。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放弃财政工资、捐献收入，赴朝慰问演出，支援志愿军。
1956年夏，程砚秋前往青岛参加干部读书班，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最终完成了思想上的蜕变，萌生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1957年10月，在周思来、贺龙的关心与鼓舞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3月，这位尚处于预备期的京剧大师渍然长逝，党组织批准同意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程砚秋把艺术大师的气节与历史见证人的角色完美结合，用京剧表演艺术表达爱国赤诚，在新旧面貌的对比中确定灵魂的归宿，终将艺术追求与信仰追求融为一体。
《人民日报》2016年7月19日
沈雁冰：矢志不渝坚守信仰
陈娅飞
五四运动后，沈雁冰（笔名茅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结识陈独秀，并为《新青年》杂志撰稿。1920年，他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包括沈雁冰在内的各地早期党组织成员顺然转为正式党员。起初，党的各项工作处于秘密状态，沈雁冰以其工作环境为掩护担任直属中
央的联络员，开展党内通汛联络工作，并在党创办的学校承担教学任务，领导、参与、报道上海罢工运动。
大革命期间，根据形势的推进和党的工作的需要，沈雁冰接受党组织派遣，辗转各地。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陷入低谷，沈雁冰被迫开启隐居流亡生涯。紧张的国内气
氛和复杂的社会形势，使他渐渐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苦闷彷徨之时，沈雁冰决心拿起手中的笔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从而踏上了文学创作征程。隐居上海期间，他创作了以大革命时期为背景的第一部小说《幻灭》，1928年流亡日本后，创作了寄托革命前途信念的长篇小说《虹》；1930年返回上海后，完成了反映30年代国内社会现实的长篇巨著《子夜》，抗战期间，继续创作了大量暴露国民党反动本质、歌颂人民抗日斗争的革命文学作品。从解放战争时期起，沈雁冰由文学创作转向对外文化交流、国家文化建设，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首任文化部长，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1981年，沈雁冰以孱弱之躯在病床上提出给中央写信，表达要求恢复党籍的心愿。这封信由他口授、其子代笔、他本人亲笔签名。完成这封信后，沈雁冰说：“我死了，反正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如蒙追认，将是我一生的荣耀。”3月27日，这位文坛巨星陨落。3月31日，党中央作出“恢复沈雁冰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
起”的决定。
沈雁冰在党的早年困难时期加入党并同党一起度过困难，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自觉担当革命“鼓手”和“号角”，在党胜利后继续为党奉献，弥留之际渴望追认回归。他对理想信念的终生追求，展示了什么叫做坚定与执着。
（《人民日报》2016年7月19日
毛岸英给亲属回信反对特权思想
张小帅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岸英给其表舅向三直的一封拒绝信，体现了我们党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决心。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党和国家需要大批干部投入新中国建设。毛泽东已故妻子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想请毛泽东安排职务，被毛泽东拒绝。而后，他又给在北京工作的亲戚向三立写了封信，请求他代自己向毛泽东说情。向三立于是致信毛岸英，转达杨开智的想法，希望能在长沙做"厅长方面”位置的工作，但这种要求实际上超出了杨开智的工作能力，毛岸英回信予以拒绝。
在信中，毛岸英首先向向三立阐明了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区别，对他们跟不上时代要求的落后思想进行了批评。毛岸英说：“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
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
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队外，正在于此：皇帝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
此外，毛岸英向他们阐述了共产党的“人情”观，即“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但是，对于近亲的“人情”，共产党要努力使其“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台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如果近亲的“人情”与人民利益相矛盾，共产党要坚决站在人民利益方面，即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虽时过境迁，毛岸英这种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作风与行为，仍值得称颂与学习。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人民日报》2018年7月31日
肖林夫妇：“百万富翁的无产者”
李坚
1941年，中共地下党员肖林奉周恩来指示，与夫人王敏卿开办公司，为党筹措活动经费。到1949年完成使命时，他们一次性向党组织上交的资金约台黄金12万两，
固定资产达1000多万美元。在交出全部资产后，他们只留下三块银元作纪念。这三块银元是肖林夫妇开展经济工作、为党无私奉献的历史见证。
肖林，原名肖本仁，193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肖林”是他常用的笔名。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停发了第十八集团军军饷。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指派肖林“下海”经商，开展经济活动为党筹措经费。接受任务后，肖林从钱币交易市场开始，学习资金拆借、黄金美钞买卖，赚得了一些收益。1941年4月，肖林与妻子王敏卿一同回到江津，开办起“恒源字号”商行，主要业务是从湖北的三斗坪贩运土纱到江津，然后又从江津贩运食糖到重庆销售。1941年到1945年，肖林夫妇起早贪黑，寻求商机，细心地操持着每一笔生意。不久，“恒源字号”又入股创办重庆大生总公司，经营范围增加五金，木材、西药等种类。
肖秫夫妇牢记周恩来的话：“不要怕被人家说是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肖林挣来的钱，为党提供了重要经济保障，只要接到上级指示，他总能在第一时间把钱送到指定地点。他的原则是“组织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想方设法凑也要凑足，绝不能误事”。
1948年2月，在全国爱国民主运动鼓舞下，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7500多名工人提啦改善待遇、补发配给品。国民党政府却出动军警镇压，百余人受伤，200多人被捕，26名罢工工人被判刑。社会各界迅速掀起声援浪潮，上海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找到肖林，肖林当即开出一张3亿元法币的支票支援上海工人运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肖林进入军事管理委员会轻工业处，接管中国纺织品公司，他向党组织上交之前经营结余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和折价1000多万美元的固
定资产，自己只留下当时流通的3块银元作为纪念，他也因此被称为。百万富翁的无产者”。
新中国成立后，肖林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上交的12万两黄金和1000万美元的资产，那都是党的钱，全额上交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没什么值得夸耀的。”1997年，
肖林将他珍藏了40多年的银元也捐给了博物馆收藏。
（《人民日报》2018年9月4日）
篇二
“四个服从”由来与发展
于美丽
“四个服从”是党在长期的建设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得出的基本纪律，体现了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加强全党集中和统一的需要，对促进党的圄结和加强党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2年7月，党的二大讨论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党章，明确提出“两个服从”，即“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局之一切决定，以多数取决，但召集临时全党大会之决议，须以三分之二的多
数取决。”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党员及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决议不同意
时，得各该党部过半数党员的同意，得对于上级机关提出抗议，但在抗议时期内，未解决以前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四个服从”被明确提出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规定：“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是全党的最高领导，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的好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对“四个服从”作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七大通过的党章中首次把“四个服从”作为党的组织纪律予以确立，对扩大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
统一领导作了详细规定。“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此后，历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章中，都强调了这一纪律，并不断补充、发展和完善。
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四个服从”作了新的表述，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一表述，沿用至今。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人民日报》2017年11月7日）
党史上首个惩治贪腐的文件
王定毅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要求从严惩治党内开始滋生的腐败现象。会后，中共中央于8月4日颁布了党史上首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
大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迅速增加，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到1925年的3万余人。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党员数量进一步增长，在一些掀起革命高潮的中心地区，甚至出现全家或全村入党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党员队伍不免混入一些思想不纯、作风不正、品质恶劣的分子，导致党员质量退化和极少数人贪污腐败的现象。《通告》的颁布可谓正当其时。
《通告》写道，一年以来，我们党乘着革命的高潮，有突飞的发展，这是可喜的现象。但同时也使投机腐败分子混入党内，他们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这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而且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
《通告》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工作，而且特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这样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通告》要求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通告》要求各级党部立即执行，并将结果上报中央。
《通告》的颁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就对可能滋生的腐化现象高度警觉，对腐败现象绝不容忍。尤为可贵的是，党从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维护党与
人民群众关系的高度，同贪污腐化行为做坚决斗争，有贪必肃、有腐必反，从而有力地维护了党组织的纯洁性、战斗力及其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
革命战争中发挥领导作用，始终赢得广大民众拥护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人民日报》2015年11月3日）
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巡视
邢浩
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打散。为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中央派出巡视员到各地指导工作，在传达落实党中央
指示、建立或改组党组织、解决党内纠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鉴于各地难以发动暴动的实际，中央决定停止原计划的湖南、湖北农历年关总暴动，并派李维汉巡视两湖地区，传达贯彻这一指示。
1928年1月中旬，李维汉到达武汉向湖北省委传达停止暴动的指示，并与省委商定成立湘鄂赣边特委等新的工作部署。巡视期间，河南省委也派人到武汉与李维汉联系，
在了解河南近况后，李维汉写信给河南省委，分析形势并指出需注意的问题。
各地党组织不时遭到破坏，巡视在恢复重建党的组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29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等人由于叛徒告密被捕，省委在济南、青岛等地的机关同时遭到破坏，省委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中共青岛市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共同商定组成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会，共同主持工作。8月19日，中央派陈潭秋到青岛巡视工作，与主持山东临时省委工作的同志谈省委组织问题，并召集会议改组临时省委。随后，临时省委制定工作计划大纲，推动了山东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8年3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恢复成立，但临时省委日常工作缺乏指导，连临委机关也没有认真建立起来。9月19日，中央派任弼时赴安徽巡视党的工作。抵达芜湖后，任弼时召集省临委会议，传达党的六大精神，任弼时（站立者）转战选中小憩
听取省临委的工作汇报。次日参加芜湖市委会议，并与有关同志谈话。查明情况后，任弼时召开芜湖市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报告事态经过，以巡视员名义对省临委和芜湖市委提出批评警告。28日，他向中央写了相关报告，提出组织处理方案：调整充实安徽省临委成员，处分少数省市委成员；并根据中央决定撤销芜湖市委等。10月5日，中
央复信同意对安徽问题的处理。
作为上级了解下级情况、指导工作的一种有效方式，巡视在土地草命时期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人民日报》2018年8月21日）
把支部建在连上
丁仁祥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带兵打仗，然而失败了。作为党的前委书记，他必须考虑怎样才能保住和把握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党革命的本钱。
行军路上，毛泽东带着脚伤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陈士榘回忆毛泽东当时说：“我观察过，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尤其对何挺颖任党代表的连队印象深刻。这个连党员多，注重发挥党员积极作用，基本没有逃兵。毛泽东多次找何挺颖谈话，听取意见。何挺颖说：我看要从军队的党组织去考虑。部队党组织太少，党员人数也不多，这样就抓不住士兵。
毛泽东还先后与宛希先、何长工、韩伟等谈话，了解北伐军党组织建设情况，当时叶挺独立团是团建支部、营建小组。共产党员以军官为主体，起始只有20多人，
士兵中基本没有党员。于是，毛泽东下定决心，再造一支新型革命军队。
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抓部队必须抓住士兵，抓住士兵则必须抓好基层。从连队开始，形成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由于当时连队党员极少，先从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开始，在连党代表指导下开展工作。士兵委员会优先解决官兵伙食一致和官长打骂士兵问题，以连党代表为主建立支部。不髓像旧军队那样靠军官一级一级抓部队，而要依靠党的基层组织，由下而上。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
毛泽东在江西永新三湾村宣布了五项整编措施，特别是党组织实行支部建在连上，设党代表，增加基层军官和士兵为前委委员；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从管理伙食开
始，实行内部民主管理制度。这些措施，开启了党对军队领导和民主政治建设之路，铸就了人民军队之魂。
三湾改编队后，为落实支部建在连上，10月到达鄙县水口，毛泽东亲自发展6名士兵入党。抓军队要抓好基层，抓好基层要抓住人。这个人，就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
的支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步人纵深，抓基层更有紧迫现实意义，基层朝气蓬勃更能彰显党的战斗力。
（作者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研究员、东固革命根据地研究会会长；《人民日报》2017年4月18日）
党的六大首提“组织路线”
董德兵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组织路线问题。从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对党的组织进行规定，到党的六大首次明确提出“组织路线”概念，党的组织路线逐步形成和确立，为中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部署各地武装起义的同时，还努力整顿遭受严重打击的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当时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不断遭受损失，保存下来
的一些党组织，存在或消极涣散、或“左”倾盲动，以及无组织无纪律、脱离群众等问题，一些党员中滋长了相互抱怨和不信任的情绪。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8年党的六大在莫靳科近郊五一村召开，六大站在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待党的建设问题。
六大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明确提出了党的“组织路线”的概念，指明了党的建设主要任务和目标方向。
《提纲》在"组织上基本问题”中提出，“没有支部生活，便产生不出干部人材”“没有支部生活便没有党内生活的基础，也就没有无产阶级党的基础”。《提纲》列出了“尾巴主义与盲动主义”“机械的执行纪律”等十种组织上错误倾向和方法，指出这些错误的倾向和方法，有许多都加重了党与群众关系脱离的危险。
《提纲》及其制定的党的组织路线为六大后党中央整顿党的组织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指导方针。从那时到年底，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常委会，对这些地方党组织的改组、重建、充实，做了切实的指导。经过不懈努力，党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党员增加到6。93万余人，产业工人支部达到近百个。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党员人数已达到12。23万余人；到年底，党在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党的组织已经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涣散状态中迅速组织集中起来，“主要的城市支部在群众中渐能起领导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3日
古田会议提出发展党员新条件
王林育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党员1329人，占33.2%。在这些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了约70%。
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不少党员受到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当时的无产阶级仅指工人阶
级）。其中，一部分非无产阶级思想，如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等，妨碍了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以绝对平均主义为例：发给伤兵用费，绝对平均主义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指挥员骑马，绝对平均主义不认为足工作需要，认为是不平等制度。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利于革命的顺利开展。
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
为保证党员的质量，《决议》在党的六大规定的入党资格的基础上提出丁以后发展新党员的条件：“（一）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二）忠实；（三）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四）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五）不吃鸦片，不赌博。”
《决议》提出的发展新党员的5项条件，对于从源头上搞好党的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
六届六中全会首提“四个服从”
黄琨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大会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党的制度建设和纪律
建设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大会强调“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第一次完整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这次大会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能提出并解决之前没有提出或者没有能力去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因为我们党在历经17年的斗争磨炼后已经成熟起来，“已经学会
了使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
“四个服从”是对过去正反两方面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指出，“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的斗争和开除张国焘出党的斗争“，事实上指出了这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重要来源。正方面的经验是遵义会议。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原则错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错误得到纠正，仍然能保持党的团结，是因为坚持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反方面的经验是张国焘在长征途中的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毛泽东指出了张国焘在组织纪律方面的错误，“在张国焘的组织路线方面，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系统提出“四个服从”的原则，是因为大会是在新的路线斗争的背景下召开的，同时出现了王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情况。1937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否认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党内造成了严重的错误影响。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王明另搞一套，不仅不执行中央指示，还多次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中央决议和会议意见，暴露出严重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的问题。不严肃党的纪律就难以彻底纠正错误路线的影响，所以毛泽东提出“继续坚持铁的纪律的必要”，并要求“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
“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逐步深化和完善。党的七大在修改党章时将其完善为：“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强调
的是上下级组织之间的关系原则，表述更加严谨、科学，为我们今天的认识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人民日报》2018年8月7日
为什么数万青年奔赴延安
文世芳
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青年是一道独特风景线。诗人何其芳描述道：“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
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延安，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把许多追求进步、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吸引来了。据任弼时1943年l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
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占了71%，初中约为30%。这些奔赴延安的有志青年，大都家境殷实，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些甚至是“大家闺秀”和“豪
门公子”，在当时可以预期美好的“个人前程”。还有一部分人更为特殊，是不远万里归国抗日的爱国华侨青年。
奔赴延安的路漫长而艰辛，要克服重重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梁漱溟形容通往延安的路：“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路，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
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作为社会贤达，梁漱溟进入延安尚且如此艰辛。对于知识青年而言，每一步都是惊险，每一步都是一次人生的考验。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一位青年的答案是，在南京，“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
人就是这样走掉了”。摄影家吴印咸的答案是延安乃“理想所在”：“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丁玲的答案是”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革命圣地延安的主要开创者、党的领袖毛泽东的答案是什么呢? 1940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中作出了回答。答案是延安有“十
个没有”；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
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没有官僚作风，没有不良风气，没有萎靡不振，有理想，有信仰，有民族的希望，这是延安让人舍生忘死奔赴的原因，也是不同时代人们的不懈追求。今天，我们应牢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持之以恒反对“四风”．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人民日报》2017年3月28日）
民主生活会制度的由来
邢浩
民主生活会制度作为一项党内监督制度，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民主集中制是建立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基础，建党初期我们党十分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党的五大
党章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1941年，为纠正党内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存在的个人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等错误倾向，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领导干部
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的批评等一系列纠正错误、增强党性的办法。
1942年，为清除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教人”的方针，坚持用整风方法解决党内问题。延安整风通过倡导和践行批评和自我批
评的方式，使党内民主得到了极大发挥。延安整风为我们党建立民主生活会制度提供了鲜活实例。
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强调，“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但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运动等，使党内民主难以实现。直到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坚持和发展党内民主进行了反思。邓小平建议，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刘少奇也建议，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委员会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明确第一次提出“党内生活会”的概念。然而，“文革”的爆发，又使党内民主生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民主生活会制度第一次在党内祛规中被确定下来。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修订通过的党章首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括会。民主生活会制度
被正式写入党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规范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使广大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的“大熔炉”里接受锤炼、提升党性，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人民日报》 2019年1月16日）
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
王定毅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阶段，许多解放区连成一片，各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过去长期保持着很大自治权的状况，已不能适应战争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严重影响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加强集中统一指挥，将权力集中到中央，队保证中央政令军令畅通。为此，中央央定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从当年起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的不良习惯。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方面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倾向咀及解决办法；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常规的报告请示外，须每两个月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内容包括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等多方面情况。
指示发出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需要，对请示报告制度先后作了多次补充，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军事机关严格执行。中央采用严厉督促、转批报告、综台通报和个别
指导等方法，促进制度落到实处，井对执行不力的党组织和军队进行了严厉批评。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决议》对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井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都作了详细规定，从而使下级在请示报告时有章可循、有社可依，避免了下级因害怕承担责任大事小情都向中央请示的不良偏向。》，《决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具体规定区党委、省委，军党委以至县委和师（旅）团定期向上级请示报告，达到全党全军在方针上、政策上、行动上的完全一致。《决议》标志着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最终确定下来。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人民日报》2015年12月8日18版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李树泉
1948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再次复刊，发表毛泽东为《中国青年》的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的题词，突出强调了加强纪律的极端重要性。
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迅速发展。过去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战争环境下，为充分发挥各地党组织的能动性，党中央曾允许各地保有一定的自
主权，但随之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等倾向。这些错误倾向成为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发展的严重障碍。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fW在思想
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一致，成为摆在全党面前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1948年以后，党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1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指示特别强调报告要自己动手，不要由秘书代劳。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将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列举了违反纪律的种种表现：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火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的恶劣作风等。对于这些恶劣作风，指示要求“一切受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严肃地注意搬以改变”，“立即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予以指出并予以纠正”。“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
对当时请示报告制度落实不力的地方，中央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如：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给东北局起草了长达2000字电报，批评对落实中央请示报告制
度的敷衍态度。电报说：“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电报明确指出其症结，就是“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樟思想”。
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牢固凝聚起来，汇聚成为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党中央这一时期强调纪律性，有着当时的环境和特点，但对我
们当前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2日）
党内政治生活立“规矩”
薛庆超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十年内乱”严重践踏党的政治生活，”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任意打倒，投诉无门；广大党员受到压抑、难队向中央充分表达个人意见和要求等深刻教训，中央决定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规矩”。
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全党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各级党委要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禁止给领导人祝寿、送礼、发致敬函电；对活着的人不许设纪念馆，对已故的领袖们不应多设纪念馆；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街名，地名、企业和学校的名字，等等。
中央强调，《准则》是党的重要法规，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自觉遵守，要对照《准则>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
《准则》。任何党员如果有违反《准则》的行为，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必须按照党的纪律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实践证明，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诫度的重要检验。守规矩，必须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必须服从组织决
定，决不允许摘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
《人民日报》2015年3月17日）
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的建立
刘学礼
民主评议党员制度来源于基层党组织的创造。早在1984年，当时的上海铁台金厂党委就在厂里定期评议党员，也组织群众民主评议党员，除名屡经教育不改的党员，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突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987年10月后，河北满城县、辽宁锦州市，河南辉县市、山东泰安市等地先后通过民主评议党员活动，处理不合格党员。
1988年7月，中组部负责人到辽宁调研党建情况，发现锦州市实施民主评议党员，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做法值得推广，便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
同年10月18日至11月9日，中组部负责人在山东，浙江和上海调研换届工作和党建情况后又指出：“民主评议党员，是加强基层党员教育、管理和监督的一种行之有
效的形式，也是新时期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增强党员互助、互勉、督促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似可推广，逐步形成制度。”
1988年Il月18日，中组部制定《关于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的意见》，12月15日，党中央予队同意转发并指出，“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是从严治党，提高党
员素质的一项重要措施，是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对党员进行经常性教育．管理和监督的有效方法。”按照中央通知精神，各地在试点基础上逐步捶行。
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实施20多年来，已成为党内一项经常性制度。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人民日报》2014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