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站关工委常务人员李晓霞在中国关工委主办“我的家训”主题征文活动中获三等奖

刘志魁

编者：李晓霞《良好家风伴我成长》的这篇征文，讲述了一个革命家庭的故事，展示了老一辈共产党人对党忠诚的高贵品质和她本人对家风的传承，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中，读一读这篇好文章，对老同志和青年朋友都有益处。在“青春心向党，岗位做奉献”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中，我们要向李晓霞同志学习，不但讲党史、站史，也讲家庭的故事、身边的故事和个人成才的故事，真正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为沈阳站高质量发展、“打造东北第一站”多做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沈阳站关工委

2021年3月23日

良好家风伴我成长

李晓霞

我出生后与父母相伴了六十余年，家庭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则是我的第一任老师，他们的一言一行，使我在耳濡目染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家风教育。

我父亲祖籍辽宁海城，日本人侵占东北时，在哈尔滨邮局工作的爷爷携全家被当时的政府安排撤到上海。爷爷痛恨自己的家乡被日本人占领，利用在邮局工作的机会，为中共地下党邮寄传单、材料。

1940年11月，父亲偷偷离开家，与几位进步同学一起到浙江四明山区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当时父亲18岁，是上海肇光中学高二的学生。不久后他被组织选派到“江南抗大”学习。1941年11月“抗大”学习毕业时，经学校党组织批准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下半年被派到无锡、宁波等地从事抗日工作。

解放战争后期，党考虑到全国解放后东北的建设问题，决定派大批干部到东北。1946年2月，父亲随“赴东北工作团”到了东北，先是被分配到当时在安东（今天的丹东）的东北大学。 1948年8月又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同年11月3日随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从哈尔滨来到沈阳。

1952年父亲受当时的副省长、教育部长车向忱的委托筹建民进沈阳市委员会，并被任命为民进沈阳市委员会秘书长兼秘书处副主任。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名字上了《辽宁日报》头版头条，1962年虽然被摘帽了，但还是摘帽右派，文革中又受到折磨，后被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

1977年重新回到民进沈阳市委机关工作，当选市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省祖国统一委员会委员。1979年才被彻底平反。1984年，父亲62岁时当选民进辽宁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5年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奖章”，70岁离休后任民进辽宁省委员会顾问，90岁时走完了他的一生。

我的母亲生在江西南昌，1945年6月考入南昌中正大学森林系。1946年国民党掀起内战，学校成立了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自治会与国民党斗争，母亲被选为自治会成员，1948年夏天被国民党列入91名进步学生的“黑名单”登报通缉。为逃避追捕，她和几个同学去了台湾，在那几经周折与一中共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同年11月经党组织安排，几经辗转来到浙皖赣边区司令部，成为皖浙支队的一名八路军战士。1949年皖南全境解放，母亲被调入赣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全国解放后，部队送母亲重回大学继续学业。1950年7月大学毕业母亲响应国家支援东北建设的号召，来到东北林业总局工作。后来母亲一直执教，但因为去过台湾，在文革中被专政、被批斗、下放农村改造。1987年她从辽宁大学离休后仍继续留校工作，70岁后义务担任社区的老师，为居民讲各种内容的课。不管生活多难，母亲始终坚强、乐观，初心不改，从18岁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到2008年7月，81周岁时终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期间经历了漫长的60多年。2019年国家给母亲颁发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章，她捧着纪念章看了一会儿，让我找出新四军战友的通讯录，念着上面的名字，说：这个不在了、那个也不在了，我真幸运啊。如今，94岁的母亲仍关心着国家的大事，看新闻、读书报，还时常提醒我们要多学习多为社会做事。

虽说父母历经坎坷，但没从见他们悲观失望，没听过他们一句怨言和一丝后悔。我1960年上学，第一批带上了红领巾，年年是三好学生，但文革时却当不上红卫兵，因父母在挨打斗，是“坏人”。我非常迷茫，有天郑重其事地找父亲谈了次话，犹犹豫豫地问：你和妈妈不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吗？怎么都成了坏人了。我说了满肚子里的委屈，哭得很伤心。父亲用手绢帮我擦着眼泪，沉默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还小，好多事情你还不明白，等你长大了就会逐渐明白的，但你要记住，我们的党是个伟大的党，爸爸和妈妈也都是好人......。

尽管父母经历的磨难很多，但始终对党充满了感情，他们常说，是共产党把我们领上了革命的道路，是党的信任安排我们到重要的岗位工作，是党组织的关怀使我们能够走到今天。对我们家来说，共产党的恩情永远也报答不完。

1953年父亲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被定为14级国家干部，后来被提到13级，可除了父亲住院在高干病房能看出是个领导外，从其他方面一点也看不出来。几十年来，父母一直住着一套60多平米的两居室，连父亲职务待遇的一半都达不到，组织上几次要给他调房他都不要。总说：住得下就行，要那么大房子干什么！教育我们不要总想着向组织张口要这要那的，要把心思放在努力做好工作上，要想着怎样做出更多的成绩向党报恩。

父母这种对党报恩的思想更集中地还是体现在党组织给他们卸掉了政治包袱和精神枷锁之后。父亲把平反视为自己政治生命的复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直到暮年，年过古稀的他还担任省监察厅特聘监察员和沈阳市劳动教养院的校外辅导员，不遗余力地贡献着的余热。

母亲则把全部精力投入科研和教学中，先后完成多篇科研课题，有的项目获得了省级科研成果奖，她本人也获得了省级先进的称号。离休后，她先后担任沈阳市百鸟公园建园改造技术顾问、协助有关专家在岫岩建立了名贵花卉组培实验室、帮助指导沈阳热电厂开发了利用粉煤灰进行蔬菜无土栽培等。母亲做这些工作都是义务的，给钱也坚决不要。她多次表示，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党和国家多做工作。即便这样，当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时还说，我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而年迈体衰使我无法尽到自己的责任呀。言语中透出她心怀的歉疚与遗憾。

父母要求我们很严，小时候虽然家里有保姆，也给我们分了不同的家务活，而且每天检查。父亲生命的最后两年是在医院渡过的，刚入院时他已不能行动，但思维还好，我们请了护工，护工走进病房的一刻，他努力支起身体，笑着说谢谢你了，看我这个样子，以后要给你添麻烦了。趁护工不在时又叮嘱我们，护工小付年龄跟你们差不多，不能常回家，总呆在医院很不容易，虽说我们要给工钱，但不能以为付了工钱人家就应该怎样怎样，你们要尊重人家，好好相处。我们依从父亲的嘱咐与小付姐妹相处，她一直照顾到我父亲走，她喊我父亲老爹，哭得跟我们一样悲伤，父亲走了快12年了。我每天跟护工小付互相问好，每年都去她家看她几次。

有几年我家住在母亲任教的学校里，那阶段隔些日子父母就会让我把一筐食物、或一点儿粮票、几块钱送到另一个门洞的老周家，他家阿姨、爷爷奶奶和三个孩子只靠周老师一人挣钱养活。这项任务一直持续了二三年，直到周家妈妈有了固定的工作为止。

2013年南方受雨雪灾害，母亲让我去辽大替她送1000元捐款，那时她刚装了第二个心脏起搏器，家里花了不少钱，我说你表达是的心意，捐500就行了，我执意拿了500。离休科的人说，捐200吧，赵老师年纪大了，用钱的地方多。我给家里打电话征求母亲的意见，她一听就急了，说那500都得捐了啊，你都给我减了一半了，可不能再少了。

我的父母都是一身正气，决不搞不正之风。文革期间我们全家到辽中接受再教育，1978年父母被调回沈阳时，两个妹妹都留在了辽中，她们都是通过考学回到沈阳的。

在电话还没普及时，父亲规定家里的电话没有特殊情况我们不能用，真有急事也要长话短说。有时我大妹夫一说起来就忘了时间，父母脸上便现出不悦，有时就直接说，你这电话说得也太长了，不能用它唠嗑呀，虽然不用我们付电话费，也不能让公家花太多钱吧。损公肥私的事不能干，这是原则啊。父亲上下班有小车接送，我们全家人一次都没借光坐过，有时我上班跟父亲同时出门，司机说坐一段吧，捎你到车站。父亲马上会说车站没几步路，让她自己走好了。

父亲已官复原职后的1979年，我在沈阳站当售票员。有一次下班回家，父亲说你们售票处人也太多了，我买一张去长春的票排了一个多小时。我很意外，，咋不找我呀？父亲说，找你干啥？走后门呀？我可不干那事！我又说，那咋不叫别人来买呢，一张票还得自己亲自来。父亲说，大家都有一摊儿工作在忙着，我是自己出门，哪好麻烦别人。听他这样说我是又气又心疼。这样的事情扎根在我的心里，也左右着我的行为。

我们家有三女一男四个孩子，我是老大。我们的生活随着父母工作和生活的轨迹而动荡。这期间，无论是发生在父母身上的重大变故，还是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细微小事，都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教育，受到熏陶。特别是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为人处世之道和个人思想品行，都在我们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看似普通又极为朴素的家风，犹如细细的春雨，伴随着微微的春风，悄然无声地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我爱看书，而且用心。小时候总看父母读书，培养起我的学习兴趣。我在行李房当装卸工时，老师傅说我记性好，让我负责货物顺位和与列车行李员点数交接。当了售票员，背站顺是基本功，我很快背熟了几大干线和应知应会的业务。在质量室、安全室，我分工班组管理，又重头学起。由于文革，我这一代人失去了按部就班上大学的机会，1982年，我开始参加全国统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1985年成为全国第一批通过自学考试拿到大专文凭的毕业生，还作为自学代表在省自学成才经验交流大会上做了学习介绍，上了电视、广播。因学的是中文，被调到旅服总公司做文秘工作。我喜欢不断学习的感觉，是充实，也是挑战自己。我先后参加了《人民铁道报》新闻业务培训班、省翻译公司日文班、辽宁文学院第八期作家培训班等学习。到目前为止已陆续在国家、省、市及铁路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种体裁的作品3000余篇，100多万字。如今，我还是喜欢学习，看报纸杂志，很享受捧着纸张看铅字的感觉。

我愿意伸出援手。母亲不止一次地讲过，能多做事就多做点儿事，能帮别人的忙就帮一把，特别是公益的事，多做些对自己有好处。我知道母亲讲的好处是心情愉快，精神上充实。所以，只要是别人有需要，而我又能做的，就会尽力满足别人的需要。

退休后我的党组织关系落在了路局西铁社区，后来搬家了也没迁走。一天社区黄书记对我说：区里给社区老年大学派了音乐老师，但居民都想跳舞，本应请一位老师，但却没有经费。当即表态: “我来教吧, 每周一次，不要钱”。于是从2016年初开始，我坚持去社区义务教居民舞蹈。我还担任社区六支部的书记、这个月又当选为妇联委员。这些年，除了铁路上的工作，我还义务为社会上的几个团队编排节目。他们不过意，也常劝我收点钱。我说决不收，你们觉得我对你们能有点儿帮助，说明我还有用，这我就很知足了。

我的孩子曾当了8年兵，在部队入了党，当了五好士兵，拿了大学文凭，现在还常用正能量来影响我。一次他说出去一会儿，但小半天才回来，原来他在路上看到汽车撞了人，第一个报了警，警察让他等在现场，后来又做笔录。我问当时周围没别人吗？他说有哇，但你不能等着让别人干呀，这是一个公民起码的责任义务。去年他新买了件羽绒服，没穿几次就不见他穿了，一问才知道送同学了，因同学的父母都生病，钱紧。我觉得这有点儿像我，前年十一我穿了双红色新皮鞋去看曾护理父亲的小付，她喜欢我的鞋，我就穿着她的旧鞋回来的。我们小区有个拾废品的老人，冬天穿着薄棉衣冻得缩着身子，我征得孩子的同意送了他件8成新的皮夹克，他高兴的很，这几年冬天一直穿着。这个月初，得知沈阳有热心人士给大凉山地区捐衣服，我又捐了十多件毛衣和一些夏天的服装。

我认为人要老实做人踏实做事。1974年我从青年点抽调回城，先后在沈阳站行李房、售票处、旅服总公司、客运车间党总支、站质量室、安全室工作。2003年在安全监察岗位上退休。

我曾是铁路局文联会员、千里诗社副秘书长、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铁路分局通讯报道员，退休后又担当任过沈阳办公室夕阳红艺术团舞蹈队队长、模特队队长，沈阳办公室老年报道组组长，沈阳站关工委常务人员。同时经常参加社会上的公益演出、舞蹈、模特教学等各种公益活动，很忙碌，也很充实，让我觉得人生很有意义。

我认为做事就要实实在在地做好。当舞蹈和模特两个队长的10年间，我只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没有参加排练。有人问过我，你家好像啥事也没有哇。其实不是的，只不过是私事都让位了。我很感谢母亲的理解，在父亲住院的近两年里，我往返于医院、活动站之间，是母亲支持我把事情当做事业来做，才坚持下来的。

我2006年到沈阳站关工委工作，我觉得我很幸运，与年青人在一起心就很年轻，能为昨天的自己做些事情，心里很舒服。所以只要沈阳站有需要，我就会全力去做，不管是报道、演讲稿修改、还是编排文艺节目等，都认真对待，努力完成的更好些。

我感谢父母养育了我，我也时常考虑回报他们，特别是父亲走后，母亲每年有半年时间住在我家，几年前的一天晚上，我正轻声拨着琴，发现已说要睡了的母亲跟着我弹的曲子小声唱起来，我心受到触动，自那以后，我有意地练习母亲会唱的老歌，给她写忘掉的歌词，每晚我弹她唱。有时也会跳舞给她看，美其名曰为她专场演出。每当这时，母亲就笑得很开心，我喜欢让她开心。

隔段日子我会专程去辽宁大学为她送思想汇报，她年纪大不能再参加老干办的活动后，我就将辽大离休网上的活动转告她，让她看大家的活动照片，提醒她多给老同事打电话，我不想让她脱离集体。如果发现我订的文摘报上有适合母亲读的好文章就留给她看，有时也跟母亲玩笑，说妈妈，你还得多学习，与时俱进啊，这篇文章是作业啊，我要考试的。我回报母亲的有限，但让她每天都能开心快乐，多陪伴我些日子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2018年，我被中华孝道文化系列推广组委会、中国爱心妈妈志愿者联盟、金天恒美杯大赛组委会评为“最美孝子孝心”称号和“最美志愿者义工”两项提名奖。

良好的家风是父母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的礼物，是留给我们子女的宝贵精神财富，她犹如时刻萦绕在我们耳际的谆谆教诲，又似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部无言的“教科书”，让我及我的家人铭刻在心、代代受益，我决心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使之不断地得到积淀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