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石文史51‖仼兆琮：读史杂谈——兼评万历版《灵石县志》

汾州文化

读史杂谈

——兼评万历版《灵石县志》

□仼兆琮

书橱里本有万历版《灵石县志》的复印件，数年前向朋友索要来的。近日闲暇，偶然拿来翻翻。不曾想这一翻，翻出些意思来，也算“开卷有益”。

明代主持纂修这版《灵石县志》的，是河北直隶柏乡人（今河北省柏乡县）路一麟。路一麟从万历二十七年到三十二年（1599-1604年）在灵石任知县大约六年。主政一县这么长时间，在当时也算不容易。也幸亏有这时间，他可以从容不迫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其中就包括这部令他本人名垂青史的地方志书。

　　这版《灵石县志》所本的，乃是万历年间在灵石任知县的颖川人白夏编撰的县志。白夏任职时间比路一麟早了差不多30年，之所以这么短的时间就要重修一次县志，很重要的原因，按序言所说，是灵石县的行政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

自隋开皇十年（590年），析介休地置灵石县。之后，县的归属或南或北，多次变化，甚至出现过大、小两个灵石县。明初，灵石本属河东道，是霍州辖县，然而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汾州被批准升为府，灵石随即改隶汾州，属冀南道。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化使得修志成为客观需要。而且，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朝廷曾“诏修国史”，地方应该也有相应的安排。纂修县志，可以说正逢其时。

历来治史者都有局限性。路一麟作为纂修，充分体认到这一点，所以在亲自撰写的序言中说到了“删其浩繁，次其篇类，间亦附以臆说”这样的话。治史而间以“臆说”并不为奇。即使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写到上古之事时也难免如此。2004年再版时，编者除了补序、断句之外，还加了注解。注解将“臆说”二字理解为自谦，似亦难脱“臆说”之嫌。

　　路一麟作序的时间是万历二十九年辛丑阳月（1601年农历10月）。志书卷三《祥异》载，“自去年八月至本年六月不雨，百姓嗷嗷待哺”，路一麟除捐出俸银20两外，还向李阳春、张凤翼等借银460两，共赈济贫民1700多人；申请动用仓粮1158石，借给贫民2895人，同意“秋成还仓”，终使“百姓赖以少安”。赶在县志截稿之际，将最近发生的赈灾善举加了进去。表彰他人同时，捎带表扬一下自己，这位知县也是蛮可爱的。可见，除上述客观需要外，作为一方一时当政者的路一麟积极实现政绩，以期名著青史，也是成就这部志书的原因之一。

路一麟，应该是位严谨细致的地方官。《灵石县志》中说，其时县城可谓“蕞尔小城”。“周围三里一百八步，城（墙）高三丈九尺”。旧制，一里为1800尺，一尺合今0.32米，一里合今576米。翻算下来，县城周长不过2016米。路一麟万历六年（1578年）中进士，二十多年后，才轮到在这不起眼的小县当县令，似乎没有什么好挨靠，只能认真踏实做事，希望以此引起上峰的关注并获得升迁的机会。县志虽自称“删其浩繁”了，却并不影响数据的精确。很多地方，数字甚至精确到让现代人叹服的地步。如卷二《食货》中记，“桑五千三百七株，共征银三十六两七钱八分七厘四毫六丝二忽五微”，居然保留到小数点后七位，不知还有没有更小的计量单位。坏到不能使用的东西，也记得清清楚楚。如卷一《建置》篇中《武备》一节记载，“不堪甲三百七十三领，不堪弓七十张，不堪箭七十支”，谨慎细致到这地步，鲜有出其右者了。

　　当然也有百密之疏，可举一例。如卷一《地理》：“桑平峪河在冷泉北十里，居民千余家，山水弯绕异常。”县志中记，万历二十九年时，灵石全县只有区区三千多户，人口也不过二万多人，平均一户七人，以桑平峪河一脉而有千余户人家，明显夸大了。

一县民风并不以城池大小论。县志中对该县民风的评价比较客观，如“民性淳厚，尚义礼”“其民勤苦，其风朴野”“好敬事鬼神，享祀报本，虽费不吝”等，即使在今天看来，依旧没有太大变化。先进事迹多见于卷三《人物》篇“孝义”和“烈女”，所列众多，且不乏“割肉奉亲”的案例，可见受介子遗风的影响之大。这一点，从该县供奉介子推的洁惠侯庙达七处之多，也可窥见一斑。

碑文列入卷四《文艺》，共收录14通。其中，涉及洁惠侯及修建庙学的各三通，涉及汉淮阴侯韩信的有两通，占了总数一半多，应该也是“删其浩繁”的结果。删则删了，简则简了，求仁得仁，我们也就不能希望其承载的历史信息有多么丰满了。

　　撰写《重修汉淮阴侯庙记》的是元代的归旸。归旸字彦温，汴梁人，至顺元年登进士，累官升至刑部尚书。至正十七年（1357年），授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览碑文可知，此庙位当秦晋古道要冲，始建于金代明昌年间（1190-1196年），明大德年间（1297-1307年）曾增建。本次重修的缘起，是因有两位曾在陕、豫任要职的官员行经此处、前往拜谒时，见其“久不治，日入于坏”，故而“各出私钱给县主者重修”的。时间应在至正庚子年（1360年）夏不长的时间内。

碑文实质内容是为重修淮阴侯庙立论。归旸设四问，一曰：“侯之功在汉，汉祀之可也，夫何祀乎今？”，二曰：“善战者，是率天下以杀人为功者也，杀人为功者庸可祀乎？”三曰：“有功于天下者，可无祀乎？”四曰：“灵石之有庙，何也？”，皆一一作答。其中第三问引人注意。在驳斥了韩信因谋反被杀、功不足抵过的观点后，归旸更举出反面例证以辩证。碑文中说，“淮南王布，亦有功于天下者也，未闻有祀之者，以其反也。反而祀之，则乱臣接迹也”，言理凿凿，义正辞严。

这让人联想到刘武周。《礼记·祀法》中说“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以此标准看，刘武周不只无功于天下，甚至委身投靠异族、自为反王，最后又被异族所杀、身首异处。李唐王朝盛世而隆，若任天下祀之，岂不忧“乱臣接迹”乎？介休、中阳、汾阳等地，自古以来有供奉可罕王者，以张壁脉络最为清晰，然早在元代延佑元年（1314年），就不知所供奉的是何人了。近人附会小说演义，以为供奉的是刘武周，不足采信。

　　前述汉淮阴侯墓，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也修复过一次。适逢其时，路一麟欣然撰写了文。碑文中说到韩信死因，“猜忌如帝，人人自危。侯挟震主勇略，当损之又损方可保身。矧也四时之序，成功者去，侯倘于称孤之后遁身泉石，于以追踪披裘，比迹泛舟，岂不休哉。”追踪披裘，说的是严光隐居富春江；比迹泛舟，说的是陶朱公范蠡隐于江湖。休者，美也。韩信若能像严光和范蠡那样及时隐退，学着去过陶渊明息影东篱、悠然南山的日子，岂不美哉！

　　《增修介庙碑记》也值得一说。

介子推随重耳周游列国、功不言禄的故事流传甚广。这块碑的文字却有些另类，大有颠覆前知的意图。碑文中说，“先生从亡日久，重耳心思已窥之熟矣。当时，周旋不舍，委质为臣，盖不忍相忘于患难之中耳。及即位，遂浩然不顾者。意者，重耳器量诡谲有余，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安乐也。”对此，跟随重耳多年流亡的咎犯等，也有清醒的认识。《史记·晋世家》记载重耳返国过黄河时发生的事，“至河，咎犯曰：‘臣从君周旋天下，过亦多矣。臣犹知之，况于君乎。请从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国，所不与子犯共者，河伯视之！’乃投璧河中，以与子犯盟。”咎犯就是狐郾，狐突之子，重耳的舅舅。以他对外甥的了解，都觉得不放心，其他人更不必说了。

盟誓之时，介子推就在船上。性格耿直的介子推对咎犯“贪天之功”且“要市于君”，十分不以为然，并且当场耻笑一番。他并不相信所谓盟誓。所谓“与子犯共”，仅是舅舅和外甥之间的事儿，根本未及他人。过河后，重耳到绛城，于武宫即位，旋即追杀了他的侄子晋怀公。这让许多人心中不安。没过多久，担心被报复的大夫吕甥、冀芮火烧宫室。幸而重耳提前获知，仓皇逃到秦国。这段时间，介子推仍跟随着重耳，直到秦穆公再次派兵将重耳护送回国，帮重耳消弥了内乱、拿稳了政权，“子推不言禄，禄也弗及”，偕母隐居绵上，这才有了焚山和封田之事。

　　撰写这通碑文的是本县岁贡生张腾芳，别处未见过他的资料。就事论事，能有这样的见地，也该为他点赞。

“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安乐”，是缘于种种不放心。陪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灭吴复国的范蠡逃隐江湖，干起制陶、贩陶的营生；轻视刘邦带兵能力而夸饰自己“多多益善”的韩信被诬陷，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将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跟他南征北战、九死一生的战功卓著者，喝过“交心酒”之后，不敢杂哗，老老实实作了寓公。

　　《道德经》说“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还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又说“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介子推的时代早于老子很多年。老子著《道德经》写到此处时，想必介子推的形象在他心中，也萦绕了几回吧。

　　任兆琮：山西介休人，1967年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晋中师范专科学校。省作协会员，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现供职于凯嘉张壁古堡旅游公司。编著有《介休历史纪事》，中篇小说《木铎传奇》曾获晋中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