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九.一三”前夕在北京</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1971年7月，我因公出差要去湖南、北京。先去了湖南几个地方，于7月中旬在株洲火车站买票去北京，车站售票员说：买北京的车票要有省革委会的介绍信，县级和下属单位介绍信不能买，只能买北京郊区的票。于是我买了通县（今通州区）的火车票。</p><p class="ql-block"> 买好票后，给同事又是同乡傅爱玉的丈夫王明伦发电报，告诉他我所乘的列车车次及到北京站的时间，请他接站。王明伦是我们广丰县廿四都人，在北京冶金地质机械⺁任车间党支部书记，他多次来我们厂探亲，经过几次接触，我们成为好朋友。</p><p class="ql-block"> 两天后的清晨列车抵达北京站，王明伦已在出站口等我了。他接过旅行袋领我去坐公共汽车去他们厂里。又把我带到他所住的宿舍，他说跟他住一个宿舍的同事回家了，一时不会回厂，要我与他同住一个宿舍。我在北京举目无亲，只有听从他的安排。这是一幢五十年代后期的三层砖混结构宿舍楼，他住二楼，每个宿舍住两人，很宽畅。虽然外面是七月流火的天气，而宿舍里却是凉嗖嗖的，自来水是从地下深井里抽的，还有点冷人呢。</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是星期日，正好王明伦休息，吃过早餐他带我去故宫博物院和动物园参观，下午我们又去了颐和园游览，因为时间紧，加之开放的景点又少，只是走马观花地逛一遍而已。</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王明伦上班，我便自己一个人去菜市口石头胡同拜访素未谋面的二舅妈，她是我伯母的二嫂，二舅早故世，只有她一个人，每月伯父寄20元补贴她生活。那时她已经70多岁，瘦弱的身子，是个热情健谈的老北京。她问我住在哪里，我回答住在朋友厂里，她又说以后来北京就不要麻烦朋友了，我有个干儿子在北京有房间，可以让我去住。我对二舅妈说，过段时间要回北京待几天，到时就住她干儿子那儿，还可以陪她老人家聊聊天。</p><p class="ql-block"> 大约一星期左右，我去天津待了半个月，又去沈阳办事，九月初回到北京，依照二舅妈的心意，住她干儿子房间。二舅妈的干儿子叫陈永年，上海人，1958年选调北京参加建设人民大会堂，随后在北京落户，在前门大街西边一个胡同有个不大的房间。后来他被派遣去斯里兰卡援助建设班达奈耐克大厦，还没回国，出国之前他把房间钥匙交给二舅妈，让老人家帮他照着，二舅妈有客人来，也可以在那个房间住。房间有床、有桌有凳，虽是仲秋时分，但还不冷，能对付过去。我每天晚上七点过去，早上七点回二舅妈家，中午去房间休息一小时。我是第一次去那里，与邻居不熟悉，加上我又不是个自来熟的人，跟邻居就没有什么交流。</p><p class="ql-block"> 大约3天后一个中午，突然有敲门声，我问：“谁啊”？回答：“是我”。：“你是谁”？“我是大栅栏派出所的小朱，请你开门＂。一听是派出所的人，我马上起身开门，来人30多岁，身穿一套蓝警服。他再次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接着问：“你从哪里来＂？“江西横峰”。“到北京干嘛”？“出差”。“有介绍信吗”？“有”。我把介绍信给他看了。他又问：“既然有介绍信，为什么不住旅社”？我说：“为了给单位省点差旅费，正好我二舅妈说有房间让我住，就住这儿了”。“你知道这房间是谁的吗”？“陈永年的”。“你知道他在哪吗”？“斯里兰卡”。“因为陈永年同志援外去了，我们派出所要对他的财产负责，请你把钥匙给我”。“正因为陈永年同志援外了，作为亲戚，我们对他的财产也要负责，钥匙不能给你，我从哪里拿来的就要交还哪里去”。“钥匙谁给你的”？“我二舅妈”。“那我们去你二舅妈那里吧”。我锁上门与小朱朝二舅妈家走去。</p><p class="ql-block"> 一进二舅妈家，老太太就说“小朱您（老北京对人习惯称呼）有事吗”？“老太太，邻居有意见，您外甥不能再住那里了”。我说“小朱同志要我把钥匙给他”。“钥匙不能给小朱，还是给我吧”，我把钥匙给了二舅妈，小朱向老太太告辞走了。二舅妈说：“你不用去那里住了，咱娘俩就在家里凑合着住吧”。我没別的办法，只能听二舅妈的。因为天气还热，二舅妈住的是大杂院，为了让二舅妈擦洗方便，每天饭后我就去离得很近的天安门广场散步。</p><p class="ql-block"> 当天晚上，胡同居委会大妈们又找上门，一来就是五、六个人，都戴着红袖章，神情严肃认真，一进门就七嘴八舌的大嗓门。她们可能是大栅栏派出所授意而来的，说的话与派出所小朱一模一样。我一一回答她们的提问。当看到介绍信期限l100天时，又是一阵议论纷纷。隔天中午又来，又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问题，采取车轮战术，想让我说错话，好钻空子整人。回答问题我不怕，因为自己心中无鬼，只是让她们搅得心烦意乱，不堪折腾。我也无意在北京再待下去，到北京站买了11号返横峰的火车票。</p><p class="ql-block"> 回单位后，同事们见到我，都吃惊不已，问我在北京干过什么坏事，以致北京市宣武区大栅栏派出所打电话询问有李高荣这个人吗？他现在在哪里？他在北京有亲戚吗？你们开介绍信的期限为何要100天等等问题。接电话的是我们单位革委会副主任徐铁生，他所回答的跟我所说的一样，对方才放心了。这个电话我觉得是小朱找我的第二天晚上打的，如果横峰回话跟我不同，那天晚上我就会在派出所过夜了。</p><p class="ql-block"> 直到当年10月底或11月初，隐隐约约听到一些风声，才知道林彪9月13日深夜乘三叉戟飞机出逃。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副统帅”出逃的大事，北京市才如临大敌地查户口，查外来人员。当时是外松内紧，表面上风平浪静，一切如常；实际上潮流汹涌，戒备森严。幸好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天子脚下，所以执法文明。如果换作其他任何地方，在那个敏感的时间点，被公安机机关盯上了，都不可能全身而退，想到这些，不禁额手称庆矣！</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