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知青”的岁月记忆 ， ——黄永发

你是人间四月天

　　流光易逝、岁月催人，半个世纪的车轮轰然轧过。当我拂去岁月的风尘，回溯当年知青生活的蒙尘旧事，仍然记忆犹新，心潮难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共和国历史上一项重要事件，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时，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为解决人们吃饭问题，政府提出“全民办农业”，毛主席也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号召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为建设新农村流汗出力。邢燕子、董加耕就是当时竖起的楷模。还记得在沁阳上学时，校门口放山墙上贴着作家赵树理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我当作家写书供你读，你当农民打下的粮食供我吃，咱们是分工不同，都是为国家做贡献，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赵树理当时在山西挂职县委书记，把女儿送下乡当农民，世纪经典戏剧《朝阳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炉的。如果王银环还在山沟里扎根，她的“知龄”最长，肯定是共和国的老知青了。

文革时期，毛主席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全国又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当时，上山下乡的方式有三种：一是设立边疆建设兵团，部队建制，军事管理；二是组建“青年队”，集体落户农村；第三种方式是投亲靠友，分散插队。1970年2月底，在上山下乡大潮的裹挟下，我又奉命从河南军区五七干校来到博爱县农村落户。

插队西良仕

运粮河岸，杨柳垂丝泛绿，春寒料峭。通过地区、县、公社三级简单分派，我与河南农学院的孙发进，百泉农专的王焕义带着行李沿河岸乡间小路向金城公社西良仕村走去。此村位于沁河北岸，南岸是温县徐堡和沁阳尚香，人称“鸡鸣狗叫听三县”。

路边稀疏的麦苗在尖利的寒风中抖颤着，麦地里低洼处是水，没水的地方冒出星星点点的白碱来。这里农村经济贫困交通闭塞，穷乡僻壤，给人阵阵苍凉之感。当时博爱南乡北乡贫富差距巨大。北乡除农业外，还有农副特产、经济作物，有一段顺口溜描绘它的富裕：上庄姜，柏山缸，杨庙柿树遍地长，许良竹子编箩筐，七方闺女不用相。七方村织丝绸，大闺女都不去地干活，自然是细皮嫩肉了。南乡有什么，碱土地还能跑刨出金娃娃来吗？

西良仕村是县级先进单位，党支书疣学兰又是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在周边村很有名望，人也热情。晚上放映电影，欢迎我们，他看我穿着军大衣拉着我的手一定要我讲话。我被派到第五生产队，住两间瓦房，有楼板，屋内有一张大裙边床、桌椅。没拉电线，配一盏美孚灯。按上面规定吃派饭，每天给群众四角钱、一斤粮票。

初春天气乍暖还寒。队里开始整地、运撒粪，准备播种棉花。我每天早起与群众上地干活将近十点才回来吃早饭。只是感觉肚子胀头晕，少气无力，又没有食欲。当地群众一般都不蒸馍，每天早晚饭都用铁鏊烙玉米饼吃，很硬，而且厚，也不熟，难消化，我也吃不多。队长疣永高看我那样，亲自挑来两大筐红薯，叫房东蒸熟，让我早晚吃，我也很感动。到粮站用粮票买几斤大米让他改善生活。在那物质匮乏，生活困难的年代，这种细微的物物交换，相互关照已成为人们沟通情感、交流的纽带。

由于众多因素叠加，我变得老气横秋，一脸沧桑，群众见面都称为我老黄。都认为我已是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当得知我还没有成家时都不再叫了，改成我“黄”。我想是怕我受刺激，看来我已经是个半老不嫩的人啦。说来还有一位年龄比我更大的学生，他叫庄里宁，上海人，在博爱阳庙公社聂村插队。1970年夏天，我与百泉农专的王焕义找他闲谈。他是中国科技大学原子物理系六五届毕业生，分配到河南在郑州河南饭店住了几个月，工作一直未落实。后来文革兴起就此搁浅，无人问津，直到1970年省里又将他分配到博爱插队劳动，我想，他才是我们中间年龄最长的知青。

大队在沁河大堤旁种几十棵苹果树，从未剪过枝。几年疯涨，已经不成果树样了，当大队领导得知河南农学院的孙发进是学园艺专业时，真是欣喜若狂，求贤若渴了，一定要我们去修剪果树。孙有这方面专业知识，还在军干校苹果园管理一年果树，又有实践技能，他教我们识别果枝与分枝。剪疯留果，掏心造型，经过一周的努力，将果树修剪了一遍。

我们从部队农场下来也非常紧张，在新乡地区招待所只住了两天。到博爱招待所，只待了一夜，来到公社只吃了一顿中午饭，就让我们必须当天到大队报到，根本来不及回家看看。于是商量请假回家。我回到沁阳柏乡很少出门，生怕再惹出事端。一次生产队在我家门前大干河修排灌站，我在家坐不住。顺便拿件铁锹上了工地。由于在部队清退时曾有两个解放军来村调查过我，这次露脸村里就有人风言风语，说长道短，传言我被开除回家了。母亲出身大家，性情耿直，不愿低人三分，又通达事理，劝我不要在家久住。我与村干部之间有隙，深知母亲是在保护我，几天后又回到西良仕。此事也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1967年2月河南军区将我所在学校的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传单散发全省各地。2月11日大镇压，我逃回家躲避。公社武装部派民兵带着绳索到家逮捕，所幸从后门跑掉，徒步九十多里到焦作，坐车返回学校。在那动乱的年月，我有学不能上有家不能归，亲人难得聚，禁不住热泪涔涔。

我肝功能不正常，转氨酶居高不下，除吃药外，还找来民间单方产妇生孩子的胎盘。当时农村生孩子胎盘都埋在院子里也不让人用，我到医院拿钱买。洗净焙干压成粉末，冲水食用。胎盘可是人肉啊，一股股酸且骚的气味；有听人说生水中有种微生物能治肝病，每天早上鲜生水空肚喝三碗，边喝边念叨着：下定决心，凉水三斤，排除万难一气喝完。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克服困难，还有当时民间盛行的甩手疗法，每晚甩甩手运运气。种种方法效果还不错，如此这般千方百计与疾病抗争。

当时农村群众生活水平还很低。一个劳动日价值，不过三角钱。吃派饭，每天给四角钱，一斤粮票，群众也很高兴。但也经常轮空吃不上饭。我要求自己做饭，大队会计疣长印要我写出炊具名称，由大队报销。在写道笊篱二次时，脑子一片空白难坏了，白丁书生只好四处找字典了，说白丁不是妄自菲薄，我上初中时正逢“反右派”，“大跃进”、“上太行”、“背矿石”。升高中正逢“天灾”“人祸”，度饥荒，饿肚子；大学正遇“大四清”、“闹文革”，又革命又造反，部队锻炼两年，如今又下乡当农民，人说三十而立，我能立起来吗？

一天晚上，五队青年庞雷等拿着象棋找我玩。在闲谈中开玩笑说，你住的房子是五保户老太的，老太刚去世，你不在这里住，我们也不敢来。几句话引起了我的不安，自那天起，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且还闹鬼，每当熄灯睡梦中常隐约听到楼板上有咚咚咚的走动声，好像老太回来了。我惊醒后点上灯马上就安静下来。几天后，我查看究竟，发现外间檩条上挂一捆粉条，原来那咚咚声是老鼠衔粉条的爬动声。这不成了儿时常听大人讲的“小脚大仙”的故事吗？神鬼是人们对自己歪曲的反映，世上原本没有鬼，只是自己心里有鬼。

晚上村里学毛选，几户一组聚在一起。有时我也参加，读读老三篇，唠唠家常。县里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大队要我整理两位群众的材料，事迹也很动人，但材料通篇一律全是文革时兴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八股文风。夏收大忙季节那两位同学是本地人，回家去了，大队会计让我跑卖场，检查防火设施，统计夏收夏种进度，刻印成表上报公社。

大约在70年6月,县政工组副组长毕本德率专案组进驻西良仕村，说是一个叫“反共救国团”的反动组织在村里发展成员，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一天傍晚，大队突然通知我到专案组去，我心里也七上八下，惴惴不安。来到电磨大院专案组驻地，屋内有几个人在等候，毕同志几句套话寒暄后便直入主题，他说这是上面定下的全国性大案。五队庞雷也参加了，他说与你交好，想让你来劝他交代问题。稍后庞雷及其父母也过来坐在屋门口地上。审讯围绕加入组织宣誓过程进行，时间、地点、墙上挂着什么旗，什么颜色，谁的像，啥模样，誓词是什么......这一切全是在诱供中进行。唐磊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我只要听他交代，蒋介石头像上贴一块胶布这句供词就能判定是个假案，或者他真的没参加。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怀疑是要倒大霉的，我也只能如其父母所说劝他有啥说啥了。那些日子，西良仕被拘者有八个人，党支部副书记纪明文，团支书书记纪明新也在其列。

当时在以经济斗争为纲的思想模式统领下。人们不能独立思考。上面怎么说，工作组只能将案子做成啥，自然冤假错案频频。我想毕同志也是个文化人，并不笨，他是身不由己，无权譖越使命，值得假戏真唱。可见建设法治国家是势在必行了。秋后工作组夜半撤退，知晓的群众手拿锄头木棒，赶之村外，毕本德也落了个毕笨蛋的臭名。

后来得知这个案件渊源来自于杨庙公社张祥昆和赵绍禹写的对文革不满的文章，《恐惧与希望》。不幸的是张在1970年元月被枪毙了，听说在县城公审大会上大喊冤枉。公安当众用手枪打掉其牙齿，塞上毛巾，事后妻女卖掉房屋家产，冒死到北京顶纸告状，要求平反昭雪。1974年我在界沟高中任教曾被抽调到公社工作，才知道此案还牵连界沟公社赵郭和大岩几个村庄，领导还让我整理材料，给予彻底平反。

七月初大队广播通知，山西暴雨，沁河要涨大水，由于河床北滚，西良仕、白马勾堤段恐发生重大险情，基于民兵都背着柴火捆上堤防汛。老幼妇孺投亲靠友，全村锁门闭户，我也推着自行车来到大堤上。河边有只木船，船工五十多岁，温县徐堡人，每天摆渡南来北往的行人，我说明来意，像他求教怎么躲水患。他热心肠，请我上船，很自信地说，水涨船高，在我床上睡觉最安全。我躺在床上里的破席上，沐浴河面，爽风阵阵，浪淘声声，百感交集，满腹愁肠，这是我下乡来在悠悠驳船上度过的最难忘的夜晚。

由于闹鬼的心理阴影，我又被分派到八队一座平房内居住。房子只有一个小窗户，闷热潮湿，晚上酷暑难耐。东临住着房东一对新婚夫妇，男人夜里浇地放心不下，就将媳妇锁在屋内，他媳妇儿后来把这事给我说了，我想这是犯了瓜田李下之嫌，君子防未然，不出嫌隙间。正巧县文化馆，一个叫郭美的馆员来村里做宣传画，我就到大队部与他做伴。郭是辉县人，三十多岁，新乡师范毕业，被打过右派，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我帮他调板搭架用幻灯机打上画稿，利用凉爽时间着色打彩，一共做了三幅珍宝岛战斗的油画，其中学校门前那幅基本由我完成。由于我有些美术功底，加之临摹虔诚，作画刻苦求教虚心，作品出来，虽然不是栩栩如生，但也生动逼人，人们都交口称赞，我心里也美滋滋的。

晚上在学校办班，教青年绘画知识，郭美想树典型让我写稿件，在县里简报上刊登。一天文化馆长来西良仕，见到我们工作成果，很是兴奋，但当看到我在稿件上写让群众掌握绘画技能，自己动手美化村里环境，不再到城里请老爷时，手一甩，就再也读不下去了。

走进专楼院

张茹集是博爱南乡一个较大集镇，约有上千户人家。大街路南有一幢明清时期的古建筑，规模宏大，当地人称转楼院。楼院由五大间，分前、中、后三院。前院中院全是高堂大屋的四合院。一色青砖砌成，中间有一大客厅，方砖铺地，能坐几百人。梁檩木料巨大，皆非本地取材。中院楼上楼下有走廊，木板楼梯，四方通透。虽非雕梁画柱，但工艺精细考究。后院原来是花园，学校占用后，辟为操场，说起转楼院的由来，当地民间传说这样一个故事，该村东邻张武村有一大地主，家有小女，因天花病脸上落下麻点，相貌丑陋，在张茹集找一平民子弟为婚，承诺修建一幢大宅院陪送。再嫁女时，陪送嫁妆一样俱全，从张武村摆放到张茹集，还四方张贴告示，如有谁找出疏漏者重赏纹银百两。有一行乞老妪提出孩童敲核桃小锤没陪送时得到了赞赏。婚后小俩口生气，新媳妇儿吊死在转楼院，看来金钱买不来爱情，青年男女婚姻更注重美貌颜直，古人今人都使然。

1970年八月底传来一则消息，金城公社被一分为二，沁河岸边时一个大队划归新城立的张茹集公社，政府机关驻地就设在转楼院。一天，新上任的公社主任马明遂等来西良仕村视察，马同志四十多岁，初中文化、精明强干，办起事来利落爽快、说话掷地有声，当他得知有三位大学生在村里劳动锻炼时很是惊喜，直接说还锻炼什么，赶快利用起来，通知他们到公社机关去，于是我们三人就走进了转楼院。

新公社成立宗旨是根治南乡盐碱，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公社领导研究出一个科学治碱方法。开挖一条横贯东西的大河，干旱时引沁河水压碱、洗碱，涝时排水、撤减，于是根治蒋沟河就成为新公社工作的当务之急。

几天后公社开始河道定线工作，从县水利局打井队调来技术员韩定邦，加上我们三个，有一个公社领导组成定线小组。王和孙两位同学是理工科，又是学农林，能玩动测绘仪器。而我只能打下手，搬杆、扯绳、撒灰、打线、标号、定桩。九月秋高穿着背心卷着裤筒在玉米地里跑来钻去，玉米叶子在脸上膀上拉下道道印记。线路测绘后，又到黄委会沁河管理站计算土方，将任务分到各大队。秋种后，工程开工，万人动员，锹挖肩挑车拉，一切全靠体力和原始生产工具，工地上秋风烈烈、红旗漫卷、人潮如蚁。王和孙同学负责监管工程质量，我同政工组一名干部办战报抓宣传。每天到工地前沿收集各大队模范事迹，了解工程进度，晚上用钢板蜡纸刻印成小报鼓舞士气，激发群众劳动热情。

有一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了失误，把毛主席语录“不怕牺牲”误写成“还怕牺牲”，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在当时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我心里非常沉重，将事故反映给主任。马明遂主任没有批评我，还表扬我办的小报质量高，很能鼓舞群众士气，让我将错误在下期小报上作更正处理。为减轻负面影响，我做出更正，误将“不”字写成“还”字以正视听。通过此事，我也吸取了教训，文字工作千万小心，不能让人抓住辫子。同时，我也确信这位公社主任是一个既精明强干，有理智、富有人情味的领导者。不是当时盛行的挥舞阶级斗争大棒的红脸汉。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工程顺利竣工，一条大河展现在世人面前。他浇灌着万顷田园，造福了南乡人民，涓涓河流也流淌着我们三人辛勤的汗水。

2007年冬，我带师专毕业班几十位学生到张茹集中学教育实习。故地重游、感慨万千，四十年过去，旧貌换新颜，贫穷已不再。放眼望去，四野田园碧碧，蔬菜大棚排排，村镇镇房屋幢幢，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入冬，为节约开支，解决机关取暖问题。马主任开会，动员机关人员自立更生，到郝庄煤矿拉煤。煤矿位于县城北部太行山中，来回路途百余里。这对每个干部都是个严峻考验。主任带病身体力行，一马当先，拉着架子车，深夜上路，我与公安特派员郝永祥合拉一辆车。郝四十岁，个头瘦小，他在会议上专挑年轻人，不知我也是个外强中干的蜡枪头。我们黎明时分来到柏山公社歇脚，吃了早饭，然后进山，装了煤。我驾着车子，郝同志在前面用绳子拉着。下山路上虽不费劲，但生怕不小心栽到沟里去。进入平地，我的车就远远落在车队后面。郝同志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他给我扯出这样一个故事，以前他与他老婆上山拉煤，老婆身体虚弱，可车子却越拉越轻，因为谁都心疼对方，都怕对方不惜力气。人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夫妻车才是最佳的搭配，我知道他用一些笑料刺激我，鼓励我让我减轻压力，抖擞精神，坚持下去，此段笑料至今还记忆犹新。

公社政工组长张万有交给我一项政治任务，落实政策，整理文革时清理阶级队伍中的档案材料。材料十分凌乱、不规范，特别是在处理人的历史问题上不能采取客观慎重的态度，很容易伤害一些干部合同志，比如南乡张茹集教师李松华原是四川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重庆解放时起义加入了人民解放军，被打成严重历史问题。我通知他来到公社，让他拿出颁发的企业证书，据此取消了他严重历史问题的结论，使这位高个头教师当时就感动的热泪盈眶，他自己还主动谈出档案履历表中填写在汉口银楼工作是假的，其目的是想转业后，在文化教育界就业。张如集一女教师，新乡人，档案中写五岁时与母亲一起参加一贯道，她自己说母亲让她跪下磕头，说孩子也参加了，我也将其污点去掉了；西良仕一陈姓老师曾少年时参加国民党在抗战组织的少年飞行员学习班等，我都给予改正；张武村一从河南回乡的退休职工与工作组发生矛盾，被戴上漏网地主份子帽子，我认为这是违背党在城市工商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与几个人争论，但上级已经审批下来并召开全公社大会挂牌斗争，我也只好写出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政工组长张万勇是个老资格党务政工干部，凡事都有其独到见解，不是人云亦云、趋炎附势之人，他曾对我说西良仕案件，他当时就有不同看法，县里让他参加，他提出事后调走的要求，谢绝了。这段时间我工作顺风、顺水、有顺手也很开心，领导对我也很满意，放心。每当星期日常常替代办公室主任值班、听电话，甚至还冒出将来想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念头。

过年了，县里给公社干部划拨来年终福利——化肥袋。1970年，日本首相田中贾荣访华，中日关系解冻，从日本进口大量化肥装尿素的尼龙包，人们可以做衣服穿。那时，民间曾盛传一段顺口溜，用来讽刺农村干部的特殊化，干部见干部，比比尿素裤，后面是日本，前面是尿素，中间是含氮量百分之六十四，因为印在包上的字是洗不掉的，我们三人在公社领工资也各有一份自然十分高兴，尼龙包领到后，集体到门前缝纫量身做裤子，裤子做成后试身，我的裤子瘦小怎么也不能穿，我去找缝纫店，负责人小红很包含着解释说武装部周部长太胖，两个尼龙包不够用，把你的包截下来，用了点。你看领导把我的尼龙包也当成“唐僧肉”了。

公社党委成立要配备干部，政工组长让我与孙发进一起调查几个干部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材料，并再三强调要保密，因为这其中也有主任马明遂。一天，主任夫人李俊明见我很亲切地问小黄你到修武老家去了，我只能对她一笑了之，不敢多言。在调查西良仕村一妇女干部时，村里说他父亲十几岁时，当过土匪。其父当场就哭得稀里哗啦。支书庞学兰却不以为然，一直强调这女孩多么优秀，因为当时特别讲本人的家庭成分社会关系，注重红色基因，就这样女孩儿的公社党委委员也泡汤了。

几天后，主任马明遂突然将我叫到他屋内，说他病了，托我帮他写个材料，他躺在床上说着，我坐在桌边记着，打起草稿来。他先谈近一年来公社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然后谈存在问题，集中在建档中张茹集大队副支书荻世奎自杀事件和公社机关在用人方面存在的问题。随后他交代我回屋整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关起门来将材料归纳整合，润色成文。但我并不是他这份材料就是他向上级领导交的检讨书，公社党委成立就是他在张如籍领导岗位上的终结。

公社党委成立，书记王家修率新领导班子上任，机关人事做了重大调整。一天，政工组长找我谈话，他先肯定我这阶段的工作成绩，再谈干部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能上能下，要我们几个人重回西良仕，并再三强调是驻队干部。他怕我有包袱，就像父辈那样怀着拳拳之心，浓浓爱意，使我肃然起敬，深受感激。我笑着说我们本是学生，只是被抽到公社帮忙，工作结束了，回去是自然的，不存在包袱。我深知这是在纠正错误，既然党委决定了，何苦再问根底，于是我们便整理行装，走出了转楼院。

栖身良种场

阳春三月，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我们又回到了西良仕。当时被分派到博爱插队的，有三届学生五十多人，大都自由、闲逸，唯我们三人被抽调辛苦劳顿，然并不被领导认可，心里自然是五味杂陈，于是我们三人商量准备回老家休息。

几天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我身上发生了，一天午后，医疗所赤脚先生与房东来到我的住宿与我攀谈了一阵仔，我将他送出了门，后来房东对我说，袁想和你处对象，当时我也猜透了几分。袁二十二岁，五官端庄皮肤白皙，特别是一双大眼炯炯有神，给人的第一印象很惹人喜欢，由于人长得漂亮，追求的人多，也听到一些风声流言。这在当时的农村，似乎靓丽的长相也是一种错误。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男女之间的交往还是很保守的，而且我来到西良仕只去过一次医疗所，并没有与她交谈接触，她能主动登门求爱，对女孩来说，不但要经过长久的思量，而且还需要很大的勇气。人非草木，焉能无情，我已经是二十七岁的未婚高龄大男人了，直面从天上掉下来的花枕头，几天来情绪波动，手足无措，心乱如麻。

那时我国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工农城乡脑体差别很大，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形成了一道坚固难以譖越的壁垒，似乎拿工资吃皇粮就是高贵的上等人。很多同学都将吃商品粮作为择偶的首选标准，好像不是在谈恋爱，寻觅自己心仪的人，而是在找商品粮，我当时也是如此。

后来袁又找房东做工作又找五队一个饲养员老头来劝我，我觉得自己还没着没落，又不想将其带回老家。思忖再三，我回绝了，事情本该就此了结，但我有点无知，且将问题看得太复杂，太情绪化了。我一怕女孩儿继续纠缠不放，又怕自己犯晕，不能扼守底线，还怕村里群众有舆论抬不起头来，又影响自己的前途，遂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向组织报告。

我把情况反映给妇女干部杨天荣，并要求再挪个地方。杨说你有没有结婚成家，正当谈恋爱，也没有什么。我说怕女孩儿再来纠缠，影响不好，杨答应给领导汇报。为此，公社领导还对女孩儿做了调查，干部中常有人说长道短，流言蜚语，不胫而走。我则被卷入了一场绯闻的漩涡中，本来是一段刚刚起始的纯朴凄美的爱情故事，我却把它演绎诠释成老有世故的恶人先告状，这下既毁了自己又伤害了别人。

人们常说为人要忠厚老实，有时忠厚却是无用的别名，诚信是一种美德，轻信则是不成熟，无知的表现。轻信领导，轻信权力，甚至将其作为心灵的倾诉者，把个人隐私、情感全盘脱出，以示忠诚，其实组织对你并不信任，反而作为笑柄，饭后谈资。

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界沟高中教书，无意中在路上碰到了袁，她不怪我，还想做最后的努力，诉说着自己的处境，我也心里阵阵不安，深感内疚。后来听说她嫁给了县城一个工人，我也只能衷心祝其一生幸福了。

几天后公社领导又分配我到南张茹集驻队，很快就到了夏收夏种大忙季节，我与公社卫生院院长住在村小学一个大教室，那教室是由大庙宇改建，凉爽舒适，每天到各小队询问夏收工作。院长是学中医的，他言讲我的病主要是气血运行不畅，血液瘀滞于肝脏并非营养问题，只要胸襟开阔、心情愉快、生活规律，肝病就会好。一番指点，使我受益匪浅。

夏收过后，我被分派到公社良种场。良种场座落在距公社三里多的运粮河旁，有几十亩地，培育棉花玉米良种，还有猪马牛配种站。厂内有三十多个从各大队抽来的男女青年，大多十六七岁，风华正茂，由各大队记工分归公社武装部管理，住在新盖的简易房内，入夏天气炎热，脚臭气味很浓，白天苍蝇轰轰打脸，晚上蚊虫叮咬骚扰，使人不得安宁。馍饭菜随便吃，要比当地群众生活水平高的多，年轻人在一起兴致很高，他们都为能抽调到这里工作而深感荣幸。那时地里农活，主要是给棉花打叉。天热男孩儿都是赤着上身穿着裤头在棉花地里钻来钻去，我这个大男孩也索性脱下了长裤子。

一次，我到公社卫生院看医生，再转楼院住了两天，被武装部干事康大红看到了，他很生气，在院子里高喊；“小黄以后不要在机关住，有事要想场领导请假”训斥的声音很大，凶得刺耳，令人唏嘘不已。以至于新上任的政工组长卢凤保也从屋内跑了出来，卢安慰我说小康也没有说你什么事。我摇了摇头，知道卢在指的是什么，我流泪了。康大红在一九七二年就被推荐上了河南大学政治系，后来再见面时已经是坐上小汽车的原阳县委副书记了。

人的情爱与婚姻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项属性。自然属性是人的本性系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的爱慕之情，社会属性则是受当时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在当时阶级斗争浓雾笼罩下婚姻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打上政治烙印，即所谓“贾府里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还有户口，那时城乡壁垒坚固，农村人只能固守在一块土地上，甚至走个亲戚也得像生产队长请假，怎样去生活；其三是社会条件限制。农村的选择选择面很窄，找几个谈还是县内有名的大龄剩女，很不合适，于是，我决定趁机走出博爱到外面寻找。

一天在南邱村插队的黑龙江商学院李树东约我到他家，李已结婚，在焦作市内安家，当晚其爱人从小王庄引来一位女孩见了面，第二天又到人民公园玩了一天，晚上又到其家见他母亲和嫂嫂。女孩儿只上过小学，一再重复说要我不要过河拆桥，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就草草了事。晚上住木器厂表哥家，准备第二天到平光厂去见柏香史村的一个女孩，平光女宿舍设计别致，用几道墙隔开，每人都有独立天地。女工们虽从农村招来，但社会背景不俗，个个性格活泼，人人长相靓丽，难怪当地人们都说“焦西的食堂平光的姑娘”了，我们有的放矢地找到，他说了几句话，后又听表哥说其女与村党支书书记有染才被送来招工，于是就不再继续了。

几天后，我返回博爱，车骑到焦西路上遇到了地理系卢利安，他在武陟宁国插队，一眼就认识了我。一定要我到他家吃饭，盛情难却，正巧北京航院表弟来家，他分到武汉，穿着军装十分潇洒，表弟请假回来找对象，眼看假期已满，母亲急得病倒在床，深感无奈。卢利安的弟弟说了句：现在的知识分子真是生不逢时，倒大霉了。卢利安反击说你才真的是倒霉呢，因为他在煤矿上上班，我们都笑起来。

大约71年8月间，我接到郑大物理系高云贵来信，他给我介绍个插队知青，并让我尽快前往。高是共产党员。在封丘九龙宫蚕桑园插队，也是我在军干校最要好、最心仪的朋友。在部队时他曾向我透露文革中他所经历的冲击中南海惊骇往事：67年8月间，他所在的郑大战斗师七十余人为反映河南问题，求得周总理的接见，冲击了中南海新华门，当进入第二道门后，报警铃声大作，周边大门自动关闭，解放军战士从四面快速赶来将其团团围住，男女同学被吓坏了，坐在地上手扣着手，高喊要求总理接见，经过长时间交涉，总理接见并讲了话。我也向他叙说一段文革亲历往事，67年元月，我与同学在尉氏串联，县人武部以我冲击军事禁地，进行反动活动为由对我批斗并追捕，我在尉氏一中十多个同学护卫下，从校后门逃走。人武部得知驾车派人追赶，我们涉冰河、穿树林、走僻径、跨越尉氏、通许、开封三县一市，徒步急行一百五十余里，险象迭生。我们追忆往事都为那时的幼稚鲁莽内疚、悔之不及。

封丘位于豫东黄河北岸，县城树木稀疏，房屋破旧，街道不整，汽车站臭水吭旁一群孩子在钓鱼嬉戏，我坐车到黄河边上的九龙宫，风沙四虐，条件恶劣。高云贵也被抽调到公社工作，第二天大早，女孩从蚕桑园过来，见了面又领我到县城见他父亲。其父过去是入藏部队军官，退伍后任县公安局长，当时正被审查，在人民医院集训班学习，晚上回到蚕桑园，插队学生除高外还有两个上海海洋大学学生，他们打趣说：不去海洋就业，而在黄河边劳动。草房里没有床，用木桩打在地上，铺上木板睡觉，条件也很艰苦。

几天后，我返回新乡，因没带证明信难住旅社，只好去找同学刘君喻。刘是四川人，上高中时参军，曾入朝作战，转院后在新乡760厂工会工作，大学时带薪，毕业后直接回到原单位上班。由于刘出身地主，遇事分外谨慎，见到我，长时间询问，使我深感无奈，甚至他还怀疑我被抓成“五一六”而逃跑，后来解释说自己处境不好，白上了五年，大学又失去了工会工作，被分派到场内小学教书。由于管不好学生常受到校领导指斥，心情很坏，让我理解他。

后来女孩来信说被安排到砖瓦厂，一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又经过几年劳动锻炼，且其父还是公安局长如此安排，实在难以置信，封丘是个贫寒之地，且女孩儿工作性质又不好，于是我就不再与其联系了。

“九一三”一声炸雷惊醒了世人，共产党内高层领导发生分裂，统帅与副统帅分道扬镳，党的“九大”林彪接班，写进了党章。二中全会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产生歧义，成为党内斗争的导火索。统帅年近八旬，南巡游说声言自己缔造的军队也会听其指挥。林彪六神无主，仓皇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党内斗争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这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发展到极致的结果，且不说飞机是怎样掉下来的，但一个事实是清楚的，我为时四年的劳动锻炼，就此画上了句号。

这年12月，由县教育局牵头，博爱县连续三届插队锻炼的大学生五十多人，在县一中集中，推举我发言批判林彪反党集团，草草将这些学生都安排到教育战线。两年来，上级领导没关心、没过问、没总结、没鉴定。我们十三位同学自行组织拍了纪念照，结束了这段光辉里程。两个宝宝也迫不及待地来到人世间，为这段插段插队经历披挂上喜庆的彩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