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莲瓣纹金碗

李大美爱历史

我们现在看到这件文物，叫做鸳鸯莲瓣纹金碗，存世两件，1970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唐代的金银器中碗的数量较多，但绝大多数为银质，金碗数量非常少，鸳鸯莲瓣纹金碗的制作工艺之高超，器型之富丽堂皇，可以说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巅峰成就，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
两只金碗的大小、造型、纹饰基本相同，高约5.6厘米，口径约13.5厘米，纯金质地，重达391克。整个器物为纯手工打造，碗壁用锤揲法打造两层莲花瓣纹，上下相嵌，每层十片，上排莲瓣内手工錾刻以花草环绕的动物纹，有狐、兔、獐、鹿、野鸭、鹦鹉等，动作或动或静，栩栩如生。下排莲瓣内均錾刻忍冬纹，忍冬即金银花，冬天不凋零，是一种美好的寓意，象征着灵魂不死。两排莲瓣内图案上动下静，富有韵律，设计别有心意。金碗内底刻蔷薇式团花一朵，外底刻一只回首展翅，飞翔于花丛中的鸳鸯。其余空白处均以鱼子纹为底饰，意味着多子多福。碗壁有唐人墨书标重“九两半”与“九两三”字样，但实测两碗重量基本相同。
墨书在唐代及其他金银器中经常见到，掌管者为防止以轻换重，往往都会墨书标重，有的直接錾刻，说明了金银器在当时社会有着非常重要地位，因为在唐代，金银器彰显着主人的尊贵，为了保证皇室与贵族对金银器的独占，唐朝制度规定一品以下不能用纯金，六品以下不能用纯银，所以金银器在当时是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唐时的观念认为用金银器做食器可以使人长生不老，食金者寿如金，食玉者寿如玉，而且金银还可以消灾辟邪。
然而鸳鸯莲瓣纹金碗的用途不仅为食器，更有可能是作为酒具来使用，据《唐摭言》记载，唐文宗在赏赐大臣美酒时，命赐酒两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通过此记载，有学者认为金器在唐代作为酒具的使用可能更为广泛，还有“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及“弦吟玉柱品，酒透金杯热”等诗句，更印证了在唐代金银器作为酒具的用途。
如大家所见，鸳鸯莲瓣纹金碗之所以被称为大唐第一金碗，位列国宝级文物，是因为它有着富丽堂皇的器型与雍容华贵的纹饰，这不得不提到制作时采用的锤揲工艺，是利用金银质地较为柔软，延展性好的特点，把整块金银慢慢捶打成薄片，再模冲加工至需要的形状，器型肌理纤薄且多变，加以手工錾刻，更加繁复而华丽，脱离了范模法浇铸成型那种冰冷而厚重之感。这项工艺来自西方，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就在西亚出现了，唐代是粟特银器制作的常见手法，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陆、海两路丝绸之路大规模的开拓和发展，使得大量的金银器以及加工工艺随之传入中国，尤其是许多粟特工匠的进入。
粟特人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錫尔河一带的古老民族，一般来说对其认知有两个重要标签，第一他们是丝路商贾的代名词，非常善于经商，第二是金银器制作工匠。粟特人居住在丝绸之路的干线上，早在公元四世纪，粟特人就通过丝绸之路在中亚和中国之间频繁从事着贸易活动，把中国的丝绸贩往中亚，把中亚的玉石玛瑙珍珠等销往中国。粟特商人的足迹遍布欧亚大陆，在进行着贸易的同时也一并传递着东西方文化信息。
唐时长安城是国际化都市，各国使节、商人云集，许多粟特人已经融入了当时的社会。粟特工匠制作的金银器成为皇室争相购买的对象，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还有很多都有明显的粟特风格。《资治通鉴》记载唐天宝年间留在长安的胡人生活费全部由外事部门也就是鸿胪寺供给，成为朝廷的一大负担，安史之乱后国力衰退，德宗时期宰相李泌下令统计长安在居胡人，让其归国或纳入唐籍，安排工作为国家效力，不愿离去的粟特工匠就被纳入了中央金银作坊院，在这里粟特工匠和中央政府从全国各地征调来的能工巧匠进行着不断的交流和创作，加之中央金银作坊院原材料充足，生产条件优越，产品不计成本，使得唐朝的金银器工艺水品突然间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造型别致，纹饰华丽的金银器大量出现，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既有粟特人工艺的特点，又改变了西方过于夸张的造型，线条更加柔和流畅，符合东方人的审美。
　　鸳鸯莲瓣纹金碗是西亚手工艺和大唐文化完美结合的艺术品，东西方文化交流重要的历史信息。生动诉说着唐代丝绸之路的活跃、辉煌灿烂的盛唐文化还有和而不同的大唐文明。
　　盛世煮酒，把盏言欢。不知是哪位权贵，捧着金碗，醉倒在歌舞声平之中？他可曾想到，又是谁，制造了这美丽的器皿。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两只碗尘封地下，兜兜转转千年以后，又重见天日，惊叹着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