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的历史悬疑

23罗时汉

　　大家知道，武汉是辛亥革命的事件中心，也是辛亥革命的纪念中心，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研究中心。今天我想讲的就是，武昌首义的历史悬疑。

在讲课之前，我要庄重地戴上这个帽子，这个帽子是我去年在台湾的时候，台湾首义同志会赠送的。我觉得只有戴上这个帽子，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感，才能找到感觉，才能对我们百年前的城市英雄表示由衷的敬意。

去年上半年，我在写《城市英雄》初稿的时候，到处搜集资料，很荣幸地也是很偶然地，从武昌白雉山先生家里面看到了一本书，很薄很旧的一本书，叫《鄂州血史》。当时我是如获至宝，死皮赖脸的把它借下来了。花了一个星期看完，然后交给了他。

《鄂州血史》是民国著名作家蔡寄鸥的作品。他在民国初年就写了《鄂州血史》这本书，在记叙这场伟大的革命。尽管离武昌首义时间这么近，他仍然感到很棘手，就是说遇到了很多问题。

他是这么讲的：

“关于辛亥革命事实，于八月十八日蒋翊武所下命令的真伪问题，炮队命令之送到与否问题，工程八营与辎重一营之起义后先问题，宋锡全被杀之是否冤屈问题，海军投降与黎元洪之去函劝告是否有关问题、黄克强之主张放弃武昌与范腾霄之尽力抗争是否属实问题。这些事件，各书作者所记各不相同，也就是当时同志们之争点所在。”就是说他在解放前撰写的在解放以后出版的这本书，就已经感到历史有点模糊不清。

那么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再来写的时候，我个人仍然有这种感觉。

首先我跟大家讲讲我学习的体会，不能算研究的成果。第一个问题，是共进会和文学社究竟谁大的问题。

共进会是1907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他为什么成立？大家知道，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了。成立了不久，清政府的压力迫使日本政府驱逐了孙中山。不久，黄兴也离开了日本。在东京的同盟会陷入瘫痪，可以说是一盘散沙。大家知道同盟会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来自湖广地区，这个时候湖广的这些革命志士就觉得有点坐不住了。国内形势如火如荼，我们在日本、海外，养尊处优，觉得这样不对。于是，孙武、张伯祥、刘公等人就策划成立一个共进会。主张回国在长江流域展开革命，所以说，共进会是湖广人不安于现状、摆脱同盟会的困境、杀回老家干革命的一个很重大的组织。共进会回来了，我们武汉地区的革命有希望了。这个时候，他们在武汉三镇联络会长，发展同志，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是，很快也被清政府侦破之后，烟消云散。曾经消沉过一段时间。
同时有另外一个组织在武汉非常活跃，它叫文学社。如果说共进会是海归的话，那文学社就是本土的。他们在这之前，从1901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就先后有科学补习所、日知会，还有群知学社这些革命组织，分分合合，起起落落，最后终于在1911年的元旦在黄鹤楼，也就是奥略楼成立了文学社。

文学社比共进会虽然成立较晚，但是它的根基更为扎实，它际上是把此前的本土的革命组织结合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共进会是以湖北人为主，文学社是以湖南人为主。所谓湖北人、湖南人这个概念，还是在康熙初年才形成的，因为在这之前它们都属于湖广，都是张之洞、端方统治之下的子民。所以在过去的概念当中，湖南、湖北是并不严格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讲到，土地革命爆发了，打土豪，分田地，湖南的一流地主逃到县城，二流地主到长沙，三流地主到汉口，最大的地主到上海。说明当时在汉口在湖南人心目中的地位高于长沙。

共进会和文学社当初发展会员的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有一点互挖墙角的情况。但是最终在大敌当前，也就是在起义爆发之前，他们实现了伟大的联合。也就是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结成了联盟，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件。当然他们的结合是很短暂的。也就是说，他们为了起义而结合，起义爆发之后，他们的结合就失去了意义。以至于后来两党之间、两个组织之间的成见越来越深。共进会要杀文学社的人，文学社的人要杀共进会的人。

那么我们又回到文学社和共进会究竟谁大的问题，我给大家宣读一个资料。

当时有人分析，列入辛亥革命志士列表的650人中，共进会是160人，文学社是86人，从数据来看，共进会是文学社的两倍。但是从影响来说，文学社的影响要大于共进会。熊秉坤、工程八营的班长熊秉坤，他是共进会的，连他也很坦率地说过，两派力量，以蒋为先，以蒋为占优胜。就是蒋翊武的这帮人势力大一些。

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李廉方在辛亥首义日记中说到，武昌首义，扛枪托炮，以光复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该为文学社社员。从人数上来说呢，共进会在军队中约有1400人，学堂里面有200人，其他社会阶层200人，大概也就是2000人。但是文学社主要在新军里面发展，他们估计有3000人。

我们在寻访历史的时候就可能把这些事情搞清楚，在我之前，很多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是比较模糊的。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刘公捐款是被逼还是自愿的问题。

刘公大家知道，他是襄阳的。因为刘公的家底比较厚，所以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大量地支持赞助同盟会的一个《民报》。并且印刷大量的革命小册子，从日本运回中国。当时的孙中山就给刘公开过欠条、打过白条子。就是说，我在这里借了5000块钱，革命胜利之后我一定还给你。这样的条子是有的。现在不知道孙中山先生兑现没有，如果没有兑现，那就是中国最早的白条子。

刘公先生回到中国大陆以后，因为身体状况不佳，理事不多，没有孙武那么活跃。所以很多人知道孙武，因为孙武也在对外标榜自己是孙文的弟弟，弟兄两个，文武双全，还有很多人相信。但是呢，你闹得再欢，手上没钱怎么办？于是这些人就想方设法，用我们武汉话说是想一些馊点子。大家看看，他会想哪些馊点子？

简单的说几个故事。第一个馊点子就是，居正是浠水圻春那边的人，他说，在我们老家有一个达城庙，庙里面有一个金菩萨，这个金菩萨非常的灵验，所以大家都很崇拜。据我所知，他之所以这么灵验，就是因为菩萨全是用黄金做的。于是他们就想这个主意，如果把这个金菩萨拿回来，然后溶解为水，变成金条，那多么好啊。那就解了经费不足的燃眉之急。大家想一想，这一帮人跑到庙里去盗金菩萨，谈何容易？

有人讲，他们一共去了三次，事不过三。前两次，第一次是考察，第二次是去了，天气不好，不是下雨，而且太热了。太热了怎么办？庙里的和尚待不住，在庙门口睡觉，等于连夜在站岗，进不去了。第三次，天助我也，刮了暴风，下了大雨，几个人才得逞。就从墙洞里面钻进去，把金菩萨搞到手了。几个人抬着往田野里奔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那个时候农民都非常勤劳，天不亮就起来干活，结果看到这一帮人抬着一个大东西，一看就不是好人，于是就冲杀过来。这几个人就落荒而逃，把金菩萨扔到水田里面，然后逃之夭夭。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馊点子。

另外还有一个馊点子，就是共进会的一个叫邹永成的，湖南人，他在武昌城里的八卦井，就是我们从汉阳到武昌，下长江大桥引桥的那个地方、刚刚拆掉的地方叫八卦井。他有一个婶娘在八卦井，家里还比较殷实，有一些金银首饰，于是邹永成就想了个办法，用一瓶酒把她灌醉，然后把她的金银首饰偷出来就行了。孙武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就叫部队里面一个军医，叫江亚兰的实施操作。也就是让他去把麻醉药灌在一个酒瓶子里面。于是邹永成就敲响了她婶娘的大门，然后一阵寒喧就说我要告辞了，就把酒拿出来倒给婶娘喝，自己也小心翼翼地喝了一点。

不知道是婶娘的酒量特别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居然喝完了酒以后相安无事，婶娘还在谈笑风生。邹永成暗暗叫苦，见鬼了。门口等待接应的孙武这些人，准备进门来取物的时候，也听不到任何动静，也没有任何暗示。这个酒可能里面的麻药失效了，还是里面的麻药根本不是麻药了。最后这个邹永成尴尬地退出来了，以后一不做二不休，恼羞成怒，干脆把婶娘的侄子给绑架了，把他绑到汉口，然后勒索这边，好像说要800元解决了问题。总算邹永成比较仁慈，没有撕票。

这些说明什么呢？ 就是革命党人在起事之前非常困难。他们每天过得很寒酸，就是包括田桐、居正他们这些朋友来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根本没有钱去买肉，没办法，就在洪山下面的田地里抓了一些青蛙，搞“田鸡宴”，生活非常困难。我的研究结论是，他们好像只发展会党，在发展商人这方面好像做得不够。几千块钱，你到汉正街去随便找哪个老板都可以要到。最近我比较关注汉正街，我跟他们打交道，我有这个感受。他们多的是钱，少的是文化。所以我从这个研究的角度来看，当时革命党人侧重于发展会党，但是对商人主动的求援好像不够。

那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刘公出来了。刘公的捐款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采用很卑劣的手段来让刘公就范，什么手段呢？就请那个宪兵队的彭楚藩，请他去找刘公，然后让他抄写宣传单，抄写的时候突然彭楚藩就翻脸了，一拍桌子，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用现在的说法，我是公安局的，我是武警的，你知道你干了什么事？你抄写的这些东西是反清的革命宣传品，你知道你该当何罪？你赶快拿钱来，你不拿钱我就举报。这是流传的，逼刘公就范的一种说法。

但是事实上刘公的捐款是完全自愿的。刘公的孙女是这么讲解的，刘公的捐款最后结果是这样，刘公当然要找父亲要钱，总是要找一个借口，就是以捐官的名义。我们现在的买官卖官，和那个年代的捐官是两个概念。现在买官卖官是为了当官发财，小的成本换到大的回报。那个时候的朝廷卖官，是一种搜罗钱财的方式。国家很困难了，就把一些官位卖出去，让那些有钱人享受这些名义上的官职，这个钱就给政府用，是这么一种概念。刘公说要买官，当然他的父亲非常支持了。因为刘公的父辈有四个兄弟，那个年代，刘公的事情就是一个家族的事情。因为家族里面有一个人当官了，整个家族可能就荣华富贵。所以在那个四房的刘家，就摊了两万块钱。刘公的孙女刘重喜，她的具体说法就是这样。

刘子麟，也就是刘公的叔父，摊五千两，在樊城陕西钱庄换成银票交给刘公；后刘公的弟弟刘同赴汉就读，刘子敬又捎去3000两；后来各房凑足一万二千两，交给了当时的藩署财政顾问陶德坤代为保存。他是刘公的表哥，也就是解放以后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者，陶德坤。把钱放在他那里，由他来转交。总的来说，之所以孙中山先生对刘公感恩戴德，以至送匾给刘公的父亲，就是在中华民国三年的时候，“愚晚侄孙文鞠躬敬贺”，这就说明刘公对革命作出的贡献。

我再讲第三个，宝善里起火与刘同的关系问题。宝善里，也就是后来的楚善里，这个地名的来自于这样一句话，叫作“楚无以为宝，以善为宝。”宝善里就是这么一个来历。宝善里属于俄租界，就是现在的胜利街、兰陵路，小桃园的旁边。宝善里当时1号是刘公住的，14号是孙武在那里制造炸药的地方。当时革命党人手里有了钱之后，就购买一些化学药品，然后生产炸药。在1911年的10月9号这一天，炸药起火了。起火的结果是俄国的巡捕迅速赶到现场，收缴了大量的起义文告，甚至革命党人的名单。也就是说，我们革命的计划已经完全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很快，清政府就在武汉三镇到处抓人，革命眼看就要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很多文字记载说，火药是因为刘同在旁边抽烟不慎而点燃的。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要还历史的真实，这个事情跟刘同没有关系。刘同就是刘公的弟弟，他只有17岁，在武昌上学，他就是星期天、周末的时候坐轮渡到汉口来看望他哥哥嫂子，那天也很不凑巧，他来了。这个事情本来与他无关，为什么牵涉到他呢？很多人分析，就是因为后来孙武跟刘公反目，所以有些共进会文学社之间的门户之争，包括共进会本身的一些矛盾，就是功劳往自己身上拉，失败和错误往对方身上推。于是就有了这么一种说法。

我们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呢？是很想表现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刘公的孙女刘重喜曾经给冯天瑜老师写过一封信，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冯天瑜老师2007年底给刘重喜的回函这么写道，因贺老与我合作撰写辛亥武昌首义史时，他只提供以前所写的草稿。而贺老字迹甚草，难以辨认。他于1980年底逝世后又无法核实他早年采访辛亥老人的笔记，这使得首义史中留下少数不确文字。以后若有修订再版该书的机会，一定将其改正。如无法核实的去所，则加删削。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认真态度。

贺觉非是解放以后民间的第一个研究辛亥首义史的老人。去年是他的百年诞辰，很多人把他遗忘了，乃至于整座城市都忘记了他。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在《和谐》杂志上发表，我自己觉得还是写得很有感情的。因为冯天瑜老师是根据贺觉非提供的资料写的，而贺觉非说他是在1956年采访刘同的时候记录的。

但是事实上是怎样的呢？我们第一看历史。刘同当时是被抓到牢里去了，抓到武昌去了。如果说是刘同，连刘公在回答外国记者丁格尔的时候就说到自己的弟弟遇害，非常荒诞。是不是丁格尔搞错了，还是刘公记错了。然后，有人说，刘公被抓去了以后，和他的嫂子刘一一起被抓去的时候，因为他年纪小，就不可能那么坚定，很快地就招供了。所以他后来放出来之后，很多人指责他，于是他也抬不起头。这是一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已经被杀掉了。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话，那么现在的彭刘杨三烈，实际上应该是彭刘刘杨四烈了。他既然被杀掉，说明他是坚定不移的、宁死不屈的。所以事实上他是没有被杀掉。

那么他是怎么死掉的？抗战时期他是到重庆一个银行里面工作，解放初期，1950年重庆、大西南解放不久，清匪反霸抓特务，非常盛行。刘同在一次上班之后就没有回家。过后他的单位通知他家人，不知道下落了。有的说他自杀了。当刘同的后人知道自己的父亲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也曾经给刘重喜写过一封信。这个信我就不念了，我觉得说老实话，非常惨痛。在我的这本书（《城市英雄》）170页就有一个刘同的全家福照片，刘同和他的妻子及孩子们。这个照片足以说明，第一，刘同没有在那一年死去。

还有一个证明，就是在表彰辛亥革命的功臣、有功人员名单，那是民国二年民国政府表彰的，一共表彰了685人，可能我们在座的先辈也有列入这个名单当中的。685人，表彰的第一个人是谁？是刘公。它是分甲乙丙丁四种，甲种的第一是刘公，甲种的第90名是刘同。这个事实更加充分。如果是一个牺牲了的人，和一个叛变了的人，怎么可能在有功人员里面把他作为甲种人员表彰呢？而且名字靠前呢？这是不可能的。他的前面是谁呢？就是刘同是第90名，89名是谁呢？是江亚兰，就是当初接到孙武的命令，往酒里面放药的那个家伙。他是荣列第89名。所以，第三个问题我们已经又讲清楚了。我们讲清楚问题是一个很次要的，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谁也不会给他颁发平反证书，也不会安抚他的家人。实际上是我们在回味历史。

第四个问题，是跟黎元洪有关了。黎元洪大家都知道的。黎元洪有一个外号，首先他叫黎黄陂，黄陂人是很有精神的。在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期间，黄陂人参加革命的很多。其中有蔡济民，蓝天蔚，事实上黎黄陂出生在汉阳。我们汉阳河泊所，他的一个姐姐曾经嫁给了一个姓苏的煤炭铺的老板。他是跟着父亲到天津，到河北，就是到南皮、张之洞的老家那一带当过官的。跟着父亲走，他在日本留学，参加甲午海战，以至后来担任民国总统，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一口的外语。

那么黎黄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床下都督呢？当时要起义了，要找一个人当领袖，到处找他，结果在床底下把黎元洪拉出来了。这个问题黎元洪的一个亲信，叫王安澜，他就是当时在阳夏保卫战坚守到最后点火烧掉归元寺的。为什么要烧掉归元寺，这个大家都清楚。阳夏保卫战失败了，为了不把这些粮草弹药留给冯国璋、清军，就把它烧掉了。

那么王安澜是怎么说的？王安澜民国初年多次说过，反正以后有两件事闹不清楚，一件是工程营打第一枪，有人说是熊秉坤，有人又不承认，年年***都为这些事争论不休。另一件事就是说，黎元洪是他们从床底下拖出来的。这完全是糟蹋人，这些家伙都是玩掉了脑袋还要去捡帽子的亡命之徒，不听我们的阻挡就冲进天井了，黎都督先在厢房里听动静，看见有人进来，就闪到床里边帐子后面去了。这就是事实。因为他要回避一下。垂帘听政，到帐子里面很正常。

大家再想一想，黎元洪那么大的块头，至少1米8，他能够钻到床底下去吗？钻不钻得进去？可能只有这个小女孩钻进去还比较合适，所以这些说法都是当时的人为了糟蹋对方，而制造的一些谎言。

黎元洪，我们在这里要向他表示致敬。他是我们湖北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官，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曾经两任总统、三任副总统。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我们尊敬黎元洪，也就是尊敬我们自己。毕竟我们湖北没有，当然李先念后来当国家主席了，也算是总统吧。这是关于黎元洪是不是床下都督的一个问题，给大家解释清楚。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发生在民军内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没有想到过。就是民军内部的自相残杀，这个百年之后我们要讲一讲。

可能大家感到很意外。闻所未闻，对不对？事情是这样的，这就讲到了阳夏保卫战，阳夏保卫战是1911年的10月18日在江岸车站打响，也就是刘家庙车站。当时第一战打得非常成功，因为清军的轻敌，他们南下匆忙之际有一点军容不整。清军的火车一到这个地方就抛锚了，被打个措手不及。但是很快清军回过神来以后就掌握了主动，因为他们手中武器比较先进，就是德国的马克沁机关枪，打得民军难以招架。冯国璋他一路打，一路烧，因为消除了眼前的障碍以后，就更容易打退民军。民军本来就溃不成军了，只有依靠江汉路、花楼街这些巷子里面抵抗。清军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它烧掉了。

在100年前的10月中旬至下旬，我们的花楼街、汉正街等等，都是没有的，都是在一片废墟之中。也就是汉口的租界安然无恙，那是外国人的，不可能去烧掉。而我们的华界，也就是江汉路以西的，一直到玉带门这一带，大部分，估计是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的房子都被烧掉了。这就是阳夏保卫战的第一战。阳是汉阳，夏是夏口，因为当时的夏口也就是汉口，属于汉阳。所以叫阳夏保卫战。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10月28日，黄兴来了，黄兴从上海赶到了汉口，坐轮渡过江到武昌，拜会了黎元洪，黎元洪就给他封了一个战时总司令，并效仿刘邦拜韩信为将的一个仪式，拜黄兴为将。这个手段非常高明，这是他黎元洪手下的智囊团给他出的一个点子。因为黄兴一来，他在革命军中威望很高，大家都拥戴他当都督，黎元洪的位子就不稳了，黎元洪就非常担心，黄兴来了我怎么办。他旁边有一些参谋、智囊团，告诉他你就来个以攻为守，你主动地去迎接他，并且在这里举行一个仪式，封他为将，那么你就是刘邦，他就是韩信。高明吧？是不是？

你要报仇的话凭什么报仇？你手上有什么东西？你没有人，没有兵，这个时候怎么办？突然的喜从天降，就是从湖南来了两支人马、两彪人马，两个旅，大概有五六千人。他们来，是从长沙出发，然后过湘江，走洞庭湖，沿着长江，然后在白沙洲这个地方起坡，从白沙洲进了武昌城。当然啰，黎元洪他们都是好酒好肉招待，就驻扎在两湖书院。黄兴知道消息，赶快从汉阳赶到武昌，跟家乡的父老乡亲会合。当然是非常振奋，增加了无穷的信心，就准备策划如何地反攻汉口。

但是，因为争论太大，还是按兵不动。这个时候，湖南人不耐烦了。王隆中是个有名的战将，隆中两个字就是襄阳隆中，他是个比较厉害的角色，他喝了酒吃了肉以后说，哎，你们搞不搞？你们不搞我们回去的。我们湖南人到这里是来打仗的，不是来喝酒吃肉的，你们如果不搞，我们就回去，把队伍拉回去，怎么来，怎么去。当时的一些战将都附和了。

这个时候黄兴就头脑发热，搞！于是就从汉阳的琴断口，到汉口。知道武汉四中吧？就是过去的博学书院，从那里向东，也就是往底下攻。一直打到江汉路，势如破竹，冯国璋的军队还有点招架不住，不知道哪来的这些人，他们以为不可能有人来。等他们回过神来，很快又把这些湖南兵打得落花流水。湖南兵为什么败得这么快呢？有一部分还很厉害，就是王隆中那支人马还很不错，另外一个叫甘兴典的那帮人就完全是乌合之众，都是临时招募的一些人，连枪怎么打都不知道，但是饭怎么吃他们是知道的。一听说送饭来了，赶紧丢下枪就去抢饭，那得了啊？那冯国璋等你饭都还没有进口，可能就成了枪下之鬼。

　　阳夏保卫战汉口被火烧了，失败了之后，就有一部分军队，自己擅自撤走了。这就是宋锡全的一支人马。宋锡全是湖南的，他把这一部分人马带回了湖南。这个究竟是受谁的指示？是谁要他撤退的？肯定不是黎元洪，有的说是黄兴的命令，有的说是胡瑛的命令。黄兴的命令，因为他是湖南人，可能很容易被联想到。这个胡瑛也是湖南人，他有自己的个人小算盘，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湖北没有当上都督，可能想回到湖南去看能不能有机会当上都督，把这个队伍先拉回去。这是一种猜测。不管怎么说，黎元洪得知此事，马上下令派人追杀宋锡全，把他的首级提到了武昌城门示众。他这个举动，第一个大扬了他都督的威望，第二个也打压了以黄兴为首的湖南人的士气。这也是一举两得的。这是一个重大事件，是民军的自相残杀事件之一。

第二次自相残杀，也就是王隆中和甘兴典反攻汉口失败以后，非常的沮丧，回到了武昌城，也就是他们的出发之地，在两湖书院。黎元洪他们当然都是亲自去慰问，安抚他们。就是要他们重整旗鼓，再打回汉阳去，坚守一下。王隆中很尴尬，当时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我们太累了，让我们休息两天再说吧，让弟兄们休息两天再说吧。结果就是当天，他就不辞而别，带着队伍，从白沙洲回去了。这个时候黎元洪又下令追杀他们。甘兴典点子低一点，就被砍了脑袋。当时的说法是，王隆中也被杀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下落不明。

今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下落已经明了，就是说王隆中实际上没有被杀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当年发行的湘军援鄂攻城纪念章正中间有一个王字。这就说明王隆中后来主持过湘军的善后。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如果有机会到岳麓山去就可以看到，有两座公墓，那里安葬着湘军援鄂的将士。一排一排整整齐齐的，我的文章里面写道，就像列兵出操一样那么整齐。这是关于湘军的一段历史。

我们回顾历史，绝对不是去埋怨，去小看这些湘军，他们是为武汉的保卫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这段话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这是蔡济民曾经说的一段话，蔡济民是黄陂人，他是说了一些公道话。他说我们应该永远地感谢湖南人，他们放弃了当时的官职和家人，到湖北来，出生入死，惨烈牺牲，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恩德。

最后两个问题我就简单地说一下，一个就是鄂州约法，很多人认为是宋教仁写的，实际上宋教仁是10月28日到的武汉，跟黄兴一起来的。在那之前，鄂军都督府已经公布了鄂州约法的讨论提纲，实际上军政府早就组织人在写。宋教仁可能最后完善了一下，但是历史真是混沌不清，有的人说他在汤化龙家里写了20多天，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战争那么激烈他关在房里写这些东西。他一定是在别人起草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订，和最后拍板。也就是说，中国的第一部民主约法是湖北的、湖南的革命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绝不是某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我们的历史是需要现在人用现代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来加以澄清的。不是我们简单的教科书怎么说，我们怎么理解的。另外，我们现在已经公布了一些辛亥革命的遗址，这个遗址绝对不是大家所知道的一些地方。遗址应该包括了所有的庙宇，现存的庙宇。首先是古德寺，它安葬过3000个革命志士，古德寺的牌匾都是黎元洪提的。当时人们都承认古德寺是有卓越贡献的。归元寺更不用说了。还有莲溪寺，就在起义爆发之前，蔡济民都在哪里去商量对策，策划怎么起义。所以我们的武昌首义和阳夏保卫战的遗址应该是很多的，只是我们没有去理睬它。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武汉的100年。百年以前，我们被炮火焚烧了，汉口。就是1931年，我们的整个汉口，包括汉阳，又再被水淹没。再延续到1961年，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片饥饿和灾荒之中。所以说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是多灾多难的。百年之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既有对先烈的怀念，也有对时代进程中的一些很多的惋惜。

好了，这个照片大家可以很好地欣赏，这是一个非常美丽而壮观的早晨。也就是1911年的10月11日早晨。我们的武昌城是这样的巍峨，曙光初照，手臂上系着白带的民军，正在盘查过往的行人，严防奸细。这个照片太美了，请大家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谢谢。

（《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获湖北省第8届五个一工程奖。
此为2011年所作的报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