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风云（纪实文学）

闲云野鹤

　　父亲回到生产队，由于父亲识字，又忠厚老实，被生产队社员推荐为"记工员"，母亲则在生产队挣工分。在结婚的第二年，我的大哥出生了，一家人欢天喜地，特别是五十四的祖父最高兴，因为他已病入膏肓，临死前能见到自己孙子出生，死也瞑目了。在哥哥出生的第七天，祖父就撒手西去。在当时棺材钱都难以凑到，父亲只好各处借账，替我祖父买了口薄皮棺材，把他殡送下地。欠账足足苦了一年才还清。

当时生产队特别乱，派别之间武装械斗经常发生。"八一"与"马列"两大派别势均力敌，而我们家属中立，两派都不得罪，主要也得罪不起。今天"八一"头儿来我们家做工作，明天"马列"头儿来我家动员，父亲都婉言谢绝。他们都不死心，必定我们一大家还有几十口人，不能帮他打仗，还能替他助威，摇旗呐喊。托人说话也不行，威胁利诱也不行，两派都只好作罢。

当时吕庄十二队打仗在全乡比较出名的，打断腿折胳膊的时有发生。有一次王大爷（庄邻称呼）与不同宗的王二爹他家发生械斗，王大爷吃点小亏，他连夜到孤山大队搬兵，把他堂哥找来。他堂哥是铁匠出生，膀大腰圆，力大无比，当晚就开打。铁匠提一根木棍，重达六十余斤，认准王二爹头上狠狠砸了下去，王二爹头一歪，二十多公分长的头皮被砸挂在脖子上，血冒有一丈多高。如头不闪一下，肯定是脑浆崩裂，后果不堪设想。最后用小木床抬到韩山救治，最后以王大爷的胜利而告终。那时打伤人甚至打死人都不了了之，因为法制不健全…

父亲每谈到这件事都心有余悸。

经常打仗，影响了农业生产，生产队各家各戸比较贫穷。我家开始生活还能勉强支撑，过了几年，我与弟弟及妹妹相继出生，家里日子越来越难熬。曾听奶奶讲，我弟弟出生的第二天，母亲就推磨做饭，一顿吃了四大碗糊疙瘩。然后就到生产队挣工分。导致母亲现在还有眩晕症。

因为祖父去世早，父亲为家中老大，大番小事都有父亲拿主意。我大姑母经媒人撮合，和家住灌云侍庄的大姑父定了亲，当时大姑父正在部队当兵，由于我家是富农成份，大姑父政审没过关，无法提干，只好退伍回家，与大姑母结了婚。

大姑母结婚后，连续生了六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因为孩子多，当时大姑母家生活也更难维持。我母亲看到此景。就催促奶奶去照看大姑母家孩子，让大姑母苦工分维持生活。在我母亲的劝说下，我奶奶就赶往灌云，帮我大姑母照看孩子。让姑母两人安心地在生产队挣工分。

我们兄妹四个任由发展，生产队上工时，母亲把门一锁，我们几个就在地上玩耍，哭的喊的，眼不看心不烦，就在这样环境下，我们却健康地成长起来。

我的叔叔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因叔叔长得帅，家庭虽穷，可眼还挺高的，一般女子他看不上眼。以至到了二十七八岁还沒定婚，我的父母及奶奶都很着急，最后在祖母的压制下和我父母的劝说下，才勉强与吴集许庄的婶娘定了婚。婶娘娘家狮子大开口，彩礼竟要二十元钱。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一天挣的工分还不值一个鸡蛋钱。当时没法，我的母亲到宋庄七队的她的表哥处借了二十元钱，让我叔叔完了婚。

叔叔结婚不久，小姑母也出嫁，祖母了却了她最后的心愿。

叔叔结婚后，我们两家在东港河各住一间土坯房子。叔叔是干活的好把式。为了还二十元彩礼债，到当时的韩山做瓦工，当时韩山老公社的房子就是他盖的，房子峻工了，他把做瓦工所挣的二十元钱交给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到宋庄把账还了。

等到我叔叔有孩子时，我们兄弟都大了，有时帮他照看，叔叔两人就能安心上工。叔叔与婶婶都是持家的好手，靠近港河，叔叔搞起养殖业，当时养了很多鸭子。他办了鱼叉，用鱼叉叉青蛙喂鸭子，有时用豆丹钓青蛙，把逮到的青蛙用刀劈开，头扔进港河，鸭子吞头。青蛙腿洗洗，多放点辣椒，是盘美菜。虽当时油盐紧张，但婶婶烧出的青蛙十分鲜嫩可口。每次婶娘总要端一盘给我家，让我们一家一解青蛙之馋。

叔叔是捕鱼高手，无论在港河摸鱼，还是旋网捕鱼，都堪称一绝。摸鱼谁都没有他摸得多，鱼只要碰他的手，是绝对跑不了的。网撒得又圆又匀净。逢到他逮鱼时，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提鱼篓，常常都是满载而归。

大哥渐渐大了，就不再和我们争着抢叔叔的鱼篓，帮父母料理家务，早早就会到田里割猪草。有一次和本队的胡同明夺镰刀，哥哥拿着镰刀头，胡同明拽着镰刀柄，胡同明一使劲，我哥哥一只手五个手指就剩皮连在上面，鲜血直流，到了吕庄诊所缝了二十多针，受了多少疼痛之苦。胡大娘提了十几个鸡蛋以及买点馓子送给我家，我母亲没有接收，她深知当时各家生活都不易。当时不少人都说母亲傻，母亲一笑置之。

兄弟几个就数我顽皮，喜爱与人摔跤，有一次在两方叔叔鼓动下，和本队王传洋摔跤，只一回合，王传洋被我别倒在地，膝盖不小心抵住他胸口，只听到"哎哟"一声，脸色蜡黄，两边大人吓得惊慌失措，连忙拉起，好容易王传洋才回过神，各人才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后来我又怂恿哥哥偷了生产队菜园的大白菜，偷了很多，把父母吓得不得了，要被查到那可是要游大街的。当晚就把大菜一锅熟，一家人使足了劲才把菜吃完。

顽劣让父母操碎了心，兄妹四人数我被打得次数最多。常常母亲把我拴在屋里，用柳条不住地抽打，不管怎样打，我都决不投降，母亲常常气得直掉眼泪。

虽然顽皮，我一生中从未被父亲打过，他只会气得跺脚，却不伸手抽打我们兄妹。

最终我到了读书的年龄，被父母送到吕庄马墩教学点就读。班主任是女教师，叫周立凡（现在在南京），是位不到二十的大姑娘。长得眉清目秀，却对学生很严格。

有一次，我不会背书，被锁进屋里，不让我回家吃中饭。等她吃完饭才放我回去，我心中十分气愤，骂了周老师不堪入耳的话。恰巧又被小秃丫（头上害疮结果）同学听到，她屁颠屁颠地跑去向周老师告状。

吃过饭，母亲就教我背那一课，我现在都清楚地记得"叮铃铃，叮铃铃，铃声就是集合令，认真学，主动问，个个都爱动脑筋"这篇文章。

到了学校，书背出来了，却因骂老师遭到一顿毒打。

也就在那年，我父母在我外公的要求下，搬到了汤吕庄二队，也就是外公所在的村组。

当时十二队的社员都极力挽留，但我父母心意已决，决定离开生活数年的故土，搬到外公所在的生产队居住，照顾我那孤独的外公。我的祖母舍不得离开多年的父老乡亲，随我叔叔居住。

我的 外婆去世早，只剩外公一人生活，生活很苦，外公被生活压得早早弯下了一米九的身腰。

数年前，我外婆在生我大姨母后，接连生了几个舅舅，都长到七八岁时，个子都高高的，最后都无缘无故地幺折，使外公外婆伤心不已。在我大姨母二十岁时，我外婆去相面，相面先生说我大姨母今年出嫁，外婆再生育就能存住。当年我大姨母就嫁到本村的汤家，也就在第二年，母亲出世，也就如相面所言，母亲健康地活了下来。虽然外公外婆重男轻女，但大字不识的外公却供养母亲读书识字。在母亲出嫁的那天，外公放了一挂长鞭，放完鞭，这一米九的大汉子竟躺地大哭。母亲结婚不久，外婆就得了食道癌，外公吃饭的时候，她总是提着篮子下田捡野菜，因为她吃饭难以下咽，最后活话饿死。

外公兄弟四个，仅留下堂舅父一个男丁，堂舅父是汤吕庄二队队长，把我一家安排在生产队的两间棉花舍里生活。

当时如果生产队有吃饭安排的话，就在我家做饭，剩饭我们兄妹四个可以吃一点，那时的队长有一定的决策权。

那时韩山乡决定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把汤吕庄作为试点，因而汤吕村更名为"农科站”，也就是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简称。

熬白荷、炕烟、育山种、栽小麦与山芋秧倒着栽，进行科学的试验。父亲因为识字，在生产队做烤烟与育山种等技术活，很少参加生产队的体力劳动。母亲还是在生产队挣工分来维持这个贫穷的家。

外公十分疼爱他的外孙，外公是个屠夫，杀猪时把猪肠洗干净，烧猪肠贴玉面饼总会喊我们兄弟几个去吃，他睡觉看牛房会带我和哥哥和他捂脚，他铺着狗皮，暖和得很，怕我们在家睡觉受冻。

有一天夜里，生产队一头耕牛被鞭子打死，他夜里地烧好的十几斤一块牛肉拿给我们吃，一家人真正解了谗。

时隔不久，我家就动工建房，我叔叔是老长工，干活休息时，就背着旋网捕鱼，从不闲着。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斗，我家的三间土墙草房胜利峻工，我们一家终于有了真正的安身之所。

一九七八年，我哥读四年级，我二年级，弟弟一年级，当时知青徐老师回南京去了，我父亲接替了徐老师工作，成为一名光荣的民办教师。我家的生活条件也逐渐好起来，当时学校有一条不成文规定：老师家的孩子不要学费，只付书本费，这就无形中减轻了家中的压力。父亲每月能拿近二十元的工资，还能得假工分（一年生产队所补工分和生产队最高工分人一样），这样我家的生活状况比以前不知要强多少倍。

： 时隔不久，农村又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各家各户生活都大有好转，父亲不会扬场与堆草堆，我的：外公现场指导，经过外公的技术指导，父亲也逐渐掌握农活的要领，自己都能独立地操作我家三亩多地的收割拉打流程…

由于父亲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几年后成为农科小学的校长。后来国家落实政策，父亲从破木箱里翻 出了沉睡几十年泛黄的"下放证"。有了这个证，随即父亲也转了正，成了名副其实的公办教师。

而母亲当年为了照顾幼小的我们，失去了她心爱的教育事业，这是她老人家一生的遗憾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