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国朋友——比罗,我从未见过面的朋友

勇者

Mariano Billo – My Friend Whom I Have Never Met <h5><i>维琴察市区鸟瞰</i></h5><p class="ql-block">与比罗先生成为笔友,已是七年前的事了。</p><p class="ql-block">1990年在肯尼亚工作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内罗毕街头的报刊亭看到一份英国出版的《火车模型》杂志。由于男孩子天性就喜爱汽车火车、飞机大炮之类的东西,我一下就被上面图文并茂的内容吸引住了;我把杂志翻来翻去,发现一副精美的广告插页,从角落发现几行小字,仔细一看,是意大利的一个地址。我抄下地址带回住地,连夜写了一封询问信寄了出去。约两周后,收到了一件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套介绍火车模型的书籍和样本,内附一封短信,落款是“你的真诚的马里安罗·比罗”。 </p> <h5><i>小小火车仿佛把我带回到童年</i></h5><p class="ql-block">我马上给这位真诚的比罗先生写回信,感谢他给我寄来了这么多资料,让我大开眼界,认识了火车模型这一妙趣横生的小玩意。不想这一来一往竟使我们结下不解之缘,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给我寄来火车模型的最新样本,使我系统地了解了火车模型的各种比例、机车车辆和操作运行系统,不懂的地方我还写信去问他。就这样,我们成了笔友,并引出一段让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感人至深的故事。</p> <h5><i>维琴察奥林匹亚剧院</i></h5><p class="ql-block">马里安罗·比罗(Mariano Billo)先生是意大利维琴察人,1931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代是在战乱和饥荒中度过的。1945年二战结束后,年仅14岁的他就离开家人到工厂当学徒,亲身经历了战后意大利重建和恢复时期的艰难岁月,也见证、参与了意大利的现代化进程。</p><p class="ql-block">在频繁来往的书信中,我们使用的语言既不是我的母语汉语,也不是他的母语意大利语,而是英语,这个国际商界通用的语言架起了我们之间沟通的桥梁。我们除了谈论铁路和火车模型外,还谈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我与比罗先生谈起了对意大利的了解,谈起了永恒之城罗马、文艺复兴之城佛罗伦萨和水城威尼斯;还谈起了米开朗奇罗、帕瓦罗蒂和他唱的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我告诉他当我听到那优美的令人陶醉的男高音时,我真想学习意大利语。</p> <p class="ql-block">比罗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不久便给我寄了一本《意大利语会话》和磁带,还在书的扉页上用意大利语写着O, Sole Mio(我的太阳)和一段歌词。</p><p class="ql-block">比罗先生给我谈他对中国的向往,他的夫人范内妮曾因商务到访过中国,给他带回了中国的绿茶和在长城上拍的照片。而他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机会来。他说中国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更是一个神秘而美丽的国家,他期待着有一天能踏上中国的土地,到我的家乡四川来亲眼目睹一下闻名世界的成昆铁路的风采。</p><p class="ql-block">随着我们友谊的加深和商务的发展,1994年3月比罗先生向我发出到意大利访问的邀请,我们便着手办理护照和签证。6月20日,我与大学同学陈步宇和他父亲一行三人从北京直飞罗马,于意大利时间当日晚上到达。第二天一早,我们登上意大利著名的摆式高速列车(Pendolino)向着维琴察方向前进。列车在美丽的亚平宁半岛上向着北方飞驰,一轮红日从亚得里亚海面升起,我的耳伴好像传来了帕瓦罗蒂的歌声……</p> <h5><i>于维琴察火车站</i></h5><p class="ql-block">我设想着即将与比罗先生见面的情景,我甚至想好了怎样用意大利语向他问候。中午11点半,我们到达维琴察火车站,来接我们的是他的夫人范内妮太太。一阵寒暄之后,我问比罗先生好吗,范内妮太太一时语塞,没有作答。在驱车开往市区的路上,看着古老的街景和街上的意大利语标牌,我说比罗先生一定在办公室等着我们吧,我真高兴终于要见到这位多年的笔友了。不想这时却听到范内妮太太低沉的声音:He is no longer there; he passed away(他不在办公室了,他去世了)。我大吃一惊,以为听错了,又问了一遍,却还是一样的回答:比罗先生已在三个月前不幸去世。这犹如晴天霹雳,我一时惊得目瞪口呆,当再次得到范内妮太太的确认后,便语无伦次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与我同行的陈伯伯和陈步宇同学。顿时,大家都陷入了深深的惊愕和悲痛之中。</p><p class="ql-block">原来,就在3月份给我们发出邀请后,比罗先生心脏病突发,于3月28日凌晨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遽然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工作、深爱的家人和朋友。</p><p class="ql-block">他给我们的邀清书上留下的日期是1994年3月18日,仅仅十天之后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这一切,在我们办理护照和签证的过程中他的夫人都没告诉我们只言片语!我问范内妮太太这样的大事为何不通知我们一声,她说一是怕我们悲伤,二是怕我们推迟访问,影响已和比罗先生商定好的工作。多善良而又周到的人呀,范内妮太太!我在心里说着:我虽然失去了一位多年的朋友,却又得到了另一份友情,这种伟大的情谊和对老朋友的思念将激励我们去实现比罗先生未了的心愿。</p> <h5><i>在教堂墓地向比罗先生献花</i></h5><p class="ql-block">为了表达我们对比罗先生的哀思和怀念之情,我当即便问范内妮太太比罗先生葬在哪里,我们要去看看。第二天上午她便驱车带我们来到市郊教堂后的公墓,我们以中国人的传统方式,每人买了一束洁白的鲜花,来到比罗墓前,向他深深地三鞠躬、叩拜,然后把鲜花敬献在墓上,浇上清水。我的眼里噙着泪水,默默地用意大利语说道:真诚的朋友、亲爱的老师,今天我们终于相见,却不想阴阳两隔,请接受这束鲜花,请接受您远方中国朋友的敬意!</p><p class="ql-block">给比罗先生献花后,范内妮太太告诉我还要去另一个墓地,我问怎么回事,她说就在这个教堂后的东边,还葬着她的大儿子冷罗,他是去年因患脑瘤去世的,年仅32岁。我更为大吃一惊,在一年的时间内先后有两位亲人去世,范内妮太太经受了多大的磨难和痛苦啊!而这位老人却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工作之余,还在周末时间去医院当自愿者,照顾病人、为病人读《圣经》,来开导病人,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安慰,以减轻因病痛带来的痛苦。</p> <h5><i>范内妮太太在大儿子的墓地前整理花瓣</i></h5><p class="ql-block">离开比罗墓地,我们跟着范内妮太太来到教堂后东区,也向她的儿子献上鲜花。</p><p class="ql-block">按照天主教的习俗,去世的人入葬后半年才能封墓、立墓碑。我们特意请范内妮太太在举行立碑仪式那天代表我们在比罗先生的最后长眠之地上献束鲜花。</p><p class="ql-block">范内妮太太给我们谈起比罗先生生前的事,她说比罗先生原计划在我们访问之后去中国,登长城、游故宫、看中国的老式蒸汽机车是他多年的心愿。范内妮太太还让我们参观比罗先生的办公室,她告诉我们办公室还是保持着比罗先生在世时的原样,我看见桌上放着一个镶有比罗先生照片的镜框,旁边还有我以前寄给他的中国铁道风光明信片。我们特意把为他准备的四川竹编陶瓷茶具和其它小礼品放在他的桌上。 </p><p class="ql-block">1995年11月,比罗先生的小儿子罗伯特和女友莎波琳娜到中国访问,来到四川德阳,给我带来了范内妮太太拍的比罗先生墓地的照片,照片上由她代表我们敬献的鲜花是那样醒目。 </p> <h5><i>维琴察伊左拉教堂</i></h5> <p class="ql-block">1996年10月,我们又一次访问意大利,到维琴察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与范内妮太太一起去拜谒比罗先生的墓地。我们看到,墓地上栽种的花草已经郁郁葱葱。</p> 本文写于1997年1月,曾参加《四川日报》“我的外国朋友”征文活动<br><br><h5>摄影:陈步宇和本文作者</h5> <p class="ql-block">作者简介:英语翻译、外贸经理、中国九三学社社员;曾任中国援外专家组翻译、德阳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因商务多次出访意大利,与意大利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