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们的母亲

大海渔夫

佩凤 复生 庆义 丽华 建军 撰

谨以此文和播放的这首曲子、母亲生前喜爱的“四季歌”祭奠和祈福我们敬爱的母亲。



　　母亲孙淑玉，出生于1925年3月26日，籍贯山东潍县。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10月1日入党，2011年7月1日因病去世，享年86岁。

　　

今年是母亲诞辰96周年，也是离开我们的十周年。十年的时光，转瞬而逝，我们对母亲的思念非但没有减少分毫，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思念愈加浓烈。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的浮现在眼前，她的声音宛如还在呼唤我们的名字，空气里似乎还弥漫着她熟悉的气息，一切的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母亲出生于1925年3月26日，籍贯山东潍县周家村。早年姥爷孙玉山和姥姥带着大舅、大姨和母亲兄妹三人来到烟台，在海防营村租了间房住下来，全家人靠做小生意维持生活。



海防营，早年母亲全家租住的地方

海防营是100多年前清政府设立的，驻扎着一个守备营镇守海防。因官兵的家眷不能住在营房里，就在旁边聚成了一个小村子，起名海防营村。1955年母亲搬到济南那年，海防营以及旁边的海防营村都被拆除了，海防营大街改成了海港路。

由于海防营位于烟台市中心，解放前就是商业的聚集地，现如今仍是烟台最繁华的商业地段，烟台最大的商场振华商厦、百货大楼、大悦城等都在这里，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

　　

母亲1936年-1942年在烟台崇德女校上学。该校由法国天主教出资创办，与崇正男校是联校，位于张裕路北端对面，靠近法国医院。学校开始为义学，不收费，后来学生多了开始收费。与中国传统私塾不同，学校没有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课程，而是引进了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传授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等近代科学知识，还开设音乐、体育等课程。因此，母亲虽然没上太多学，但也得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



　　母亲曾经就读的烟台崇德小学，位于现在的烟台山医院附近。

早年姥爷孙玉山带着舅舅孙立孝闯关东去了东北，走后便失去联系，再无音信，从此家里没有了生活来源。大姨嫁给一个黄县（现称龙口）的生意人，家境比较富裕，就把姥姥和母亲接过去生活，还供母亲上学。时间长了总靠人家接济生活，看人家的脸色，还要学会处理和大姨一家人的关系，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给母亲的心灵造成了很大创伤。稍大一些，母亲离开姐姐家，靠自己绣花、织花边为生。解放前夕，大姨一家去了香港，从此也失去了联系。

旧社会烟台的妇女们大多靠绣花、织花边挣钱养家。这门手艺最早是外国的基督教会作为福利教给那些贫民教友的，教会的人除了教授绣花技术，还发放原料和收购成品，然后卖给外国洋行销往国外，有些半慈善性质。

胶东女人手巧，绣的花和编织的花边用来装饰服装、枕套、被单、窗帘，编织的发网是当时欧洲妇女的常用物品，这些东西很受外国人的欢迎。由于不需要什么成本，能从中获得了一定的收入，所以绣花这项技能很快传到了教会以外的人。在当时的烟台，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几乎没有哪家女孩子不会绣花编花边的。



1952年 27岁时的母亲

母亲有过两段婚姻。前任丈夫张玺敏（又名张石民）大母亲三岁，是母亲上学时的同学，1945年参加八路军。他所在的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九纵队是我军的王牌军，在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济南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电影《南征北战》讲的就是这支部队。张叔叔在1947年2月莱芜战役中不幸牺牲，留下5岁的大姐和两岁的大哥，那年母亲22岁。

婆婆认为是母亲鼓动自己的儿子参军的，所以把儿子牺牲的怨恨都撒在母亲身上，对母亲百般不满，虽然母亲每月工资都交到家里，但下班回来连口热饭都没有，年纪轻轻就得了胃病，为了孩子，母亲只能忍气吞声，整日苦闷。由于婆媳关系紧张，后来母亲搬到了银行的宿舍住，周末才回来看看孩子。



　　早年的母亲青春漾溢，风华正茂，为我们留下无尽的相思。

母亲是个政治进步，思想解放的人，虽然生活贫困，靠自己点灯熬油地绣花养家，但她有自己的信仰，热爱共产党，向往新社会，不仅送丈夫参加八路军，还积极投身社会工作，担任海防营村的妇女主任和闾长（旧社会农村5户为邻，5邻为闾。闾长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长）。

1947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占领了烟台。我党市委机关和村干部相继撤离烟台，母亲随政府机关转移到莱阳。在一次大搜捕中，险些被国民党抓住，幸好躲到百姓家中，被好心的村民相救，躲过搜捕。1948年9月国民党撤退，烟台第二次解放，母亲从海防营区政府到了西大街政府，担任办事处文书兼妇救会主任。

按照市政府规定，街长和文书属于全脱产干部，因当时国家困难，没有工资制度，每人每月由政府供应130斤苞米，以维持家庭生活。母亲在外参加社会工作，特别是躲到莱阳期间，姥姥天天在家担惊受怕，积劳成疾，1949年因病去逝。

　　由于烟台行政区域重新划分，母亲所在的海防营区已不存在，早年的海防营村成了海防营社区。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当天，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初被安排到西大街纺织厂当了一名纺织女工。因为母亲有文化，1951年11月调到中国人民银行烟台支行，在华丰前街36号办事处担任出纳员。

银行工作很辛苦，母亲白天在柜台办理业务，下班后结算当天的钱款，遇到帐款不符的时候，哪怕差一分钱，也要加班查帐到深夜，实在困的不行，就吸支烟提神，久而久之养成了吸烟的习惯。母亲每天晚上还要将办事处当天的现金送到支行。支行位于烟台山下面的朝阳街，距办事处有两公里，当时没有运钞车，都是由一名警卫护送，母亲提着钱箱步行半小时走过去。

那时候银行没有点钞机之类的设备，全靠一双手。刚到银行工作时，她把报纸裁成钱币大小，成宿成宿地练数钱，几年后练就了娴熟的点钞和打算盘功夫。小时候她经常给我们演示她的点钞技法，别人是一张张点，她是十张十张的划；打算盘不仅快，还有节奏感，就像弹琴一样。

　　解放初期母亲工作和居住过的芝罘区华丰街，如今已经旧貌换新颜。

　　中国工商银行华丰街支行，前身是母亲工作和居住过的中行华丰前街36号办事处。看到门前那辆银行押运车，仿佛看到母亲提着钱箱匆匆走过的情景。

　　朝阳街上的中国人民银行烟台支行。每天下班后母亲将办事处当天的票款从华丰街送到这里。西侧小楼的二层就是母亲的宿舍。

到银行工作后，经济上比以前宽裕了很多。母亲说过，闲暇时她喜欢和同事去烟台码头、新世界商场和西大街逛。那时候码头水浅，大船无法靠岸，下上船的旅客要靠小舢板接送。她没事时就坐在岸边，看一艘艘小船在大型客轮之间穿梭；新世界商场是当时烟台市最有名的热闹场所，楼下是商场，楼上是文艺演出，有评书、大鼓、魔术等。西大街的各种小吃一应俱全，还有戏院和电影院。

母亲年轻时喜欢看电影，时常和我们说起《一江春水向东流》《渔家女》《中华儿女》《夜半歌声》《风雪夜归人》这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情节。她喜欢“金嗓子”周璇的歌，有时还唱几句“天涯歌女”“四季歌”“何日君再来”。说起电影演员更是滔滔不绝，赵丹、孙道临、王丹凤、上官云珠、白杨、胡蝶、夏梦、阮玲玉这些上世纪的电影明星，从小就印在我们脑子里了。

到了济南以后，军区大院每周都放映露天电影。每到这天，母亲就早早把饭做好，吃完就搬着板凳到操场上去占位置。不管什么电影母亲都看的津津有味，而我们这些孩子只知道围着操场嬉笑打闹，从来不记得演的什么。

 但母亲不喜欢看外国电影，常听她唠叨，这些外国人整天搂搂抱抱的，张口就说我爱你，怎么能说出口呢？生活中母亲也从不言爱，从小到大不记得母亲抚摸或亲吻过我们。她们那代人好像都看不惯缠绵，不轻易流露感情。由于她的影响，我们对父母也从来不说“爱”字，都是用不同方式传递着各自的感情。

　　母亲在中国银行烟台支行和行政干部学校培训时与同事的合影。

　　

父亲96岁生日那天，我问他怎么认识的母亲。父亲告诉我，刚解放那两年部队调动频繁，没有条件考虑个人问题。调到烟台国防建筑指挥部后，就开始有人给他张罗对象，先后几个都没看中。因为工作关系，他的科长经常去银行办事，认识母亲，感觉和父亲挺合适，成了介绍人。母亲给父亲的第一印象是，“你妈长的萨利，还是个党员”。胶东话“萨利”是形容一个人干净利索，长相俊美的意思。而且母亲是党员干部，无论个人条件还是政治条件都没的挑。所以父亲第一眼就相中了。

母亲认识父亲也感到很幸运，父亲性情温和，为人忠厚老实，稳重可靠。最让母亲感动的，是父亲毫不犹豫地同意将两个孩子一起带过来。为此，母亲把大姐名字由张爱莲改成了于铭恩，让她永远铭记父亲的恩情。

母亲说过，单位里的人都很羡慕她和父亲的婚事，因为那个年代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更何况父亲也是个“萨利”人。看父母60多年前拍的照片，真称得上美女配帅哥。他们的基因也遗传给了几个孩子。我们兄妹几个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到了工作单位，都属于”长的不错”那类人。后来到了结婚嫁娶年龄，没有一个人为找对象发愁的。

　　父母的结婚照，那年父亲33岁，母亲30岁。

1955年因父亲调到济南军区工作，母亲随后也辞去银行工作去了济南。当母亲提出辞职时，银行的领导和同事都极力挽留，劝她留下来暂时不要走，等以后找机会再调到济南。那些年单位很器重母亲，一直在培养她，每年都被送到烟台行政干部学校参加培训，她还是烟台市中苏友好协会委员会委员。但母亲考虑刚生下庆义不久，分居两地总不是长久之计。还有一个原因，烟台给母亲留下太多痛苦的回忆，是个让她伤透了心的地方，思前想后还是执意要走。

离开烟台唯一让母亲割舍不下的是不满十岁的儿子。1954年母亲与父亲结婚时，婆家表示女孩可以带走，男孩必须留下。因为张家三代单传，儿子又不幸牺牲，带走大哥意味着断了张家的香火。母亲无奈只好忍痛留下大哥，带着大姐到了新家，大哥则由他的爷爷奶奶监护抚养。

去济南前夕，母亲特意把大哥领到新家住了两天。清晨母亲做饭，大哥抱着庆义在路边的矮台上玩耍。温暖的阳光伴着母亲慈祥的目光，那情景让大哥至今记忆犹新。看着开心的儿子，母亲心如刀割，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还全然不知大人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离开以后等待孩子的是什么呢？

临行前母亲又把大哥领出来，带去理发店理了发，买了些东西。母亲领着儿子的小手，沿着海港路从北往南走，说了很多话，嘱咐儿子以后留着头发，别再剃光头了。大哥一直记住这句话，从此再也没剃过光头。

1951年 26岁

母亲过去不是住姐姐家、婆婆家，就是住单位宿舍，到了济南才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日子总算稳定下来，两年后有了丽华。

五十年代未，城市人口剧增，国家为缓解粮食减产，城市供应紧张的压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支援农业，部队干部当然要带头家属还乡。1958年初夏，母亲带着我、大姐、丽华回到父亲的老家乳山县黃埠崖村。

母亲在烟台市长大，从来没在农村生活过。在这里她要和别人一样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还要带孩子、种菜、圈栏养猪，可想而知是多么为难她。好在村里姓于的亲戚多，人都很好，七子哥、素书哥等有空就来家帮忙，像耕地、挑水这些力气活都是几个侄子帮着干，婶子大娘也时常送些土特产和生活用品。

母亲最不适应的是农村的卫生习惯，还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那些“左”的做法。生产队为了修梯田，把祖辈铺在街上的石头都撬了出来。这条路是150多年前我的烈祖于怀璞出资修建的，用一块块大方石从村口铺设到村头，这么平坦的大道当时就连县城里也没有，黄埠崖于氏家族为此名噪一时。怀璞公是位乡绅，为家乡做了许多搭桥铺路、赈灾济贫的好事。自从人民公社把石头翘走修梯田，这条路就一直坑坑洼洼，晴天土，雨天泥，直到2018年村子拆迁，再也没修过。

后来生产队又想拆我家用石头砌的围墙，母亲死活不让。说这是祖宗留下的家产，谁也不能动。她爬上墙头，说你们拆我就摔下去，那些人一看我妈不好惹，最终也没拆成。

　　家属还乡期间，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回到原籍山东乳山黄埠崖村，在祖上留下的这栋老宅里住了两年。

母亲在乡下喂鸡养猪，把家里好吃的都留起来，等父亲回来探亲时吃。有次父亲回来买了些螃蟹，结果吃了后全家人中毒，到医院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

到了1960年，还乡的部队家属按照政策可以归队，离别两年后全家人又回济南团圆了。母亲就在离家不远的济南军属织毯厂当会计。一年后建军出生，家里四个孩子，父亲还经常出差在外，那时工资低，请不起保姆，母亲无奈再次辞职，全身心照料家务。

 

　　1960年母亲从乳山老家返回济南与父亲的合影。

那时家里六口人全靠父亲的工资生活，还要定期给奶奶寄生活费，资助小叔上大学，眼看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还要上学念书，都需要钱。每到新学期，母亲都要节衣缩食提前准备学费。生活中她不舍得浪费一点点东西，觉得浪费东西那就是罪过。她常常告诉我们，要懂得惜福。持家的母亲总是精打细算过日子，我们兄弟姐妹的衣服都是大的孩子穿小了，再给更小的孩子穿。

母亲和父亲从小就培养我们良好的思想品质和生活习惯，教育我们在外面要吃苦耐劳，不甘落后，懂得感恩，求上进，讲诚信，守纪律，做事不拖拉。长大成年后，我们每个人的婚姻、家庭、事业问题无一件不牵动着母亲的心。

1977年 52岁

　　

母亲的管教很严，放学后总限制我们出去，游泳怕淹着，骑车怕撞着，滑冰怕摔着，生怕出什么意外。但是出于孩子的好奇心，这些技能我们都背着她偷偷摸摸学会了。

唯一不是偷着学的是打乒乓球。可能是因为这项运动既摔不着也碰不着，母亲不仅鼓励学，还给我买了球拍。有一次他看我居然打败了几个大人，非常高兴，就鼓励说：如果以后你能像庄则栋一样出国比赛，拿世界冠军，我就给你做一身西服。庄则栋是母亲唯一崇拜的体育明星。几十年以后，我结识了庄则栋，并和他成了忘年交。一次闲聊时，我把母亲说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哈哈大笑，对坐在身边的妻子佐佐木敦子说，你看，我当年可是女同志的偶像啊。



母亲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性格刚烈，脾气大，喜怒哀乐全挂在脸上，我们兄妹几个在家没少挨训。可如果我们被大院别的孩子欺负，母亲也绝不会饶过对方，不管他是司令家还是政委家的孩子，一点儿不留情面。

等我们长大工作了，少不了回家跟父母聊些单位里的矛盾和不愉快，父亲一般是让我们不要怨天尤人，遇事先找自己的原因。而母亲往往是还没听完就开始数落对方。在她看来，自己的孩子永远是对的，错都在别人。济南话这叫“护犊子”。

长大后我们兄妹陆续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尽管我们没有取得太大成就，但每个人知道努力向上，知恩图报，不给父母丢脸。每当看到母亲向外人夸耀自己的孩子、女婿、媳妇孝顺有出息，显露出自豪、幸福的表情时，我们感觉这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

 

1983年 58岁

母亲终年在厨房忙碌，做这做那。但在饭桌上，他总是吃剩菜剩饭，把好吃的留给我们和爸爸。记得小时候家里吃鱼，妈妈只吃鱼头鱼尾，说是这个部位好吃，家里偶尔买只鸡，她从来不吃，在我们印象中她不喜欢吃鸡，到了晚年，家庭经济条件好了，没有生活压力了，她一个人能吃半只鸡，这时我们才知道，她哪里是不喜欢吃，她是舍不得吃，把好吃的都留给了孩子。看着孩子们吃着笑着，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刻。

我参军到部队后，每次回家探亲，母亲都早早为我准备好毛巾牙刷，提前几天把床上的被褥晒的暖暖软软的。直到现在，每当闻到晒过太阳被子的味道，就仿佛闻到了妈妈的味道。我们兄妹长大成人相继远离，母亲不知流下多少牵挂的泪水，最终留下了眼疾。

1985年 60岁

母亲是个干净利索的人，总是把我们兄妹打扮的整整齐齐，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桌椅板凳、茶壶茶碗，凡是能摸到的东西，早晚必擦一遍，水泥地面都擦出了亮光。房子虽小，东西摆放的却井井有序，一尘不染。

过去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母亲总是把自己衣物打理的很合体，过时的衣服也会按照时兴的样子修改。后来生活条件好了，母亲每去商店，都会挑件好看价格又不贵的衣服，同龄的老太太们都羡慕她会选衣服。在大院同龄人中，母亲总是衣着端庄得体，朴素大方，显得年轻有朝气。

母亲年轻时爱梳头，她的头发又浓又密，乌黑油亮，直到晚年才增添了几根若隐若现的银丝。在生命垂危，气若游丝的弥留之际，母亲也十分爱干净，每天早晨起来，都让家里人给她擦脸洗手，梳理头发，隔几天要擦一擦身子，换洗床单枕巾。母亲人缘好，生病期间经常会有街坊邻居们来看她，所以她总是说：我要干干净净的见人，别让我邋邋遢遢的。母亲临终前手里总握把梳子，不停地梳理因长期卧床压乱的头发。

母亲善良仁义，乐于助人，父亲部队的战士衣服破了，都来找她缝补；无论搬家住司令部大院，信义庄，还是后来的干休所，她都与街坊邻里相处和睦，互帮互助，周围人都亲切地称她孙大姐。



1998年 73岁

算起来母亲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济南度过的，但她始终说一口纯正的烟台话，有些词的发音听起来特别有意思。例如：把小女孩叫小闺宁；把小男孩叫儿郎；把脑门叫叶了盖；把膝盖叫波了盖；把蚂蚁叫蚂几样子；把知了叫界流；把拖鞋叫斜撒；把受不了叫草鸡了；把来不及叫不赶趟；把很白很白叫挑拨挑拨地；把很黑叫去和去和地；把不错叫不糙；把干什么叫奏么；把犯傻叫耍彪；把很多叫老鼻子；把神气叫打腰；把土气叫乡熊；把恶心叫我心因；把讨厌叫各应；把喜欢叫待因亲；把撒谎叫熊因；把相处叫噶户；把讨人喜欢叫舔么因；让人别说话了叫悄悄地吧……。现在想起母亲的这些话感觉特别亲切，可惜以后再也听不到了。

除了我们兄妹，母亲还带大了四个第三代子孙，半辈子都在教孩子呀呀学语，为孩子做饭洗衣，辛勤劳累一生。我们从小到大看到的永远是母亲忙碌的身影，每天忙着洗衣、做饭、料理家务，起早贪黑，不辞辛苦，想方设法的让我们吃饱穿暖，把全部的心血、伟大的母爱都倾注在我们身上。

　　母亲整日不辞辛劳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

　　

虽然母亲只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女性中的一位，但在我们眼里，她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作为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她一生历经太多的磨难、委屈和不幸：从小父亲和哥哥闯关东离开家，再也没有了音信；多年寄住姐姐家，饱尝人间冷暖；结婚后丈夫牺牲在战场，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婆家受人冷漠，得不到家庭温暖。这些内心的伤痛促成了她倔犟的性格。我们小时候家里虽然过的不宽裕，但她从不抱怨，也没有羡慕过谁。哪怕是自己的孩子，也从不诉说自己过去的遭遇和不幸。她不愿将生活的伤疤揭开给别人看，一切都是自己默默地承受。

 

　　但在平时的言谈话语中，我们时常能感觉出来，在母亲内心深处有两件事让她后悔终生：一是与父亲成家时，没有坚持将复生大哥带过来，造成以后几十年母子天各一方。其实当时我父亲的态度很明确，“不管男孩女孩，都是烈士的后代，咱们都带着。”但母亲的婆家认为带走男孩，意味张家断了香火，以后不能子子相传了，所以坚持不让带走大哥。

那个年代女人改嫁大多都是这样，只要婆家不放，孩子是带不走的。几十年以后，母亲嘴上不说，但无时无刻不在想念自己的亲生骨肉。尤其到了晚年病重卧榻，她时常盯着天花板发呆，虽然我们知道，母亲一定是在回忆过去的事情，想念远方的儿子。但她当时已经病入膏肓，体重从40多公斤降到20多公斤，瘦骨嶙峋，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最终也没帮她实现这个愿望。

2004年春节 79岁

第二件事是她放弃了烟台优越的工作，舍弃了自己的前程，辞职离开银行当家属。当时辞职没有想更多，就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和抚养子女，但真的成了家属，发现和以前相比有巨大的反差。母亲在烟台银行工作时，无论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很体面，当家属就不行了，经济上只能依靠父亲一个人，自己天天围着孩子锅台转。再看身边其它家属，大多是从农村随军来的，没有多少文化，甚至还有裹小脚的妇女。对一贯要强的母亲来说，这个落差让她实在难以接受。

母亲1948年担任烟台西大街政府办事处文书兼妇救会主任，享受供给制，属于脱产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1日入党，按政策应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但过去填写档案时，母亲把“参加革命时间“一栏写成了1951年到银行工作的时间。虽然后来她当时的领导（烟台海防营政府的候祥宗和西大街区委书记、街长于弟中两位前辈）都给书面证明她建国前参加革命这段历史，但因母亲的档案材料丢失、而且已经办理了退职，加之母亲性格倔犟不愿求人，就没有继续追溯下去，最终也未能享受到应有的离休干部待遇。

母亲一直保留的《党员登记表》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母亲。因为过去没有人给解释清楚，究竟哪天算是“参加革命工作”，也没有离休和退休的区别，所以人们对“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这个概念普遍不太在意，填表的时候完全靠自己理解。一般人为了好记，都选一个转变自己命运的大日子作为“参加革命时间”。

直到1982年中组部颁布了13号文件，开始建立离休制度，大家才知道建国前后参加革命有着天壤之别。于是，全国从上到下的老干部都通过各种渠道去证明自己的革命历史。而很多像母亲这样已经离开工作岗位、档案丢失的人，最终也没有落实政策。母亲心里带着这个无法释怀的遗憾，直到离开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



母亲一生的遭遇就像有句话说的那样：世界上无法言说的遗憾，它藏在眼泪里，落在岁月里，输在倔犟里，消失在人海里……。

　　母亲的《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

母亲从84岁那年开始，身体突然开始消瘦，人也变得极度虚弱，仿佛一阵风都能刮倒。望着母亲日渐憔悴的面容，我们焦急、恐惧、忧伤，不敢想象，若是没了母亲，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

为治好母亲的病，全家人想了各种办法，中医西医全用上了，住在军区总医院，找了最好的医生，但母亲的病情还是一天天加重，最后只能靠注射人体免疫球蛋白维持生命。

无奈的我们，时常面对家里摆放的观音塑像默默祈祷，希望这位面如皓月的观音菩萨保佑母亲逢凶化吉，度过这一关，用她手中的净瓶，露撒大地，福降人间。可人生往往就是这样无奈，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一步步离开，就是没有回天之力。

2011年7月1日，中午饭全家人吃饺子，母亲吃了两个，之后还问我们好吃不好吃。可随后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中午13点30分，还来不及叫医生，母亲就在儿女们的守护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经历了两年的病痛折磨后，86岁的母亲终因身体器官衰竭，带着千般不舍、万般留恋永远闭上了慈爱的双眼。从此再不用为生活操劳，再也不会被病痛困扰。母亲走的那么平静，又是那么匆忙。儿女们都知道您不想走，您还有未了的心愿、无限的牵挂和期盼，您希望每个儿女都活的体面、有尊严，家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幸福长久。

妈妈，您安息吧，您是个要强的人，我们会按照您的意愿，把以后的日子过好，把子孙后代培养好，即使您在天堂，也为儿女们自豪。

 

2008年 83岁

母亲下葬那天，天上乌云密布，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可当我们护送母亲的骨灰抵达墓地时，瞬间云开雾散，天空放睛，金色的阳光洒满陵园。正当我们惊奇的时候，听到一个更加惊奇的消息，在母亲墓碑不远处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墙，张叔叔的名字就镌刻在上面。真不知是巧合还是老天有意的安排，在母亲下葬前的最后一刻让她得知这个消息。

现在，母亲在天堂里不会孤独，因为父亲去年就去陪伴您了，还有张叔叔的英灵，以及您熟悉的一些老邻居、老姐妹们都长眠在福寿园公墓的青山翠柏和鲜花丛中，这个结局让我们这些子女感到欣慰。

2002年 78岁

每当想起母亲，总是思情万缕，泪水滴满衣襟。母亲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赋予我们生命，哺育我们长大成人，对儿女有高天厚地之恩。母亲一生上进、自立、勤劳、节俭、善良、隐忍的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敬佩、骄傲和仿效。这些言传身教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子孙后代受用终生！儿女们会知恩图报，和睦相处，彼此搀扶，互相照应，让良好的家风代代相传。

自从母亲走后，我们每天都在默默祝福，假如世界上真的有天堂，但愿母亲能在天堂里永存，没有苦和累，没有烦和忧，没有是与非，没有病与痛，远离喧嚣与操心，生活得幸福安宁。母亲虽与我们天各一方，但儿女们的孝心陪伴着您，子孙的温暖围绕着您，我们永远爱着您。

　

　注：部分历史图片和资料源自烟台图书馆。

2021年7月1日

后 记



    有句话叫做“儿大方知报娘恩”，记得小时候老辈们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只是那时我们少不更事，不明白其中的含义。直到成年了，自己也为人父母了，才真正感受到母亲的慈爱和伟大，体会到每个母亲都是一部写不完的书。

   自从妈妈走后，就一直想写写她老人家，因为书比人的寿命长，只有记录下来，才不会因我们衰老而失忆，儿女子孙不会因隔辈而不知，以此来报答和铭记妈妈的养育之恩。但拿起笔才发现，除了一些日常生活琐碎的记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对妈妈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

    也许是不愿回顾痛苦的过去，妈妈生前很少提及她的家人和经历，即使问她也是一口回绝。后来，从父亲的嘴里听到一些关于妈妈的故事；去烟台的时候，复生大哥带我走访妈妈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我还到图书馆、博物馆查阅历史档案，这才使妈妈年轻时的生活轨迹在大脑中逐渐清晰起来。

    妈妈的前半生是在烟台度过的，这座城市埋藏了她太多的悲欢离合。妈妈生前一定很想到烟台来走走看看，很惭愧没能陪她老人家实现这个心愿，这是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现在每当我们走在烟台的大街小巷，都仿佛能看到妈妈年轻时的身影，幻想着她匆匆走过的情景，在一砖一瓦之间感受着她的气息，内心百感交集。

    经过多年的酝酿和找寻，我们终将妈妈的一生付诸文字，用心用情用眼泪写下了心中的母亲，以这种形式献上我们这些作子女的崇敬和挚爱，愿妈妈在天之灵得以宽慰和安息。

2021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