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二三事

张艳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人间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

胡适先生曾有言：“看他这个人，梳个辫子，样子很难看，但读了他的诗词，一定会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这个人，就是民国大师之一王国维。他的诗词，常透出宇宙悠悠，人生飘忽的意境，这种宿命感，和他的人生经历和所做学问息息相关。

自幼体弱，继而丧母、丧父，成家后，又丧妻丧子，历经至悲至痛，深感人生无常，也许正是这些，经史人文也成为他终其一生研究的对象。

所幸第二任妻子像苏东坡的第二任一样，踏实能干，把家庭的一切打理得周到，可以让王国维专心治学，在文史哲、戏曲、美学、古文学等多方面贡献了广博精深的学术财富。

王国维的父亲也是个博学多才之人，让王国维幼年时期拥有了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氛围，在父亲的指导下，从小就博览群书。

不仅涉猎多领域的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求学志向，对史学、校勘、考据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他有着自己的一套读书方法，他认为一天犹如一生，都是从朝气到暮气的过程，他安排上午读经典考据，午后读史传，晚间读诗词札记。

所以说，民国时期的大师之所以迷人，学术精益之外，其性情更是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南海圣人康有为是怎么读书的呢，每天拿出一摞书，用锥子一锥子扎下去，扎通几本读几本。

相比康有为的率性，王国维先生的读书方法算是理性靠谱的了。

除了方法，他也有自己的读书理论，他提出的读书三境界，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求学途中，因为读书出色，结识了一个影响一生的人——罗振玉，罗欣赏他的才华和志向，资助王国维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基本上就是俩人携手一生，一同办学，一同教学，一同做官，辛亥革命后，又一同侨居日本，共同埋头做学问，出著作，还结了儿女亲家。

可以说，侨居日本期间，是王国维潜心治学收获最丰的时期。这一时期，生活安定，专心致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与日本专家广泛交流，从甲骨文、建筑、服装到戏曲，所猎甚广，著述颇丰，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他的《宋元戏曲考》被誉为“戏曲研究史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他的考古研究也曾被郭沫若极为肯定：“没有王国维的发现，就没有殷墟的发现”。

后来学界影响力够大，回国后，曾官至五品，任南书房行走，溥仪待之以帝师之礼，受到足够尊重。

只是时间不长，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王国维认为此乃奇耻大辱，“退位优待条例，岂是你一介莽夫所能撕毁的”。几次要与罗振玉跳河自尽，以死明志，皆被家人劝阻。

也许，自此开始，他那颗向死的念头就没有彻底断过。

政变后不久，清华筹办国学研究院，胡适建议的导师制，为清华带来了著名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

这里顺便提一下，一开始被邀有章太炎，但他一直视甲骨文为伪学，不愿与王国维为伍，竟将邀请函踩在足底，这才有了梁启超推荐的陈寅恪。

虽然学问和脾气不能成比例，但学问大的发起脾气来，被包容理解的几率就大多了。试问，没学问还脾气大会怎样？

清华园里当导师，王国维的生活也算安稳。大师的教学也各有特点，王国维一般是不讲，由学生讲，他在一旁点拨，梁启超是一讲到底，学生没机会讲，陈寅恪是讲一半，学生问一半，赵元任是年轻导师，文理通吃还会音乐，他的课堂就更随意了。

但也就安稳两年多，1927年的北伐战争，保守派的知识分子处于危境，叶德辉等人的被害让知识界人人自危。留着辫子的王国维，很难不被列入杀害名单。

留有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他，还是没能放弃那个向死的念头。颐和园的昆明湖，水并不深，但淤泥过深，先生的衣服都没湿透，他是因淤泥堵住口鼻窒息而死。

王国维的死，在废清廷、在中国学界、在日本学界都引起了震惊。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猜测，但先生的死给清华的师生带来了巨大的悲痛。

梁启超和陈寅恪等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都行的跪拜大礼，他们的心目中，先生一生待学问如生命，如今又用生命殉了学问。

梁思成设计的墓碑上，有陈寅恪撰写的碑文：“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至于他的辫子，并非如辜鸿铭那样刻意而为，他只是“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