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外甥”：长征途中被留在若尔盖，成了藏族人的上门女婿

路生说史

从地理学的角度，人们把这片草地命名松潘草原，是一个非常辽阔的区域，在阿坝州北部，包括松潘、红原、阿坝、若尔盖等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的黄龙风景名胜区，也属于这片草原，为我国唯一保护完好的高原湿地，距九寨沟仅100千米，是很多旅行爱好者的向往。然而，红军长征经过松潘草原时，这里却是一个沼泽密布、气候恶劣的地带。

求吉乡，若尔盖县辖下乡。境内名胜古迹众多，有潘州古城、苟象寺、包座战役遗址等。1935年8月29日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发动包座战役，经过一天一夜的英勇奋战，歼敌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和物资，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北上的通道，使红军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得以实现。

风雨桥（老照片）

求吉乡境内有一条河叫求吉河，一座木质伸臂式楼桥，当地人称“风雨桥”，也是求吉河上的第一桥。求吉河实际上是达拉沟河的上源，达拉沟河主源发源于四川省松潘县北的岷山山脉喀隆阿嗄附近。上游称包座河，由南向北流经上、下包座，在钦多纳巴西河，继续北流，至求吉寺后，称求吉河，求吉河四川境内流长89公里。达拉河河谷历来是川甘要道，有“一谷勾通甘川”之说，红军长征即经此路从四川进入甘肃省。

如今，人们重修求吉河上的木质伸臂式楼桥，并将其称为“元帅桥”，若尔盖县在此立的碑说，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中有九大元帅均从这座桥上走过，只有陈毅元帅因留在南方打游击未走此桥。很显然，彭德怀元帅也是走过此桥的，但他却把自己的“外甥”留在了求吉河哺育的这片草地上，并在这片草地上留下了一段感人的故事。

元帅桥

彭总留在若尔盖草原上的“外甥”叫罗永佑，而故事还需要从1931年说起。1931年上半年，彭总带领部队在赣南一带开展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期间，部队来到南康附近一个叫白马塘的地方，临时指挥部设在罗永佑外婆家。当时，罗永佑只有14岁，是个调皮机灵的少年，正好来到外婆家暂住。外婆有个儿子，也就是罗永佑的舅舅，与彭总年龄相仿，当时不在家，罗永佑想见舅舅，外婆就对罗永佑说彭总也是他舅舅。就这样，罗永佑成天跟在彭总的身后，左一声舅舅、右一声舅舅，还缠着要跟一身戎装的彭总去闹革命。彭总很是喜欢罗永佑，没过几天就认下了罗永佑这个“外甥”。

罗永佑的外婆见状，也请彭总收留罗永佑，跟着队伍一起打土豪分田地，但彭总觉得罗永佑还小，建议罗永佑读几年书再参加革命。于是，家人便将罗永佑送到私塾。两年后，罗永佑的母亲因病去世，家里本来就不宽裕的生活更加困难了起来，没有办法，罗永佑的父亲便带着罗永佑找到彭总，希望罗永佑能加入革命的队伍。此时，罗永佑已经16岁，成了一个大小伙子，彭总也便同意了自己的这个“外甥”参加红军。

在此后艰苦的革命年代里，彭总一直与罗永佑保持了 “特殊亲情”。罗永佑从一名普通的勤务兵逐渐成长为班长、排长， 1934年跟随三军团从井冈山突围，参加了长征。过草地时，彭总对 “外甥”分外关照，常鼓励他坚持下去，不能掉队，甚至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青稞炒面都掏给了罗永佑。如此，“舅舅”和“外甥”的情谊便越来越浓。

1935年9月，红军走出草地，到达草地北端的班佑、巴西地区，罗永佑已是代理连长。有一天，罗永佑所在的三军团13团3营3连，奉命至距巴西较远的一个叫羊依寨的地方筹集粮食。罗永佑带着全连官兵出发，但当他们路过羊依寨时，寨子突然传出枪声，走在最前面的罗永佑左腋下第三根肋骨被打断，肠子溢出腹腔。所幸的是，子弹并没有伤及肠子，罗永佑的命被保了下来。

9月9日，罗永佑所在的红军部队决定北上，重伤的罗永佑需要担架抬着方能随队前行。彭总得知这一消息，前来看望罗永佑，罗永佑已躺在担架上准备随部队北上。看到彭总来了，罗永佑哭着叫了一声“舅舅”。当时部队里有规定，同志间不能以亲戚的称谓互相称呼，罗永佑叫彭总“舅舅”，大约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重伤的他确实需要亲情的安慰；还有就是他真心希望随部队走，不愿离开红军。

看着担架上罗永佑，彭总伤心了起来，为罗永佑拽了拽被子，下意识地在衣兜里找寻着什么，想要拿出点什么东西来送给自己的“外甥”。但摸索了半天，衣兜里却什么东西也没有，彭总只好将自己时常签字用的一支钢笔送给了罗永佑。

罗永佑拉住彭总的手请求说：“舅舅，我不会拖累部队……舅舅，您一定带着我一起走……”但作为军团长的彭总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还是对罗永佑说了一句：“永佑，你是懂道理的。”罗永佑还在哭着请求，彭总又说：“永佑，留下来安心养伤……现在，部队所有的伤员都已交给群众就地治疗，康复后你们一起追赶部队吧！”罗永佑知道这是命令了，只有服从。

后勤的同志为罗永佑找来当地一位叫扎巴的藏民，给了扎巴几块银元，作为治疗费生活费，把罗永佑托付给了扎巴，并再三叮嘱扎巴要保证罗永佑的生命安全。罗永佑离开担架，被扶上了一头毛驴，在战友们的目送下，被扎巴带进了高山密林中的阿西茸（今若尔盖县阿西茸乡）。在扎巴的精心照料下，3个多月后，罗永佑逐渐康复，开始打听红军的行踪，但在贫穷落后、信息封闭的若尔盖草原，他打听到的消息却是不实的传言——北上的红军已经全军覆没了！

若尔盖草原

罗永佑怎么也不相信这个消息，却又无能为力，于是，开始了在若尔盖草原的流浪。1953年若尔盖建立了过渡性的政权机构。1955年，流浪到阿西牧区（今若尔盖县阿西乡）的罗永佑，忽然见到了两个会讲汉语的进藏干部，这让他非常兴奋，下意识地，他认定这一定是当年的红军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走上前去，罗永佑与进藏干部打招呼，并向进藏干部述说自己的经历，此时，他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藏民”，和藏民一样穿藏袍、说藏话，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草地深入安家落户了，而时光距他当初离开红军队伍已有整整20年！

原来，伤愈后，为了能够活下去，罗永佑不得不在若尔盖草原的山寨四处打工，后来，当地人见他可怜，向他介绍了藏族姑娘卓玛。卓玛的父亲去世早，家里只有她和母亲两人，非常贫困，两人都患有腿疾，不能从事重体力的劳动。罗永佑的到来让这个家庭有了一定的支撑，成了这家人的上门女婿，成了若尔盖草原的藏民。

求吉河

草地深入艰苦的生活，让罗永佑基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在漫长的时光里，他一直没有用汉语与外界交流的机会，也让他学会了藏语。向进藏干部述说时，他的家乡话江西方言，已经不再流利和熟练，但他终于等到了关于红军真实的消息。

进藏干部对罗永佑的述说非常重视，通过逐级上报的形式，终使罗永佑在1956年与已是开国元帅的彭总取得了联系。彭帅给当地政府写信证实了罗永佑的真实身份，并希望罗永佑能回南康老家探亲，“如果愿意可来北京工作”。

罗永佑写信给彭总说，自己已习惯了草原上的生活，在这里成了家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去北京意味着妻儿老小的别离。又说“在哪里都是为革命干工作”。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在老家南康，亲人们已经为他修建了坟墓，他的名字也被刻在了当地的烈士陵园里。

古道上的茫茫雪山

罗永佑开始给老家写信，一位去世的烈士就这样“活”了过来，他真的很想回老家去看看，但由于生活困难，却准备不起去老家的路费。1956年7月建若尔盖县，隶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两年后，流落草原的红军罗永佑成为若尔盖多玛区（今班佑乡）供销社的一名汉族干部。

直到1965年，罗永佑回乡探亲的愿望才得以实现。那一年，罗永佑带着二儿子卓玛甲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家乡，一家人喜极而泣，罗永佑还以红军的身份给家乡学校的学生们作了报告。本来，罗永佑还打算去北京看看“舅舅”彭德怀，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回到若尔盖，他还像往常一样，在供销社为牧民采购和运送一些生活用品，工作简单平凡，但他总是尽力做好每一件事，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若尔盖草原

1972年初春，罗永佑去世，终年55岁，把自己的大半生融入了若尔盖草原。临终前，他告诉子女们，还想为牧民做些事，要对得起“舅舅”当年多为人民做事的教导，但自1935年后，他却与“舅舅”再也没有见过面。

近年来，有报道说，罗永佑有4个子女，但由于当年生活条件艰苦，都没有上过学，而他老家的亲人来草原“寻亲”已经是2009年了。来人是他三哥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已50多岁了。在他们的记忆里对罗永佑并无深刻印象，只是说当年家里挂上了“烈属之家”的匾额，“可叔叔却活着回来了，真是幸运”。若尔盖的青草一岁一枯荣，但并没有侵去或者淹没那条连接川甘的古道、要道，求吉河与元帅桥记录和见证了当年红色足迹留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江西老表草地寻亲（摄影 蒋桂花）

松潘草原很美丽，随着季节的不同有着不同的景致：春天，这里百花缤纷，五颜六色的花朵向人们报告着春的消息；夏天，这里牛羊成群，如同珍珠般撒开，是一首让人沉醉的牧歌；秋天，随着草木的枯黄，这里犹如油画一般，铺开辽阔辉煌的意象；冬天，万木萧条，这里又如同一面沉闷的大鼓，在偶然路过的马蹄间发现浑厚的声响，带着天然的冷峻苍茫的神韵。其间当然有着英雄的书写，在鲜花与青草间等待着后世的追寻。

本文参考了蒋桂花《揭秘：彭总有个留在草原的"外甥"30年后才踏上回乡路》（中国军网，2018-03-12）等资料，图片亦来源于网络，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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