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童养媳母亲

石头山人

1965年秋收后，我的一位同学在我家草堆旁为父母亲拍下此照。这也是母亲生前拍摄并保存下来的唯一照片。



我的母亲

2021.03.09

母亲离开我已经五十多年。我自己也满八十岁了。可母亲的影子仍时常萦绕在脑际，似乎从来都没有离我而去。

母亲生于1902年。从小便失去双亲，只有一个哥哥相依为命。可在旧社会的贫穷之家，无依无靠的兄妹可如何续命呢？不得已，哥哥只好将妹妹送人。

母亲和哥哥在一起的日子是如何度过的，吃了多少苦？母亲当时还小，自己也记不清楚。所以我记事后也未听她说起。但可以想象，那是何等悲催凄凉的人间惨剧。

母亲离开哥哥后，便由我们家领养了，给我父亲作童养媳。

看官不要以为只有有钱人家才养童养媳。其实是穷人家怕娶不起媳妇才养童养媳。我们家正是几代贫穷之家。祖父母育有三子二女，我父为长。一家七口只有一亩二分地，常年靠租种地主的地，赚点粮食糊口。祖父母怕父亲娶不上媳妇，在母亲四五岁时，领回家作童养媳。

母亲进入石家看似有了一个家，实则换汤不换药。不仅自小就要做一个劳动力，还要遭一茬茬的罪。

旧社会的女孩是要缠足的。很小的时候就要趁脚骨还柔软，便要缠脚。那样虽受摧残，但相对痛苦还轻一点。可我母亲从小没人管，自然有一双天足。

那时候女孩脚大可是大忌。是找不到婆家的。有一双三寸金莲比现在明星的靓丽脸蛋还珍贵。那时相亲，首先要看的不是脸蛋而是小脚。女孩脚大可就惨了。有人糟践大脚女人，说她们睡觉时床头竖着两峝碑，是要“妨”人的（迷信说法，指某人或某物对人不利。比如说某女人“妨人”就是说对家宅不利，甚至会“妨”死丈夫）。

因此，母亲来到我们家受的第一茬罪便是祖母要强制给她缠足。但母亲已四五岁，脚已成型，脚骨已硬化。强制将脚趾头弯曲压到脚下（只让大脚趾伸直），用八尺长的裹脚布缠起来，还要强迫走路。母亲说，当时疼痛扎心，非常痛苦。就这样，母亲的脚倒是小了点，可把自己的脚指窝曲弯折踩在脚下，特别是右脚第四指骨头被硬生生地压断了。脚趾与脚掌只剩下一点皮肉连接，碰一下便钻心地痛。从此留下跛脚的残疾，一步一忍。一辈子不能爽快走一大步。

尽管母亲一天忙到晚，可祖母从没有好脸色。还给母亲取个贱名“木囊”。这是本地方言，意为又傻又笨拙，做事还磨磨蹭蹭。

母亲到我们家没有床睡。厨房灶火堆是用来堆放麦秸谷草等燃料，做饭烧火的地方。那就是她的“窝”，晚上就睡在那里。无枕无被，靠干柴草保温。直到她成年与我父亲“圆房”（即结婚）。

母亲婚后的境遇也没有什么改善。除整日劳作外，更添一个任务，传宗接代生孩子。

母亲生在我出生之前，已生过多个孩子。但由于家贫，卫生条件太差，都未能存活下来。有的生下即夭折。可能是脐带处理不洁（就是用锈棒棒的剪刀剪断）而感染，七天之内就死了。当地叫“头七风”。有的多活了几年。有个姐姐活到七岁，不知得了个什么病，无钱医治又死了。

母亲一年四季没有空闲的时候。除了忙农活，养牛养猪，招呼一家吃饭外，晚上还要纺线织布（农村土布）。穷人家种粮食要先给地主交租，剩下一点才是自己吃的。织的布也是要给别人穿的，赚一点小钱换油盐。

民国二十四年（1935），襄河决堤，襄阳发大水。祖父去樊城卖布，被突发的大水冲走，尸骨无存。一家人以泪洗面，惊天嚎哭。那时的社会有谁管？

生活还要继续。母亲织的布自己却不能穿。整匹的布要拿去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时剩下一点布头，給母亲拿去拼凑在一起做件衣服。土布是白色的。母亲那时还年轻，也有女人的爱美之心。白布总要染一下吧。一般就用灶灰水泡一泡。这次母亲看到神柜上的蜡烛台上放了两个铜板，便拿了准备买点颜料把布染一下。可婆婆发现了，问铜板哪去了？母亲说她拿了想买点颜料。祖母不高兴，收回也就算了。可她不依不饶，硬说母亲偷钱，并要父亲把母亲打了一顿。母亲实在气不过，伤透了心，跑出去一头扎进村外的大水塘。好在一位邻村会游泳的大叔看见了，立即跳水救人。由于施救及时，捞起来赶紧控水，母亲得以生还。那时还没有我。后来我大些了，这位大叔常指着我开玩笑：“你小子可要记住，没有我，你妈早没了，哪会有你？”

40年妈妈怀了我。母亲说，她生前面的哥哥姐姐有个规律，当地叫“花排生”。即儿子女儿交替生。母亲没告诉我她生过多少孩子。但既然说形成了规律，那至少要同一现象重复几次吧。所以我估计，少说也有五六个吧。母亲说，按规律轮到我的时候应该是个女孩。那时都重男轻女。因此到生我的时候，1941年农历正月的一个清晨，家里既没有请接生婆，也没有准备一点接生婴儿的东西。就连婆婆也还在睡觉。正月在我的家乡还是天寒地冻。母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独自把我生下来，用自己的牙齿把脐带咬断，用破棉絮把我包起来。这和一头母牛在野外生下一只牛犊有什么差别？要说有差别，就是牛犊在母亲舔干自己的绒毛，几分钟后便能站起来，跟母亲走了。可我还要在以后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接受母亲的精心呵护，无微不至的照料。好在母亲看到我是个男孩，告诉我的祖母。祖母听说是个男孩，这才赶紧爬起来。母亲身上盖着没有被套的破棉絮，不用掀起就从棉絮的破洞里把我从母亲手里抱起来了。

生个男婴算立了功，祖母才煮了一锅小米稀粥。母亲刚生产又渴又饿，连喝了六碗。

不知是老天开眼，还是我的命大，又或是母亲的口水能消毒，我竟然奇迹般地活下来了。祖母为了我好养，给我取小名“茅缸”，就是乡下茅厕之谓也。又把我过继给父亲的一个朋友陈姓伯父当儿子。我称陈姓伯父母为爸爸妈妈，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叔叔娘。直到现在，陈姓爸爸的孙辈还与我们亲密来往。

按说穷人家难得一个媳妇，应该爱惜才是。怪祖母残酷狠心吗？不，祖母也是个好人，在邻家人中间，口碑颇佳。但她也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又在这种制度的长期熏陶下，不自觉地成了吃人社会的帮凶，举着“婆权”的大棒，加害她人。这就是吃人的封建社会的罪恶。

在我出生之后，母亲的日子开始好过一点。听母亲说我三叔对她较好，同情母亲，有时会帮她说话。那时二叔、三叔都已成年，真的是媳妇无着，并常常受到国民党抓壮丁的威胁。当我出生刚要满月时，国民党军溃败，路过襄阳，退往大西南。既受胁迫也觉得没有别的出路，我的两个叔叔都跟着“国军”走了（直到解放后才知道他们流落到云南，在当地成家了）。母亲说三叔临走时还抱着我恋恋不舍，眼中垂泪。

两个叔叔走后，两个姑姑也早嫁了。我们家就只有奶奶、父母和我四人。当时还是租地主家地，由于母亲吃苦耐劳，辛勤耕耘，加之父亲会石匠手艺，日子还算过得去。我也慢慢到了上学的年纪。

47年我在本村一家私塾启蒙。我在这个私塾读了一年多。这一年多认识了不少字，为解放后直接上小学四年级打下了基础。

48年我的家乡解放了。我们的日子更向好。但地主对我们的欺诈还没完。就在土改前，我们家由于父亲在外做石工手艺，母亲勤俭持家，慢慢有了点余粮。眼看要土改了。可父母亲都是文盲，不懂一点政策，不知道一点发展形式。地主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到我家慌称急用钱，要把我家租的地便宜卖给我家，一亩一担粮食。父母哪知道土改就要来了，按政策我们家租的地一般会分给我家。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能买到一点土地那该是多大的成就！父母亲看到如此便宜的土地，一亩地的价款只合一亩地一年夏秋两季的租子。于是，像捡到金元宝，忙不迭地准备粮食把那三亩地买下。弄得当年冬天就缺粮，第二年春天，青黄不接时更断粮只能捡野菜，挖蒜苗吃。看官可能会想，蒜苗炒腊肉不是很好吃吗？可是没有一点油盐荤腥，还要掺野菜煮着吃。让你吃上三天看看，不闻蒜泛呕，脸色发青才怪。母亲又吃一遍苦。这一年就土改了。好在土改工作组的同志按政策办事，不认那三亩地为我家的地，否则我家的成分恐怕要划成中农了。

祖母对我当然是疼爱有加。当我稍大一点，就要我去跟她睡。祖母是典型的小脚三寸金莲。她的脚前脚掌折向后脚掌，中间一条深沟，好像把脚掌折叠起来，脚面突起。除大脚趾外，其它脚趾都卷曲在脚掌下面。从外面看就像只有一个较大的脚后跟，前面长一个脚趾。可能是从小缠脚受了损害，小腿也很细。看到她就想起鲁迅笔下的那个“圆规”杨二嫂。

由于家贫，奶奶睡的算不上什么床。就是两个旧木箱子拼的，宽不到一米。揭开盖子里面可装些杂物、粮食什么的。比较高，我那时小，要垫个条凳才爬得上去。

从我记事，奶奶就没有再恶狠狠地对待我母亲，也没有再叫贱名。她老了，腿脚不灵了，又有老年哮喘病。需要母亲的照料，也只有母亲可以照料她。母亲常对我说，一个人做人要本着一个善念，做事要各凭各的良心。人可负我，我不可负人。母亲不是这么表达的，但意思如此。也就是本着这样的善念，不计前嫌，善待祖母。从不让祖母的床铺被污。又过了一年多，奶奶老病去世，得以善终。

奶奶去世后我们家成了三口之家。我常年在外读书，父母也成了相依为命的伴侣，关系也融洽了。我寒暑假回家时也和父母在一起，其乐融融。

昨天三八女神节，网上说：好男人好一个；好女人好一家，好三代。我的母亲就是一个最朴素最平凡的好女人。

不管怎么说，解放后我们家的日子慢慢改善了。我顺利地从小学、中学读到大学。虽说有国家助学金资助，但还有些必要的开支和零用需父母供给。那可都是父母从牙缝里扣出来的。

为了供我读书，父母除种好庄稼外，父亲还做石匠手艺。母亲则继续纺织。

我读小学时，天天晚上我在小油灯下读书、写字。母亲不是在纺线，便是在织布机上双脚交替踏下，使经线上下交错，双手抛掷梭子左右穿行。伴随着织布机有节奏的叽卡之声，在母亲手脚协调地舞动下，线变成了布。在我少小的记忆中，母亲绝不是“木囊”，而是我心中灵巧的织女神。

到我上中学时，家里有时还会织布。不过那时已不是为了卖钱，而是家纺自用，做内衣或被套。要知道家纺土布才是真正的全棉。新的时候手感粗糙，颜色也暗。但洗几水后就手感柔软，且越洗越白。到我六六年结婚时，母亲就用她保存的手织白布给我做了被套。至今还在用，也是我压箱底的宝贝。

从我记事时母亲就没有名字。不是叫XX氏，便是XX家的（我记事时也不再有人叫她的贱名）。直到土改时，为了登记，才由土改工作组的同志给取了个“王玉华”的名字。其实也没有谁叫她这个名字。她甚至不认识，更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她自己却很珍惜。当她拿着土地证和后来发的选民证，看着自己的名字，深感自己有了“人”的身份，真的是个人了。

纵观母亲的过往，解放前她真是三座大山下最底层的被压迫者。幼小时是破败社会里贫穷下挣扎的贱命；作为佃农家的媳妇是地主阶级剥削欺诈的对象；在家中又是承受着封建礼教，婆权、男权、夫权桎梏的最底层成员。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才翻身做人。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此之谓也！

平常的日子过的快，父母也在慢慢变老。1969年春天，我已经大学毕业。至文化革命后期，在咸宁农村搞斗批改。一天，接到领导转来的电报，说母亲病逝。我感到天旋地转，五雷轰顶，十分悲痛。心想母亲并没有什么大病，怎么会突然逝去？立刻打点回家。等我到家母亲的遗体已装敛，我也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母亲吃了一辈子苦，刚刚苦尽甘来，儿子还没有来得及孝敬她一天，她却撒手西天。儿子真是痛彻心扉！

办完母亲的后事，父亲才慢慢告诉我。四月的一天，正是农活抽蒜苔的时候。一早起来，母亲感到胸口作痛。她强忍着做早饭。早饭后又到地里去抽蒜苔，忙了一上午。中午回家疼痛加剧，有点忍不住了。才叫父亲自己做饭吃，她要躺一下。父亲简单弄了点吃的，再看母亲头上汗珠直冒，疼的不行了。这才赶紧请了我一个堂兄用板车把母亲送到樊城医院去。樊城医院离我家十多里路程。那时我们乡下没有医院，交通也不便。所以等送到医院已经到傍晚了。待安顿住院，医生来检查，母亲已不会说话了，胸腹部涨得老高。病因都没有查出来，前半夜母亲就离去了。从发病到去世不到二十小时。

受了一辈子苦的平凡母亲就这样走了。她没享过我一天的福，没让我在她膝下尽一天孝。留给我的却是无尽的思念，无限的愧疚。母亲用一生培育我，在我身上寄托着全部的期望。可她却没有看到我继续成长，出国深造，晋升为教授。

母亲，我也没让你失望。虽没有为国家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但我尽力了，至少是众多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者之一。

母亲，我爱你！

儿子从未在你面前亲口说过这句话。但在儿子心里确实重复过千万次。今天儿子终于大声喊出来了！

母亲，请你在天堂等着我。有一天当我随你而去时，我一定还当你的儿子，给你尽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