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孟卫平

当我把这些父母亲的老照片小心翼翼地整理翻拍、编入这个《美篇》时，内心总感觉父母还健在，好像他们还在遥远的家中期盼着游子归来。当我在整理编辑这些照片的间隙，甚至都能听到父亲母亲当年嘘寒问暖的话语，那么亲切，那么清晰，那么沁人肺腑，仿佛他们随时都可能从照片中走出来……

非常遗憾，父母亲离开我们己经多年了。2005年12月，父亲在他临近80岁时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生命；5年后，2010年10月，母亲也因病离开人世。父母亲都是生于1926年，若能活到今天，应该是94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了。

我知道，这个小小的《美篇》是无法承载和展现父母亲那一辈人的漫漫岁月和风华的，但我依然执意要制作这个《美篇》，虽然它不能展示父母厚重朴实的人生经历，但却能表达出作儿女的一份思念和心意……

父亲和母亲的祖籍同为河北，父亲是秦皇岛青龙县人，母亲是唐山丰润县人。

父亲家境贫寒，年纪很小就随爷爷奶奶闯关东到了抚顺，投靠亲友，靠做小买卖和打零工养家糊口。日子虽然过得紧巴，爷爷和奶奶还是想方设法挤出一点钱供父亲读书，因为他们就这一个儿子。父亲读完初小三年级后，家里实在没钱交学费了，年仅12岁的父亲只好进工厂去当童工。当童工不到半年，父亲就被机器砸伤了左手，为了少扣点工钱，父亲没等伤口好利索，就忍着伤痛又去上工……就这样，父亲几年间先后换了4家工厂作坊打工，还曾一度被日本鬼子抓了劳工，幸好半路逃了出来。1945年抗战胜利，解放大军开进了东北，获得新生的父亲和几位工友一齐报名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四野的前身），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同父亲相比，母亲的童年和少年还是比较幸福的。老爷一家在当地算得上是富裕人家，有房有地有雇工，解放后土改时被划成地主。当时母亲姐弟6人，从小衣食无忧，上了小学上中学。母亲在姐弟中排行老二，上头一个姐姐，下头三个妹妹一个弟弟。1946年夏天，己经高中毕业的母亲和她两个还在读高中的妹妹，听说解放军的华北军医学校在县里招收女学员，姐妹三人一商量，竟然背着家人跑去报了名，从此，姐妹三人告别了她们的地主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父亲参军后，被分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警卫团的通信连。当兵不满一年，连里见他上过三年学，有点文化，居然让他当文化教员，每天教战士们学习认字。在总部机关当兵，除了警卫执勤就是训练，眼看着东北境内的国民党军一批批被歼灭，而父亲所在的警卫部队却几乎没有参加过一次战斗。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己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的百万大军，奉党中央之命火速入关，向盘踞在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展开围歼，平津战役随之拉开了战幕。

在攻打天津外围的战斗中，已经是通信连指导员的父亲终于盼来了一次上战场的机会。上级命令父亲带一个排前去保障前线指挥部和前沿阵地的通信联络。这虽然不是面对敌人冲锋陷阵，但毕竟要冒着枪弹炮火，往返于前指和前沿阵地架线查线，排除故障，保证电话通畅。扫清天津外围和攻克天津的战斗持续了半个多月，父亲带领的通信排以一人牺牲、三人负伤的代价，确保了前指和前沿部队的通信畅通。战后全排荣立集体功，父亲也荣记小功一次（相当于现在部队的三等功）。这是父亲在战争年代立下的唯一战功。

记得上初一时，班级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老师让同学们回家询问自己的父辈解放前参加革命的经历，然后挑选出生动感人的故事在班级宣讲。当时我心想，父亲当年随部队从东北打到海南岛，肯定有不少精彩的战斗故事。可谁知回家问来问去，父亲只对我讲了打天津完成通信保障任务的大致经过，听得我心情好不失落。当时父亲还认真地对我说，警卫部队的职责就是保证总部机关和首长的安全，没有总部首长的安全和指挥，就没有那么多战斗战役的胜利！

后来，我才发现，在父亲精心保存下来的十几枚奖章和证书中，大都是战役胜利和全国解放的各种纪念章，而真正的军功章只有三枚，一枚是打天津的，一枚是中南军区颁发的执勤训练标兵奖章，还有一枚是营建施工甲等劳动模范奖章。

在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英勇善战的第四野战军所向披靡，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海角天涯，为解放全中国立下赫赫战功。全国解放后，四野的指挥机关（中南军区）迁到广州，父亲当时任中南军区警卫团二营副教导员，也跟随部队进驻广州。1954年，中南军区更名为广州军区，此后不久，父亲被调到广州军区作战部任参谋。

再说说我的母亲。母亲姐妹三人报名参军、进入军医学校后，被分在了两个医训队，正式开学上课没多久，内战就全面爆发了。各解放区的部队都在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华北军区的部队也不例外。军医学校虽不在前线，但也不能按部就班地上课学习了。学校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采取边学习、边上战场实践的方法，轮流派出医训队跟随部队医院实习，参与战场救护、抢救危重伤病员的工作。母亲所在医训队先后多次配属部队野战医院，上前线执行战场救护任务。这期间，母亲为了更好地锻炼提高自己，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和自己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专门向学校党组织交上了入党申请书，并且还改名为彭毅（老爷家姓贾），以表示自己要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决心。一年半后，母亲这批学员经过课堂学习和实战锻炼，都提前毕业，全部分到了华北军区所属的部队医院。

平津战役胜利告捷后，四野大军马不停蹄、挥师南下，向着广袤的华中地区进军。为了加强南下部队的医疗保障，母亲所在的医院也奉命配属到南下大军的某部队。就这样，经过近一年的行军作战和医疗救护，母亲所在的医院也进驻到了广州。

现在想想，还真觉得父亲和母亲是有缘分的。你看，在解放大军挺进华中的漫漫征途上，在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战火硝烟中，父亲母亲跟随着各自的部队，从不同方向、不同地域先后抵达广州，为日后两人的相见相识创造了先决条件。

母亲所在医院在建国初期转为了广州市水上公安局医院，于是，母亲和她医院的同事战友们集体转业，全部脱下了军装，告别了军旅。

1954年春，父亲和母亲经人介绍相识并结婚成家。从此，两个投身革命队伍、辗转南北，历经解放战争炮火硝烟洗礼的年轻人，在南国花城开启了他们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婚姻生活。

一年之后，父亲母亲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欣喜之余，要给儿子起名字了。

父亲姓孟，名广启。按照孔孟曾颜四大圣人姓氏的家谱辈分，我父亲这辈是“广”字辈，到了我们这一代应该是“昭”字辈。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辈起的名字中间必须要有个“昭”字，这样无论走到哪里，遇到同姓之人，只要提名道姓，就知道彼此的辈分大小。

中国历代王朝都以推崇儒学为正宗。孔孟曾颜这四家的祖先要追溯到儒家的孔子、孟轲、曾参、颜回四大圣贤。这四家的家谱所排的字辈，就是辈分命名所用的字是完全一样的，而且还是几位不同朝代的皇帝所御赐的，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孔孟曾颜的家谱又有“通天谱”的说道。

父亲虽然只有初小文化，但对这按辈分起名字的讲究还是清楚的。于是父亲按照家谱辈分的排序，很认真地给他第一个儿子取名为“昭义”。

时间又过了一年半，也就是1956年7月，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又降生了。不知当时父亲是受了什么影响，居然不按辈分要求，给二儿子取名为“卫平”（作者本人）。后来我长大才搞清楚，建国初期那几年，国际和平组织先后召开了三次世界和平大会，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已经成为声势浩大的国际潮流。父亲作为一名军人，除了自己身体力行，还要寄希望于下一代。这一来就得把家谱辈分抛在一边啦！而且那几年出生的孩子有许多都起名为“卫平”，不少“卫平”后来还成了名人，光自己知道的体育界就有棋圣聂卫平，著名篮球解说张卫平，等等。

到了1958年，举国上下掀起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热潮。这一年的6月，父亲母亲又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儿子。这次父亲更干脆，直接给老三起名为“跃进”，表示要紧跟时代的步伐。

1960年初，军委总参谋部组建防化学兵部，并向几个大军区抽调机关人员。工作一直勤勤恳恳的父亲，有幸进入了广州军区选调人员名单。要去北京总部机关工作啦，父亲内心充满了喜悦。时隔不久，父亲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三人登上了开往首都北京的列车。到北京两个月后，老孟家第四个儿子又出生了！

那个年代也不实行计划生育，家家户户都是四五个孩子，要放到现在，家长不得愁死了呀！

给小儿子起个啥名呢？父亲似乎早就有所准备，他看着出生没几天的小儿子，高兴地对母亲说：这老四的名字，我在来北京的火车上就想好了，你看，今年咱全家人北上进京，大喜事啊，就叫“孟北上”吧！听了父亲的话，母亲脸上的表情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哭笑不得。后来直到孟北上该上幼儿园时，父亲也觉得这名字叫起来的确不太顺口，这才将“孟北上”改成了“孟小兵”。

以上“父亲给四个儿子起名字”的篇幅有点长，但从中足以看出，父亲对儿子们长大成人的一种期望，从所起的名字里可以感觉到，父亲并不指望我们成龙成名，而是希望儿女们长大后能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说来也巧，老二和老四的名字都与军队有关。若干年后，我和小弟还就真的先后参军入伍，成了保家卫国、守护和平的边防军人。

上小学时最喜欢老爸这张照片，战壕、钢盔、转盘机枪……这对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该是多么大的诱惑啊！

1962年5月，新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在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组织的策动下，伊犁塔城两地有6万多边民叛国逃往前苏联。曾经的“老大哥”翻脸了，曾经的共和国大后方一夜之间变成了反修前线。党中央、中央军委紧急决策，立即从军委各总部和部分大军区抽调干部，加强新疆的边防建设，沿边境一线建立边防站，结束同前苏联“有边无防”的那段历史。

刚到总部机关工作两年的父亲，这次也被单位选中，随同各部门抽调出来的干部，匆匆告别家人，踏上了西行的征途。家里只靠母亲一人带着我们弟兄4人，其中的辛苦和忙碌可想而知。

父亲进疆后被任命为地处中蒙边界的老爷庙边防站站长。当时设立的边防站都是营级站，六十年代中后期又改为连级站。建站之初真可谓白手起家，异常艰苦。三顶帐篷一口锅，顶风冒雪去巡逻，这种形容一点都不为过。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到老爷庙驻防的第二年，便开始了艰难的勘界立桩工作。他们在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漠艰苦跋涉，风餐露宿，历时一年半，完成了500多公里的边界勘察任务，并栽下了21块界碑。

父亲在边防一线戍守了近4年，先后转战了3个边防站。这期间，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回京城看望家人。63年春，母亲又为我们弟兄生下一个小妹，取名孟晶。这下家里就更热闹了，兄妹5人全靠母亲一人里外操劳，真有些苦不堪言。父亲这段时间因饮食不周，患了严重的肠胃炎，两次住院治疗。为了照顾丈夫，母亲办了随军手续，毅然带上小弟小妹远赴新疆，到父亲部队所在县城的医院上班，同时把我们己上小学的弟兄3人，交给已经60多岁的姥姥照看。那时的我们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经常来些小打小闹，惹的姥姥又生气又操心。

现在，回想起那几年一家人分在三地的生活经历，内心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父母当年的那些不容易！

在共和国最艰苦的那个年代，那么多和父亲一样的军人，从条件优越的大城市、部队机关调往环境艰苦的西域边防，为祖国戍守西部边关，为了国家而不顾小家，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多么令人肃然起敬！

后来唱响全国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这首歌，正是对天山脚下第一代戍边人的赞美和褒奖！每当听到这首歌，眼前总是浮现出那些扎根在天山脚下，坚守在戈壁高原上的老边防军人的身影，我为我的父亲曾经和他们一样，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父亲心中的界碑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从1966年上半年开始席卷全国。这年暑假，父亲专程回北京搬家，并将我们弟兄3人也要接去遥远的新疆。能回到父母身边，尤其是能身临其境地感受电影里看到过的新疆，雪山、大漠、草原、毡房，四季飘香的瓜果，还有那满山遍野的牛羊和骏马……虽然那时还不懂得什么是诗情画意，什么是诗和远方，但这些诱人的画面足以让无知懵懂的少年我们欣喜若狂。

1966年的8月下旬，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妹5人终于在新疆哈密团聚了。父亲当时已从边防一线调到哈密军分区后勤部任战勤科长，母亲也被安排在哈密地区医院当医生。一家人上班上学上幼儿园，一晃就是十年。

1966年至1976年，是共和国的一个特殊的年代，被称之为“文革十年”或“十年动乱”。我们兄妹几人虽然也经历了学校的停课复课、教育革命、上山下乡，品尝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甘苦和滋味，但那段时间父母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却使我们受益匪浅。

记得刚到哈密不久，父母亲就手把手教我们洗衣服做饭，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都让我们自己动手做。那时也没有洗衣机，我们弟兄几个的大衣服和床单被单，都是在母亲的“监督”下学会用搓板洗的。上中学后，母亲还“科学”地把我们弟兄四个分成两组：老大老三为一组，老二老四为二组，一组包一星期做饭，二组则包一星期挑水打扫卫生，每周轮换。除此之外，我们还学会了简单的针线活，缝缝补补都能应付，他们三个居然还都会踏缝纫机。母亲单位的同事曾开玩笑说，彭大夫真行，把四个儿子当闺女用！

正因为如此，我们弟兄几个的生活自理能力都还可以，离开家庭走向社会或单位，从没有因不会料理自己而苦恼发愁。

父亲在“文革”期间曾有过一段“军代表”的经历。那是1970年，地方各级政府及单位都派驻有军宣队或工宣队，参与本部门本单位的领导工作。那年初春，父亲受组织的委派，到哈密地区钢铁厂任军代表。哈密钢铁厂位于哈密东郊，算是当时哈密比较大的工矿企业。文革期间哈密地区闹派性、搞武斗在全疆是出了名的。父亲一进厂面对的就是两派群众的是非恩怨，那时虽然都已经复工生产，但派别争斗无处不在，两派群众有个风吹草动，就找到军代表评理。父亲进厂初期，几乎每天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调解工作。那年月解决两派之间的纠纷，有句最时髦的话，叫“一碗水端平”。为了这句话，父亲每天都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的工作姿态。有段时间，父亲已下班回家，厂里的职工经常三五成群地找到家里，反映问题和诉求，有时一呆就是两三个小时。然而，父亲对这些“家访”的两派群众，每次都是一视同仁，耐心的倾听和解释，不厌其烦地讲政策、讲道理，真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实在是劳心费神。

那几年，我们的家住在地区医院，距离哈钢有七八公里远，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风雪无阻，硬是坚持了三年多的时间。仅凭这一点就让我们作儿女的敬佩不己！

父亲患有严重的肠胃炎，曾三次住院治疗。这是他1965年在新疆军区总医院住院时的留影。

1976年冬季征兵，当时己下乡近两年的我没跟家里商量就报了名。我下乡接受再教育在哈密县大泉湾公社三道城大队，离哈密近50公里，平时两三个月回趟家。那些年知青要离开农村，也只有上学招工和参军三条路，两且都要下乡满两年才够条件。我因为74年10月该下乡时，父母亲带着我哥孟昭义去内地看病，而且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我只好留在家里当“家长”，管着老三老四和老五。这一来比其他同学晚下乡了几个月。76年七八月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时，自己因下乡时间不够，眼巴巴地看着许多同学上了大学。也许是从小长在部队大院的缘故，到了冬季一征兵，自己想都没想就报了名。

接下来的填表、体检、政审、收到入伍通知书，一切都“顺利成章”了。从生产队收拾行李回家时，父亲去内地出差不在家，母亲一听我要去当兵顿时大惑不解，并对我这“先斩后奏”的行为极度恼火。因为她认为老二是几个孩子中学习最好的，最应该去上大学的，为啥非要去当兵呢？母亲拿着入伍通知书左看右看，嘴里念叨着：为啥不是入学通知书呢？！

就这样，我在母亲伤感的泪目下穿上了军装。到部队后赶紧给父母写封信报个平安，没过多久就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字里行间全是满满的鼓励和嘱咐。在父亲看来，老孟家有四个儿子，理应出一个参军保国家，这是天经地义的好事情啊！

1977年9月，当兵不满一年的我有幸参加新疆军区美术参观团，进京参观建军50周年美展返回部队时，回哈密和父母亲的合影。

1978年10月，父亲结束了他32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到了湖北襄樊的一个科研单位。当年父亲响应上级号召，服从组织安排，离开京城，从条件优越的总部机关奔赴新疆的戈壁荒漠，戍边守防，成为共和国天山脚下的第一代戍边军人。十多年后，年过半百的父亲脱下军装，转业地方，却回不了北京。因为北京是首都，要严格控制进城人口。象父亲这样家属都已调出北京的则不符合政策规定，只能去投奔亲戚、另择地方了。当时父亲的一个舅舅在襄樊，母亲的两个妹妹在宜昌，父母亲就带着我的大弟和小妹落户到了湖北襄樊。那年小弟孟小兵很争气，高中毕业考上了武汉地质学院，成了老孟家的第一个大学生。

转业到地方工作后，父亲始终保持着在部队养成的良好传统和作风，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对同事和睦相处，与人为善，赢得了单位领导和群众的好评。母亲随父亲到了新的工作单位，被安排在单位的医务室，继续干她的老本行。1986年初，父亲母亲双双离休，开始了他们平静的离休生活。

老孟家三个儿子的童年小照，从右至左：老大孟昭义、老二孟卫平、老三孟跃进

1960年夏天，初到北京的一家人在颐和园合影留念。前排左二是我的表哥新程，后排左一是我的小姨。

父亲1963年深秋回京城探亲，与抱着小妹的母亲合影（拍于北京新外大街小西天总参管理局大院）

母亲在新疆巴里坤县人民医院工作期间的留影

母亲在哈密地区人民医院工作时的留影

我的哥哥孟昭义患有先天性心脏病。1974年9月至11月，父亲母亲带着他辗转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求医看病，这是三人在广州的合影。母亲非常喜欢这张照片，专门放大装个镜框，一直摆放在家里的写字台上。

父母亲和小弟孟小兵、妹妹孟晶的合影（1975年）

1979年10月，与在武汉上大学的小弟孟小兵在长江大桥留影

小弟孟小兵1982年7月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新疆马兰基地某部队，也成为一名军人。这是他同年9月去部队报到途经西安时与作者的合影。

1982年8月拍于湖北襄樊市的全家福

父亲转业到地方单位后在基建工地上的留影

父亲母亲离休后在家中的合影，上图拍于1986年4月。

1992年春节拍的全家福

在本文快要结尾时，专门挑选了若干张父亲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回顾纪念二老曾经有过的青春年华和年轻美好的时光。

我们从记事起，父亲母亲留给我们的印象就已不再年轻，随着我们兄妹几个的成长，父亲母亲也在年复一年的操劳中，从年轻走向年迈，悄然地一天天变老。当我们作儿女的还来不及好好孝敬父母时，他们已是皱纹满面，两鬓霜染。父亲母亲离休后，虽然没有了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曾象他们同年代的老年人一样关心国家大事，坚持读书看报；偶尔也外出旅游，探亲访友，逸养天年。但身体状况却是一年不如一年，以至于最终都抵挡不住病魔的侵袭。总之，我不想再去叙述父母亲后来的苍老和病患，就是想让父亲母亲年轻时的音容笑貌，在我们的心头永驻。让二老慈爱的面容，温暖的话语，以及对子女的爱，永远刻印和留存在我们的脑海。

每个家庭都是一本历史书，都有着相似或截然不同的故事，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和时间的影响。我的父亲母亲从战争年代走来，在和平建设年代挥洒过青春和汗水，品尝过艰辛和甘苦，在祖国日益繁荣强盛的年代，又离我们而去。然而，父亲母亲留给我们的平凡与普通，坚韧与勤俭，忠厚与善良的优秀品格，将使我们受用终生。

亲爱的父亲母亲，愿您们在天堂里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