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柱：生命只为一个信仰

霞山领袖

生命，只为一个信仰！

心中有信仰，行动有力量。

革命理想高于天。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

就永远不会熄灭。

逝去的岁月如夜空中缀满的星斗，

在微风中传来它们时断时续的声音。

党史撰写的是历史，

记叙的是奋斗，

探索的是真理，

启示的是当下。

陈国柱、陈国桢兄弟革命事迹陈列馆



福建公布党史学习教育参观学习点

莆田这9地入选

1.木兰溪治理展示馆

2.闽中革命史纪念馆

3.红军207团旧址

4.南日岛烈士陵园

5.闽中司令部纪念园

6.东圳精神教育基地

7.仙游县中共上宫支部旧址

8.闽中游击区革命纪念馆

9.莆田陈国柱、陈国桢兄弟革命事迹陈列馆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继承发扬革命传统，用好红色资源、紧扣伟大实践，上好社会“大思政课”，推动学习教育扎实深入开展，引导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

黄坤明

　　自宋代起，“兴化”就成为莆田专用地域名词。

但历史上，宋、元、明、清分别使用各自的行政名称：兴化军、兴化路、兴化府。民国二年撤销“兴化府”。



莆仙地区指莆田县和仙游县。

1983年建立莆田市。

　　 不忘初心！

做为陈国柱的乡邻，宣介乡贤，责无旁贷。



籍此，做个美篇！

向革命先辈陈国柱及其胞兄革命先烈陈国桢致以敬意。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这是1956年2月11日董必武重访上海兴业路一大会址纪念馆时题写的字幅。

意即：

事情刚开 始做时都比较简单，将要终结时就变得复杂艰难了。指做事难在善终。

历史是一条永恒的河流

我们在河中寻觅自我

陈国柱简介



　　陈国柱又名继周，曾用廖华、谷榕、梓植、王永福等名。别号子石，1898年8月12日生于莆田西天尾下垞村农民家庭。1914年起在莆田哲理中学读书。

1921年考进厦门大学，1924年夏季转学上海大夏大学，同年9月，施乃铸（邵力子、李达介绍入党的早期共产党员）在大夏大学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陈国柱成为第一批团员。1925年秋由团员转为正式共产党员。1926年在哲理中学任教，同年2月26日在钟楼成立中共莆田党团混合支部，陈国柱任支部书记。

陈国柱是中国共产党福建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闽中地区第一个党组织创始人。曾任过中共莆田特区委书记、仙游县委书记。

自1928年起，离莆历任中共沪西区秘书长、天津领导反帝大同盟等职。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37年获释后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秘书。1941年到延安军政大学、延安高级党校学习，1945年参加七大，1945年秋出延安到东北，1946年任辽北省教育厅长。



1948年随军南下解放福建，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副厅长。1951 年6月25日政务院第89次政务会议任命为政务院参事。1954年10月2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政务院参事室亦更名为国务院参事室，陈国柱重新任命为国务院参事，行政9级。1969 年8月8日在京病逝，终年71岁。

陈国柱故居正门上悬挂的《贡元》匾额



陈国柱的祖父陈凤苞，光绪年间考上第一名秀才。

匾额据说是清朝廷赐给的。

许集美介绍陈国柱视频

许集美，晋江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特派员、书记，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指挥员兼政委。建国后，历任晋江县县长，泉州市市长，中共晋江地委统战部部长，中共三明、莆田地委副书记，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

“国有干城扶赤帜，民之喉舌发黄钟。”

这是郭沫若对闽中党史第一人陈国柱的赞语。

“闽中红旗不倒”是对三年游击期间南方八省十五块游击区之一闽中游击区的赞语。

抱薪者，陈国柱。



　　陈国柱也是一个诗人。所以，其故居两边墙面上，悬挂有郭沫若、苏华、柳亚子、叶恭绰等人题词的拓印字幅。

郭沫若的题词是： “国有干城扶赤帜，民之喉舌发黄钟”。郭沫若的亲书题联复制品悬挂在陈国柱故居大厅内。

　　陈国柱故居在荔城区西天尾镇下垞村。

故居由厅堂、厢房、石埕、围墙组成，为传统五间厢民居，土木结构。



2000年列为莆田县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列为莆田市第二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闽中第一支部建立85周年，荔城区委在陈国柱故居布设闽中革命陈列馆。

陈列馆展出了陈国柱和他胞兄陈国桢烈士的生平事迹和有关革命文物。



陈国柱故居成为莆田红色旅游景点之一，也是广大青少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党员入党宣誓的重要场所，是新时期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特别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哲理钟楼



这是一幢建于1899年用红砖砌成的三层老式洋楼，原为美国教会办的哲理中学校舍建筑物之一，名“映雪楼”，底层为4米见方的骑楼式门道，为当时教员宿舍。平顶阳台，中央建一小亭，悬挂铜钟，作为作息报时之用。整栋楼房占地面积 394 平方米，建筑面积1182 平方米，历经110多年的沧桑仍保存完整，现为莆田市文物保护单位、省市党史教育基地。

　　中共上宫支部旧址——馨山书院

1927年4月，中共莆田特区委书记陈国柱在兴山上宫馨山书院建立中共上宫支部。



中共上宫支部是仙游县第一个党支部。

陈国柱的革命生涯轨迹

　　1925年底，陈国柱毕业回到莆田。离校前，党中央派袁孟冰找他谈话，指示他回家乡要进行建立地下党的工作，直接和党中央（上海）发生联系。

1926年初，他受聘于母校哲理中学教国文和社会学课程，该校是一所有着革命斗争传统的学校，也是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主要场所之一。他利用该校的有利环境，一到校，便积极物色培养发展对象，利用教国文课和社会课之机，宣传革命道理，培养进步学生，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军阀的爱国主义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考察，陈国柱认为陈天章、陈兆芳、吴承斌、吴梦泽、陈德来等学生思想进步，条件较为成熟，便于1926年2月26日，他在哲理中学钟楼主持建立闽中第一个党组织——莆田党团混合支部，任书记。

　　陈国柱还发展了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然后派他们去农村发动农民打击土豪劣绅。莆田农会发展到300多个，会员达10万多人，山区沿海农村都建立了党支部。

1926年3月，陈国柱到广州参加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5月初，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三团第三营当宣传员（即党代表），做政治宣传工作，并在惠州横沥兼作农民运动。6月，他返回莆田继续领导莆田的革命斗争。同月，将在哲理发展的团员全部转为中共党员，为中共莆田支部。同年7月，林嵩龄、黄苍麟从上海毕业回莆，也将组织关系转入中共莆田支部，并增补为支部委员，参与领导革命斗争。为了向农村发展党员，他先后派莆田籍党员利用假日下乡发动农民，组织农会，从中吸收骨干分子入党，建立基层党支部。

至1926年年底，先后建立了中共澳柄支部（支书陈蒲川）、夹漈支部（支书吴国霖）、山门支部（支书林凤池）、丰美支部（支书林清汉）、咸益女中支部（支书郭晓云）和郊下支部（支书林文樵）。随着基层党组织的不断发展，12月，中共福州地委通知陈国柱到省商谈莆田组织问题，经商议，决定中共莆田支部升建为中共莆田特别区委，由直属中共中央改隶属中共福州地委，他任特区区委书记，统一领导全县各基层党支部。

1927年4月，仙游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上宫支部（支书林锦棠），隶属中共莆田特别区委。至此，莆仙两县的革命斗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莆田成为福建省除闽西、闽北以外革命势力最为强大的地区。他还领导大革命运动，接应北伐军入闽。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福建开始“清党”。因他身份已暴露，遂决定秘密转赴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年7月，又被派回福建整顿各地党组织，先在漳州闽南临委工作，负责恢复漳州、石码、南靖、长泰等地党组织。10月间回莆田，转到仙游开展党的工作，仍以教书为掩护，着手整顿和发展仙游党的组织。12月，建立中共仙游县委，任县委书记。领导全县共产党员组织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陈国柱领导莆田初期开展革命和建党工作是极为艰难困苦的。

一是党团干部皆是学生出身，年轻无经验，而且当时交通不便，上级指示不能及时传达，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接到。好在莆田仙游两县党的干部文化程度高，加入党组织后不怕艰险，矢志奋斗。

二是活动经费完全靠自供自给，上级党组织没钱供给，他和莆田早期党员干部大都在学校任教，拿出自己的薪水甚至家里的钱财做革命活动经费。

三是莆田当时是国民党统治区（亦称白区）开展革命活动，斗争环境极为险恶，党组织随时有遭敌破坏的危险，只能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在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支撑着莆田革命者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坚持革命斗争，使莆田党组织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发展为闽中特（地）委，成为整个闽中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领导范围也由小到大，不断扩展，从莆田、仙游逐渐发展到惠安、福清、永泰，直至北起福州、南到厦门近20个市县的广大闽中区域，为取得闽中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闽中革命老同志、省政协原副主席许集美所说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回顾几十年的革命历程，我感受最深的一条体会，就是要始终坚持革命信念，永远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才能为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而奋不顾身、舍生忘死为之奋斗。才能不论身居何位，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脚踏实地，勤奋工作。”



　　在革命峥嵘岁月，英雄的闽中儿女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仅莆田市被追认的革命烈士达303名，还有许多革命群众为了支持革命事业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崇高的品格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928年4月，陈国柱领导反烟苗捐斗争被通缉，从而离开莆仙，到上海党中央工作，先后任沪西区委秘书长、代理组织部长、沪南区委宣传部长、上海工联会宣传部秘书。1929年底，参加工人集会而集体被捕。1931年2月，刑满出狱回到上海党中央，经组织审查后任沪西区委组织部长，2月底调任全国互济会组织部长，兼党组委员。因北方党组织遭大破坏，他被调到北方，先后在北平和天津市委工作。1933年夏，调任河北省委常委兼北方互济会书记。9月初，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捕，被判15年徒刑，押往南京军人监狱。1937年，国共合作无条件释放，周恩来派人接应出狱，审查后，董必武找他谈话，派到鄂豫皖游击队司令部作政治秘书，后编入新四军。1938年底，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调他到指挥部当秘书，参加抗日战争。

　　1940年，陈国柱北上延安，1941年3月，在延安军政大学学习，1943年到延安高级党校，参加整风运动，下半年编入党校第三支部，任副书记，作审查重要干部工作。1945年参加党的七大，同年秋，调东北工作，历任辽宁省教育厅厅长、旅大公署民委主任等。1948年随军南下，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建解放后，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副厅长。1951年，调中央文史研究馆任办公室主任兼政务院参事。1954年，任国务院参事，后任参事室主任。

陈国柱赴京上任后，仍关爱家乡的发展。据文史名家陈长城生前介绍，1958年为纪念莆田解放十周年，他主编的《莆田县志》草稿50多种200万言，曾印发家乡前辈及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国柱先生在国事繁忙中，短短一年半多时间里，回了七封书信，短的几百言，长的数千言！为志稿补充了许多史实，尤其对莆田革命斗争史等若干事实，也纠正了不少讹误。



　　1969年8月8日，陈国柱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国柱自述其本人简历

1917年，

陈炯明、徐宗智率粤军入闽，讨伐北洋军阀。徐崇智率军入莆组织民军，即参加农民军队反对北洋军阀，反对苛捐杂税。

1919年，

在莆田哲理中学读书，福建“五•四”运动开始，参加苗田学生反日会，查收日货，宣传反日。

1921，

考入厦门大学。在集美中学宿舍(厦门临时宿舍）纪念五一劳动节。开始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2年冬一1923年，

在厦门大学反对校长林文庆施行英帝殖民地教育，参加罢课斗争。

1925年，

五卅运动开始，领导大夏大学学生会。在上海领导大夏大学学生会，在上海学联会工作，又参如上海工南学联会工作，参加郭伯和所领导的军委，当秘书。不久回大夏大学领导反西山会议派、反国家主义派斗争，此时仍由施乃铸，黄竟介绍转党，属沪西区委徐伟领导。冬，毕业回福建。由上海党中央介绍回福建作党建工作，经临时省委决定，回莆田原籍建党。

注：背景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在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地区，“努力开始党的组织”。根据这一精神，党中央于1925年冬，先后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到福建，在福州、厦门和莆田三个地区开展建党工作。

1926年，

年初，任哲理中学教员。2月（26日），成立中共莆田县特别支部（党团混合支部），任书记，陈天章任组织委员，这是闽中第一个党团组织。在农村山区、东区、城郊建立农村党组织，先后成立了中共澳柄（白沙）、夹漈（新县）、丰美（城郊）、山门（常太）四个支部。1926年6月，混合支部改称中共莆田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注：背景

1926年2月，厦门大学罗扬才、罗秋天、李觉民3位党员，成立了中共厦门大学党支部，罗扬才任支部书记。这是福建省诞生的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但隶属于广东省委。1926年4月，中共福州地委成立。福州地委和莆田支部直属上海党中央管。

3月7日，离前田，接广州党组织通知经厦门赴广州，廿二日到广州特区委(当时未改为省委)由组织分配到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统计科工作(当时苏兆徵有名的工人运动统计，就是我起草的底子)，在刘少奇、黄平领导下。

5月初，劳动大会结束，组织交林伯渠分配到第六军第三团第三营当宣传员(即党代表)，做政治领导工作，在惠州横沥兼作农民运动。7月初，广州准备北伐，调回，准备回闽工作。与留粤福建同学会师讨论回阀宜。1926年，经上海转组织关系。罗亦农决定回福建发动农村、学生运动响应北伐。11月，北伐军入莆，首先揭起农协、工会等名义作群众运动，任农协等备会主任等职。革命运动全我党领导。

备注：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把莆田党组织划归中共福州地委领导。地区决定把莆田支部改建为莆田特区委，陈国柱仍任书记，统一领导全县各基层党支部。

“福建省有组织的三县，福州地委和莆田支部是属中央管，厦门是属粤区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局报告【1926.12.5】＞》

1927年，

莆田阶级斗争剧烈，到处起了武斗形式。4月8日，国民党右派首先在福州抓左派革命人土。在莆田，我那晚另住城外，未遇难。风声太大，由组织大定经上海到武汉党中央。7月，党中央决定派回福建整顿各地党组织，因与陈少微回到福建州。任省委常委，负责恢复漳州、石码、南靖、长泰等党组织。8月间，又由省委决定回莆田、仙整顿恢复党组织工作。在仙游领导东乡、南路等处工作，作反鸦片捐斗争，被士匪路战队林寿国部密缉，在农材掩蔽多时，最后由莆田县委决定回厦门省委。经省委派回上海中央工作。9月初，回到上海党中央，经中央决定派当沪西区委秘书长，在张洁领导下工作，在这里代用过组织部长等工作(刘锡五可以证明)。

1929年夏，

调到泉漳中学任党团书记，约三个月，该校团机关被破坏，学校被查封，我调回时沪南区委工作，任宣传部长等职。不久上海工联会要我当宣传部秘书，调到工联会宣传部工作，任工人小报编委。年底，参加工人斗争会议。同张光明、王明等廿余人全体被逮捕。不久，被引渡到市公安局，经龙华司

令部，又转到苏州高等法院判决一年二个月徒刑。押在苏州第三监狱，分驻所等地。在监狱内当支委，领导难友斗争。

1931年，

2月刑满出狱，回到上海中央。经组织审查后没有问题，派任沪西区委，任组织部长。带病工作。2月底，调全国互济会任组织部长兼党组委员(陈云可证明）

1931年春，北方党组织大破坏，中央又把我调出，同股鉴、马辉之等三人于四月底来到北京。本来是要我任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部长，马辉之任会长，先由马到都东北接洽。马未回京。

7月间，北平市组织又大破坏，由中央代表阮孝仙指定我任北平市委书记，与李霎州（栗再温)联络。已找到东区和西区的组织。因为西区老林和李连向我要钱吃饭，我自己没有钱。他们故意大吵一架，结果，马辉之回来后谈活结果，调我离开北平，由老孟负责。调我去天津开辟工件，与刘涛平发生关系。(刘汉生可证明)这时正是“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自已在天津当搬运工人，借以生活，但所得无多，刘涛平又无法帮助，决定我回北京省委。这时刘格平正在北方互济会工作，向省委调我在北平互济会工作，到11月年关时，因为天津要人，省委又把我调往天津工作，又回到天津。在天律作反帝大同盟领导(郑明新、刘瑞森证明)。

1932年，

年初，沧州二中一个支部因教员被解聘，组织发生问题，天津市委派我到该处巡视，布置工作。不久，该校学生被开除，市委又派我到沧州工作，发展组织，干是就在沧州召集该地区的各地党团员学生，先成立区委，又升为中心县委。

1933年，

成立津南特委，由河北省委直接领导，任省委委员。专门巡视领导该特委工作(刘格平、沈上敏等可证明）。1933年夏，经过省委通知，调回北平，任省委常委，兼北方互济会书记，兼主任，管理北方工作，由代理书记老罗(赵森)决定，并由杨春华和我发生关系，不久老罗被捕，杨春华叛变。9月初，我也被刘胖子逮捕送宪兵三团，经南京宪兵司令部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押南京军人监狱(郭平、郑平可证明)。

1937年，

国共又合作，无条作释放。周恩来派人到和县把我们接出来，在办事处审查后，由董必武亲自谈话。派到鄂豫皖游击队司令部作政治秘书，以后改为新四军。

1938年底，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我到指挥部当秘书，参加前委工作(张云逸可证明)。

1939年秋，

刘少奇的中央局搬到江北指挥部合署办公，我要求到延安学习了。1940年渡淮北上，经河南、山西、陕北等地1941年3月到延安（郭述申可以证明）。

1941年3月，

在延安军政大学学习。经过军委、总政对历史作详细的审查，结论政治上没有问题(胡耀邦作结论）。

1943年，

进延安高级党校。整风时党校对我历史又作一次审查，经宋时轮、李亮炳等结论，历史没有问题。下半年编入党校第三支部副书记，作审查重要干部工作(以后的过程，许多人知道，不必证明）。

1945年，

参加七大。秋，出延安到东北。

1946年春，

任辽北省教育厅厅长。

1947年，

因病到大连养病，兼任中长科学研究所所长。该年旅大行政办公暑成立，任民政委员会主任，兼委员。

1948年，

北方大部解放，由中央调回福建随军南下，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副厅长、党组委员。

1951年，

调回中央，任中共中央文史研究馆办公室主任兼参事。

1954年，

国务院成立，仍任国务院参事。

注一：以上是实际工作经历，但思想演变准备却未提及。大概辛亥革命前后，我受梁启超、章太炎思想影响，“五•四”运动前后受《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影响，大革命时受《响导》《湘平评论》等影响，在武汉时曾读单行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以参加革命是有思想准备的。

注二：初期革命可以证明的人已经没有了，但中央档案保存北伐前向党中央报告的手件，当时用古籍名字，福建莆田晋江地委有具体资料。



注三：两次出狱所带的监狱判决书存中央档案局。

编者注：

陈国柱同志于1969年8月8日因肺结核、肺气肿、气胸、胃出血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份《简历》是他临终前四个月亲自写的。

附： 林嵩龄(1897-1956）简介

别名林岳山、子祯，莆田城郊丰美人。1919年就学于省立第十中学（即莆田一中前身）时，开始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1924年在上海大学加入共青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7月毕业后回莆田，组织关系转入中共莆田支部。同年12月任中共莆田特区委委员，在莆田郊区负责建党工作。1927年4月8日莆田“四•八”事变，国民党右派包围哲理钟楼抓捕陈国柱时，陈国柱正在坂尾林嵩龄家讨论工作，因林嵩龄坚决留住陈国柱，陈国柱方免于难。1927年12月，林嵩龄任中共莆田县委宣传委员，此后曾为党组织提供可靠的机关驻地和开会地点，掩护被通缉的领导人安全转移。

1929年以后与党组织中断联系。后主张教育救国，任过莆田中学校长。解放后在坂尾村养蜂谋生，于1956年9月25日病逝。

陈国柱和胞兄陈国桢合影照



陈国柱和胞兄陈国桢从小接受祖父教育，爱好古典诗词，家世书香，曾合编出版过《双璧集》。兄弟俩一生鞠躬尽瘁，为党工作，为人民革命事业而斗争，国桢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国柱则是“虽九死其犹未悔”！为革命奋斗终身，在地下斗争中，在敌人监狱里，在风雪漂泊的津沽道上，在炮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上，他写下可歌泣的诗篇多至三、四千首。1944年，他将其手稿《沧州吟集》请哲理校友陈禅心保管。郭沫若、柳亚子、于右任、董必武等称誉陈禅心为"抗日空军诗人"、"爱国诗人”，又是“集句圣手”。他以陈国柱诗作集成200首新诗，如其中一首再集李贺句得此：“帐前轻絮鹅毛起，七星贯断姮娥死。真是荆轲一片心，半卷红旗临易水。收取关山五十州，地无惊烟海千里。明星灿烂东方陲，人之得意且如此！”从1947年2月起，历经两年，陈国柱又出版《抗战诗集》，郭沫若为之作序中说“其所记敌伪嚣张，蒋顽狡诈，人民疾苦，及人民武力之坚苦卓绝，深受感动。惜离沈在即，不能细细评介，愿以四语为颂，‘今之诗史’。昔杜少陵曾以此见称于此，而有每饭不忘君之誉， 继周（即陈国柱）则每饭不忘民者也。形式系旧有者，律之功雅远不逮杜，而意识则远逾之。”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序中赞扬“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诗人，而是一个为民族为人民解放作过长期斗争的老战士”。1993年夏，他儿子陈汉平将他的《继周诗选》和伯伯陈国桢著《劫后诗存》编校成兄弟诗集《碧血丹心集》，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东圳水库夕照景



人生有尽

岁月无穷

落山的太阳

明天又将升起

东去的流水

今朝依旧向东

　　陈国柱回忆录《我在莆仙地区建党初期的活动》，见1992年鹭江出版社出版，由李祖兴主编的专辑闽中革命回忆录《烈火春秋》第1--8页。

陈国柱自述：在莆仙地区建党初期的活动

一、“五·四”运动后至北伐军入闽前的革命活动

“五·四”运动时期，我在哲理中学念书。当时莆田有学生会(这学生会掌握在豪绅地主子弟的手里)。我们参加了“反日”、“抵货”运动。记得我们哲理中学的同学和我哥哥（胞兄陈国桢）曾到涵江去搜奸商的布匹。当时习演“文明剧”作反日救国宣传，都是由学生组织的。为了反对“二十一条条约”，我们组织学生军，每天早上做体操，并且唱《国耻歌》：“五月九日，鸣呼国耻！”莆田各中学都有这样的行动，有时也派人到农村讲演救国道理。

记得是1922年，我亲自在常太区组织区学生会，进行反对北洋军阀勒索盐捐的斗争。由于收税人员压迫太厉害，所以全常太的农民都起来反对，我们站在最前面，直接向当地驻军交涉，要求取消捐税。他们慑于民众的力量，不得不取消，我们取得了胜利。因此，常太的学生会为全区民众所拥护，于是我们开办了一所小学。

“五·四”后，我曾在学校里看到数期陈独秀办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在我思想上有些影响。但这种新刊物，莆田的青年看得不多。我进厦门大学以后(1921年)，我的同学施乃铸（系陈国柱的入党介绍人），曾送给我关于马列主义的书籍30多本，我带回家，交给朋友们看。同时林嵩龄（莆田人，1925年在上海大学入党，1926年组织关系转入中共莆田支部，县委委员）曾从上海带回马列主义书刊多种，也交给了莆田朋友。

这时期在外边求学的莆仙新青年学生并不很多，在北京各大学的只有数个，在上海各学校的也只有数个，在厦大有10多个。当时因为国立大学比较难考，进私立的经济又花费太多，所以多数人到沪、厦两地求学。1924年，厦大闹风潮，学生大多数跑到上海大夏大学，留在厦大的不多。所以泉属、兴属的学生，在大夏大学比较多，在上海大学也有好几个。

上海大学是邓中夏和瞿秋白等办的，是当时党中央所领导的，其中教职员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为上海青年学生运动的中心。其次有大夏大学、中国公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莆仙留沪的同学有很多人接触社会主义学说，并且接触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上大的同学。当然接受与否，则看各人的思想状况，但真正参加组织的并不多。莆、仙、泉籍的学生，在上大的有陈伯达、林嵩龄、陈嘉谟(即陈啸高)、张剑；在大夏的有我、吴世华、杨世宁、杨帮颜、周清水等；在交通大学的有黄苍麟（莆田人，1925年在交通大学入党，1926年组织关系转入中共莆田支部。大革命失败后，主张教育救国，脱离组织，一直在中学、大学任教）等。大夏团支部初成立时，阀籍学生有我、陈兴钟、杨帮颜、蔡珊等4人。黄苍麟在交大参加团。上大的林嵩龄、陈嘉谟（仙游人，1925年在上海大学入党，1926年夏奉命回仙游开展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长期与党组织失联。1949年又参加闽中党组织）等也参加了团。在复大的有方泗英(方尔灏)、陈昭礼(都是福州人)。“五·卅”运动后(1925年冬天)，大夏的当局反动，有许多闽籍学生跑到广州中山大学，在那里参加了党和团组织。

我毕业于1925年底，随即转回莆田。陈兴钟和方泗英已先我一年回福州，开始建团工作。黄苍麟、林嵩龄尚未毕业，陈嘉谟也未毕业，杨帮颜、吴世华等都在广州。所以1926年北伐军入闽前，我即开始在莆田进行建党工作，陈兴钟、方泗英也在福州进行建党工作。北伐军入闽以后，广州那一批学生回到厦门、闽南带，也投入建党工作。

二、在莆仙建党、建团

大夏支部成立于1924年秋，是在我的房间里开会的。这一年年假，我曾回家一次。当时团的负责人，要我以全国学生总会的名义，回家去宣传。我带上了很多印刷品，想找莆田学生会，但没有找到，便在山里一带分发。不久，我即回沪。1925年底我在大夏毕业，是年赶回家，哲理中学副校长刘丽川聘我任哲理中学教员。先前，我从上海即将回莆的时候向党中央报告，记的是袁孟冰同我接头，决定让我回莆进行建立地下党的工作，直接和中央(上海)发生联系。正月初开课，我所教的是高中的国文、社会学。这期间，第三年级的陈天章、王纪修等，第二年级的陈兆芳，第一年级的陈德来、吴梦泽等学生与我接触较多。我每天一边教书，一边宣传革命道理，不久即得到他们的拥护。于是我即把陈天章、吴梦泽、陈兆芳、陈德来等学生调来开会，让他们参加组织，当时是以团的名义。以后又发展王纪修、吴郅治(德化人)、翁祖武等学生，是为当时核心组织。这就是莆田党团混合支部的开始。这时，黄苍麟、林嵩龄(即岳山)还没有回来。大概过了有一个月，第一年级有一个叫林汝潘的学生(牧师的儿子)，因为分数太低，向我捣乱，一伙牧师的子弟准备罢课。有一天，他们果然罢课。他们罢课，我也就罢教。同时，我一面写信给广州的杨帮颜、任旭等，请他们替我找工作。后得到他们的来信，说广东正需要党员同志，叫我立即去，于是我就辞了哲中的教职。我离家经过厦门时，正值3月18日北京惨案发生，在鼓浪屿还看到号外。乘船到广州港外又值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在海上停了两天才上岸。上岸后，我住进广州中山大学厦门同学的宿舍里，找到了组织关系，即由广州特区党委决定，派我到刘少奇领导下的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秘书处工作了大概一个多月。大会结束后，广东党组织派我和林伯渠接洽，到第六军第三团第三营作政治宣传员，于是我便到惠州横沥镇营部训练军队。广州准备北伐时，组织上又调我回福建工作，准备迎接北伐军。于是我转道去上海转组织关系。在上海时，和我谈话的是罗亦农，他要我回福州找陈兴钟。我到福州后，住在南台旅社内，被北洋军密探前后监视。我把介绍信放在草帽里边，才找到组织转了关系(大约是1926年5~6月间)。组织决定我回莆田工作，继续以教员为掩护。于是，我又由刘丽川复聘为哲理中学教员，并兼省立四师、公学中学、涵江中学等校的国文教员。在哲理中学，我将原有的党团组织扩大起来，并在涵中开展建立团支部的工作。在这期间，每逢星期日，我都派陈天章、陈兆芳、吴梦泽等回农村，组织支部，于是党的支部发展到农村中去。这是北伐军未到莆田前的情况。

1926年秋季开学时，北伐军已进入福建。此时，我们以国民党县筹委会名义，大发传单。北伐军入莆时，所开的祝捷大会，完全由我们主持，并发动各区农民参加，其中常太、广业、笏石、黄石和郊区农民进城参加大会的有10余万人，震动了各处。据说，当时的祝捷大会，发动这么多民众参加，在全省以莆田为第一。这是我们党组织开展工作的结果。也因此我的名声大噪，极为国民党右派何子扬等人所忌。这也是“清党”时我被追捕的原因之一，这时黄苍麟才回来。在涵中当教务长。林嵩龄也回来了，在公学中学当教员。他们和我发生党的关系。

当时莆田各地都有党支部。记得除丰尾以外，广业渔湖溪(夹漈村)有一个支部，澳柄村有一个支部，常太山门有一个支部，郊下有一个支部，还有其他的我忘记了，有的是党团混合支部，有的是党支部，有的是团支部。因为大革命初期党团支部的干部没有那么多，又都是新建立的，党团组织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大概农民多的是属于党的支部，学生多的是属于团的支部。1938年中央在延安作出决议，凡是1928年以前的团员皆承认为党员，就是一个例子。

莆田特区委的领导者，当时是我和黄苍麟、林嵩龄、除天章、陈德来，没有具体分工，总负责是我。各地支部，我上面已经说过，因为是秘密的组织，我们没有统计，但各负责者自己都知道。比方广业是吴梦泽管的，涵江是黄苍麟管的，郊区是林嵩龄管的。

我到福州是福州光复后不久，方尔灏、陈兴钟写信要我去的。到省后，首先由方尔源找我个别谈话，他向我询问莆田的情况，仙游的陈嘉谟也在座。记得我到方尔灏家里去时，适值方的母亲做寿。这一回见面以后(1926年底或1927年初)，约有二三天，我们就到党委机关里开会。记得有潘作民(建瓯)、陈嘉谟和我以及陌生的二三人。在机关里，陈兴钟是组织部长，陈昭礼是宣传部长，林淑玉(蔡珊的妻子)是妇女部长，还有陈芝英(陈兴钟的妻子)等人。开会的时间不长，说一些如何发展组织，做好国民党工作，深入下层开展运动，等等。

当天晚上，我又到东路军政治部去。政治部主任是江董琴，永定人。在那里遇到尚友、蔡珊、帮颜等熟人。我们聊些不紧要的事。他们催促我回莆，于是第二天我就从小路回到莆田。那是担心右派对我暗害，没有走大路，而由永泰转莆田大洋回到广业广宫，住在夹漈附近一个小镇里，翌日清晨，才回到莆城。当时除党内同志外，没有人知道。

莆田CY的组织，是在建立党组织的同一时候，即1926年农历正月间建立的。党团并没有分得那么清楚，记得陈德来、翁祖武等负团的主要责任，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学生方面。党员负责农民支部和领导国民党各区分部，团员等做学生青年的工作。

关于仙游建党建团的情况。仙游的陈嘉谟当时在上海大学念书，入了团，同我有联系。在参加福州地委召开的扩大会议时，他是仙游的负责者，但没有什么实际工作，以后又派回仙游，此后他的工作情况我不知道。在北京读书的有黄经芳（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别号纬庭，即黄震，是北京师大的党员，参加南昌“八·一”起义，随军到东江，失败后到莆田。我走以后，他是莆田党组织的负责者，对莆仙党的工作，有一些贡献。比方王静圃（即王于洁，仙游人，北京高等警官学校毕业，1927年入党）同志就是他介绍给我的。

1927年下半年，我在漳州闽南临委工作，农历九月初三我母亲逝世，告假回家奔丧，省委要我事后就留在莆仙进行整顿并扩建党组织的工作。我于九月初六从江口上船，秘密回家，即害大病。这时莆田党组织由宋耀华、陈天章、吴梦泽等负责。在奔丧期间，我因不敢到城里，便和他们在家里秘密讨论布置工作。因为我在莆田不能安身，遂由黄经芳、宋耀华等决定让我去仙游，在仙游县中学以教书为职业，继续进行建党工作。

到仙游后，我住在县中附近金石山的一个老百姓家里。在这期间，我到处了解情况。我到东乡榜头王静圃家里，看他家里生活困难，又决心革命，于是我就介绍他入党，由他在那里发展组织。结果他找到陈博等16人，多数是农民，成立秘密组织，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另外在城外西门兜，我又找到我的学生许淑修，介绍他入党。以后，由他发展当地的陈XⅩ(名字忘了)和南门外乡下一个姓郑的入党，共3人成立一个党支部。在此之前，1927年4月间，我在兴太山区上宫避难时，找到了林锦堂、林步庭等8人，成立一个党支部，这时仙游才正式建立党的组织。年底，成立了仙游县委，由我自任书记，王静圃任组织部长，许淑修任宣传部长，林步庭为县委委员。



1928年春，某中学校长黄良骏(是我上海大夏大学的同学)答应我在某中学当国文、历史教员；不久，我又当某女中的教员。我除教书外，积极活动，时常到东乡、南方(莆仙到枫亭中间的一个大镇)去，在南方也建立一个党支部，只有3个人，名字忘了。在学校里，我找到几个对象，但不敢公开召集，因为当时反鸦片捐运动太紧张，林寿国系统派人对我暗中监视。以后，我就不敢到外边走了。当时的工作计划是依现有的关系，发展地下组织，以反对鸦片捐为主发动农民斗争，在斗争中发展组织。



　　一直到1928年5月初，我要求到莆田一次。我回到莆田，林寿国就秘密控告到省政府，要密缉我。在莆田约三四天。有一天我正在坂尾林嵩龄家讨论莆田的工作，忽然省政府密缉的公文到莆田。县府收发公文的某吏回家告诉他兄弟，他兄弟即到宋耀华那里通知，于是莆田县委立即派同志在东西南北城门等我，阻挡我入城；又通知林嵩龄处告诉我，于是我就隐藏在坂尾林家数天，旋又到广业等处布置工作。经莆田县委讨论(当时我们在延寿桥头开会，到会者有黄经芳、宋耀华、吴梦泽等数人)，决定我去厦门向临时省委报告，另外分配工作。以后，莆田工作由黄经芳、宋耀华、黄苍麟、吴梦泽、王纪修等负责，仙游暂由王静圃负责。我还向他们交待了上宫、南潭等处的关系。工作安排后，我由笏石店头坐木船到晋江转厦，时为1928年夏天。从此，我就永离莆仙了。

(陈国柱，1962年12月1日)

附：吴梦泽自述：莆田早期革命斗争回忆

一、莆田哲理中学党团支部的成立

1926年1月，陈国柱由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回莆田，在哲理中学任教。他教的是国文和社会学课程。2月底，他便吸收陈天章、陈兆芳、我、吴承斌、陈德来等同学参加团组织，成立了哲理党团支部，书记陈国柱，组织陈天章，宣传陈德来。我们以“学术研究会”、“读书会”等名义，向各班级同学介绍进步书籍，如《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新社会观》等，并吸收他们参加阅读、讨论，大家对此都感兴趣。因为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大家爱国热情高涨，对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肆无忌惮地对我国进行侵略，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对国内反动官僚、政客为了升官发财，与地主土豪劣绅互相勾结，巧立数十种税捐盘削广大人民，以及军阀为扩张地盘，发展实力，筹枪派饷，而置群众于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的现实十分不满。大家决心改变这种社会现实，找到一条救国之路。因此，通过阅读、学习、讨论，使大家认识到，唯有进行革命，驱逐帝国主义者，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打倒贪官污吏，建立人民政权，才能拯救祖国于苦难之中，广大人民方可安居乐业。



这年3月间，我们听陈国柱的话，利用每星期的假日回到各自家乡，对农民宣传组织农民协会的好处，并在澳柄、夹漈两村开展农协活动，还物色了发展党员的对象。也就在这月间，陈国柱离莆赴广东，党团支部由陈天章、陈德来、陈兆芳、我和吴承斌等共同负责。我们先后吸收了徐贻泽、林凤池、翁祖武、王纪修、戴友梅、刘天瑞等参加组织。在这期间，我们还注意从其他县籍的学生中物色发展对象，如水春的林怀才、余丽水，德化的吴郅治、赖锡柱，仙游的邱光兆、林锦如等。我们还控制了哲理中学学生会，掌握了兴化学联会。

二、斗争美籍校长

1926年3月间，教会开展纪念“复活节”活动，在美会教堂的台上排了很多花盆、花缸，且组织儿童唱歌、做游戏等。哲理中学美籍校长章文新把五色旗倒置，用以包裹装饰花盆、花缸。这事被陈天章首先发觉。他便召开支部会作了研究，随即发动全体学生开会，揭露章文新充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有意蔑视中国，竞将国旗倒置的行径；并领导全体学生与章文新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使章文新无言可答。最终迫使章文新公开道歉，承认错误，向中国国旗行三鞠躬礼，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不仅使广大学生提高了政治觉悟，而且使党团组织的威信也得到明显的提高。



陈国柱于这年8月间又回到莆田，仍在哲理中学任教。在这期间，他秘密地成立了“民校”(即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筹备处)，吸收很多学生、教员参加；我们所有的党团员均参加了“民校”。陈国柱还在莆田其他中学兼教，发展基层革命力量。

三、为纪念“五·卅”惨案周年而发动示威游行

莆田在北洋军阀董胜标旅长的统治下，禁止群众集会游行。为了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我们党支部乃联系发动各学校学生计约2000人，于纪念日进行示威游行。队伍曾冲过“警戒线”，在旅部门口大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苛捐杂税！”“抵制英日货”等口号。反动军阀无可奈何，在旅部门口站岗的哨兵还脸带微笑看着我们。在这期间，有少数学生害怕，偷偷离队，但绝大多数继续示威游行，坚持到终点再胜利返回学校。

四、澳柄、夹潦、山门和女中党支部的成立

1926年6月间，陈天章、我、陈兆芳等5人均转为党员。党组织派陈天章和我同到广业开展活动。我们在澳柄吸收陈蒲川、陈游、陈燕、王样、陈顺德等参加中共组织，成立了澳柄党支部，由陈蒲川任书记、陈游任组织、陈燕任宣传。我们还在夹漈吸收吴国林、李天赐、吴云龙、吴老叔等参加中共组织，成立夹漈党支部，由吴国林任书记、李天赐任组织、吴云龙任宣传；并帮助发展农民协会。与此同时，由林风池在常太区山门村吸收党员，并成立了党支部。当年秋，由陈天章和我共同努力，在威益女中吸收了郭晓云、吴凤莺、陈玉垂等人入党，成立了威益女中党支部，并在校内进行革命宣传，扩大党组织的影响。

五、北伐军入莆后的莆田形势

北伐军进入莆田时，由陈国柱组织的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筹备处的牌子在城里“鼓楼顶”高高挂起，筹备处的负责人曾天毅、陈震、郑炳炎、陈海川、郑秀焜等均在此办公。由于“民校”很快发展到各区，因此涵江，江口、广业、常太等区都很快地吸收了一批国民党员，成立了许多区党部。涵江的负责人为陈德明、黄涵生等；江口为马玉成、李树涛等；广业是我、王慎言等，常太为林风池等。

为了庆祝北伐军胜利入莆，陈国柱发动各区已组织的农民10万余人入城，在体育场开军民联欢大会，并示威游行庆祝胜利，影响很大。这使莆田的反动豪绅地主惊慌万状。在这翔间，他们加紧策划，由陈邵、陈维俊、郑宗龙、马乘衡等立即挂起“党务整理处”的牌子，企图与县党部筹备处对抗。

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华亭的陈俊臣、常太的蔡春腾、广官的陈功甫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占据各地区，筹枪派饷，掳人勒索，发展所谓的“民军”。后来他们拉拢在一起共编为一个团，由梁济川任团长，何子扬作后台。北伐时期，这些人被编为“缉私队”，在莆田前沁盐场驻扎。他们联系林宪文(北路区)、陈亚夫(广业区)、蔡申权(江口区)、喻文圃(黄石区)、林逸臣等所谓“励青派”，借以扩大反动封建势力，反对大革命。其间，马秉衡亲咱到广宫联系陈亚夫，即成立广业区党务整理处并向县政府捏造陈凡如、王慎言、我等组织暗杀团，企图达到政治迫害的目的。



北伐军抵福州时，陈国柱赴榕联系后回莆田，以农民运动特派员名义，由林清汉协助在“鼓楼顶”设立农运特派员办事处，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在山区、平原、沿海组织农民协会，使全县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其间，陈金榜(长丰人)在北路首先领导农民开展减租斗争，大受农民拥护。各乡闻风而动，争先恐后地把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也仿效进行减租运动。江口各乡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以减租斗争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汹酒澎湃。前沁、珠增在董玉辉等领导下，参加农民协会者数以万计。忠门区农会也争先恐后反对铺差勒索，扩大组织。山区广业、常太原为匪军占据之处，勒收灶房捐、人头税，弄得民不聊生。在党组织的领导、宣传、鼓动下，这里的群众也积极参加农民协会，大胆地掀起减租斗争。

六、党组织的壮大和领导力量的增强

北伐军入莆后，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党组织也随之发展壮大。这期间，在坂尾吸收林文樵等参加党组织，与林清汉等在坂尾成立了北伐军入前后的第一个党支部；同时在北路四亭也吸收了张展、陈建新、陈房长煌(长丰)、张吓廉等入党，成立了四亭党支部；继而在吴江、七步吸收魁斗等入党，成立了吴江党支部；在涵江由黄苍麟在涵江中学成立了党团支部，有黄祖储、徐清霖、陈燕贻、林则蕴、黄亨麟、陈福泉、周元桂、陈元楷、林宗霖、林群、薛仁民兄弟等参加。

陈国柱由福州回后，将莆田党支部升建为中共莆田特区委。随着党员的发展，党组织的增加，党的领导力量也增强了。在这段时间里，陈国柱还和我一起到广业区澳柄、夹漯、庄边等处开展工作，使夹深党支部的党员有所增加，吴梦白、吴国标、吴景龄等也参加了党组织。

七、跳楼事件

“鼓楼顶”设立了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又设立了农运特派员办事处，这成为莆田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加之山区、平原、沿海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开展减租活动，直接打击了封建豪绅地主，于是他们便加紧策划阴谋破坏活动。当他们探知1926年12月某日将在“鼓楼顶”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消息后，就在华亭雇用流氓30多人，于是日身带武器预伏在会场附近准备捣乱；党务整理处的陈邵、郑宗龙等还带领部份流氓抢先坐在会场右侧的列席来宾座上，准备配合进行破坏活动。当时到会的全县农民代表有百余人，分别坐在鼓楼中央及偏左的座位上，我、李天赐、吴国林、陈蒲川等均在其中。妇女来宾代表、莆田第一个女大学生曾珍美及教员林端静坐在中央座第一行。大会宣布开始时，先由陈国柱致词。接着在郑炳炎发言时，右派分子陈邵、郑宗龙等即站起来厉声质问，林清汉欲予制止，流氓们便吹哨起哄，拿起板凳向林清汉打来；林清汉见情不甘示弱，亦拿起板凳抵挡。随即，伏在附近的流氓数十人涌上鼓楼，鸣枪示威。眼看会议难以开下去，为了安全起见，陈国柱机智地脱掉外面的长衫，很自然地从鼓楼后循阶梯下去，坐在中央座上的部分代表，闻枪声也急由鼓楼前面及左侧跳下离开会场。林端静跳下鼓楼经酱油店走出街头时被流氓夺去手表、外套。就这样，农民代表大会被反动派捣乱得开不成了。代表们及广大群众对反动封建势力的破坏行为感到万分愤慨，他们同仇敌忾，回到各乡村把更多的农民吸收到农会中来，使革命力量更加壮大。虽然县农民协会未能如期成立，但全县的农民运动势不可挡，抗捐、反霸、减租斗争更加猛烈而深入地展开。

八、派同志参加省党政训练所

北伐军到福州后，开办了第一期党政训练所，其中有革命者马式材、李培桐等在训练所工作。陈国柱为培养骨干，作长远打算，由他派送到省党政训练所参加训练的有陈天章、陈兆芳、王纪修、陈磊、李培兰、林景亮、陈德来等人，为发展革命力量作出了贡献。

九、山区农运蓬勃发展

澳柄乡农民协会会员扩大到近400人。夹漈乡农民协会由于减租斗争胜利，消融了过去因宗族斗争而在农民间结下的仇恨，广大农民群众抛弃前嫌，于1927年2月2日汇集在西坡社演剧，藉以表示团结；演出后，还由全村各户出灯，烛计有千余盏，进行夜间大游行。一时间，灯火辉煌，照亮了整个山谷，影响题大后来，新县、瑞云乡相继前来夹漈接洽成立乡农民协会。在“四•八”事变前夕，广业最北的溪西乡，也成立了农民协会。至此，南起澳柄、林泉，北至溪西，山区农民运动方兴未艾，反动豪绅地主惊慌万状。

十、莆田“四·八”事变

1927年4月8日早晨，右派分子马秉彝(马秉衡之弟，黄埔军校毕业生)率军阀叶定国反动队伍一个连直奔哲理中学宿舍，将钟楼包围起来。随即敌人推门冲入陈国柱的房中，扑空后便翻箱倒柜，毫无所获，只将由广东寄来的农民协会木印壹枚拿去。

事件发生之前，因国共关系紧张，个别同志接到通知早就做好了转移的准备。而当夜，陈国柱幸亏到坂尾林岳山(嵩龄)家讨论工作，被林嵩龄坚决留住未归，方免于难。9日上午，他即派林锦如持函赶到夹漈，由夹漈转送往大洋溪西通知我转移。因我那时正在溪西成立乡农民协会。接到陈国柱的通知后，我于9日步行百里赶到莆城，后获悉他已转移到农村，于是由同志们带我到莘郊农民家中见到了他。除国柱嘱我要提高警惕，说他有事将离开首田一段时间，莆田党组织的工作由我全部负责；要吸取教训，设法建立武装，但武装要有根据地，上宫属仙游边区，与莆田接壤，当地有他的朋友叫雷觉苍，可以设法前往联系。他离莆后，“四•一二”政变发生，各地共产党员被抓、被杀的不知有多少。反动分子一时间嚣张起来，广业区的陈亚夫、陈汉民等，欺骗小学生在渔湖溪、下溪、白沙、庄边沿途张贴打倒陈国柱、打倒吴梦泽……等标语。在白色恐怖之下，党组织将工作重心移到农村继续坚持斗争。

附：陈国柱胞兄陈国桢烈士传



《闽中革命烈士传》（—）第220--226页，蒋维锬编撰整理。

陈国桢诗选：

除夕同台湾同志登汶阳山

除夕登高瞰远陬，萧森云物眼中收。

千层碧瓦侔金谷，一片寒滩枕夕流。

长啸碧空惊宿鸟， 穷探幽壑等浮鸥。

多情畴似谷中侣，岁暮荒山泛漫游。

箕踞冈头谈革命，箇中滋味傲王侯。

频年奋斗心尤壮，此日登高兴未休。

击楫每怀瀛海治，乘风辜负鹭江游。

淋漓竞向寒潮诉，胜似西窗作楚囚。

陈国桢（1898－1949）：字干侯，福建莆田人。1928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克内担任军委联络工作。在厦门两次劫狱斗争中，陈国桢同志以《商报》主编名义，掩护出狱同志。1934年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出狱后，由党派赴上海、苏南各地工作。1938年赴南洋，在福建会馆工作。1943年在新加坡主编《白虹月刊》和《闽侨月刊》。1946年回国后，党派他到闽南建立地下组织。1949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不久即被杀害。

《陈国桢烈士传》

蒋维锬

陈国桢，字榦侯，1898年8月12日出生于莆田县西天尾镇下垞村。他与陈国柱是孪生兄弟，诞生时父亲已去世6个月，全靠母亲抚养。祖父竹屏公为前清秀才，是兄弟俩的启蒙老师。陈国桢自幼聪敏，7岁即读毕《四书》，13岁已修完《春秋左氏传》、《蔡注尚书》、《毛诗》、王凤洲《纲鉴辑览》、林西仲《古文析义》等古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4岁进县城考入乙种商科学校，学制3年。毕业后，因祖父母相继去世，家境益困，遂主动辍学帮助母亲耕作和纺织，以便让弟弟陈国柱继续升学。19岁时，即1917年免费考入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兴化道学校。因对学校课程毫无兴趣，加之又看不惯美籍牧师和富绅子弟盛气凌人的架势，便自动退学。1918年，考进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发生“五·四运动”，他受到新思潮的影响，积极参加本县学生抵制日货的斗争。1920年冬，为了使弟弟能够上大学，他再次放弃升学机会，随乡人赴南洋谋生。在他的支持下，陈国柱于1921年升入大学，后来在上海入党，于1925年底由党中央派回莆田开展建党工作，成为早期福建党组织的创建者之一。

陈国桢到新加坡后，在芙蓉洲瓜唠庇叻华侨中学任教。该校校董邓泽如、彭泽民、叶祖那都是孙中山先生的朋友。陈国桢在任教期间，常与这些爱国进步华侨畅谈振兴中华大计，思想受其熏陶至深。大革命前夕，邓泽如等返回广东创办《革命华侨》，经常刊登左派人士廖仲恺、朱执信和国际友人越飞、鲍罗廷等的言论。陈国桢从该刊上了解国内的革命形势，思想受到极大鼓舞。1926年夏，他得悉国民革命军即将誓师北伐，便决计回国投身于大革命之中。于是他离开新加坡回到广州，要求直接参加北伐军的工作；但主持广州革命政府华侨协会工作的彭泽民要他去厦门组织福建华侨协会，推备迎接北伐军入闽。就在这期间，他的弟弟陈国柱也在广州工作，遂介绍他与粤区党组织的领导人陈延年认识。陈延年得知他即将赴厦工作，便介绍他与厦门市党员罗扬才、杨世宁等联系。陈国桢到厦门后，便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外围统战工作。

1927年4月上旬，蒋介石指使在福建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率先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罗扬才等同志被捕牺牲。政变前夕，陈国祯曾在海军纪念周上发表演说，痛斥军阀、地主、豪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行径，主张彻底革命。因之，右派分子把他视为赤化分子，对其恨之入骨。幸好在大搜捕前他赴泉州组织华侨分会，才得以脱险。大革命失败后陈国桢对革命信念毫不动摇，对党益加信任，主动接受省委委员邱泮林的直接领导。他以《商报》主笔的合法身份为掩护，负责为正在组织武装斗争的各地共产党组织秘密采购武器。当时在《商报》董事会的成员中，既有商界巨子，又有政界头目，厦门侦探长胡震亦为董事之一。因此，政变后厦门虽然实行宵禁，但报馆的值夜班人员在下半夜或戒严时则使用特别马灯为标志允许通行。陈国桢便利用这一特殊条件，把枪支和子弹秘密藏在人力车垫下，乘夜运送，从不失事。经过地下斗争的严峻考验，中共厦门区委于1928年11月吸收陈国桢祯入党，由监誓人张铁主持在中山公园西路张铁的寓所里举行了宣誓仪式。

陈国桢入党后不久，便参加闽南党组织的军委会工作。军委先由陶铸负责，后改由叶蓬主持，陈国桢仍负责购运军械，他的同乡张如琦则分工负责兵运工作。不幸的是，张如琦有一次从厦门往漳州刚下船便被国民党侦探逮捕，壮烈牺牲。张如琦的牺牲，既使陈国桢感到万分悲痛，又给了他以很大的精神力量，决心继承烈士的遗志发奋工作。1930年5月，他与叶蓬谋袭国民党厦门海军司令部未成，嗣后则机警地掩护越狱同志安全转移。

陈国桢为人诚恳热情，办事干练，结识了不少流落在厦门的台湾志士。一次，他在台湾籍爱国志士蒋渭清的帮助下，儿经周折，用高价从日本人手中购得由日本印制的中国秘密军事地图数幅，并立即送往苏区供红军使用，为党立了一功。后来事情暴露，蒋在鹭岛被捕，陈国桢多方营救无效，乃赋《台湾志士蒋渭清避难鹭岛被逮无力伸雪书此寄慨》二首。诗中以“我痛伯仁罹罟网，畴怜徐母啜秕糠”，寄托对革命同志的哀悼和对烈士母亲的敬爱；以“屠伯凶狂犹胜昔，死生且莫问苍苍”，痛斥反动派的暴行和表达革命者视死如归的气概；以“横刀砍碎倭魁首，破浪兼撄碧眼儿”，表明抗日反帝的志向和决心；以“披坚不息自强志，痛饮黄龙尚有期”，坚信革命最终总要获得胜利。

陈国桢不仅乐于帮助同志，而且品行端庄，情操高尚。在厦门白色恐怖时，省委机关一位名黄冰的女同志被国民觉特务跟踪盯梢，他设法掩护黄冰安全脱险后，一时又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只得留之“同寓两月”，虽“形影相依”而“各自矜持不乱”。后黄冰由组织上调往上海工作，陈国桢赋《七律》诗5首为赠，记叙了这一段“难得忘形如骨肉，共倾心事似投胶”的革命情谊。

陈国桢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工作，但他十分关心劳苦群众，经常深入下层与黄包车夫、搬运工人、小手工业者等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30年代前期，他在厦门发表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文艺作品，可惜多已散失，仪留下《典妹辞》、《裁缝叹》等数章。

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派宪兵第四团到福建加强特务活动。1934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被破坏，叛徒、特务潜入厦门加紧活动，厦门地下党团机关印刷所和联络点相继遭破坏。其间，陈国桢因《商报》被迫停刊，不得已改途当客栈伙计兼莆仙同乡会坐办，暂时隐蔽下来，以便为党继续工作。不久，因闽西来采购军火的陈拱北叛变，陈国桢涉嫌被捕押往福州坐牢3个月。由于他机智应付，使国民党特务机关查无实据，只得同意由厦门工商界和莆仙同乡会联名保释。于是他又着返回厦门经商。可是这时厦门中心市委无形解散，陈国桢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仍以同乡关系，与莆田中心县委领导人王于洁等保持联系，利用同乡会的场所掩护来厦门办事的莆田地下工作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国桢在国内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只好再次跨渡重洋，经沙捞越到达马来亚，在吡叻州福建会馆当坐办。这个会馆负责人多是泉州、莆田、厦门籍流亡在海外的爱国志士。陈国桢与之志同道合，把该馆的各种爱国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后来，吉隆坡青年协进社成立，该社秘密接受马共领导，陈国桢由社员颜阳秋(马共党员)介绍，正式加入马共，与尊孔中学教员李席珍、谢希亮等编在同一个党小组，积极参与对驻马来亚的国民党人员的斗争。他还兼主编《白虹月刊》，刊登介绍世界革命和中国抗日形势的文章，发表拥护苏联和鼓励青年投向革命的言论，博得广大爱国华侨和进步人士的拥戴和支持。但因此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注意，于是他被政务司勒令“押送出境”；后经马共多方营救，侨领们也出面交涉，才获重新判决，继续居留吉隆坡。

1939年，陈嘉庚先生在星洲组织“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委员会”和“闽侨总会”，陈国桢经友人介绍认识了陈嘉庚先生，遂出任两会的秘书、主任，兼负编辑《闽侨月刊》之责，从而使他有机会更广泛地接触南洋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开展支援祖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各种活动。他先后到菲律宾、荷印、暹罗、缅甸、越南及印度的安达群岛进行筹赈工作，同时还接受马共中委黄诚传达的任务，收集海外情报以对付国民党在华侨中的分裂破坏活动。在此期间，他与陈嘉庚先生过从甚密，为先生划策献谋，深得赏识。1940年，陈嘉庚先生受广大华侨委托，组织海外华侨慰问团回国参观访问，到过重庆、西安、延安、成都，昆明、福建等地。陈嘉庚先生通过实际观察对比，终于识破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返回南洋后发表了1941年《新年政见》，抨击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陈国祯立即赋诗赞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和马共真诚合作，组织了由马共党员黄诚、黄耶鲁主持的“抗日会”，陈国桢积极参与“抗日会”工作，投入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星洲沦陷前后，陈嘉庚先生转徙荷印，黄诚殉难，黄耶鲁被捕叛变。在日寇铁蹄践踏下，陈国桢与党組织再次失去联系，只得依靠华侨掩护，经常化装转移，坚持地下斗争，直至目本投降。

星洲光复后，陈国立即联络各方同志，组织“教师会”、“文联会”、“新闻记者联合会”等团体，引导各界进步人士靠拢共产党组织，开展各种社会活动。1946年1月，马共组织星洲各界举行“纪念一•二五星洲沦陷大会”，陈国桢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兼大会秘书。因大会游行队伍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无事群众死伤数十人的惨案，马共代表亦被逮捕。事后，陈国桢奉命暂代党代表，负责领导处理善后工作。但英殖民当局反对华侨进步活动，仇视共产党人，不顾星洲各界严正抗议，悍然逮捕陈国桢和星洲工会主席、《新民主》杂志社主笔等进步华侨10人，在星洲关押一个多月后用兵舰解送香港，又羁押了一个多月后，遣返广州。

1946年4月，陈国桢回国后先返莆田探亲。他看到战后的家乡荒凉遍野，疮痍满目，不胜感慨，便向亲友们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思医治战争创伤，忙于准备内战的倒行逆施行径。特别是他听到同受过英殖民主义者迫害的战友林亚亮回国后竟被反动派谋杀的噩耗后悲愤交集，挥笔疾书挽诗5首，抒发胸中块垒。由于陈国桢革命情怀溢于言表，被乡中败类告密。为躲避国民党侦探的追捕，他又连夜离家重返厦门，转赴香港寻找党组织。组织上原派他前往潮州学习，因语言不通，他要求转回闽南工作，经边区党组织介绍到乌山革命根据地。他原想参加游击队投入武装斗争，后来组织上考虑他长期从事白区地下斗争，经验丰富，便决定派他到云霄县城建立地下联络站。随即，组织上出资让陈国桢在城关谢厝街开了一家米店，派地下工作者汤崇兴给他当伙计。米店于1948年7--8月间开业，陈国桢化名亚清当起老板，定铺号为“兴农”，还书写“兴家思端木，农隐效陶朱”的对联，以招伴顾客，更好地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此后，陈国桢利用合法身份一边开展统战工作，广交朋友，一边从事地下交通联络和搜集情报工作。在地下斗争中，他严守革命纪律，鉴于自己是个长期在白区工作又是从南洋回来的地下工作者，便主动写了一份《榦侯自传》交给中共闽南地委，接受组织上对他的审查考察。

1949年初，党中央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喜人，南下的大军席卷八闽大地。处于穷途末路的福建国民党当局一面由保安第一团团长胡季宽派兵进攻乌山游击队，一面布置特务、警察在各城镇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白色恐怖之中，陈国桢为了更好地隐蔽，遂把“兴农”的铺号改为“通兴”，并把门联改写为“通财有道师鲍叔，兴会无漄布朱陶”，这样更不显露政治色彩。“通兴”米店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匕首，使游击队对国民党军警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可恨的是，革命队伍里出了叛徒。1949年3月17日，胡季宽的保安队突然包围了“通兴”米店，陈国桢和他的助手汤崇兴一起被捕入狱。汤崇兴先被就地活埋了。敌人妄图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从陈国桢口中掏出党的重要秘密，遭到陈国桢的严词斥责。不久，陈国桢被作为“重犯”解押龙岩，在临解放前夕惨遭杀害。殉难时，他大义凛然，高呼口号，时年51岁。



陈国桢是一位值得人们敬重的爱国知识分子，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直至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而且酷爱文学，蜚声文坛，诗词自成一家。可惜由于斗争环境残酷，他的作品大多散失，仅留诗词17首由其弟陈国柱辑存(其中5首被收入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钞》)，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革命文学遗产。

莆田地区党的组织沿革

——党的创建及大革命时期

1926年2月，在莆田哲理中学成立莆田党团混合支部。同年6月，党团混合支部的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并正式成立中共莆田支部。随之，莆田党支部派出党员陈天章、吴梦泽、林嵩龄、林风池等下乡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并从中吸收骨干分子入党，先后在澳柄、夹漈、丰美、山门等地建立了莆田第一批的农村党支部，党员增至17名。1926年11月，北伐军入闽后，大革命掀起高潮，中共莆田支部扩建为莆田特区委，在莆田城乡又发展一批党、团组织。1927年4月，莆田特区委书记陈国柱在仙游兴太上宫馨山书院建立了仙游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上宫支部，大命时期，莆仙境内有7个党支部，共有40多名党员。

一、中共莆田支部(党团混合支部)

(1926.2~1926.12)直属中共中央

1926年2月，党团混合支部成立之后，党的组织发展较快；6月，发展为中共莆田支部；同年底，发展为特别区委。

1. 莆田党团混合支部(1926.2~1926.6)

1926年2月，在哲理中学钟楼内成立莆田党团混合支部。同年3月中旬。支部书记陈国柱赴广州参加大革命，党支部工作由陈天章负责。

书记 陈国柱(1926.2~1926.3)

负责人陈天章(1926.3~1926.6)

委员

陈天章(组织,1926.2~1926.3)

陈德来(宣传，1926.2~1926.6)

2. 中共莆田支部(1926.6~1926.12)

1926年6月，粤区党组织派陈国柱返回莆田工作。其间，党团混合支部改为中共莆田支部。同年7月，在上海入党的林嵩龄、黄苍麟回莆田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并参加党支部的领导工作。

书记 陈国柱(1926.6~1926.12)

委员 陈天章(组织,1926.6~1926.12)

陈德来(宣传,1926.6~1926.12)

林嵩龄(1926.8-1926.12)

黄苍麟(192.8-1926.12)

二、中共莆田特区委

(1926.12~1927.7)隶属福州地委

1926年12月，福州地委决定成立莆田特区委。特区委机关仍设在莆田哲理中学钟楼内。1927年5月，书记陈国柱赴党中央请示工作，由吴梦泽负责特区委工作。

书记 陈国柱(1926.12~1927.5)

负责人 吴梦泽(1927.5~1927.7)

委员

陈天章(组织,1926.12~1927.7)

林嵩龄(宣传,1926.12~1927.7)

吴梦泽(农运,1926.12~1927.5)

林清汉(工运，1926.12~1927.7)

陈兆芳(兵运，1926.12~1927.7)

陈德来(青运，1926.12-1927.7)

郭晓云(女，妇运，1926.12~1927.7)

李培兰(女，妇运，1927.4~1927.7)

吴承斌(1926.12~1927.7)

三、中共莆田特区委下辖的党支部

莆田特区委先后下辖莆仙境内7个党支部。

1.中共莆田澳柄支部(1926.10-1927.7)

书记陈蒲川(老人)(1926.10-1927.7)

2.中共莆田夹漈支部(1926.10~1927.7

书记 吴国霖(1926.10~1927.7)

3.中共莆田山门支部(1926.10~1927.7)

书记 林凤池(林瑶西）(1926.10~1927.7)

4.中共莆田丰美支部(1926.10~1927.7)

书记 林清汉(1926.10~1927.7)

5.中共莆田咸益女中支部(1926.12~1927.7)

书记 郭晓云(女,1926.12~1927.7)

6.中共莆田郊下支部(1927.1~1927.7)

书记 林文樵(1927.1~1927.7)

7.中共仙游上宫支部(1927.4~1927.7)

1927年4月8日，莆田城关发生了国民党右派政变，莆田特区委书记陈国柱转移至仙游县兴太上宫，在馨山书院建立了仙游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上宫支部，有党员8人。归中共莆田特区委领导。

书记 林锦棠(1927.4~1927.7)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中地区曾两次建立中共闽中特委。第一次是1930年11月，成立中共莆属(闽中)特委；第二次是1935年5月，由中共莆田、福清两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闽中特委。这一时期，闽中持委虽然出现了间断，但闽中地区各地党的组织一直保持着，并在斗争中得以发展。

一、成立中共莆属(闽中)特委前阶段

(1927.8~1930.11)

(一)莆田县党的组织(1927.8~1930.11)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至中共莆属特委成立之前，莆田县党组织历经二次更迭，第一次是1927年12月，由莆田特区委扩建为莆田县委；第二次是1930年8月，由莆田总行委取代莆田县委，直至1930年11月撤销莆田总行委，组建中共莆属持委。

1.中共莆田特区委(1927.8~1927.12)

1927年8月陈国柱从武汉返闽后，在中共闽南临时委员会工作。这时，由原福州地委所属的莆田籍党员宋耀华接任中共莆田特区委书记。至10月，特区委下辖的党支部增至10个。12月，特区委升为县委建制。

书记 宋耀华(1927.8~1927.12)

委员

陈天章(1927.8-1927.12)

林嵩龄(1927.8~1927.12)

吴梦泽(1927.8-1927.12)

林清汉(1927.8~1927.12)

陈兆芳(1927.8-1927.12)

李培兰(女,1927.8-1927.12)

郭晓云(女,1927.8~1927.12)

2.中共莆田县委(1927.12~1930.8)

1927年10月，陈国柱从闽南临委返莆，着手筹建县委组织。同年12月，正式建立了莆田县委，机关设在莆田东门兜。1929年8月，县委机关迁至涵江镇，县委先后下辖广业、北路、江口、涵江、城区、渚林6个区委。1930年8月，莆田县总行委成立，莆田县委终止。

(1927.12~1928,12）

书记 黄经芳(1927.12-1928.8)

副书记 宋耀华(192712~1928.12)

委员

陈天章(组织，1927,12-1928.12)

林嵩龄(宣传,1927.12-1928.12)

陈兆芳(工运，1927.12-1928.12)

吴梦泽（农运，1927.12～1928.12）

林清汉（农运，1827.12～1928.12）

李培兰（女，妇运，1927.12～1928.12）

（1928.12~1930.8)

书记

王于洁(吴梅)(1928.12~1929.10）

陈光潜(陈燕胎)(1929.10~1930.8）

委员

陈天章(组织，1928.12~1930.8）

吴梦泽(宣传,1928.12~1930.8)

胡海(王纪修)(1928.12~1930.8）

谢刚(郭寿銮)(军委,1928.12～1930.8）

郑纪(蔡三.农运,1928.12～1930.8）

郭晓云(女，妇运,1928.12～1930.8)

陈光潜(职委,1928.12～1929.10）

陈兆芳(1928.12~1930.5，烈士)

吴承斌(1928.12～1930.8)

韩永藩(李应葵)(1930.3~1930.8)

3.中共莆田县委下辖的区级党组织

(1)中共莆田广业区委(1927.12-1930.3）

书记 胡海(1927.12～1930.3）

(2)中共莆田北路区委(1927.12~1929.9)

书记 吴梦泽(1927.12~1929.5)

安云榜(1929.8=1929.9）

(3)中共莆田江口区委(1929.8-1930.5)

书记

郑 纪(1929.8～1929.9)

陈大章(1929.10～1930.5）

(4)中共莆田涵江区委(1929.9～1929.10)

书记 王于洁(1928.9～1929.10）

(5)中共莆田城区区委(192.10～1930.5）

书记 郑金照(1929.10～1930.5）

(6)中共莆田渚林出区委(1929.10-1930.3）

书记 陈兆芳(1929.10~1930.3)

4.莆田总行委(1930.8～1930.11）

1930年8月，由党、团莆田县委合并成立莆田总行委，归福建省总行委领导，同年11月撤销。

书记

王于洁(1930.8～1930.11）

委员

陈天章(组织）

胡 海(宣传）

吴梦泽

吴承斌（1930.8～1930.9，烈士）

蒋 声

韩永藩

　　(二)仙游县党的组织(1927.8-1930.11)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仙游县党组织发展较快，从党支部、特支到1927年底县委成立，前后只有数月时间。在县委领导下，武装斗争也得到发展。

 

1.中共仙游特别支部(1927.11-1927.12)

 

1927年10月，陈国柱遵照中共闽南临委关于整顿发展莆仙党组织的指示，于11月在仙游县东区建立了仙游特别支部。同年12月，仙游县委成立，特支终止。

书记  陈国柱(1927.11-1927.12)

 

2.中共仙游县委(1927.12-1928.11)

 

1927年12月，仙游县委成立，县委机关设在县立中学附近的陈家大屋内，下辖上宫、东区城区、南区4个党支部，有党员30多名。1928年5月，陈国柱被国民党福建当局秘密通组，被迫离开莆仙地区；王于洁等人也因组织农民反抗烟苗捐斗争，被国民党仙游当局通缉而秘密转到莆田坚持斗争。其间，县委工作暂由许淑修负责。

 

书 记 陈国柱(1927.12--1928.5)

负责人 许淑修(1928.5--1928.11)

委 员

王于洁(组织,1927.12--1928.5)

许淑修(宣传,1927.12--1928.5)

林锦棠(1927.12--1928.1)

林步庭(1927.12--1928.11)

 

3.中共仙游临时县委(1928.11--1930.11)

 

1928年11月，在省委巡视员陈昭礼的指导下，仙游县委改组为临时县委，先后下辖8个党支部，有党员33人。

 

书 记  许淑修(1928.11--1930.11)

委 员

戴梦怀(1928.11--1930.11)

林瑞霖(余光)(1929--1930.11)

林植(林振中)(1929--1930.11)

 

二、中共莆属(闽中)特委

(1930.11--1931.02)

1930年11月9日，成立莆属(亦称闽中)特委，机关驻地莆田外坑。特委下辖惠安县委、仙游临时县委及莆田境内的涵江区委、莆城特支和赤区党支部等党组织。同年12月下旬，因莆田外坑斗争失利，邓子恢撤离莆田，由王于洁接任书记。1931年2月，莆属特委正式解散。

 

书 记

邓子恢(邓绍箕)(1930.11--1930.12)

王于洁(1930.12--1931.2)

委 员

王于洁(1930.11--1930.12)

陈天章(1930.11--1930.12，烈士)

胡 海(1930.11--1931.2)

蒋 声(1930.11--1931.2)

谢 刚(1930.11--1931.2)

蓝飞风(林啸南)(1930.11--1931.2)

　　三、中共莆属特委下辖的特支以上党组织

莆属特委下辖有惠安县委、仙游临委以及莆田境内的两个区委和1个特支。

(一)中共仙游临时县委(1930.11--1931.2)

莆属特委成立之前，仙游临时县委归福建省委直接领导；1930年11月，归莆属特委领导。

书 记 韩永藩(1930.11--1930.12)

委 员

戴梦怀(1930.11--1931.2)

林瑞霖(1930.12--1931.2)

林 植(1930.11--1931.2)

(二)中共惠安县委(1930.11--1931.2)

1929年9月，经福建省委批准，正式成立惠安县委。1930年10月下旬惠安暴动失利后，省委决定将其划归莆属特委领导。1931年2月，县委随特委解散而解散。同年6月重建县委后，归厦门中心市委领导。

(名录略)

下辖:中共惠安涂岭区委(1930.11--1930.12)

(名录略)

(三)中共前田涵江区委(1930.11--1931.2)

书 记 谢 刚(1930.11--1931.2)

(四)中共莆城特支(1930.11--1931.2)

书 记 蒋 声(1930.11--1931.2)

　　四、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及莆仙两县党组织

(1931.2--1935.5)

莆田外坑斗争失败后，闽中地区的革命斗争管时转入低潮，但原特委所辖的各地党组织继续坚持斗争，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31年2月，恢复了中共莆田县委；仙游临时县委改设为县委。1932年9月，莆田县委改建为莆田中心县委。1934年4月，莆田中心县委被破坏后重建莆田县委，9月，莆田县委复为莆田中心县委。至1935年5月重建中共闽中特委时，撤销莆田中心县委，再次恢复莆田县委。

(一)中共莆田中心县委成立前阶段

(1931.2--1932.9)

1.中共莆田县委(1931.2--1932.9)

1931年2月撤销莆属特委的同时建立莆田县委。1932年9月，莆田县委扩建为莆田中心县委。

书 记 王于洁(1931.2--1932.9)

委 员

胡 海(1931.2--1932.9)

郑 纪(1931.2~1932.9)

蒋 声(1931.2~1932.4)

陈 博(林步云)(1931.2--1932.9)

黄一星(1931.2--1931.9)

林天和(林英)(1931.2--1932.9)

2.中共仙游县委(1931.2--1932.9)

1931年2月莆属特委消失时，据福建省委指示，仙游临时县委改建为仙游县委，归福建省委直接领导；同年7月，归福州中心市委领导；1932年1月，改归厦门中心市委领导。3月，县委机关随游击队活动时，在仙游书峰遭受土匪袭击，书记谢刚、委员林瑞霖当场牺牲，委员黄一星被捕后于5月被杀害。

书 记

谢 刚(1931.2--1932.3烈士)

邱荣泉(1932.5--1932.9)

委 员

林瑞霖(1931.2--1932.3，牺牲)

林 植(1931.2--1932.9)

罗迎滔(罗维)(1931.2--1932.5)

黄一显(1931.9--1932.5，烈士)

罗迎祥(郑杰)(1932.5--1932.9)

潘 涛(1932.5--1932.9)

(二)中共莆田中心县委(1932.9--1934.4)

1932年9月，由莆田县委扩建，机关驻涵江，下辖仙游县委、福清渔溪特支和莆田境内的黄石、笏石、忠门、城区、常太5个区委。1934年4月，莆田中心县委遭破坏而终止活动。

书 记

王于洁（1932.9--1933.9)

胡 海(代,1933.9--1934.3）

吴九满(吴志成)(1934.3--1934.4)

委 员

胡 海(组织,1932.9--1932.11)

陈 博(宣传,1932.9--1933.9）

潘 涛(陈如舫)(1932.9--1934.3)

邱荣泉(邱小波)(192.9--1934.3)

苏 华(黄德馥,女,1932.9--1933.1)

蔡先镳(蔡英)(1932.9--1932.10)

方 ×(1932.9--1932.10)

陶耐存（迺澄）(1933.9--1934.3)

刘 杰(1933.9--1934.3)

× ×(1933.9--1931.3，广业农民)

× ×(1934.1--1934.3，仙游农民)

傅韵簧(林克)(1934.3--1334.4)

江家茂(吴煌)(1934.3--1934.4)

王德华(谢蜜)(女,1934.3--1934.4)

陈爱玉(女,1934.3--1934.4)

　　(三)莆田中心县委下辖的特支以上党组织

1.中共仙游县委(1932.9--1934.4)

1932年9月，原由厦门中心市委领导的仙游县委改由莆田中心县委领导。1934年4月，县委被叛徒和宪兵破坏后终止活动。

书 记

林天和(1932.9--1932.12)

邱荣泉(1932.12--193312)

陶耐存(1933.12--1934.2)

胡 海(1934.2--1934.4)

委 员

罗迎祥(1932.9--1934.4)

林 植(1932.9--1933.5，烈士）

阿 发(组织,1933.12--1934.2)

罗迎滔(宣传,1933.12--1934.2)

阿 登(执委,1933.12--1934.2)

阿 庄(执委,1933.12--1934.2)

蔡明善(蔡园)(1934.2--1934.4)

傅乌芬(1934.2--1934.4)

张元豹(1931.2--1934.4)

2.莆田境内5个区委和福清渔溪特支

(1)中共莆田黄石区工作委员会

(1932--1934.4)

书 记 ×××(1932--1934.4)

(2)中共莆田笏石区工作委员会

(1932--1934.4)

书 记 ×××(1932--1934.4)

(3)中共莆田城区工作委员会

(1933--1933.10)

书 记 ×××(1933--1933.10)

(4)中共莆田常大区工作委员会

(1933--193310)

书 记 郑金照(1933--1933.10)

(5)中共莆田忠门区工作委员会

(1934.3--）

书 记 陈建新(1934.3--)

(6)中共福清渔溪特支(1933.8--1934.1)

(名录略)

(四)中共莆田中心县委重建前阶段

(1934.4--1934.9)

中共莆田县委(1934.4--1934.9)

1934年4月莆田中心县委被国民党莆田当局破坏之后，立即成立莆田县委,机关设在黄石登瀛。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县委领导全体党员坚决与叛徒作斗争，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

书 记 潘涛(1934.4--1934.9)

委 员

林阿郎(1934.4--1934.9)

陈建新(江鹏)(1934.4--1934.9)

郑金照(李逵)(1934.4--1934.9)

吴九满(1934.4--1934.9)

(五)重建的中共莆田中心县委

(1934.9--1935.5)

1934年9月，重建莆田中心县委，机关设在莆田渠桥东埔余。1935年5月，与福清中心县委合并成立闽中特委，取消莆田中心县委。

书 记 王于洁(1934.9--1935.5)

委 员

潘 涛(1934.9--1935.5)

林阿郎(1934.9--1935.5）

郑金照(1934.9--1935.5)

陈建新(1931.9--1935.5)

黄国璋(吴广)(1934.10--1935.5）

(六)中共莆田中心县委下辖的党组织

仙游县党红织(1934.9--1935.5)

1934年4月仙游县委被破坏后停止活动；同年9月由莆田中心县委派陈博回仙游负责党的工作。

负责人

陈 博(19349--1935.2)

罗迎祥(1935.2--1935.5)

　　五、中共闽中特(工)委(1935.5--1937.7)

1935年5月，复建中共中特委。1937年2月特委被破坏后，立即成立中共闽中工委。

(一)中共闽中特委(1935.5--1937.2)

1935年5月，莆田中心县委和福清中心县委在福清西区漳溪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两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闽中特委。特委下辖莆田县委、广常兴边区工委、福清县委、永泰县工委、惠安特支、福州工委和仙游党组织。特委先后以福清的樟溪、莆仙边的漈川、福永边的后溪、莆永边的仙溪和莆田壶公山等地为活动中心或特委会议所在地。

1937年2月16日，闽中特委在莆田县洪度村召开会议，研究与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议题。由于叛徒薛文魁出卖，造成特委书记王于洁和委员黄孝敏、潘涛、余长钺、陈炳奎先后被捕，同年6月，均被国民党福建当局杀害于福州。

书 记 王于洁(1935.5--1937.2，烈士)

委 员

黄孝敏(李成)(组织,1935.5--1937.2，列士)

潘 涛(宣传,1935.5--1937,2，烈士)

刘突军(郭隐轸)(军委,1935.5--1937,2)

余长钺(余彭秀)(青委,1935.5--1937.2，烈士）

陈炳奎(祖进)(1935.5--1937.2，烈士)

(二)中共闽中工委(1937.2--1937.7)

1937年2月中特委被破坏后，仅存的特委委员刘突军在莆田广业主持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决定成立闽中工作委员会，继续领导闽中地区的革命斗争。闽中工委先后增辖莆永边区工委和晋南工委。

书 记 刘突军(1937.2--1937.7)

委 员

黄国璋(1937.2--1937.7)

苏 华(女,1937.2--1937.7)

李 刚(李敬文)(1937.6--1937.7)

　　六、中共闽中特(工)委下辖的特支以上党组织

闽中特(工)委先后下辖莆田、福清2个县委，永泰、福州、晋南3个工委以及2个边区委和1个特支。

(一)中共莆田县委(1935.5--1937.7)

1935年5月，恢复莆田县委，隶属于中共闽中特委(后工委)，县委先后下辖广常兴边区工委、莆永边区工委和永泰凤洛党支部。

书 记 林阿郎(1935.5~1937.7)

委 员

郑金照(1935.5--1936.4，烈士)

陈建新(1935.5--1937.7)

黄国璋(1935.5--1937.2)

张伯庭(张廉)(1935.5--1937.7)

下辖:

1.中共广常(莆田广业、常太)兴(仙游兴太)边区工委(1935.12--1936.7)

书 记 陈建新(1935.12--1936.7)

委 员

邱子国(邱春霖)(组织,1935.12--1936.7)

郑金照(宣传,1935.12--1936.4)

陈文通(陈文泰)(1935.12--1936.7)

方子明(方国藩)(1935.12--1936.7)

2.中共黄永边区工委(1937.2--18937.7）

书 记 方子明(1937.2--1937.7)

委 员

陈阿贤(1937.2--19377)

陈四三桽(19372--1937.7)

(二)仙游县党组织(1935.5--1936.5)

1935年5月，仙游县党的组织归闽中特委领导。1936年5月党组织被叛徒破坏后，被迫分散活动。

负责人 罗迎祥(19355--1936.5)

(三)中共福清县委(1935.5--1937.7)

1935年5月，福清中心县委与莆田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闽中特委后，福清县委遂又恢复，隶属于闽中特委，下辖福清北郭和福州协和高级农业职业中学两个党支部。

(名录略)

(四)中共永泰县工委(1935.5--1936.6)

1935年春，黄孝敏、刘突军等开辟了永泰的罗汉里、后溪等游击根据地。同年5月，成立了永泰县工委，归闽中特委领导。1936年3月起，罗汉里根据地屡遭国民党福建当局重兵“围剿”，为保存有生力量，同年6月，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从永泰罗汉里转移至莆田常太。至此永泰县工委消失。

(名录略)

(五)中共惠安特支(1936.8--1937.7)

1936年8月，惠安特支书记曾炉因被国民党地方政府通缉而转移至惠北一带隐蔽活动。时与闽中党组织接上关系。此后，惠安特支接受闽中特委(后工委)领导。

(名录略)

(六)中共福州工委(1936.11--1937.2)

从南方工作委员会(香港)回来的黄尔尊等人，于1936年11月组建福州工委，归闽中特委领导。1937年2月，闽中特委被破坏，工委领导人有的被捕牺牲，有的被迫先后离开。至此，福州工委自行消失。

(名录略)

(七)中共晋(江)南(安)工委(1937.6--937.7)

1937年6月，厦门市工委建议把晋(江)南(安)工委划归闽中工委领导，晋南工委领导人表示接受这一建议。

(名录略)

苏维埃政权组织

中共莆属特委成立之后，闽中地区的革命斗争由反军阀、反捐税转到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30年12月间，成立了外坑乡苏维埃政府。

莆田外坑乡苏维埃政府

(1930.12.9--1930.12底)

1930年12月9日，在莆属特委领导下，前田外坑乡苏维埃政府在宣德宫宜成立，同时成立赤卫队、农会和妇女会，创造了一块纵横20多里的赤色区域了土地革命，同月底，国民党纠集反动武装800多人“进剿”外坑苏区，苏维埃夭折。

编后语：

　　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聆听革命故事，重温红色记忆，缅怀革命历史，感悟初心使命，体会中国道路、政治号召力、组织动员力，是中国共产党最伟大力量。回望过往，才能更好地眺望前方。

用好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要选择好红色的地标。

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红色资源，既是鲜活的历史，也是最生动的教材。形式多样，内容鲜活，才可以入脑入心。启示党员干部汲取信仰之力，坚定政治方向；站稳人民立场，永葆赤子之心；继承优良传统，加强作风建设。

在莆田陈国柱、陈国桢兄弟故居这个红色地标，建立革命事迹陈列馆，建立政治建设培训基地，建立集培训、参与、体验为一体的高校、中小学生党史教育研学基地，展陈莆仙地区共产党人风云激荡的红色时代，坚守理想信念的一生，可以更接地气地感受到“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想追求，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密码和赤诚为民、忘我奉献的血脉基因，扬正气，聚人心，这是青少年成长和成长需求的硬核。

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对党史的深刻总结，更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对共产党员的最高要求”。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是抓实党史学习教育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陈国柱故里山村“急难愁盼”的问题有哪些呢？做为市、区、镇的党政主官，又了解了多少？“三再”学习教育活动，来这里下乡调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