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爱妻淑芳

石牛山

我爱永在

忆爱妻淑芳

我俩于1960年结婚至2020年10月21日永别。风雨同舟60载。回忆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一、相识在双峰四中
1959年3月。我奉调双峰四中任教，并担任校共青团总支书记。
在此，我认识了彭淑芳，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高挑苗条，脸蛋白净秀气。待人温柔和顺。她也是不久以前，从杉木小学调来四中，担任总务室会计，兼图书管理员和卫生室管理员。我闲暇时常去图书馆阅览书刊，她利用送报刊的机会也常来我房间小坐片刻，提出了入团的进步要求。
我在四中工作了一个学期。是年9月3日，我在四中由校长彭仰山与教导主任胡河清（均为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县委宣传部通知我去邵阳地委宣传部举办的理论干部培训班学习，而后参加地委宣传部组织的理教工作组，进驻新邵铁厂蹲点，编写工人学哲学的理论教材。这是具有2000多工人的小高炉炼铁厂。大跃进时期，全国在此召开过现场会。淑芳利用每月给我从四中邮寄工资和粮票的机会，写上三言两语，我俩书来信往，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彼此相爱的情感。她一封长信曾被工作组的同事偷看，被写上“千言万语，情意绵绵”的批语。
从邵阳地委宣传部工作组回县后，我由四中调县委宣传部任理论教员。我分工去金溪公社抓群众学理论的试点，恰巧是双峰四中所在地。
在此，与淑芳接近的机会更多了。从谈人生谈理想，进而无所不谈，直至订下终身。

二、简约的婚礼
1960年7月6日，经组织批准，我俩在金溪公社办公室领取了结婚证。当晚在公社礼堂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由公社组织部长黄仲春做主婚人，四中副校长胡河清做证婚人。公社部分干部和四中部分师生参加了结婚仪式。我们支取了一个月的工资（42元）在供销社买了些饼干和糖果，招待贺喜的宾客。大家鼓掌要我俩表演节目，我唱了一支草原牧歌“百灵鸟双双的飞是为了爱情而唱歌……”应付了事。婚礼上，四中的老师送了一块镜屏，上书“鱼水之欢”。没有接受任何人的礼金和礼物，双方的家长也没有参加这次简约的婚礼。

结婚照

三、淑芳跟我受苦啦
那时候也没什么婚假，无休止的大跃进夜以继日地工作。五风盛行，即一平二调风，浮夸虚报风，强迫命令风，多吃多占风，瞎指挥风。我把基层的实况向县委宋运良书记写了个调查报告，宋书记派监委的刘春发书记去下乡处理，因此得罪了金溪公社刘梅溪书记。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金溪无法工作了，就向县委宣传部提出，要么回学校教书，要么请求下放劳动锻炼。结婚刚一个星期，县委通知我去县里参加下放干部会议。我作为三门干部（家门到校门，校门到工作门）随同县属单位28名干部下放到梓门公社青石大队，担任下放干部大队的大队长。
在此期间，淑芳每个月省下五斤粮票补充我粮食之不足。但还是抵挡不住当时极端艰苦的下放生活。与其他28名干部全都患上了由于营养不良所得的水肿病。淑芳曾两次往返步行60余公里从金溪到青石来看望我。
原定半年的下放时间，提前两个月结束，参加整风整社工作队。我分配在五风严重的杨柳公社双冲大队担任工作组秘书，公共食堂不起火，每餐三两米在住户的磨子上磨成粉子放点水和盐搞米糊糊吃，不到两月，病情更加严重，经领导批准，住到了公社疗养院。这是粮站一个仓库改的，收留了全公社三百多名严重病人，对我还较优待，与管理人员住一间小房。我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写了封信给淑芳，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她从她细哥工作的溪口公社带了些腊肉、干鱼、饼干之类的食品，节约下来的几斤粮票，步行八十余里到杨柳公社来看望我，安慰我。我深受感动，向领导请了几天假送她回县城住了几天。

不久省委整风整社工作队进驻双峰。我调青树坪区栗山大队任工作组组长。后由省委工作队调我到队部工作，生活有所改善，身体也渐见好转。为照顾夫妻关系，把淑芳从四中调到临近的巡司小学工作。由于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身体逐步康复。
此后，五风问题有上面担担子，下面干部放包袱。省委工作队撤走了，恢复区的建制。我分配在吴湾区任宣传干事。淑芳也调到吴湾区印塘公社大埠小学任教。离我蹲点的东华公社联合大队约五公里。她怀孕了，妊娠反应强烈，难以坚持工作，请假去金蚌娘家休养。1962年3月中旬。我接到他的来信。得知她快到临产期了，行动困难。我请蹲点的联合大队会计谢少章和我在一个阴雨天往返30余公里，用一把竹躺椅把他从金蚌抬到县人民医院。
农历3月20日上午十时。一个9斤多重的胖娃娃呱呱坠地了，取名亮飞。我升级当了爸爸，自然高兴。为了兼顾点上工作，我把母子俩安置在我蹲点的联合大队竹吉生产队队长家里。花了16元钱，买了斤猪肉作为坐月子的营养品。当时大队平价供应我三斤茶油，我婉言谢绝了。把我俩结婚时唯一的纪念品一床白色的绒毯卖掉，兑换了一斤茶油。在社员家用30元币买了一袋萝卜晒成萝卜干打汤吃。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也不能多吃多占这是我一贯遵循的信条。

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到1962年秋，中央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作出了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决定。凡1959年参加工作的均列入下放对象，教师队伍亦然。此前有许多人不安心当“一旦萝卜的干部”，“一只鸡婆的干部”，每月工资30元左右，而愿意转回农村了。
区文教助理刘世向我传达了县教育科召开的关于下放教师的会议精神，并列出了吴湾区的下放名单，其中有淑芳的名字。我二话没说，同意带头下放。并很快办好了手续。淑芳由公立编内代课转为民办教师。殊不知，下放只不过是一阵风，三个月后，未下放的就不了了之，以后逐步转正了。
1962年冬，吴湾区委决定调我去十竹公社任秘书，淑芳安排在大桥小学教民办，后调双冲小学，还请了保姆。微薄的工资收入难以为继，加之怀上第二胎，实在无法支持工作。民办教师又是临时工作，无保障。经商量，干脆将户口迁回老家。待后伺机再参加工作。1963年冬，回到了石牛湴田村凼里老家。   

老屋

四、扎根农村17年，顽强拼搏建家业。
淑芳下放回家后，亮飞不到两岁。1964年，农历七月初三，女儿映辉出生了。母子三人，苦度光阴。她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和睦邻里、勤劳节俭、积极向上的高贵品德，在家乡有口皆碑。

那时父亲在家，母亲在茶陵给姐姐带小孩，不时将小孩带回凼里常住。她没半句怨言，还千方百计照顾好父母亲。母亲的户口已转到姐姐处，她跟生产队要求分给父亲一块自留地，父亲高兴极了，父母亲待她也十分关爱。

她对两个小孩的教育十分得法，生活上高度关心，品德上严格要求。亮飞映辉从小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热爱劳动、好学上进的良好品德。家里订的期刊，如少年文艺、小溪流、收获、十月等，养成了孩子课外阅读的良好习惯，为今后升学、就业打好了良好的语文基础。
为了改善住房条件，淑芳省吃俭用，早在1974年就在下湾坨建了一栋明三暗五的墙筑屋。
淑芳回乡时，带着两个年幼的小孩。生产队对这个文质彬彬的弱女子，只评四分底分，同样的妇女却评上七分底分。她干脆不做评工，只做定额。做定额时手脚飞快，赛过其他同等劳力，以后生产队也将她与同等劳力一视同仁。
因为她做过中学的会计，湴田大队就选她当生产队会计，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不久原大队会计调公社联合厂，淑芳就接任了大队会计。由于业务水平高，工作责任心强，她成为石牛区最优秀的大队会计。1969年入党，选上了支部委员，成了当地翘指称赞的妇女基层干部。我在她回乡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参加邵阳洞口社教，带领民工兴修湘黔铁路，很少为她分担家务，她毫无怨言，实属难能可贵。她夜以继日地争分夺秒挣工分，作为四属户不要生产队补助，每年还拿回几百元现金，让人刮目相看。

五、 在文革动乱的非常时期，淑芳坚贞不二地爱护着我。
在文革十年动乱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1968年二月底，我被卷到派性斗争的漩涡中，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坏头头。跟当时县委领导宋、姜、张、秦在全县城乡接受批判斗争。淑芳也被定性为反革命家属，连每户一本的毛主席语录也未发给他，但他始终相信彭嵩岳是忠于党的好干部，绝对不是反革命坏头头。
我去中央文革上访前，淑芳为我筹措资金80元，连夜深间送我去三角峰李章初家躲藏。返回到家已经半夜过后了，她往后门倒洗脚水准备睡觉时，突然有两个人各持一支手枪把她抓住，问“彭嵩岳在哪里把他交出来”，她不动声色的说“他几个月没回家了，我怎么知道？”当时那些人要带她走，我堂弟彭凯泉说“还有两个小孩，还有鸡兔，你们都带走吧。”一起来带路的公社书记李阳春也说情，才没有带她走了。后来得知，这次大抓捕行动来了两部大货车、40多条枪、槽门口架起了两挺机关枪，枪走火还伤了个人的大腿。由于淑芳沉着冷静，他们空手而归。
我去中央文革上访回县后，造反派在县支左办抓住我，关押在原政府大楼。淑芳带着小孩，还备了些干牛肉、鸡蛋等前来看望。我却随县委领导下乡接受批斗了，是事后有人告诉我的，淑芳送的食品也无下落。这样的人间真爱我永远不会忘怀，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往后的平反昭雪，委派我为桥亭公社书记雄辩地证明，彭某不是什么反革命坏头头，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名普通共产党员。

六、几经周折，淑芳结束了17年的下放农村生活，恢复了非农村户口。
1980年，当时农转非是万难万难的。由时任县委书记李海洋向公安局户籍处打招呼，恢复了淑芳的非农村户口。此后，她自强不息，迫于生计，办过文化服务社，到汉寿学习做米粉技术，开过米粉厂，担任过知青安置点中心阁总店的经理。承包过文化馆小卖部、录像队、舞厅，后在食品工业公司当过批发部的经理。还自学缝纫制被套卖。凡是能挣到点收入的活都不辞辛苦，这样多少有点积蓄，为以后改善居住条件做好了准备

劳动模范

七、安闲自在的退休生活
1998年农历10月11日，我年满60岁，及时办理了退休手续，淑芳早五年退休。当时她退休工资285元，以后逐年增加到病故时的2000多元，加上我的总归衣食无忧，略有结余。
我俩十分留恋农村的田园生活，将原来建的墙筑屋加以装修，花了近三万元，倒也舒适惬意，喝的山泉水，吃的自己种的放心蔬菜。养点鸡，禽蛋自给自足。天气晴朗，约几位钓友去水库钓鱼，闲暇时邀几个人打几手不赌钱的字牌，其乐融融。
到2011年，我与邻居们共同努力，修好了公路。翻修房屋接二连三。我们也有点眼红，特别是淑芳，热情很高，倾其所能，和子女一道，历时一年多，搬进了新居。此后又不断完善配套，建成了三弄三层五百多平方的农村别墅，满足了淑芳的心愿。

2018年的第一场雪

八、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2012年2月28日清晨，淑芳感觉头晕脑胀，天旋地转，语言模糊。后来亮飞送往娄底市中心医院症状未缓解，第二天立即送长沙湘雅医院抢救，确诊为小脑和主干血管堵塞，生命垂危，经过23天的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步履艰难继而出现老年痴呆症状。在长沙中心医院和映辉住处康复休养半年之久有所好转，就回老家休养了。子女孝心可嘉，在她病情好转后带她到深圳、张家界、大围山等地游玩，还常抽时间回家看望服侍母亲。淑芳在病中从未痛苦流涕，表现出了顽强的意志。
我知道，淑芳为操持这个家，辛勤劳碌一辈子。应该轮到我侍候他的时候了，家务事种菜养鸡等全包，每天扶着她散步，严防她摔倒，不得有半点闪失。这样年复一年坚持不懈达七年之久。确乎感到年岁已高，力不从心了，才与子女商量，请保姆帮忙一起护理。谁知请保姆竟然是世界难题，在两年时间里，先后请过八名保姆，最长的搞了五个月，一般的两三个月，最短的只住了一个晚上，还有一个做了一天就走了。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是平心静气，客观对待。使每个人都好来好去。淑芳在病情严重时，必须我夜以继日的陪在他身边，半夜醒来呼唤我的名字，只要我答应了，她又能安然入睡。
2020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初五，早上进食时还叫“嵩岳嵩岳”，中午12点还贴紧握住我的手，生怕我离开他，直至晚上九时十分停止了呼吸，还不闭眼，女儿映辉问她“是不是不放心爸爸，我和哥一定要关心照顾好的”，她才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她在病中也曾多次握住我的手说“嵩岳，我走了后，你一定要找一个关心体贴的人作伴，免得我担心呀……”
我热泪盈眶，一气呵成写完了这篇回忆录，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2021年3月10日，农历正月27日

张家界

大围山

张家界

附手稿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