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

李大美爱历史

《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是陕历博馆藏的国宝级文物，中国首批永久性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之一。于1970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
这件银壶通高18.5厘米，口径2.3厘米，腹部长处宽11.1厘米，短处宽9厘米，壁厚9.12厘米，重549克。
银壶整体可以分为壶盖帽、提梁、银链和壶身四个部分。银壶的设计借鉴了当时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壶和马蹬壶的形状。银壶壶身是用整块银板捶碟而成，壶身两面模压有凸出的鎏金舞马纹样，舞马颈系飘带，昂首扬尾，口衔羽觞，作舞蹈状。壶口略呈圆柱状 形体粗短，置于壶身顶端一侧；壶盖为覆莲样式，饰鎏金九瓣花纹，以一条麦穗银链与弧形鎏金提梁链接。壶体下端焊有椭圆形微向外撇的圈足，圈足与壶身连接处装饰有鎏金“同心结”一周。出土时，壶底曾墨书有“十三两半”字样。
整件作品造型饱满，富有张力，线条圆润自然，比例恰当，具有极好的体积感和空间感。局部的鎏金和整体的白银交相辉映，色调格外的和谐，设计非常有艺术品味。唐代文物再无同类器型的金银器存世，所以异常珍贵。
马蹬式壶源于早起契丹人，考古学者一般认为它是契丹文化的代表器物，这种仿制皮囊壶的形式，在辽、金时代的墓中常有发现，但在唐代京城长安出土是首次，也见证着唐朝汉族和契丹等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反应着那个时代大唐兼容并包，豪迈开放的帝国气象。
唐玄宗李隆基的生辰为八月初五，开元十七年左丞相源乾曜及右丞相张说（念月），等人建议以八月初五为千秋节，所以在天宝年间，每逢千秋节，玄宗都会在兴庆宫的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前，举办盛大的宴会，正值开元全盛日之时，此宴会的盛况可想而知，因为玄宗特别爱马，期间便有了舞马助兴，据《明皇杂录》记载，最多时有上百匹马同事表演，动作整齐划一，所有舞马都披着锦绣的马服，颈挂金玲和缨络，踏着《倾杯乐》的节奏翩翩起舞，舞到高潮时，头马会踏上三层高的床板，在其上旋转如飞，下面支撑舞马的是披金戴玉的壮士们；周边围绕的是身着黄衫，系着文玉带姿色俊美的少年乐工。一曲终了，舞马献寿，“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为首的舞马口衔羽觞，来到玄宗面前，前腿直立，后腿屈膝，向玄宗敬酒，舞马也随之喝下，显得训练有素生动可爱，玄宗于是大喜，此时会场的热烈气氛也达到了顶点。。。
然而就是这一番盛世图景，因为缺乏相关的史料记载和实物佐证，在舞马衔杯壶出土之前，都只是人们的臆测，只存在于曾亲眼目睹过舞马祝寿的宰相张说的诗中，他在《舞马千秋万岁禾府词》中描述到“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生动的记述了舞马乐曲终了，衔杯行礼，垂头掉尾沉醉的状态，与银壶上的舞马纹别无二致。
然而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是亘古不变的法则。中国历史封建王朝的顶峰，煌煌的开元盛世，在渔阳鼙鼓的铁蹄声中戛然而止，灰飞烟灭，大唐盛世一去无回，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长安，玄宗仓皇出逃蜀地避难，也就无法顾及这些舞马。由于安禄山曾见过舞马，知其能舞而“心爱之”，于是将数十骑掠回范阳军中。安败亡之后，舞马又辗转归于其大将田承嗣所有，田“不知其技”而视作一般的战马，一次宴乐中，舞马听到音乐，应着节奏起舞，看守军士视为妖孽，用扫帚责打，马以为舞的不好，更加卖力，田承嗣更令军士痛打，就这样，这些技艺超群的舞马被杖毙于马槽之中，其结局令人扼腕叹息。
自此，唐代就再也没有训练舞马。以张说诗作的时间开元十八年到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为止，舞马祝寿至少存在了25年的时间，这只舞马衔杯纹银壶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让今天的我们得以窥此一斑，也为研究唐代宫廷生活、外交礼仪、社会文化和工艺水平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及艺术价值弥足珍贵。
舞马的马蹄声和盛唐时的欢歌笑语都被一场残酷的动乱卷入了历史的烟尘中，如今银壶被后人小心地捧出，似乎冥冥之中，仿佛又听到了千年以前开元盛世时候那歌舞升平、海晏河清的华丽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