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图

李大美爱历史

<h3>《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图》<br>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壁画是出土于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的狩猎出行图,高约两米,长约9米,1971年发掘揭取时,切分为了3块,整幅画的尺寸非常巨大,场面大气,宏伟壮观,记录下了一场唐代皇家出行狩猎的生动场景,是唐墓壁画中的上乘杰作。 <br> 歌舞、马球、狩猎是唐代宫廷贵族们的三大爱好,其中尤以狩猎的等级和规模最为庞大,一次皇家的狩猎,少则几十上百人,多则上千人,持续时间则由一日到五六日不等。<br> 唐代狩猎的方式以骑马射猎为主。快速流动性骑射,需要高超的技术和射技、非凡的胆量和过人的机敏,也最能显示出骑手的勇武不凡,因此技艺高超的的狩猎者往往会受到人们的刮目相看。<br>李唐王朝建立之后,因为自身也有鲜卑的传统和习俗,加之对政权稳固的需要,统治者对武艺、军备极为重视,太宗李世民就把狩猎与国家统一、国泰民安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据《唐会要.搜狩》记载,李世民曾在贞观五年说: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给(己)人足,一乐也;以礼畋狩,弓不虚发,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三乐也。足见太宗皇帝也极喜狩猎。<br> 我们来看此幅壁画,在前半部分里,一共绘有25骑,我们要特别注意为首的这一人,他身着青衣,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此人并没有配箭与箭囊,而且身体比例明显大于旁人,骑着一匹披鬃垂尾的白马,但是从图中的其他马匹我们看出,在唐朝狩猎出于方便的需要,所有马匹的尾巴全都剪半之后扎起,以防互相卷带,但唯独此马不同;而且有专家通过对步伐的分析,这匹马应该是一匹对侧步的走马,这种马骑着鞍背平稳,无前巅后仰之苦,不易产生疲劳,走马在唐代非身份极为尊贵者不能拥有,由以上种种原因推断,此骑马者极有可能是李贤本人,而此幅图就是李贤生前出行狩猎的写照,用壁画的形式把这一瞬间定格在墓室里,永远的陪伴着墓主人,希望这位生前被冤死的太子在另一个世界能远离纷争,活的潇洒惬意一些。<br> 其余的骑手皆头戴黑色䧤头,衣着方面有的身穿翻领胡服,有的身穿圆领袍服,脚蹬皂靴,每个人的动作、形象都不尽相同,富有节奏变化,虽然人物众多,但疏密有致,繁而不乱。<br> 画面的后面一部分用苍劲的笔法绘出了五颗挺拔的大树,布局匀称,勾勒出林荫道上古木森森之感,同时绘有鞍马人物及两只骆驼等殿后轻骑,和前面的狩猎队伍形成了起承转合的关系。这里的几名骑士都是深目高鼻,应为胡人,姿态或转身招呼,或持鞭架骑,神态自然。两匹骆驼一匹单峰,驼峰上倒扣一口三足铁釜;另一匹双峰,背驮柴捆。让人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一幅狩猎之后在青山绿水间就地野炊的画外之画,活灵活现的给人一种丰富的空间感。<br> 图中还出现了猎犬、鹰、鹘(胡),猎豹、猞猁(设立)等一众的动物形象,重现了唐朝皇室狩猎时架鹰带犬的风尚。这些狩猎用的动物大多都是由西域进贡而来,驯兽师也基本上都是胡人。在懿德太子墓的过洞壁画中,就有形象为胡人的架鹰图和训豹图。在西安周边发掘的各个唐朝墓葬里,也出土了大量的胡人驯兽陶俑,给唐朝这一狩猎风尚提供了为数众多佐证。<br> 猎狗是一种波斯犬,俗称细狗,因为体型纤细而得名,时至今日的关中蒲城地区,在元宵、端午、腊八等特定农闲节日,民间依旧保持着一项叫做细狗撵兔的民俗,活动举办时场面浩大,热闹非凡。细狗速度极快,动作敏捷,是猎兔捕鼠的好手,就算在现代举办此项活动,对农业减少兽害,增产增收也有着积极的意义。<br> 鹰和鹘在唐朝是贵族最常豢养的飞禽,嘴尖爪利,捕捉狐狸、兔子最为拿手。<br> 猎豹比普通的豹子小,身长约140厘米,重50~60公斤,但奔跑速度极快,每小时可达100公里以上,一般猎物很难逃脱它那伸缩自如的尖爪子。猞猁是一种猫科的小猛兽,体长约95~105厘米,经过驯养,也可以成为助猎的好手。1991年在西安市东郊霸桥区新筑乡唐金乡县主墓出土了一组彩绘狩猎俑,其中二人架鹰,一人携犬,还有两匹马在鞍后铺圆垫,一匹马的垫子上立一猞猁,另一匹马的垫子上蹲伏猎豹,一如壁画中所见,完全一致。<br>  纵观整幅图,它很巧妙的借助了墓道的斜坡,使这只狩猎的人马,像从古木参天的林中呼啸而出,奔向高处山坡,营造出了一种漫山遍野,人喊马嘶的恢宏场面,仅凭着这一幅壁画,让我们仿佛亲眼见到了一千四百年前唐朝宫廷生活真实的一幕。<br>  狩猎使人忘却烦恼,愉悦身心,成为人精神上的一种追求,齐王李元吉曾说“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由此可见,不管是马球还是狩猎,在唐朝从宗室到朝野上下,人人重武,整个社会风气都洋溢着积极向上,勇于开拓的勃勃生机,才一步步迎来了大唐帝国辉煌绚丽的盛世华章。</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