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生活回忆

zhang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是一个春雷惊天地的年代，是让年轻人重新书写人生的年代，更是一个东风劲吹、气象万千的年代，更是一个令五〇后、六〇后难忘的年代。因为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使一大批有志青年靠真才实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我们有幸赶上了这趟车……弹指一挥间，四十年瞬间即逝，回想起这段特殊的时光和经历，真的令人难以忘怀。

1979年9月1日我被录取进入吴忠师范学习。在那个“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年代能进入到一所中等专业学校读书，对我这个农村娃来说确实是人生命运的一大转折。这意味着从此能端上“铁饭碗”、吃到“皇粮”！也算是一件非常称心如意的事情。

初到这所学校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的图书馆，里面的藏书量很大，正好满足我的“爱书”喜好，所以每周都会到这里借阅。从智力开发类到数学类、从厚厚的小说类到期刊杂志类，那时的我真有点“如饥似渴”，看书的种类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但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这个“爱好”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记得当年入校报到时就领到了厚厚一沓饭票（记得是每人30斤），还有很多课本、作业本等学习用品（包括每人一瓶钢笔水），这些都是完全免费的。吃着免费的饭菜，享受着免费的师范教育，我的内心平添了不少优越感，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也逐渐喜欢上了师范专业(要知道当年人们普遍对教师职业不看好，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从事教师行业)。

身正为师，学高为范

进入师范学习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遇到了一大批非常敬业、甘于奉献的好老师。班主任苗秀琴老师教学严谨，责任心很强。她的文学作品课对作品的分析非常透彻，对人物事件的剖析精准到位。记得她在讲授《挥手之间》一课，由于她对课文的深度理解、绘声绘色的描述和画龙点睛的启发，让我们在座的50位同学仿佛身临其境……看着毛主席登上飞机旋梯、站在机舱门口、举起他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起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举起来，举起来;等到举过了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止在空中，一动不动了……当时的我们俨然就是延安机场的送行人员……课堂异常宁静，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复杂。看着主席带着全国人民的嘱托和期望前往重庆……下课了，我们还深深沉浸在课堂的意境之中。四十多年了，每每读到这篇课文，当时的情景还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半年后，苗老师调回北京，临走前全班同学集资为苗老师送上了一条宁夏灵武绒线厂生产的毛毯做纪念，并和全班同学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音乐老师常文玲，她年轻有活力，由于她带着高度近视眼镜，在最初的课上没少让音乐盲们“欺负”！当时我们完全不懂音乐，最基本的乐理知识都是空白，音乐课的音阶练习、简谱视唱硬生生变成了“数学课”。但凭着她严谨认真的教学风格让我们喜欢上了音乐，时常会看到大家抱着厚厚的《音乐视唱练习曲》课本，在认真的唱、大胆的唱。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一所乡村小学任教，成了学校唯一懂音乐会识谱的人。深感在师范生涯中正是老师对我们的培养教育我们才有了“施展才能”的本领。

物理老师丁佐林，讲课虽带点盐池方言，但他的教学总是能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极大的调动学生学习物理课的兴趣。在教学《光学》内容时，不仅讲解照相机的光学原理，还亲自教给我们摄影技术、照片的冲印技术等。我们拿着学校配发的120相机在校园练习拍照，那种满满的自豪感至今都有印记。每每看到一张张自己亲手拍摄的黑白照片总感到有些自豪，尽管照片取景不好、曝光不足，但就是这样的物理实践课，影响了我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让我深深的喜欢上了摄影艺术。丁老师在讲解“半导体的导电状态”内容时，对电子导电和空穴导电打了形象贴切的比方：影院里的座位如同空穴，影院里的观众如同电子，当影院不满座的时候，就会发生观众的移动，人向前移动，座位就相对向后移动。这就是电子和空穴的相对运动。这就是“半导体”导电的真实形态。他将这一抽象的微观领域的运动形式描绘的形象逼真，四十多年了从不忘记。这在当时没有多媒体等辅助手段的情况下，确实是教师教学的一大创新。正是丁老师的启蒙和引领，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了，由兴趣爱好发展为行业志趣。在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逐步喜欢上了无线电电子技术，业余时间从事家用电器的修理也能让自己的生活五彩斑斓。

这张照片就是当年我们物理课后的“杰作“，自己拍摄，自己冲洗，虽然质量不高，但今天看来却非常珍贵！

学习中，有刘金星老师富有激情的语法修辞课，受益匪浅；还有老骥伏枥的李元吉（姓名可能有误）老师循循善诱的辩证唯物主义常识课；还有王瑞年老师的《梁祝》欣赏课，都让人回味无穷；更有段富贵老师的化学课同样精彩纷呈。这些都是我在人生道路中遇到的一大批宝贵的物质精神财富，正是恩师的肩膀助我在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更好的为我的弟子“传道、授业、解惑”。

尽职尽责的班委成员

班干部是大家最不能忘记的一帮人，他们时不时的要传达老师的旨意、为大家服务。印象最深的就是郭天荣同学，他是我们的劳动生活委员，踏实苦干，每个月都要把50人的饭票亲手发给大家，还不能出差错。每次带大家打扫学校的环境卫生，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那里像老黄牛一样的苦干。

我们的团支部书记杨松林，沉着老练，不仅在学习上给大家做出了勤奋刻苦的楷模示范，在班级生活中也是处处为大家着想。宿舍门口的那张床，冬天寒风吹，夏天蚊虫咬，但他在那张床上一住就是两年，整个宿舍就数他的床铺最“乱”，因为大家一进门都喜欢坐在这张床上下象棋、打扑克。记得临毕业前，他在最后一个班会上，把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送给大家，希望在毕业后某一天大家能再次相聚。

班长魏盛宏在很多班级大事上充分发挥了他的领导才能，如学校运动会人员安排、班级的联谊赛、劳动等事情都安排的很有条理。在宿舍里也是一个幽默大师，更是大家的开心果。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的很多幽默片段，呵呵呵！真的好幽默！

薛玲龙是我们班的大帅哥，同时担任学生会主席。当时学校学生会创办了一份校园周报《大蔓花》很受大家喜欢，我们班每周都能及时阅读到他送来的《大蔓花》。《大蔓花》刊登的作品形式还挺丰富，有诗歌、散文、故事、学校新闻等。当时班里的文学爱好者杨生定、张怀德等同学都积极踊跃为《大蔓花》投稿，在这些同学的引领下，我们班曾一度时间出现了写作投稿的热潮。《大蔓花》也为大家的业余阅读生活增添了色彩。说起帅哥薛玲龙，他还有一个奇特的“发明”，引起了班里爱美男生的关注，他穿的裤子经常是笔挺的，原来奥妙是他把开水装在铝饭盒里，用滚烫的饭盒当熨斗！呵呵呵！熨裤缝效果真的很好！

文艺委员谢亚萍，是班里很阳光的小美女，喜欢音乐，满身的艺术细胞。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上，她的二胡独奏，博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在一起学习的两年时间里总能听到她美丽的歌声

体育委员王永和带领大家上早操，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土，也是十分辛苦难干的一项工作。他为人处世正如他的名字，和班级同学相处比较随和，开口说话笑脸先到，不摆架子脾气好！他代表班级在《黄河大合唱》里演唱“王老七”的角色。旁边的小帅哥就是张建生（张老三）。从此王永和的名字就被“王老七“代替了。我记得当时也是班级里穿“黑皮鞋”较早的一个时髦之人。

自制时髦的“黑”皮鞋

在那个年代，班级里的同学大都来自农村，大部分都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半年后班级里的部分同学眼光开始由“土”变“洋”了，很羡慕邻班帅哥脚上的黑皮鞋。于是班级里不知何时开始了翻新皮鞋的新潮，有人将自己的翻毛皮鞋用砂纸打磨光，然后涂抹上黑色鞋油！这一招还真的能瞒天过海，不仔细看还真的以为是价格昂贵的黑皮鞋（当时一双好点的皮鞋价格大约在二三十元，一般人都是补着穿鞋）。在时尚新潮的影响下，我也赶了一次时髦，将自己的翻毛皮鞋来了个瞬间变脸。短短的几天时间，班级的黑皮鞋顿时增多了。呵呵！上早操的队伍步伐也比以前更加整齐有力了！如今每每想起这段经历都感到当年的幼稚可笑。

我被宿舍同学“恶搞”

记得是在1980年的冬天，我们宿舍里住着16个同学，除了四张高低床，对面还有八张床板，宿舍里还放着几辆自行车，地中间还有火炉子，每天早晨十六个脸盆都是值日生给一字排开，打好洗脸水摆在地下等待大家享用。因此早晨的宿舍比自由市场都拥挤，有些同学只得把自己的洗脸盆放在门外去洗漱。那一次正好我就“中”了恶作剧的招：那天早晨非常冷，我穿着背心端着洗脸盆在门口洗漱，同宿舍的室友不知是谁的馊点子，他们把门从里面插了，隔着玻璃窗偷笑着门外这个“硬汉”，我冻的索索发抖，但还是强打精神在门口蹦蹦跳跳。十几分钟过去了，他们才把门打开。从此我被同宿舍的“恶搞”们贴上了“身体好”的标签。直到二十年同学聚会时，还有人记得当年的这件事。回想起当年的师范生活，充满着无穷的快乐，尤其是每晚熄灯后，大家天南海北的侃大山，新闻的话题总是日新月异，每个人都练就了一副大妈的好口才。有时出现“舌战群儒”的精彩辩论，有时还出现“拉歌咏唱”的音乐海洋。每晚宿舍都会吵闹到十一点以后。而我也从那时喝酒成瘾。正好我住在上铺，天花板的那个洞就是我的秘密。我是：每晚偷偷喝二两，蒙头睡到大天亮，管他房顶谁掀翻，我的日子赛神仙！

女生大显身手包饺子

记得是1980年的夏季，学校安排我们班到九公里的农场去劳动，历时一个月。其实劳动就是浇水、拔草等农活，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干这些活都是熟练工。离开了校园，来到这里日子倒也洒脱。记得有一次灶上吃饺子，抽调了班级里的十多个同学去包饺子，班级里有包饺子的能手，更有擀面皮的高手。女同学大部分都是厨艺能手，她们默默无闻，只看见一个个面团在她们的手下变成了一个个成型的饺子。而部分男同学似乎不擅长干这个，只能在旁边欣赏着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情景，她们包的饺子形状各异，花样繁多。我当时负责擀面皮，速度还是蛮快的。能在农场吃到饺子已经是很荣幸的事了，我也在这次活动中学会不少厨艺。

实习期的收获和愧疚

时间流逝真快，转眼间到了1981年清明节前，我们到利通第二小学参加实习，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到各个班级去听课、上课，很快这帮“大哥哥”就和本班的小朋友打成了一片。大家每天都在精心的准备着每一次的试讲课，有时为了一个问题翻遍了所有的参考书也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还有同学为了一副荷花图片到处寻找，最后不得已只能请同学连夜帮忙画了一副。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教学资料很缺乏，更没有多媒体，老师的上课主要靠自己的一张嘴。上好一堂课真的不容易。我在这次实习时，单独承担了一个班的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原来的班主任老师因病请假）。不仅仅是每天的“上班”时间要和学校同步，更重要的是要管理好这个班级。记得当时实习期快结束时，学校安排老师听我的课，由于紧张的原因，多个授课环节出现瑕疵，但学校最后还是给了一个实习“优秀”的等次。并发给了我一个保温杯作为奖励，并将原班主任每月5元的津贴也发给了我（当时班主任老师的班务津贴是很低的，我记得是每生每月0.125元）。这件事记忆深刻，对我触动很大，愧疚和自责时时袭扰着我。一个月后实习期满，我们要和这帮小同学告别了，他们都依依不舍。

看电影、唱流行歌曲成为时尚

在那个年月文化生活比较单调，电视机很少，更没有见过录音机，所以看电影看电视就成为一种奢侈和新潮。

记得是1981年，我们在学校礼堂观看最高人民法院公审“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实况转播，几百人拥挤在大礼堂看电视（好像还是黑白电视），礼堂很冷。我们迟到的人，只能站在后面的桌子上看满是雪花的黑白图像，声音也很嘈杂。所以只记得有这个事情，但看的内容不是很清楚。

记得还有一次学校安排在吴忠影剧院看电影（好像是发票免费看），电影是《小花》，是由陈冲、刘晓庆、唐国强等主演，剧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一曲《妹妹找哥泪花流》从此在班级开始流行。歌曲的情感色彩虽十分浓厚，但就是没有爱情的色彩。在那个年代的文艺作品和人们思想意识就是这样。当时有喜欢音乐的同学还把曲谱传抄下来，记得我也不甘落后，每发现一首流行歌曲就收集起来，不久一本厚厚的、流行时尚的“歌曲集”就成了掌中之宝。这本“歌曲集”一直保存好多年，最后纸都发黄了，只可惜没有保留下来。

岁月时不我待

如今，离开母校已经四十年了，当年的青春年华、当年的帅哥靓妹，已经被无情的岁月扼杀了。再唱起当年的流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也哑然失色。四十年，似乎也很短，有些同学尚未离开三尺讲台、尚未拍去身上的粉笔灰，就匆匆离开了这个集体；有些同学忙忙碌碌大半生还没有好好的孝敬一下自己的父母，父母却离我们远去；有些同学还没有尽情的享受完青春年少的乐趣，却已经连升两级获得了人生的最高级职称。

未来的岁月值得反思：我们的父母还健在吗？我们是不是尚未报答完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是不是应该常回家看看？自己的爱人健康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挽着爱人的胳膊去浪漫潇洒的逛一次公园？是不是应该在他（她）的生日之时送上一份厚礼呢？四十年的老同学还好吗？好久不见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好的聚一聚？畅想一下过去四十年的岁月时光？

诚然，人生，没有回头路，请珍惜这辈子！感情不等人，健康不等人，时间不等人，余生不等人，趁着美好的时光，珍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