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

弓长双月

《中共沙河历史资料汇编》上是这样记载他的：“1948年春，施长金、杨更金等在代桥一带配合剿匪，活捉匪首王亚庆及土匪多人。李银锁、施长金在后闫湾活捉匪首秦共善及匪30余人”。短短数语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彻夜难眠！有一种使命和责任促使我翻遍与他有关的资料信息，并谨以此美篇献给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们以及后辈子孙。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脚踏实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沙河县1945年8月获得解放，是革命老区，在长期革命战争和工作中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从1947年6月到1949年2月，按照中共中央和区党委安排部署，先后有100多名干部、3000多名战士分三批奉命南下，支援新解放区的各项建设。

1947年6月底，第一批干部随刘邓大军深入到国民党的腹地，开辟大别山根据地。1947年10月，根据前线的需要，再次进行南下干部动员，县里选调了包括姥爷在内的40多名优秀干部带领新兵营400多人，在县救联会主席胡文（邢台县先于人）带领下，于11月初到达临城县进行正规集训整顿。姥爷当年25岁，就这样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义无反顾的告别家乡，随军南下。

姥爷他们被编入新兵团三营（500人），驻扎在祁村乔家店一带。在军事训练方面，主要学习军事技术、战术、指挥等内容；在政治方面，主要学习解放战争的形势、南方民俗民情、少数民族的政策、新区土改政策、俘虏政策、战场纪律、群众纪律、群众工作教育等内容。

集训一个多月后，从临城启程南下，行军到邯郸时部队配发了服装、鞋和武器等，所谓武器即是步兵每人一颗平射炮弹。过黄河后驻张掌一带过春节，并向家里写了信、报了平安。接着又经巨野、郓城、成武、曹城、砀山、永城、亳县、界首到了河南省沈邱县、项城县小塞一带，经过短暂休整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部队。

整编不久上级又来了新的指示精神，凡在原籍本县区担任过村长、武委会主任及排长以上的地方干部，全部分配到地方搞土地改革。姥爷来之前在功德汪村担任的就是村长，正好符合条件，故被重新分配到了土改工作队。带着党的使命，姥爷他们来到泉阳县（安徽省属）代桥一带，开始度过了近两年的土地改革和剿匪的战斗生活。

1948年代桥一带刚被我军解放，社情复杂，土匪活动十分猖獗，群众基础又薄弱，初始的工作充满艰辛。为了解除百姓的后顾之忧，姥爷（任队长）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挨门挨户去访贫问苦，讲形势、讲光明前景，给群众做主、撑腰……逐渐赢得詳众信任后，便组织召开小型忆苦会，尔后由小到大，从思想上激起群众共鸣。广大群众看到有工作队为自己做主，又得到了实惠，便纷纷自觉行动起来，由此土改工作得到迅速开展。

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土地改革筹措军粮、建立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支前运输。姥爷他们的工作队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白天忙碌一天、晚上还要召开碰头会，研究方案对策、解决一些问题，很少能睡个囫囵觉。虽然非常劳累辛苦，但大家伙儿热情高涨，没有一个喊苦叫累的。因为大家都明白自己的使命和担当，都知道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伟大意义。

土改期间，姥爷他们还要同土匪进行斗争。其中有两次被载入史册，一次是活捉匪首王亚庆及土匪多人，另一次是活捉匪首秦共善及土匪30余人。原安徽省泉阳县地处比较偏僻，一些匪徒与地方上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相勾结，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名义成立联防区，实则进行的是反共活动。他们烧杀抢掳，欺压百姓，祸害乡邻，无恶不作。

1948年2月中旬的一天，得到群众举报，说多名土匪聚集在后闫湾村阴谋暴动。姥爷他们立即研究部署围歼方案。该村三面临水、一面为路，易守难攻。为了迷惑麻痹敌人，他们把配备有六五式枪的八九个民兵分成一队，作为主力队；把配备有七五式手枪的民兵分为两组，把守住村子东西两头；让司号员在村西头待命吹冲锋号，把指挥部设在村北边。战斗打响后，让东西两头的民兵分别成一排，统一开枪射击，每人连射三发子弹，效果是让土匪误认为机关枪的声音，来的是大部队；让司号员在村西头吹冲锋号，使土匪误认为指挥部在村西头，按常识一般是在哪里吹冲锋号，指挥部就设在哪里，起到声东击西的作用。再者县区大队都没有号，只有大部队才有，这样也会使土匪误认为参战的是大部队，给其造成一种大兵压境的恐惧心理。一切布置好后，第二天黎明时分，突然枪声大作，号声此起彼伏，土匪们乱作一团，四散逃窜，完全放弃了组织抵抗，从而一举抓获了30多名土匪及头目秦共善。消除了一定的社会危害，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为此，他们土改工作队及全体参战人员（共50人），受到县政府领导的嘉奖表彰，并记了大功。

抓获匪首秦共善不久，姥爷他们又抓获了当地一带恶名远扬的大土匪头子王亚庆。其依仗黑恶势力和国民党政府的撑腰，横行乡里，作恶多端，老百姓早就盼望铲除这个恶霸。抓捕王亚庆还颇费了一番周折。第一次在代桥村将王亚庆抓住，其扮作商人模样，稍不留意让他跑掉了。第二次把其抓住拘押在区政府，当天晚上土匪前来诈降，趁大家去清点上缴的手枪和子弹时，打伤看守人员劫走了王亚庆。第三次接群众举报，说王亚庆返回临泉县小王庄老家，准备向地主富农索要钱财盘缠，计划外逃重整旗鼓。姥爷他们研究决定，挑几个精干人员化妆成便衣进村，让民兵们在村外远处接应，以免人多惊跑他。次日上午十点多，姥爷他们五人把王亚庆堵在家，可能是精神高度紧张，打开了机头，保险并没有打开，结果让其翻墙而逃。但他跑了一段又折回来，怕村外有埋伏，窜到村旁水沟的柳树行里，很快就被赶过来区干队民兵逮住。十几天后，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公判大会，围观群众有数万人之多，宣读完王亚庆的种种罪行后，将其当场枪毙。后来《皖北日报》还登载了活捉王亚庆及公审枪决的报道。

全国解放后，姥爷被调到淮南某地（阜阳专署、淮南煤矿或某县区）工作。1950年正月因家中失大火而返乡，后担任村干部多年。1984年10月因心脏病去世，享年61岁。和他一起战斗过的册井村杨文林，1957年任颖上县副县长，1982年任沙河县人大副主任，1985年离休；马峪村朱梦臣，1964年任祁门县委书记，1970年后任徽州地区粮食局长，1982年离休；山西左权县李银锁，1956年任凤台县委常委农工部长，1982年任阜阳行署专员，1983年任阜阳地委顾问等等。但也有好多战友牺牲在“战场”上，再也没能踏上家乡的土地，再听一次熟悉的乡音。姥爷生前很少提起“南下”的事，生活再难也没向组织上张过口、伸过手……

1984年至2021年，姥爷已离开我们37年了。他的一生虽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物质遗产，但精神遗产却是一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红色财富，是“敢于奉献、砥砺前行”的巨大力量，作为后人的我们应该了解姥爷那一代人的烽火年华，记住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珍惜我们今天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