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明党史有温度之夏营星火启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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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石库门，起步于嘉兴南湖船。那东明县地方党组织的第一盏星火是又在哪里点燃的呢？这就是成立于1929年8月的中共夏营支部，她既是中国共产党在东明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也是在菏泽建立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她的旧址就在我们东明县大屯镇东夏营村西北。说明一下，菏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是1927年10月在菏泽省立第六中学建立的中共曹州支部，而夏营支部是我党在菏泽建立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首先我们总体了解一下夏营支部建立的历史脉络。1929年初，在濮阳中学读书的盛国昌、盛国典兄弟二人在学校接受了马列主义，经管化三（濮阳人，濮阳中学学生，中共党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盛国昌、盛国典兄弟2人在1929年寒暑假期间回村秘密宣传共产党主张，先后发展沈子明、贾计新、李怀道、葛义斋、盛国宦、杨新洁、邱东生、李元起、胡娃子等18名共产党员。8月某日晚，在夏营东北地杨树林内集会，宣布中共夏营支部成立，盛国昌任党支部书记，沈子明任组织委员，贾计新任宣传委员，受濮阳县委领导。该党支部的党员以夏营、五营为中心分布在葛行、大屯、赵真屯、铁炉寨、王屯、游屯等10多个村庄。至此，中共夏营支部肩负起了周边地区革命斗争的组织领导责任，使群众的自发斗争成为党领导的有组织行动，组织领导架户借粮运动，积极筹建武装准备暴动，在东明县东南部的影响不断扩大。

燃烧的青春

盛国昌、盛国典兄弟都是标准的“00”后，分别出生于1909年和1912年，兄弟姐妹一共七人，他们排行老三和老四。在他们的影响下，二哥盛国宦、七妹盛利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了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在当时，盛家也是夏营村数一数二的富裕之家，父亲虽然是一个晚清秀才，但还比较开明，尤其是非常重视教育，刚开始是在家里教儿女们读书写字，后来又把盛国昌、盛国典送到东明县城的县立高级小学读书。这里提一下，东明县立高级小学成立于1912年，前身为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由“漆阳书院”改建的高等小学堂，旧址就在现在县第一实验小学院内，其实从一定角度上讲，东明县第一实验小学也是拥有百年校史的学校了，而一实小毕业的小童鞋们真的可以傲娇一下，毕竟他们很幸运有两位这么杰出的校友前辈。1927年，盛国昌、盛国典兄弟从东明县高小毕业后，考入濮阳县中学学习。在学校学习期间，受进步教师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后经管化三（濮阳人，中共党员）介绍在192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盛国昌20岁，盛国典17岁。这是人的一生中最富有朝气和激情的年龄，特别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那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面对着国家衰败、民族危亡，眼看着民生凋敝、百姓困苦，五四运动的精神激荡着、觉醒着当时的每一个进步青年，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这些怀揣着振兴中华理想、在现实中苦苦求索的年轻人带来了希望、指明了方向。

　　但在1929年，中国当时的革命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中共中央已于1927年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但在中原大地上新军阀连年混战、老百姓民不聊生，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镇压依旧非常残酷毒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盛国昌、盛国典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决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之中。刚入党，他们二人就在寒假返乡期间，利用春节访亲会友、办玩会等方式联络发动底层群众，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秘密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先后发展农民沈子明、李荣华、盛同善、贾计新和在乡小知识分子李怀道、葛义斋为共产党员。在暑假期间，又发展盛国宦、杨新洁、邱东生、胡娃子、胡蒺藜、胡二转等12名党员。可能大家对“办玩会”这种宣传方式不大了解，其实就是农民在闲暇时间聚在一起弹曲唱戏、自娱自乐，据说盛国昌能拉会唱是个好手，按照现在的话说还是个热爱生活的文艺小青年哩。这里真是要感叹一下，盛国昌、盛国典兄弟俩作为二十左右的年轻人，在斗争经验有限的情况下，刚入党就返回家乡发展党员、着手建立党组织，不但意志决心无比坚定，更难能可贵的是工作思路和方法又是如此明确而灵活，毫不教条和死板，目标明确就是在知识分子和进步农民中间进行动员发展工作，同时又充分利用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手段宣传革命主张、发展党员队伍，真的是让如果放在相同年纪下的我们所自愧不如。连他们的七妹盛利在回忆录中都说：两个哥哥放寒暑假回家，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说：“将来的新社会人人平等，没贫没富，大家都有饭吃，谁也不压迫谁。男女平等，妇女也不受压迫。”现在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相信大家还都能深深感受到他们在描述未来新社会时脸上洋溢的光彩和心中炙热的渴望。

卓绝的斗争

1929年8月的某日晚，盛国昌、盛国典等18名共产党员在夏营村东北地杨树林内集会，宣布中共夏营支部成立。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一个关键的背景信息—“杨树林”，是的，东明县第一个党支部就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甚至艰难的环境下成立的，一方面确实当时各方面物质条件比较简陋，没有能力找到好的会议地点；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当时革命斗争非常残酷，党的活动都是地下开展的，而杨树林又是这样一个便于隐蔽、又便于疏散的场所，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会议举办地点，所以说盛国昌、盛国典兄弟在创建中共夏营支部过程中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确保万无一失的，毕竟干革命可不是请客吃饭，是冒着巨大危险甚至是随时准备牺牲的。这里也提个建议，如果地方上要建设中共夏营支部纪念设施的话，可以考虑复建起这样一个杨树林，让现在的人们能亲身重温一下那个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历史岁月。可就是在这样一个严峻残酷的斗争形势下，中共夏营支部成立后丝毫没有畏手畏脚、不敢作为，而是坚持党的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周边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活动。

中共夏营支部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开展“架户借粮”斗争。1929年是极为多灾动荡的一年，春天大旱、夏初大霜、秋天大涝，东明受灾严重，又加上中原大地战云密布，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等军阀的中原大战即将展开，各派势力纷纷在县境之内要粮、索款、抓夫，东明县内老百姓们更加啼饥号寒、苦不堪言，十有八九断了炊烟、受到饥荒的威胁，贫苦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共夏营支部根据这一形势，积极响应濮阳县委的指示，组织群众开展“架户借粮”运动，领导灾民抗税、抗捐、抗租、抗债，帮助广大灾民渡过灾荒。说明一下，当时中共东明县委尚未成立，中共夏营支部的工作受濮阳县委领导。盛国昌、盛国典兄弟俩以身作则，首先说服自己的父亲拿出粮食救济本村灾民，并组织其他党员到周边村开展“架户借粮”斗争。这里说的“架户借粮”指的是在党的领导下，将农民组织起来，集体向本村恶霸地主施压，让地主献出粮食钱财救济灾民、赈灾度荒。赵真屯村共产党员李怀道回村后，立即组织成立农民互济会，向本村地主、村长李喜郎算账借粮，李喜朗被迫献粮20石、大洋120元用于赈灾救济。就这样，县境内的“架户借粮”斗争迅速点燃起来，一些灾民纷纷自行组织起来到地主家借粮吃大户。

中共夏营支部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引导组织“农民暴动”。1930年5月，张五（今牡丹区李八老村人）、刘进甲等人先后在李八老、范士屯等地竖起“杀富济贫”的大旗，组建侠义军，举行武装暴动。当时，蒋、冯、阎正在中原混战，他们只顾占地盘、刮地皮，东明陷入混乱，一年内国民党东明县连换了14次县长，也就是说平均一个月一个还多两个，可以看出当时的时局有多混乱，所以根本无暇顾及这次农民暴动。6月，中共夏营支部研究决定派李怀道、李元起加入张五部，胡娃子、胡蒺藜加入刘进甲部，并取得了部分领导权。中共濮阳县委将东明、长垣地区联络农民武装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共直南特委。中共直南特委（直南是指直隶南部，东明在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都归直隶即现在的河北省管辖）决定以东明、长垣地区的农民武装为基础组建红军第26军独立师。11月，中共顺直省委（顺直是指顺天府和直隶，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天津和北京三省市的区域）派来一位姓侯的党代表经中共夏营支部引荐进入张五部，不久，张五、孙秉寅两部共1000余人、800余支枪，集结于马厂，宣布成立红军第26军独立师。真的没想到在东明这片土地还诞生过红军，着实让我们这些后辈深感自豪。1932年10月，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陈源道来到夏营传达了开展游击战的指示。中共夏营支部研究决定，由盛国宦出面买枪，胡蒺藜、李怀道、葛义斋侦察附近各村民团情况，李仙堂、杨新洁等制造手榴弹、炸弹。盛国典以办玩会的名义购买了一套锣鼓家什，盛家前院整天敲敲打打锣鼓喧天，以此来掩护李仙堂等在后院制造手榴弹、炸弹。同时盛国宦以组织护院的名义从牛口枪械修理所购买了七九式步枪12支、子弹100发。贾计新和盛乾生以盛家护院队队员身份，吸收青年，发展队员。1933年4月，濮阳中心县委书记梁宝森来夏营查看武器购买情况，并指示等到姚家、两门暴动成功后，中共夏营支部带队前去会合。8月初，黄河从北岸决堤，姚家村被淹，庄稼颗粒无收，当地农户陷入饥饿绝境，于是党组织决定准备进行武装暴动。中共夏营支部先后为姚家暴动提供了长短枪12支、手榴弹100余枚。年底，由于姚家暴动计划泄露，暴动被迫提前，但当中共夏营支部带领参加暴动人员到达黄河南岸时，姚家暴动已经失败，参加人员不得不分散潜回夏营。其实总体上看，中共夏营支部配合姚家暴动的相关行动，无论是组织还是执行都是比较严密周全的，但还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取得成功，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敌我斗争还是非常激烈和残酷。1934年2月6日，中共濮阳中心县委委员张大田赶到夏营，通知由于姚家暴动失败，要求中共夏营支部隐蔽起来、等待时机。于是中共夏营支部从此暂时停止了组织活动，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

在此期间，1930年夏盛国昌和盛国典一起从濮阳中学毕业，盛国典按照党组织指示考入天津工业学院，而盛国昌回到东明，一方面继续主持中共夏营支部的工作，另一方面在东明县教育界进行革命宣传发动。这里有个细节，那就是盛国昌、盛国典在发展党员、创立党组织和开展革命斗争这么繁重的工作任务情况下，还在濮阳县中学刻苦求学、顺利毕业并考入高等学府，真正做到了工作学习两不误，既是革命斗争的勇士又是发奋学习的学霸，实在让人钦佩。1931年春，盛国昌和于绍孟、杨廷钧等中共党员成立在乡学生会，倡导自由创办私立小学。国民党东明县教育局迫于社会压力，答应给办得好的私立小学立案，同时每年发放办公经费30大洋。于是盛国昌利用自家的客厅作教室，创办了盛氏小学，1932年4月改为志同小学。村长盛复林为名誉校长，盛国昌为校长，邱东生、盛乾生、戴敬修为教员，分日夜两班，白天为全日制小学，夜晚为农民夜校。通过办学，占领了思想阵地，培养了骨干力量，使夏营成为坚不可摧的红色堡垒。这里有一个小建议，其实现在我们大屯镇的中心小学可以将“志同小学”的名字继承下来，一方面可以增强学校的历史文化底蕴、提升集体荣誉感，另一方面对于学校师生开展革命教育、传承红色基因也是不可多得的生动教材和独有资源。1932年，盛国昌在县城多方联系，精心谋划，积极团结进步人士，并与国民党东明县政府、教育局、警察局等周旋，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在国民党县乡警察队伍里也发展安排了地下工作者，同时为进步青年贾丙乾的印刷厂购买了设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其提供了资金和技术，使贾丙乾的印刷厂成为革命宣传资料印刷的重要阵地。

坚定的足迹

1934年姚家暴动的失败暴露了我党在直隶（今河北省）南部的力量，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加大了围剿封锁力度，在暴动中心区制造白色恐怖，实行法西斯统治，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特别让人唏嘘的是中共夏营支部党员盛国宦同志的事迹，由于支援姚家暴动的物资都由盛国宦出面筹措的，所以暴动失败后，讨债者纷纷上门。盛国宦家已资不抵债，身份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按照濮阳中心县委的安排，盛国宦携带妻女出走山西。盛国宦在出走山西途中，贫病交加，先卖掉了大女儿，后又将二女儿送给别人当童养媳，最后客死他乡。在无尽感慨中让人稍感安慰的是，根据有关材料显示，后来党组织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盛国宦同志的二女儿，并送还给她的姑姑进行抚养，但大女儿却从此杳无音信、再也没有回到亲人身边。有时候，也在想我们一个个平凡人是不是注定只是历史故事的背景板和路人甲，我想盛国宦先烈已经用行动给了我们答案，纵然是平淡若一滴水只要有信念、有坚持就能激荡碰起属于自己的那朵生命浪花，其实不正是这亿万朵的浪花才共同汇聚成了澎湃恢宏的历史大潮吗？此外，在1929年至1936年的八年间，盛国昌为了筹集革命经费，陆续把家里、县城两处院子、楼房、农田及门市卖掉，所得钱款全部无偿支援了革命。可以说，盛家兄弟把全部家当钱财乃至生命都无私奉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

1935年春，在天津学成的盛国典带着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发动组织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回到东明，中共夏营支部研究决定让李怀道全权负责游击队筹建工作。李怀道一边典卖家产购买枪支，一边四处联络和收集张五部溃散在东明东南的人和枪，于当年夏天组建了一支50余人的游击队。游击队员夜聚明散，向地主借枪借粮，积蓄力量扩大队伍，准备建立赤色根据地。这支队伍引起了国民党东明县政府的注意，经常指使地方民团到县东南“清乡”“扫荡”。与此同时，为掩护革命工作，盛国典应聘为国民党东明县政府建设科总技术师兼平民工厂经理，以筹建纺纱厂为名，在东明县城创办了半工半读的平民职业学校，以此为掩护，先后发展共产党员10余名。秋，游击队员胡群居外出违规带枪，被民团发现被捕。在诱骗和严刑逼供下，他供出了李怀道。李怀道等30多名游击队员被秘密逮捕，在严刑逼供下，李怀道双腿被打断，最后以“欺乡扰民”的罪名被关进监狱。胡群居叛变致使支良田、支延鹤、汪发祥、张海月、赵河修等人陆续被捕。支延鹤、汪发祥、赵河修被残忍杀害，支良田、张海月被关押狱中，张清克英勇反抗、壮烈牺牲，盛国典也被迫出走天津。

1935年底，东明县各校师生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纷纷上街宣传抗日，声援北平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救亡呼声遍及全县。1936年春，在东明县教育界做地下党工作的盛国昌等人行动被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侦悉，密电国民党东明县政府缉拿盛国昌、程伦卿、杨廷钧等人。得知这一情报后，盛国昌等10余名共产党员被迫离开东明。恰在此时，国民党26军来棒张寨招兵，党组织随即安排盛国昌、尚子茂打入国民党26军，开展兵运工作。鉴于兵运工作十分凶险，党组织安排盛国昌去延安工作，但他坚拒并决心在国民党部队潜伏下来、发挥更大的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后，盛国昌跟随国民党26军在保定一带与日军作战，边战边退，10月在娘子关战役中遭受日军敌机轰炸、壮烈牺牲。有人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延绵至今未曾中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有着强烈的祖先崇拜，始终把伟大先人名字和思想刻在碑上、记在心里，一旦中华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总有一些中华儿女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这是因为有无数伟大先人的精神附着在他们身上、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无论认不认同这种观点，但我始终相信人的思想是可以传承的、民族精神是不断充实的，盛国昌虽然早已远去，但他的事迹、他的精神却始终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永远铭记“盛国昌”这个名字吧，如果咱东明人有缘到山西娘子关的话，请随手摘一朵野花凭吊一下盛国昌烈士，告诉他东明人民始终惦念着他、怀念着他，无论他在异地他乡，永远都是东明人民的英雄儿女。

1937年9月，暂避天津的盛国典受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指派，返回东明筹建起义队伍，准备参加冀东暴动。盛国典回到夏营后，变卖家产购买枪支，交于张学增、游秀峰筹建游击队，之后张学增在吕陵集拉起近300余人的游击队。1938年10月，中共直南特委（临时）书记刘大风来东明，指示盛国典筹建中共东明县工作委员会，此时他病重卧床，由共产党员杨新洁用木轮车推着赶往东明县城找到穆文平，共同谋划中共东明县工委筹建工作。恰在此时，共产党员张恩桐由开封返回东明，在前去看望盛国典时接上了组织关系。盛国典经过慎重考虑，将筹建中共东明县工委的这副重担交给了张恩桐。张恩桐经多方联络找到了一些党员，于10月末在夏营成立了中共东明县工作委员会，张恩桐任书记，于绍孟、李宜亭、穆文平为委员。中共东明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恢复了中共夏营支部的组织生活，陆续建立了五营、游屯等党支部，各党支部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公开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1月，中共东明县工作委员会通过各种渠道给国民党东明县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当局全面执行第二次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的协议，迫使其释放了李怀道、支良田、葛义斋等共产党员。1938年5月，日军进入东明东南部，对地里干活的百姓当成活靶打，激怒了群众，戮杀了日本掉队士兵与游骑。日军实行疯狂报复，血洗了万家村，烧杀了五营、夏营一带的村庄。日军占领东明后，得知盛国典日语很好，三次请其出来帮助日本人做事，并允诺只要给日本人做事，就可以给盛国典免费看病。但都被盛国典坚决回绝，宁可病死也不会给日本人办事。1938年6月，因过度奔波劳累、病情骤然加重，家徒四壁却始终心系革命的盛国典病逝，时年才仅仅26岁。“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历史就是这样，既让你壮怀激烈、豪情壮志，又让你时不我待、无限感慨。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遗憾和无奈，可盛国典却始终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依然斗争到人生的最后一刻，燃烧到生命中最后一息，用他的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

　　1938年10月初，中共东明县委员会成立，张华任书记，张恩桐任组织部长。1939年3月，上级党委派郭坦、朱天德到夏营与盛东明接上了组织关系。二区区委书记耿宏住进夏营，帮助盛东明恢复其他老党员的组织生活，重建中共夏营支部。1939年4月初，中共夏营支部重新建立，盛东明任书记，李荣华、贾计新为委员。党支部以村救国会的名义开展工作，整顿健全了村救国会组织，创办了抗日救亡小学。中共夏营支部虽然只是中国共产党在东明县建立的党组织中一支小小星火，却迅速燃成燎原之势，成为当时引领东明及周边革命斗争的一面旗帜，更开启了东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干革命得解放、抓建设求发展、勇改革谋复兴的伟大征程。

听海声：每每重温这段夏营支部创建发展的历史，总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些革命先辈们身上所散发着的浓浓少年气，不关年龄，更不关身份，他们心中都深藏着关于中国未来的伟大梦想，也有怀揣着对后辈幸福的美好渴望。为了这份梦想和渴望，他们不曾畏惧任何的艰难困苦，也敢于同任何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去作斗争，在重重危险面前可以舍弃所有的一切，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可能在某些人眼中，他们只是一群太过理想主义、不计现实得失的少年。可正是和他们一样的万千少年，铸就了我们的新中国，力行了改革开放，开创了而今的伟大复兴。正如梁启超的名篇《少年中国说》所写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望着革命先烈们渐行渐远却依旧挺拔的身影，我们想坚定而豪迈地对他们说：“种花国泰民安，终于如君所愿。建党今已百年，我辈仍是少年。”

又见乱海秉笔于漆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