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春秋—施恒的革命人生

任小涛

人物介绍：施桓，今年92岁，深圳工行离休干部。风雨如晦年代，她是学运带头人和党的地下工作者，惊心动魄无间道；追求光明，奔赴革命队伍，娇弱女子茧变战地黄花；烽火硝烟、枪林弹雨，现代花木兰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用生命守护共和国诞生，凝望首面五星红旗升起在南方的蓝天；和平建设时期，铿锵玫瑰，砥砺前行，为人民服务甘当老黄牛；改革开放再出发，尘土飞扬中勇当开荒牛；退休不褪色，皓首热血，丹心向阳，献余热，献爱心，老兵也是最美女神！

深圳工行离休干部施恒

　　 巾帼春秋

--施桓的革命人生

施桓自述 （任小涛整理）

一，我的童年

　　1929年农历七月初九，我诞生在广州市百灵路，取名施百灵。1935年施百灵入读广东省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父母期望我将来能成为少年英才，因而改名为施少英。

　　施家祖先是颇有名气的家族，三代先后有人考取了惠州府地贡生。接连三代都有人考取贡生功名。当时科举考试以府郡为片，贡生考试三年一次，一次只录取一名。接连三代都有人考取贡生功名，这在全国都罕见。文革前在我们家祖屋的门楼就还挂有清代朝廷颁发的“三代明经”牌匾，可惜此牌匾在文化大革命时被造反派以破四旧为由劈掉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入侵我中华，飞机轮番轰炸广东省府广州，因而于1938年的秋天，在伯母的携带下，我与姐姐、弟弟回祖籍海丰定居，父母同哥哥、嫂嫂去了香港，在深水埗开了一间联昌发杂货店。不久父亲因病也回了海丰治病。1941年，父亲因病早逝，当时才53岁，也是我小学毕业之时。因父亲去世，家里主要经济支柱倒了，家道中落，没人支持我上初中，只好辍学。为了维持生计，在海丰东门头城内开了间杂货店，我和五哥两人负责，从进货到销售全包。每天早晨买60斤糙米挑回店里。年仅13岁的我，天天都要挑这60斤的米，却从不叫苦叫累，当时我被邻里赞誉为“算盘精，厘鼎明”、聪明伶俐。

　　这样过了三年，家里店里有五哥和亲戚来帮忙，经济情况稍微好转，我也不用再去挑米，我便极力要求复学，得到了家长的同意，于1944年春考入海丰中学竹班（春季班），刚刚入学，海丰就沦陷了，学校搬到黄羌石头坪。至1947年七月毕业，共读了3年半的初中。

　　1945年日本人入侵海丰后，烧杀抢掠，轮奸妇女、无恶不作。当时家里人怕我出事，帮我剪了个男装发型，穿上我哥哥的衣服，扮成个假小子。有一天，一小队鬼子进了我们村，其中有两个进了我家大院，并在我嫂子房间掠走了两床较好的被褥，放在禾堂的椅子上，这时我心有不甘，于是上前去说了句刚学的日语“乌狗去吃屎”（日语意思是客气话，实际是骂了他），然后机智地指了指禾堂的另一入口，意思叫他们往另一边去找。当他们转身进去后，我立刻返回将椅子上被掠夺的被褥拿走，刚好这时他们队伍集合的哨子吹响了，两名鬼子匆匆走了，之后，家里人把我骂傻了，问我要两床被褥还是要命。

二，学生时代

　　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可是国民党又提出“勘乱建国”、“攘外必须安内”的口号，其实质就是对付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们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暗地里的反驳词是“勘乱勘乱，越勘越乱”。我曾写过一篇作文，题为“到处有苍蝇”，是影射国民党的腐败，贪污腐化，该作文受到语文老师陈宣扬的赞扬，并引导和鼓励了我。

1947年秋，初中毕业了，我想尽办法重新回到广州，考入了国立第二侨民师范学校，这是我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侨二师被国民党认为是一所“培养共产党干部的训练班”而急急停办的学校，确切的说，侨二师就是“革命的大熔炉”。

　　广州市解放前夕，国民党以侨二师是培养共产党骨干的基地把学校解散了，但地下党紧接着把校内的学联成员分别安插入国民党的陆軍医院，电力厂、纺织厂及一些学校，以工人、护士、学生等身份暗地里发动群众做好迎接广州解放的准备工作。

　　学校政治气氛浓厚，1948年10月，由林仙风同学介绍参加了爱国民主协会（即地下学联，地下学联是党的地下组织，中组部认定参加地下学联视同参加革命工作），从此我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在校期间贴标语，发传单，阅读进步书籍，还参加了进步话剧的演出。

三，参加学运

　　我参加爱国民主协会后，接受组织给予的任务，晚上偷偷的将一些揭露国民党黑暗面目的传单放置到同学们的书桌柜桶里，以启发同学们认清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达到唤醒人民群众的目的。

　　国民党统治下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政府官员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当时学校就是把教育部发下来的经费扣押不发给学生，以致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甚至没米吃，人人惶惶不可终日。地下党根据当时情况，通过地下学联启发，引导同学们以学生自治会牵头开展一场“断炊拍卖”运动，同学们捐出衣服，床单等生活用品，向社会拍买。

1948年12月15日学生们推着板车，到市区拍卖生活用品，从大岗园步行至市区，到中山路、上下九、长堤等地，沿途散发《告社会各界人士书》，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大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舆论，运动轰动了全广州市以及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纷纷发出声援。

1948年12月15日，广州，国立第二侨民师范学校开展以“断饮拍买”为名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当天我和部分同学受委托作为学生代表和学校进行谈判，谈判无结果，不欢而散，这也是意料中，也由于我们这些代表参加了谈判，最终被列入了黑名单。

　　那段时间，晚上为防止国民党特务的袭击，同学们分组进行巡逻卫校，有的持木棍，有的拿面盘，一有情况就击盘为号集体抵抗。被列入黑名单的同学，外出时格外警惕，时常防备被人跟踪，要走入人群甩掉尾巴。

　　通过这次拍卖运动，起到了揭露和孤立国民党反动派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侨二师学生爱国救国的政治觉悟，同学们更加团结了，同学们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就在这次学运后先后奔赴解放区和革命战场。

四，投笔从戎

　　1949年4月29日下午，学校某女生宿舍的同学们唱起了一首含暗语的送别歌，歌词使用粤语，歌词是：“太阳做我地既向导，大风吹起出发既前奏，我地又到咗再分开的时候，我们分开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走”，同宿舍的我和汤琼欢两位同学有新任务要到解放区去，当时环境不可能拥抱或握手道别，只有通过唱这首歌和大家暗地里道别就是了。

我们乘火车到香港，到香港的新民主义出版社取得联系（介绍信），然后乘船到汕尾陆丰的新田，由新田交通站派人再带我们到河田，粤赣湘边纵队的司令部报到。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改用施桓这个名字。

我们被编入政治大队集训，学习内容是形势教育，以及如何开展民运工作，白天上课，晚上组织群众教识字，唱歌等，结业后到司令部属下的供给处工作，主要是负责枪支弹药，被服等。将后方送来的被服，分送到各个连队去，每次打胜仗后打扫战场，收集起缴获的枪支弹药分发到各个连队，有时战斗中做后援，冒着枪林弹雨把弹药及时送到阵地上。

后排左起第二位为施桓

施桓在根据地的照片

　　千里奔袭忙，关山度若飞。我跟随部队转战各地，爬山涉水，风餐露宿，步履匆匆。我参加了好几次战役，在战火中锻炼成长，经受血与火的考验，淬炼成钢。

印象较深的还是石坝战役，是在1949年中秋前，和国民党196师打，这是一场硬仗，鏖战了一天，我们最终胜利了，牺牲了很多年轻战士，但国民党兵的伤亡更惨重。我们扎营晚饭后，我感觉满身汗，迫不及待想冲个凉，正好我们扎营的祠堂前是一个大鱼塘，我上前便跳下鱼塘去，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天色昏暗，看不清池塘里有什么东西，跳下塘后感觉有股难闻的臭味，左右都好像有物件在碰撞，仔细一看，原来是有不少的国民党兵的尸体在漂浮着，恶心死了，我马上跳上岸，在附近找到一口水井，一连打了十几桶井水从头往下浇洗，当天晚上整晚都睡不着觉。

英姿飒爽，烽火青春。

　　1949年10月1日，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博罗的古竹镇，此时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当晚在大操场举行了第一个国庆庆祝大会，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用香与竹扎成舞龙，点燃后在广场上舞动，我们一片欢呼雀跃，喜极两泣，欢呼人民政权新生。

五，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50年3月我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在中山参加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正好被分配到珠江专署建设处，而这个时候，部队有近200个小战士，原来的担任通讯员的，年纪小，又没有文化，组织上决定将他们集中起来进行培训，所以把他们安排成立一个珠江农场，一边从事农业、果园生产，一边补习文化课。 1950年4月1日，我被分配到该农场，既当出纳，又当文化教员。
　　之后几年，因工作需要，我先后在中山、江门、佛山、肇庆、惠阳工作，先后任肇庆专署农林办秘书组副组长、水利局行政科副科长，物资局燃料公司副经理，惠阳地区税务局税证科副科长，一句话就是：党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组织叫干啥我就干啥，没有任何怨言。

　　期间曾于1958年3月，将未断奶的三女儿交给婆婆，到肇庆市外坑当生产队长，当时由于膝盖关节发炎，行动不便，是扶着竹棍下田，实在痛的不行就到医疗室打封闭针，止痛后又继续下田劳动，连续几次后实在无法动弹后才住进医院。

在肇庆物资局燃料公司任职期间，我经常与男同志一起台山白砂煤矿，戴上安全帽到矿井下检查生产。1962年春，鼎湖山发生山火，正好局长出差去了省里开会，局长出差由我负责局里工作，救火领导要带头，当时我怀了3个多月的身孕，但我没有以此推脱，二话没说，带着局里的同志冲到山上灭火，最后大伙齐心协力把山火灭了，次日我累倒在床起不来，腹中的胎儿不幸流产……

　　人生道路不是一帆风顺，必然有坎坷。由于家庭出身及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我曾被人诬为叛徒特务，遭到一些不公平待遇。1968年至1972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干校期间种过菜，养过猪，当过炊事员和班长，在炊事班工作期间，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升着煤炉，搓面做馒头包点早餐，几百人一天二餐，一锅饭就上百斤米，下锅时人不够高，要踩上凳子上才能下米，日日如是，也不容许说个不字，只有硬扛。1970年初，我怀上了小儿子，照样挺着大肚子下地劳动，直到临盆才离开干校。

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坚信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原则，坚信春天一定会来临。虽然过程中受到一些委屈，但有家人做坚强后盾，我仍然坦荡做人，乐观做事，始终没有放弃理想和信念。

革命的夫妻，人生好伴侣。

　　在惠阳地区税务局税政科工作，经常头顶烈日，骑着自行车深入烟地，蔗田，糖厂，酒厂调查研究，帮助解决问题。有一次晚上中暑发烧，为不吵醒同事，把两个暖瓶的开水都喝光了，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天亮了，烧也退了，我像没事一样继续骑着28寸自行车和大家一起上路了。

六，改革开放，重新出发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春风吹遍大江南北。1979年，深圳市成立，需要大批干部，我和老伴支援深圳建设，从惠阳地区调入当时还是一片黄土的深圳，投身特区建设，甘当开荒牛。1979年8月，在深圳人民银行会计科任科长。

　　其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加快，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专业银行体系最终确立。这时，我从深圳人民银行调到深圳工商银行工作，任营业部首任主任。

　　在工行工作期间，在平凡岗位我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每天我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打水、扫地、抹桌子，基本是我工作前的第一件事，这些事情做完，才到上班时间，同志们也都来了，每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单位时常有发放物资福利，我都是让同志们先拿，自己最后才拿，如果遇到少量的，就让给别人，自己不要。同志们都很爱戴我，每年的年终考核评比打分，我的得分很高，连年获奖。

　　1984年7月，我年满55周岁，已经到了离职休养的年纪了，正遇上要筹建党委办公室，刘鉴庭行长找我谈话，希望我能留下来负责党委办的筹建工作，我毅然答应了。至1985年7月刘鉴庭行长再次征求我的意见，是否一定要离开工作岗位，是否可办手续后再留下来干一段时间。我很干脆的答复了，一直上班上到1985年12月31日，我才正式离开深圳工行工作岗位。

七，退休后

　　退休后，我担任离退休人员党支部书记，并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发挥余热。

　　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来袭，牵动十几亿国人的心。病毒无情，人间有爱。我作为老党员，为善不甘人后，为国分忧，奉献爱心，惦记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在社区中，为疫区捐款一万元,又在所在单位离退休支部捐款一千元，以90岁的高龄报名参加志愿者服务。

　　我在9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经历了各种重大事件，见证了我们国家从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到真正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将近百年的历程，我坚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会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我要感谢党对我的培养教育，让一个幼稚的女孩，走上革命道路。纵有逆境困境，也自始至终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守共产党员的理想追求。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党就没有我这一生。

莫道桑榆非晚，为霞尚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