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啦街”之梦

尹景羽

我做了一个梦

1968年文革高烧未退之际，我18岁初中毕业回乡务农。当时正是农村改革之前“大帮哄”的年月，尽管我铲地“花达板代冒锄”“拉草不拉人”，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累个贼死，可还是常常拉在后边“打狼，”跟不上大帮。
“歇头气了！”打头的这句话，在我当时听来，那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了。我头枕着锄杠，躺在地头绿茸茸的草地上，盖着悠悠的蓝天白云，眼睛一闭就过了“二道岭。”
我做了一个梦：我填了一张表，并揣着它来到了让我眼神不够用的牡丹江大城市，走进了像宫殿一样的《牡丹江日报》社大楼，我当上了记者……

天幕上那火辣辣的太阳把我烤醒，想着这南柯一梦，心灵深处似乎升起了淡淡的曙光。可坐在这锄杠上，望着那蒸腾着暑气，一眼望不到头的大长垄，心想，这啥时候是个头呢！
浩瀚兴凯湖畔的蜂蜜山上，野蜂成群，山花烂漫时节，蜂蜜顺着山崖流淌，密山县便因此而得名。可我所在的杨木岗乡朝阳三队，生活没有一丝甜蜜，家家的日子过得都挺苦涩。 波烟浩渺的兴凯湖宛如大海 醉美蜂蜜山高峻挺拔郁郁葱葱 这里是全密山县最偏远的村庄，地处中俄边境的北大荒腹地，人们都管它叫“啦啦街”，东西十好几里哩哩啦啦没几户人家，离公社10多里地，公社所在地离县城120多里。
从我老爹这一辈往上数，这个家族没有人显贵，都是土里刨食，地垄沟捡豆包。我的老父老母一天书没念，扁担横在地上，不知道念一。但倔强不屈，都有一身的力气。虽然腰一年年弯下去，但欠生产队的三角债却越摞越高。自打我记事儿起，就没在生产队见过回头钱。 与老母亲在一起 我家姊妹6个，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砸锅卖铁，也得让成子（乳名）上学呀，就这么一个。”老两口躺在炕上合计着。
于是，养口猪，一年到头舍不得杀；眼巴巴盯着小鸡屁股下几个蛋，哪舍得吃啊！口挪肚攒几个钱，供儿子上学。邻居王大姑家的老六与我年龄般对般，王大姑拖着他，他狼哇地叫唤，不愿上学。我却乐颠颠地背上了书包，走进了学校。 作者就是在这样的茅草屋中长大 远离父母上中学

卑贱的出身，穷苦的生活，赐予我一颗孤独、内向、怯懦的心。但我在屯里是最懂事、听话、不打架、不骂人，不尿尿和泥的好孩子。自打上学的第一天起，我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第一名。 老父亲生前和孙儿去放牛 站在老妈后面的是她的5个女儿，并排左是她的老妹妹，今年已经90岁。 我老母亲聪明、漂亮，爱唱歌，记忆超群。因为她把冬学扫盲时认识的几个庄稼字教给我，小学一年级课本上的米面豆子，棉花布衣服，我全会，老师总表扬，我因此偏科语文。夏天，放学后或节假日，房后菜园子里的屋檐下，门前用木架子搭起来的苞米楼子上，简直就是我的天堂。这地方凉爽宜人，我把左邻右舍凡是能划拉到的书，全都借过来看。诸如《三顾茅庐》《火烧赤壁》这些小人书，我看得如醉如痴，废寝忘食。冬日夜长，老妈点亮“吊灯”做针线活，我趴在枕头上，写完作业，便捧起书来，默默地看个不停。有时，老爹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些小唱本，让我笨笨磕磕地念，他们听得津津有味。那时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除了年把的放一场露天电影，或者婚丧嫁娶，正二月，偶尔有说评词、唱大鼓书的，哪有什么文化活动啊?我念唱本给他们听，这就是最好的文化大餐了。我尽管似懂非懂，倒也从中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

大约是在我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邻居“周老坦儿”家，来了一位山东青年叫武世田，他好像念了一些书。听他说，他们山东老家有个人写了一篇稿子，我影忽地记得是十六字令，一首诗，被报社发表了，还得了一笔稿费。这件事触动了我幼小的心灵。“我要是也写稿挣点钱，那该多好啊！”于是，我就以在北甸子为我们生产队放马的“马倌”张庆选为原型，有影没影地编写了一篇文章《张庆选放马》，没曾想，居然在《牡丹江日报》小故事专栏配插图发表。据说，后来《牡丹江日报》编辑部还曾经给大队寄来过农村通讯员登记表。从此我便想入非非，时常做着那个记者梦。

1965年，我以“白马杨柳知”，也就是白泡子、马家岗、杨木岗、柳毛、知一，五个公社学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密山县知一中学。入学后就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待已是初三的学生会主席赵连方一毕业，就接任主席。
我们“老三届”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的一代，有着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我们出生在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初期；大跃进的浪潮激荡着我们懵懂的童年；三年自然灾害吃“代食品”的滋味，对后人来讲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大队干部带领社员，到857劳改农场明偷暗抢水稻，成了英雄壮举。以致后来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我们这些中学生稀里糊涂地卷入了历史的狂澜之中，命运从此偏离了轨道。 50多年后，同窗好友相聚在冰城哈尔滨

命运偏离了轨道

1968年文革正方兴未艾，祖国山河一片红，学校复课闹革命。我因为可怜那几个被斗的“走资派，“特别是学校的书记林玉峰，这个胖老头，满头华发，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倒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的觉悟，也绝不会是早有先见之明，预见到后来全国性的平反冤假错案，就是不忍心看着他们遭罪，这可能出于我善良的本性和常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吧。当我作为学生代表，被”三结合“到学校革委会的时候，我便站出来，联合一部分师生，为林书记翻案，决不同意把他按敌我矛盾定为”四类分子，“顶多犯有严重错误，但也要账往上算根往上挖。这却遭到了那些”打林派“的疯狂反对。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永无休止，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保派打派势不两立。正当两派斗得难分难解的时候，省里下来指示，严令反“三右：”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大抓漏网走资派。没有打倒的要统统打倒，已经打倒的，要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风云突变，祸起萧墙。保林派所有的头目都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剃了鬼头，关进了牛棚。密山县革委会在讨论如何处理我的时候，念及我还是一个孩子，没有给我“戴帽，”但要陪斗，以便触及灵魂，肃清流毒。

1968年深秋，别人都毕业离校了，只有我留在学校，陪着那些黑帮挨批斗。这一致命的打击，让我天旋地转，万念俱灰，我默默无言，整天以泪洗面。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被轮流押送到各个班级，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之后，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了“啦啦街”那个低矮破旧的茅草屋，心想，这辈子算完了。
从此，村里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自己也觉得矮人一头。招工、选干、推荐选拔工农兵学员，哪能轮到我头上啊!我扛枪保卫祖国总可以吧？征兵时节到了，我咬破中指写血书，要求当兵，誓死报国。接兵的圆脸，个头不高，说话南方口音，他看好了我，又去了我家征求父母意见。可公社武装部说啥也不同意。最后，部队接兵的和地方武装部闹僵了，没用。在欢送新兵入伍的大会上，让我代表全乡的基干民兵发了言，算是高看我，给我一个安慰。
没招，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干活吧。我生下来，老妈没奶。吃了上顿没下顿，能有奶嘛！是老妈嚼“奶布子”（用嘴嚼烂大碴子后用纱布过滤）把我喂大。因此从小体格瘦弱多病，又因为是“独苗，”倍受娇惯，干农村活“半拉子”都不如，过庄稼日子，啥啥不是。生产队长倒是安排得“人尽其才，”冬天让我扛个大鞭子看场院，职责是把来偷吃堆在场院里粮食的一切牲口无情赶走。 又做起了朦胧的记者梦

1970年，正赶上教育改革，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穷山沟本来念书的人就不多，再加上远走高飞的，造成师资短缺。恰逢有一个叫张考生的文弱老师请病假，当时的校长李迎福想到了我，让我去临时代课，后来张考生病逝，我便成了村办学校的民办老师。

2017年作者又回到了故乡的老屋，但这里的条件已明显改善

放下了锄杠，握上了笔杆，从田间走进了办公室，我那朦胧的的记者梦，又不时地闪现出来。一次，曾经当过公社中心校书记的宣传委员马永庆，在学校见到了我，他送给我一本《牡丹江日报通讯》，鼓励我利用业余时间，写写新闻报道。从此，我便一发而不可收。白天忙于教学，晚上就伏在煤油灯下写。眼皮打架一磕头，火苗哧啦一下子燎了头发，干脆剃它个秃脑亮，省事。
稿子写出来了，可邮寄又成了问题。到杨木公社邮局，来回要沟沟坎坎、在青草没棵以及松树林、坟茔地中间，跋涉20多里路。我常常是头天晚上抄好稿子，第二天起大早，跑到公社邮局塞到邮筒里。有时觉得公社邮局不如附近农场邮局把握，信封塞了一半又拽出来，再抄近道投到七八里外的农场邮局。然后再汗巴流水地跑回学校不耽误上班。

1974年当民办老师时的师生合影，（左2）为作者

稿子发出去了，等啊，盼啊，邮局送信的一周来一次，我心砰砰直跳。接过报纸翻烂了，也没看到自个名，但我从不灰心。悬殊的社会落差，先天不足的缺失，一切一切的不如意，没有使我颓废、放弃、抱怨、认命，反而激起我一股巨大的势能。立志须坚定，持之必以恒；精卫衔微木，誓将海填平。我不顾一切，疯狂地写下去，潜意识里，我自信能靠自己的笔杆改变自己的命运。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奔“古稀，”县广播站第一次播发我写的稿子时的激动情景，清晰如昨，刻骨铭心。当时，我站在生产队的窗台上，用耳朵贴在小喇叭上，心里一阵狂喜，激动得一宿也没睡好觉。一连几天，我觉得天也蓝了，水也甜了，吃嘛嘛香，春风满面，走起路来也像小燕子一样轻盈。荒僻而又僵老的“啦啦街，”在我的眼里到处充满了灿烂的阳光。看来，一个人生活中的阴影，多半是他自己挡住了太阳。 当年村办学校的同事，半个世纪又重逢。右为当时的校长李迎福，左为后任校长任彦君 铅字搭成的阶梯

从此我信心倍增，着了魔一样地写。我的名字也频频见于报端。名随稿扬。1973年，我到密山县广播站参加了三个月的骨干通讯员学习班。这三个月奠定了我人生追求的方向，决定了我终生与新闻结缘。尽管当时我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消息，什么是通讯，对新闻理论一无所知，但我淳朴厚道、老实本分的农民气质、扎实能干、不辞辛劳的工作态度和锲而不舍、刻苦钻研的求索精神，赢得了县广播站领导和老师们的一致好评。我在这里一共工作了5年，他们像爱护一棵希望的嫩芽，百般呵护，精心培育。我最初的每一篇稿件，都无私地融进了他们心血和智慧。后来，我不断进步，许多作品已经“青出于蓝，”他们由衷欣慰，毫无嫉妒。他们真是心地如水，感情似火。这种环境的熏陶，加上我骨子里农民的品性，逐渐形成了我的人格和文风。

我永生感念已经故去的密山县广播科长许明鉴，我调离密山以后，他曾先后被提拔为县委宣传部长、县纪委书记、县政协主席等职。他相貌平平，文化不高，但聪明睿智，为人正派，政策理论水平高，事业心极强。他认定我是一棵好苗子，便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千方百计要把我留到县广播站编辑部工作。须知，那时我还是乡下学校的民办教员，仅仅是一个农民通讯员而已。三个月的骨干通讯员学习班结束之后，我便回到了农村。他到处奔走游说，调动各种关系，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把我借调到县广播站，当上了一个“季节临时工。”我成了一个“吃农村粮、拿工人工资、做记者工作”的奇葩人物。
从崎岖泥泞的乡间小道，走到县城平坦宽阔的柏油马路上，这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从昏暗如豆的煤油灯下，来到铮明瓦亮的电灯下写作，我只觉得如鱼跃江河，鸟翔高天，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隆冬的风雪，盛夏的烈日，早春的料峭……，我全然不顾，穿双农田鞋，背个黄书包，一天天往下跑，一宿宿不停地写。在一个小小的村屯，我能一口气呆上七八天。为了采访一个典型人物，我能一连几天吃住在他的家里，和他在一个田里劳动，躺在一个炕上唠嗑。“当土记者，唠庄稼嗑，”这就是我的“座右铭。”正因为如此，我写出来的报道，才能生动感人，生活气息浓郁，风格特色鲜明。也正因为如此，我一个边陲县广播站小记者写出来的报道，常常能被国家级大新闻单位采用。比如《铁西村吸引了城里人》《姑娘出嫁带存折》《发家记》《家务清官》等作品,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农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均获省部级以上奖励，其中《家务清官》《一个流浪汉的归宿》等作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还被收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的优秀广播稿选《心灵之光》一书中，被原来的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选为教材。

专访著名军旅老艺术家严阎肃

当时，许多人觉得我了不起，有才华，是个传奇人物。其实在我看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的这些作品，只不过是比别人更多地下了一番笨功夫，在别人休息玩乐时，我仍埋头爬格子而已。龟兔赛跑不停步，慢鸟先飞能远行，我确信：”人的差距在业余之间。” 从农民通讯员到高级记者

沿着铅字搭成的台阶，我走进了省城，成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这曾让我激动万分，但我从不敢炫耀，仍是低位与人相处，老老实实下笨功夫。在省电台，名校毕业的，出身高贵的，业界知名的，大家耆宿，高手如林。我一个初中课程只学了半年的农村小青年，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农民通讯员而已。在我的灵魂深处，一直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无论工作环境以及身份地位怎么变，我孜孜以求，刻苦勤奋，埋头苦干的那么一股子劲儿始终没变。与别人比较，越是无能，越是低贱，越是被人嘲笑，越是能激发我追赶比赛的竞技心态，而我绝不会呼啸着前进，只是默默地憋着一股劲奋争。别人喝酒我靠边，别人打牌我不会，台里一开会，我就躲旮旯，你们说啥我都不介意，种地的拿粮食，写稿的看报道。天道酬勤，人道酬善，我不仅成了省电台一年发表上百篇报道的高产记者，还成了“获奖专业户，”先后有100多篇次的报道，获省部级以上大奖。各种荣誉不期而至，接踵而来，不仅年年是本台的先进工作者，还被评为“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赴京参加了建国35年之后的第一次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会后回到省城哈尔滨，当时的省委书记李力安还亲自迎接我们，并召开了省城所有新闻单位领导参加的座谈会，点名让我发言。省报、省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还做了专题报道。我这个以报道新闻为己任的新闻工作者成了新闻人物。

采访著名学者、书法家欧阳中石 1987年，文革结束后，国家首次恢复评定新闻职称，历史欠账之多，评定矛盾之大不言而喻。我当时只是报了一个中级职称，我就是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心想，咱啥身板儿呀，这辈子在省级新闻单位能名正言顺当一个普通记者，也就烧高香了。绝没有想到的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厅的评委们在张成芳主任的提议下，一致同意我破格晋升主任记者。那个年代风清气正，走后门拉关系被人不齿，也不兴。除了王佳奎老台长以及我们记者部主任段续之外，基本没人认识我。提议的电视台老主任张成芳，只是听过我的报道，并没有见过我。

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姓庄的老师曾经夸奖我说：“这孩子有出息，将来一定能当上工程师。”工程师就是一个中级职称，而主任记者，相当于副教授。我的天啊，我连做梦也想不到啊！仿佛一夜之间，舆论哗然，我又成了新闻界里的头号新闻了。当然，我后来经过全省考试答辩的诸多环节，最终破格晋升为主任记者，并被确定为“厅级后备”。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有人祝贺我，有人羡慕我，有人学习我，也有人嫉妒我。对嫉妒我的人，我真心理解，从未记恨过。我是谁呀？我太了解我自己了。我不过是文革时期的“老初一”嘛（我1965年读初中，刚上学不久因病休学一年）初中的文化课只学了半学期，我常常戏称自己的学历为“小学本科”。

2018与《黑龙江经济报》同仁相聚在哈尔滨

后来由于种种一言难尽的复杂原因，我从黑龙江电台调到《黑龙江日报》任主任记者。三年后，《黑龙江经济报》升格为省政府机关报，我又调到《黑龙江经济报》社担任副总编。在《黑龙江经济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破格晋升为“高级编辑，”成为一名正教授级的新闻工作者。

“啦啦街”是我的根

经常有些场合让我介绍经验，各地纷纷邀请我去给新闻班讲课。这是我最不擅长、最打怵的事。我虽然进中央电大脱产进修二年，但学的是中文，对新闻理论一知半解。而我的特点是能写不善说，下笔千言，说话怯场。讲点啥呢？静下心来想一想，从农民到“教授，”却也有不少嗑可唠：
我下乡采访从来没觉得苦。我忘不了，我在农村干活，冬天坐马爬犁，脚冻得受不了，就下来跟在后面跑，棉衣里面是汗，外面是霜。我当上记者之后常常坐着轿车下去采访，还好吃好喝好招待，这不是神仙过的日子吗？怎么会叫苦喊累呢！在农村，夏天铲地，凌晨两三点钟就下地打早垄；冬天打场要挑灯夜战，我坐在草垛上，睡着又冻醒；每年春节一过破五，就得扛起大镐去刨粪。不到半尺长的小笔杆，怎么也没有大镐沉啊！所以我总是激情满怀，浑身是劲，“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几年前回到老家看望儿时的伙伴 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又从不敢回忆。我在离家100多里外的知一镇知一中学读初中时，老父亲为了省下那元八角的车费，背上木箱子，里面装满老妈烙的干巴饼和蒸熟的小咸鱼，半夜上路，一步一步走到学校去看我；我忘不了，寒暑假时，几个杨木家乡的小伙伴结伴儿往家走，当天到不了家啊！现在我坐着轿车回家，路过知一，想到已经长眠地下的老父老母，多想到没人的地方去大哭一场啊！他们要是活到现在该多好啊！

2018年，我又回到家乡，又回到了老屋。屋里屋外，转来转去，那些年，那些事，老爹、老妈..........，一幕幕都在眼前，我心里在喊：爹——妈——我想你们啊！

老屋前的怀想
写于2018母亲节

别梦依稀老屋前
往事历历如昨天
披头散发房檐草
弯曲腐朽出头椽
碗里粥稀照人影
盘中野菜苦中甜
春夏秋冬周复始
老父老母腰背弯
逢年过节难堪日
勒紧腰带贴春联
玉米大豆遍山野
还有老屋前后园
汗珠掉地摔八瓣
为何难把肚子填
如今说起这以往
孩子两眼瞪溜圆
认为长辈编故事
如今天天像过年
只因改革春风起
吃饱全仗大包干
眼看日子天天好
父母不幸去那边
天旋地转肝胆裂
此痛今生思无眠
戊戌之年清明雨
孩儿独自跪坟前
老父老母今安在
你儿就在坟外边
还是那样劳苦吗
还是那样处处难
老妈还是刀子嘴
老爹还是抽旱烟
儿在这边啥都好
二老不必再挂牵
只是孩儿想你们
阴阳两隔天地间
苍天可鉴孩儿意
二老定会享清闲
今生不能再见面
来生儿仍绕膝前
那时儿已不瘦弱
虎背熊腰一壮汉
家里家外顶梁柱
爹妈不再把心担
只因今生孩儿弱
老父老母总娇惯
所幸孩儿还争气
常让二老开心颜
深恩今生无以报
获奖证书当纸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