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房

山东人

父亲是1956年禹村煤矿恢复生产时调来禹村的，我们家自那时起就一直住在北大房。最早的北大房分东西两列，每列三排，共计六排平房。中间是一个过道，南、北各有一处公用自来水管，南面两排房子中间安有一盘石碾、中间两排房子中间安有一盘石磨、北面的两排房子中间建了一个棚子，里面修了三个带鏊子的炉灶，专门用来摊煎饼，也是公用的。那时的家属宿舍全部是平房，印象中北大房的房子面积算是较大的，估计得有四十个平方左右。房子是尖顶的，上面挂着一片片的红瓦。室内没有天花板，抬头就能看见房顶的檩条和芦苇箔，地面由青砖铺就。最初的家具如桌、凳、床都是公家给配的，一对木箱是母亲的嫁妆，我们家只买了一件上面放书、下面放碗的橱子和一张即能切菜又能在上面吃饭的柳木饭桌。因为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所以屋子里面显得空荡荡的。一直到七十年代初，才又添置了一件大立柜、一件三抽橱和两把椅子。当时一点没有觉得条件简陋，因为家家都是如此，反而觉得挺满意、挺知足的。
记忆中矿上的人员调动十分频繁，周围的街坊换了一茬又一茬。同学里面，李德海、李斌、闫京花、殷秀东、杨洪娥以及我们家都属于多年未动的老住户。
1972年北大房拆除重建。我当时初中刚毕业，还在工地上干了一段时间的临时工。
重建后的北大房，将原来并排的两排房子联接起来成了一排，所以由原来的六排平房变成了三排，房子的面积好像也增加了一点。
儿时的记忆里我们住的平房挺高大、挺气派的，可相隔几十年后再回去看，感觉当初的房子变矮了、变小了、变得陌生了，亲眼所见与记忆的反差特别明显。仔细思考了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在外面看惯了高楼大厦的缘故吧。
夏季三伏天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那时候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到了晚上，屋内热得像蒸笼，于是大人们领着孩子或者去门岗、或者就在房前的空地铺上一张凉席，让孩子们躺在上面睡觉，大人们则拿着扇子坐在旁边不停地扇，一是为了驱热，二是为了驱蚊。就这样一直待到半夜，气温稍微降低一点，再叫醒熟睡的孩子们回到家中。
记忆深刻的另一件事是摊煎饼。那个年代包括大人小孩在内的所有家属，粮食供应标准都是每人每月27斤。由于平时油水不足，人们的饭量普遍较大。特别是男孩正在发育、长身体的时候，每顿饭吃六七张煎饼或四五个馒头一点不稀奇。因此定量供应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几乎每一家都存在这种情况，有男孩子或孩子较多的家庭更加明显。为了解决吃饱问题，各家的大人们只好从集市上高价购买玉米，然后摊成煎饼供孩子们食用。
摊制煎饼需先将玉米加工成面糊。在有电磨之前，是先将玉米清洗干净后用水泡上，然后用石磨磨成玉米面糊。后来有了电磨就省事多了，先将玉米磨成面，再掺水搅成糊。
那时推磨是一件体力活、也是一件苦差事。一个人推着沉重的磨盘一圈圈的走着，另一个人一勺一勺往磨眼里添加泡好的玉米，依靠摞在一起的两个石磨盘的转动，将其研磨成玉米糊。推一次磨常常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身体累点还好说，关键是转圈久了容易使人眩晕甚至会呕吐。
准备好玉米糊，下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摊煎饼了。
摊煎饼的工具有耙子和劈子。
耙子：在一块长约20厘米、宽约5、6厘米的竹板中间垂直安装一根木质的把手，竹板两侧需加工的薄且圆滑。
劈子：样子就像一把薄薄的竹制宝剑。
各家摊煎饼时大多使用的是耙子。
由于公用的煎饼房里只有三盘鏊子，为了防止时间上发生冲突，需要事先预约。到了那一天，母亲、父亲和姐姐们会早早的起来，准备好劈柴、煤炭以及放置煎饼的盖帘，抬着一大盆玉米糊放到炉子旁边。然后点火预热片刻就可以摊制了。先舀一勺米糊倒在鏊子上，用耙子快速推着将其均匀的布满整个鏊子。由于炭火的烘烤，一眨样的功夫就熟了，这时用一铁制的刮片插入煎饼与鏊子中间，沿着鏊子的边缘轻轻将煎饼掀起一部分，然后用手将其从鏊子上揭下来，一张圆圆的、薄薄的、金黄色的、散发着诱人香气的煎饼就做成了。为了防止煎饼粘在鏊子上揭不下来，每隔一会儿还要用一块由若干层布缝制成的油褡沾上豆油擦拭鏊子。摊制好的煎饼被一张一张码放在盖帘上。衡量摊煎饼技术高低的标准就是看摊制出的煎饼是否又薄又均匀。一大盆玉米糊需要忙活大半天才能全部做成煎饼，过程很是辛苦。回到家还有一道工序，就是将一张张煎饼折叠成方块状，以便于存储。叠好的煎饼一般摞放在瓦盆或瓦缸里面，可供一家人吃好长时间。
吃煎饼的方式有好多种，我认为最好吃的就是把各种菜卷在里面，如果再加上一根大葱和辣椒、咸菜，简直就成了一道金不换的人间美味，现在回想起来还会不自觉的流口水。
煎饼好吃、耐储存又便于携带，堪称那个年代的方便食品。
煎饼虽然美味，但不是人人都能够享受得了的。刚摊好的煎饼软软的、香喷喷的，吃起来不费劲，但存放一段时间后就会变硬。如果不经常吃，面部的咀嚼肌欠发达，吃煎饼时就会产生一种遭受折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