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劳一世的母亲

庄 历

　　2011年9月12日晚23时55分，在沈阳医院，母亲因突发“心梗”走了。毫无思想准备的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击懵了，大脑一片空白，思维也好像完全停滞了。我不相信这样的结果，母亲前一天晚上才来的医院，白天还能和我们说话，怎么说没了就没了，连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当晚21时，我还以为没事了，回到家里休息，准备第二天早上去换三弟，以至于没有能和母亲诀别，铸成了终身都无可挽回的遗憾。

母亲故去了，医院告诉我们，赶紧去买装老衣服，这时不知是谁想起母亲曾说过，装老衣服好像她自己准备好了。我回家打开衣柜，果然在一个包裹里，里外的装老衣服都备的啥也不缺，拿去后，很快就穿上了。

母亲的葬礼结束后，失魂落魄的我们四兄弟，还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我们唯一感到些许安慰的是，母亲从发病到离去，没有遭着一点罪。老邻居、亲戚们都说：“你妈人好啊！一辈子不给别人添麻烦，老天爷都照顾她，不让她遭罪。”纵观母亲的一生，确实，她从来不愿给别人添一点麻烦，啥事都是自己尽量去做，哪怕很累、很难心、很委屈。

(下图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母亲的留影)

　　母亲1933年农历11月17日出生在辽中县冷子堡乡忙前村的一个家境还算可以的人家，但却没有念过书。母亲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和弟弟与母亲是同父异母。母亲7岁时失去了亲娘，16岁就从辽中来到沈阳，跟着已成家的大姐生活，19岁时经人介绍与父亲结婚。

母亲在1961年生下四弟后，就申请退职在家照看我们4兄弟。家里生活来源仅靠父亲每月78元的工资，很是艰难。那时的“四大件”：收音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尽管家里拥有三件，但自行车是父亲单位的公车，手表和收音机则都是买的二手货，经常坏，总是修。为生计，母亲不得不通过揽些零活，如糊纸盒、拆洗子弹袋等，挣点微薄的零工钱来缓解家里的生活困境。

(下图为1959年国庆节父母亲的合影)

　　记得有一年，母亲从街道揽回拆洗子弹袋的活儿。子弹袋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部队用过的，油渍麻花的，需拆成一块块的帆布片，刷洗干净后再交回。已记不清拆一个子弹袋给几厘钱，只记得家里那时子弹袋堆得到处都是，满屋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母亲一个人从早到晚，又拆又洗，忙不过来，小小年纪的我和二弟也上手帮忙。我们从子弹袋里不时能掏出一些小玩意儿，如用子弹壳做的小毛刷、小铅笔头、擦枪用的小油壶等。

在四弟一岁多时，为生计，母亲将他送到托儿所，自己又找了份工作。母亲上班的地方叫云集公社电木厂，在煤场子的对面，离家不远，走路也就5分钟。母亲上班干的活儿，是用摩擦压力机加工电木文具盒。为了让我们哥几个中午能吃上饭，母亲就在班儿上用饭盒给我们把饭做好，我们放学后到车间来取。

“文革”期间，我们哥儿几个越来越大了，家里粮食不够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母亲只好辞去电木厂的工作，转而去豆腐坊上班。豆腐坊虽工资低，每月才18块钱，但能经常分些豆腐渣、豆饼之类，拿回家掺上玉米面、高粱米面做成馍馍，让全家人能吃饱，而且味道、营养还都可以。

(下图为1979年父母亲与二弟夫妇的合影)

　　母亲在世的时候，跟我操了不少的心。我17岁就离开家，去了甘肃陇西。虽然是去工作，但毕竟年纪太小，老人时时刻刻都惦记着。

1970年10月27日，我登上了远赴大西北的火车，母亲回到家便放声大哭，而后因思念我而整天以泪洗面。好在我到陇西后不久就参了军，后在部队又调入机关、入了党、提了干、成了家，母亲的心情才逐渐好起来。然而，我婚后有五、六年一直两地生话，转业后又整天忙于工作，顾不上照管孩子，女儿基本上都是由母亲来操心和照顾的。这也是女儿与她奶奶感情特别深厚的原因。

(下图为九十年代母亲与我和女儿的合影)

　　母亲到晚年时，先是因青光眼导致一只眼睛失明，后来腿又出了毛病，下肢动脉堵塞血流不畅，腿酸，走不了远路，走几分钟就得歇一会儿，上楼也得一凳一凳的慢慢上。到医院看了好几次，也没有起色。因此，母亲从4楼的我家搬到了2楼的四弟家。

可能是母子之间的心灵感应吧！母亲在去世之前的半个月突然回到了我家，要每天给我做饭，我不让她做，她也不听。9月5日是我的生日，我和母亲说：今天咱娘俩一起过生日，母亲高兴地答应了。然而，当晚我因单位有事回来晚了，又忘记了打电话，母亲见没有我的电话，就回到四弟家。第二天，母亲又回到我家，亲手做了4个菜，给我过了个生日。看到母亲日渐苍老的面容和可口的饭菜时，我真正地体会了到“儿子再大也是母亲的孩子”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因母亲总是偷偷给三弟钱花，我们怕因此而惯坏了他，平时也很少给母亲钱。给她钱她也不收，总是说："我有退休金，够花。”但这一天，我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塞给了母亲200块钱，让她老人家零花。母亲平时一般不会要，但这一次却没有推脱。

(下图为九十年代我与母亲在家的留影)

　　9月12日是母亲故去的日子，这天下午在医院，母亲的精神很好，根本看不出来“要走”的样子，我鬼使神差地给在北京的女儿去了一个电话，让她跟奶奶说说话，我的本意是让母亲开开心，可没想到当晚母亲就“走了”，这竟成了孙女与奶奶的诀别。如果没有这个电话，女儿说不定会埋怨我不告诉她奶奶患病住院的事，我也会因此而更加懊悔。

(下图为七十年代母亲与四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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