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不远大，就在眼皮底下（副本）

老梅——游荡的鱼

我的梦不远大，仅仅在眼皮底下。
一

我自小没有志向，听话就是志向，一切听别人的，包括吃几碗饭，几点睡几点醒。

大了，认真读书好好考试，完成每一科的课程。至于将来干什么，不知道。三哥命令我：将来当数学家！我不知道什么是数学家，只听话地在中学班会上表示：我将来当数学家……说得没底气。但足以惹人讥笑。

中学毕业，我数学免试。可是我报考了中专，位于沈阳的一所师范学校，学画画。不是我抱有“人类工程师”的远大理想，而是因为眼下正在闹矛盾的两个长姐逼着我站队，我躲了，躲到沈阳。三哥回到大连很生气，追到沈阳学校找班主任，要我退学来年考高中将来读大学。我又没了主意。最终还是听了班主任孙老师的话，没有退学。

在阶级斗争的年月里，在现实的打压下我学着低人一头，不再反抗，能躲就躲，只求别人看不见我。

毕业后我进工厂当模具钳工，造型设计，十七年里远离画笔，远离政治。

终于，熬到1976年，接着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很多人另辟途径赚大钱。我不求大钱，只求能为家里刚分到的房子买一套家具：一个立柜，一个高低柜，一个书架，一个写字台。我熬夜烙电烙画，画纸绒画，半年多赚到五百多元，买了家具就洗手不做。大钱与我无缘。

八十年代，没有了阶级斗争，我可以抬起头来与所有人平视，不再躲避任何人。 满眼都是莺歌燕舞，我很知足。

1985年，香港的二哥问我，五反运动是怎么回事？家里所有人都云里雾里。我听话，回到大连就跑这件事，找以前的老工人，老工作组组员，找线索，终于，找到了三十多年前的我家的档案，厚厚的四大本，一两千张，我请假分三次，一字字抄下来。终于，那段历史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再过了三十年的后来，民间和个人、官方和半官方都为我父亲做了正面报道，了却我们的心愿。

以前在工厂里当工人时，我老实听话，获得厂领导解书记的好感。八十年代他提职在省外贸局担任一把手，把我调到省外贸的土产公司。我为了离家近，自作主张调到离家几步远的市外贸，只为方便照顾家。外快大大不如原来的省土产，但我很知足。

八十年代后期，香港的二哥和美国的三哥为我办理赴美探亲的手续，我兴趣不大。半辈子的压抑刚刚得以缓解，我太珍惜这难得的舒畅，我哪里也不想去。二哥说，出去看看，玩一圈就回家。我想，也好，听话。

在沈阳领馆，美国领事问我，怎么证实我没有移民倾向？我老实地回答：我爱我的家庭，可是我的收入不高，在美国可以带回大的电器，改善家里的生活。领事又问，你想在美国呆多久？我答：要看我哥哥的经济能力能帮我买几个大件，据说，按照海关规定，赴美三个月可以带一个大件，六个月可以带更多的大件，我哥哥能帮我买几件我就呆多久。这一口一个“大件”，软化了领事的严肃面容，他给我签了六个月。

之后，我在美国像是泥牛入了大海，化成了一条鱼，一条近视的鱼。有限的视野，无限的空间，我开始了与以往不同的生活。

六个月好难啊。我当保姆，住在人家家里，一个38天的初生婴儿，喂她嘓奶嘴，我眼泪哗哗地。但是，那几个“大件”在召唤我。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