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妈的家在汉城

雨林

　　六十三年前，身处“大跃进”热潮中的母亲，无暇照顾襁褓中的孩子，不得已把我奶养在汉城里一户刚刚夭折了新生儿的农户家。虽然在奶妈家寄养了不到一年，但我这一生，便与奶妈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打记事起，父母每到春节都带着我去汉城里看望奶妈，还叮嘱我，奶妈对你有养育之恩，以后每年都要去给奶妈拜年。上学以后，每到寒暑假我也会到奶妈家住些日子，尽管奶妈后来又生了两女一男三个孩子，但奶妈一家把我当亲儿子一样对待，两家人有如亲戚一样常常走动。

有一年放了暑假，奶妈家大我三岁的西安哥，带着刚上初中的我，从北大街通济坊徒步到奶妈家。出了北门，一路向西北，翻过铁道，沿着郊外那一条条藤蔓般的田间小径，我们上坡过沟绕水库，穿田埂过玉米地，像两只欢快的小鹿，在田野上撒欢。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与庄稼地亲密接触，尽管露水打湿了衣襟，但脚下蹦起的蚂蚱、红壳黑点的瓢虫、瞿瞿鸣叫的昆虫、冷不丁蹿出的野兔，还有头顶上不时掠过的鸟儿都是那么的新鲜，那么的吸引着我，不停地问西安哥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也很耐心的回答我，那会儿心里很是羡慕生在乡村的孩子，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比城里娃懂的多。十多公里的路程，就这样跑跑跳跳中走过，并没有觉得路特别的长。

这是一座汉长安城内，东城墙遗址旁的小村庄，田畴沃野，绿树掩映，几十户人家，参差错落的鱼鳞瓦土坏房，猪肥牛壮，鸡鸣狗欢。这里的主人祖祖辈辈稼穑耕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典型的关中乡村。在这样的村子里，许多人家都是近亲套远戚，人们能叫出任意一家户主的名子和他们的孩子，村里的老人熟知谁家的祖宗立过功名，谁家的先人糟蹋了祖业。也熟悉着每一家自留地的位置，知道你家地里这一料庄稼长势如何，主人是勤快还是懒惰，最终会有什么收成，村里人都心知肚明。

奶妈家在村子的南头，狭长的院子里，一座正屋，三间厦房，都是土坯房。正房中堂的八仙桌上，挂着一幅已经发黄，戴着瓜皮帽老人的照片，奶妈告诉我，那是西安哥已经去世了的爷爷。每年的除夕，都会在照片下郑重的供上点心和水果，这是后人对先人的祭祀和怀念。奶妈屋里的炕头，放着两个红漆已有些斑驳的箱子，一个上面画着戏水的鸳鸯，一个画着绿叶红牡丹，那是奶妈嫁到雷家时的嫁妆。院子里有一棵碗口粗的香椿树，还有一眼压水井。后墙外就是庄稼地，绿油油的玉米一直延伸到汉城墙下。

奶妈是一位典型的乡村妇女，勤劳不善言语，在我的记忆中，每次去奶妈总是在灶房里忙这忙那，给全家人做饭。到了过年，村子里家家户户风箱声声，炊烟袅袅，磨麦面、蒸白馍、蒸碗子、炸麻叶、捏扁食。奶妈蒸的馍特别的白，出锅后上面点一个圆圆的朱红色的点儿，煞是好看。在短缺的年代里，过年时能咥一个奶妈蒸的带着红点儿的白蒸馍，在儿时的心目中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儿。

那时学校里没有那么多的作业，我在奶妈家主要是玩儿，村里村外满世界的疯。村子的一头，有一个生产队的场院，夏收时碾麦扬麦用。场院的边上，栽着一个粗糙的木头蓝球架，成了我和西安哥还有一帮男孩子抢蓝球、打嘎、官兵捉强盗的场子。西安哥有时也会带着我钻到地里，偷吃生产队的豌豆、西红柿，实在没什么可吃的，就钻到苞谷地里折甜秆。到现在都能记起西安哥教我的识别甜秆方法：凡是玉米棒子结得籽粒饱满的，苞谷秆吃起来都淡而无味，有的还像刷锅水样有一股恶水味。棒子结得不盈实、籽粒稀稀拉拉豁豁牙牙，根部绿中透红的茎秆一定是甜的。

现在回想起来，乡村的可爱和伟大之处，在于它让每个孩子在童年时就可以在土地上匪、疯、跑、玩，是那么的随心畅快，无约无束，甚至连“偷”都成为一种长大后美好的回忆。乡村让孩子接触地气，触摸自然，认识自然。人的一生，如果在孩童时期没有亲近过泥土，那他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的童年。

村子的另一头，有一洼涝池，每到下雨时，涝池就是全村雨水的汇集处。涝池边常常有农妇村姑一边用木棒槌捶布浣衣，一边叽叽喳喳家长里短。太阳要落下的时候，下地干活的人们，肩扛着犁搂耙锨，赶着牲畜到涝池饮水。饮完水，马、骡子、毛驴在涝池畔边找个平坦的地方打个滚儿……到了夏天，常有胆大的男孩子脱了衣裤，光着屁股跳进涝池里，像黄汤里的泥猴一般，戏水玩闹好不快活。但快活也是有代价的，常常有蚂蟥钻到腿肚子里，开始并不觉得疼，等发现时蚂蟥已将半截身子钻了进去，于是赶快上岸，用鞋底子搧，直搧的皮肤通红，蚂蟥退出来才罢手。入夜，会有呱呱的蛙鸣从涝池那边响起，在寂静的夜晚传的很远……

村里还有一个做粉丝的作坊，那是生产队集体经济的一部分。每年进入冬季就将玉米或土豆，最好的是绿豆，粉碎磨浆，滤制粉芡，制成粉坨。腊月里，户外寒风凛冽，作坊内热气腾腾，几个壮劳挽袖在大盆中掺粉，洁白的粉团在他们手下被揉的一鼓一鼓上着劲道，待粉团揉好后，就可以吊粉丝了。在热水氤氲的大锅中，将细细长长的粉丝捞出挂杆，凉晒干透粉丝就制成了。阳光下一架一架闪着银光的粉丝便成为乡村冬日里的一景，凉伴粉丝也是过年时村里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村民们都在生产队的土地上劳作，庄稼的品种主要是小麦、玉米还有棉花。有一次我也装模作样的掂着锨和西安哥到玉米地里“改水”，就是一个畦子浇灌完后把水改道到另一个畦子，这个看似简单的农活干起来并不容易。西安哥从容镇定，水在他的锨下很听调度。而我改了两下，水根本不听指挥，到处跑水漫水，不仅手忙脚乱，还脚陷泥中，浑身泥水，狼狈不堪。此后西安哥到地里干活再也不带我咧。

在村子里，我还见过走乡游村手艺人的绝活。钉碗锔瓮的瓷匠，挑一付放工具的担子，手里榔头敲着砧铁的铛铛声，就是告诉村里人，瓷匠来咧。那时候穷，碗、罐、缸、瓮都是值钱的家当，碗打咧瓮裂了是不能丢的，找匠人补了锔了再用许多年是常有的事。没有金刚钻，干不了瓷器活。一把得心应手，钻头淬了火的拉杆钻是瓷匠最重要的工具。在村头树荫下干活的瓷匠，手中的拉杆钻顺着裂纹的两侧，翁翁的钻出两排孔来，再用专门锻造出来的小扒钉，钉钉铛铛的铆上。干这种活需要细心和耐心，要掌握好力度，敲的轻了铆不紧，敲的重了一失手就把碗敲碎了，好的瓷匠都是把握力道轻重的高手。

最麻利的是劁猪的，骑一辆破自行车，标志是车头上插一根系了红绳的钎子。听见街巷里挑猪咧的吆喝声，要劁猪的人家就会把自家圈里半大的猪娃子逮了来，劁了让它长膘。只见劁匠把一卷用油布卷着的工具一字摆开，嘴里噙着一柄带钩子的刀子，手抚猪仔，一边拍着它们的腿胯，一边念念有词：肯吃肯长二百斤！在旁边搭手的主人喜笑颜开，仿佛已经看到自家的猪长到了二百斤。说话间只见劁匠手起刀入，一挑一挽，下手稳准快轻，猪仔还在吱哇乱叫，劁匠已经完活，放开了惊恐不已的猪娃。迅疾翻起身的猪仔，只觉下身一凉，懵懵懂懂竟然不知道自己被实施了宫刑——此后的一生中，它们对异性熟视无睹，心静如水，一门心思吃了睡，睡了吃，让自己吃肥长壮。

　　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政策空前的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土地的主人可以按照市场的需要去生产了。奶妈家的承包地，除了种粮食以外，开始种比较效益更高的蔬菜。种蔬菜对水的需求很大，除了井水外，汉城墙外的团结水库，就成了重要的浇灌水源。那时候，水库里的水还算清净。有一次下了持续半个多小时的暴雨，不知什么原因，许多一尺来长的鱼都翻了肚，白花花的从溢水口往外漂，围观的当地人没有一个人去捞，可能那会儿的乡下人还不怎么吃鱼吧。水丰好种田，汉城里有村民用水库水，在低洼地种起了莲菜，这是市场上畅销的菜品。种菜要比种粮费事的多，奶妈一家人起早贪黑，辛勤劳作，即要种管收，还要自己拉到市场上去卖。虽然辛苦，但收入比过去高了，日子也一年比一年好了。

那时，西安哥已经成家，分门立户单过了。奶妈的两个女儿也先后出嫁，只有小儿子西京和奶妈奶大一起过。西京娶了邻村一个贤惠的媳妇，孝敬公婆，人很勤快。我成家后，每年去给奶妈拜年都带着妻子一同去。这时候在灶房里忙前忙后，招乎客人的已经是儿媳妇了。妻子也是苦出身，每次到了奶妈家，寒暄过后就到地里去挑荠菜剜野菜，总有或多或少的收获。回去时，奶妈都会给我包里塞上几个点了红点的白馍，拿上一扎村里吊的粉丝，或者掰上几株香椿树上的春芽。整个正月里，我们家的餐桌上，总是有乡土的气息，奶妈家的味道。

八十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如火如荼的发展改变了乡村的状况。未央区当时是关中乡镇企业发展最红火的区县之一，看着其它乡镇的村民办工厂当工人，汉城里的农民也坐不住了，一些能人纷纷要求创办企业盖工厂。然而汉城是古遗址，是国家划定的保护区，不能动土盖工厂建高楼的规定，让汉城里的乡亲们苦恼不已。汉城人增收的出路在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观光农业、养殖业是可行的方向。九十年代初养鸡业迅速发展起来，奶妈家也养了几百只鸡，产蛋旺期时每天可收几十斤鸡蛋，成了家里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一时期，奶妈家拆掉了原来的老房，盖起了二层的楼板房，房顶上可以养鸡、晒粮食，住房比过去宽畅了不少。

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开发区建设的热潮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汉城周围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朱宏路、大兴路相继打通，乡间许多土路拓宽了、硬化了。过年去看奶妈，亲戚们议论最多的，是哪个村的地被征了，哪个村要拆迁了，谁家为了征地款分配闹的不可开交，谁家的孩子进了工厂打工了……但我最直观的感觉是团结水库的水一年比一年黑了、臭味也越来越大了，出水口漂着厚厚的白沫，在村子里就能闻到隐隐的臭味。那一带的地下水也被污染了，压水井压出来的水发黄，喝着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味。在村民多次交涉下，区政府给每户村民通了自来水。西京媳妇告诉我，现在用水库的水浇菜，水渗下去后，地表会留下一层黑黑的泥垢，菜不洗就卖不掉了，根本沒人要。原来卖的不错的莲菜也鲜有人问津了，市场里都在传，汉城里的莲菜不能吃，铅超标，吃了会危害人的健康。

过去绿油油的庄稼地变得灰蒙蒙的，麦苗上蒙着黑黑的尘土。妻子说麦田里已很难找见荠菜了，据说是用了除草剂。吃罢饭到村子周围去转，过去的那种蓝天白云、田畴沃野、虫叫鸟鸣的景象不见了，街道里污水肆流，灰沉沉的天空下，田畔上、水沟里垃圾遍布，满目白的红的黄的又脏又破的塑料袋在寒风里抖抖瑟瑟，随风刮荡……这个我曾经吃过你乳汁的小村庄，儿时的伊甸园，为何变的这般不堪，这般陌生？

　　进入新世纪，传说汉城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要建设汉长安城遗址公园，政府把汉城里的地全征了，给了每户一些补偿，说要把汉城里的村庄全部外迁。为了留个念想，奶大让我在老屋前给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拍了一张全家福。但是过了一年又一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汉城里的村民们越来越惶恐了，这不是坐吃等死吗？祖祖辈辈在土地上播种、耕耘、收获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也没有别的技能，往后的生计在哪里？

有一个契机，似乎让村民们看到了生财之道。随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市，涌入开发区，已经有外来人员陆续在村子里租房子住了，这里虽然条件比较差，但房租便宜，生活成本低，出了汉城就是开发区，所以来租房的打工者越来越多。这好像一下子让村民看到了方向，于是各家各户开始扩建房子，在自家宅院里盖起了两层三层，甚至四五层的楼房，都隔成十平米左右的房间。谁家的房间越多，就能招来更多的房客，收入也就越多。

这些年，每次来到这个村庄，都能感受到它的衰变。村庄正在被砖头和混凝土垒成的蜂窝般的“火柴盒”吞噬塞满，曾经由绿村、鸟巢，炊烟构成的乡村天际线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房子越盖越密了，街道越来越狭窄，邻街都变成了门面房。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早已超过了本村的土著，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村子。奶妈家也把原来的院子盖的满满当当，那棵给我味蕾上留下美好回忆的香椿树早已不知所踪。村子里那些挤挤挨挨，贴了瓷片，鸽子笼般的房子，阳光照不进，空气不流通，白天也得开着灯。

前年我去看奶妈，年逾八十的老人家得了一种怪病，浑身骚痒，日夜抓挠不停，用了各种药都不顶用。我就想，一个在田野上劳作了一辈子，风吹日晒，脚踏黄土劳动妇女，到老了却被禁锢在这样一个终日不见阳光，不接地气，空气混浊，卫生条件差的水泥“匣子”里，时间久了不得病才怪。我给西京媳妇建议，除了用药，要给老人勤洗澡，多开窗换气，内衣被褥要勤换勤洗，天气晴朗时多扶出去在田野里走走，晒晒太阳。去年再去看奶妈，她的病好多了，喜笑颜开的老人家拉着我的手说：你的办法比药管用。

村子失去了与土地的纽带，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辈已经沒有了施展才能的土地，只能落寞地蹲在村口，看着这个他们越来越陌生的村子。人对土地里那种悠远而朴素的情感，那种深厚的耕耘稼穑经验，正在慢慢淡去……青壮年们不再种地，“耕读传家”、“地接芳邻”、“稼穑为宝”等曾经铭刻在门楣上的古训，在年轻人听来，已弄不清其中深藏的意蕴。他们放弃了父辈们用过的农具，肯吃苦的外出闯荡打工去了，不愿吃苦的在家闲荡，吃房租，无所事事。

于是村子里冒出了许多麻将室、台球厅，后来又有了洗脚屋、按摩房，还有花枝招展的小姐……到了夜晚，形形色色的房客、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在这些藏污纳垢的场所里，消磨着他们的精力和时光。再后来，村里的墙壁上、电线杆上便出现了花花绿绿的办假证、教授透视扑克牌玩法、无痛流产、老中医治性病等各色广告。呜呼！这个与大都市近在咫尺的一隅，这个曾经开创过大汉盛世的西汉都城所在，虽然两千年前巍峨的城墙，威严的宫殿已不复存在，但这里绝不该是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

可喜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政府将乡村的污水、垃圾纳入了城市集中处理，对团结水库进行了彻底的治理，截污疏峻，建成了汉城湖公园，还在汉城的一侧，塑了一尊高大的汉武大帝雕像。每到节假日，这里游人如织，湖面上舟船荡漾。今年的两会上，国家已将乡村振兴列入了“十四五计划”，明确这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许多来自乡村的委员和代表提出，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乡村的文化建设和精神家园的振兴。

汉城里面的村民，期盼着遗址公园早日建成。让这块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汉长安城，成为我们回望过去，展望未来的载体和纽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知兴衰的历史之鉴。一个天蓝水绿、古今融合、老百姓心中有信仰、精神有寄托、人与古迹和谐共处的历史文化遗产，必将闻名于世，告慰那尊凝视着这方土地的汉武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