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治落寞的知识分子廿年人生甘苦

丁力

　　如此黯淡无光，布面压花且泛着灰绿色，隐约窥见“学习”二字的老旧笔记本，显然布满了岁月沧桑。该笔记本的使用者邵鹿，1958年因右派言论被打成反革命，并由沈阳铸造所（沈阳铸造研究所，笔者注）下放到家乡安徽蚌埠怀远县河溜人民公社进行劳动管教，其妻子吴尭英随邵一同下放。

究竟什么右派言论，导致如此严重后果? 翻开邵鹿的笔记本，发现1962年邵鹿在一篇读书札记上略做表述: “读至此，不襟想起，当57年有些坏人谩骂党时我曾愤慨的说过‘党是不怕骂的，党是骂不倒的，……’，可是这些言论到了58年竟被某些人误解为‘号召骂党’、‘向党进攻’”。

　　只因我忒念及新疆本土历史文化，若非拉上该笔记与新疆人文地理搭上点关系的话，那就是邵笔记本载有一弟邵荃、一妹邵淑贞在新疆兵团农一师落户。

　　时值1969年9月，邵根据“安徽省革委会❲革政字69(63)号❳文件”，关于“中央跨省区安置协作会议精神”及“安徽省69下字第007号文”，内有关于下放“干部、职工、家属，安置费均由动员单位或动员地区支付”的相关规定，感觉这或许是对以往错判或犯过错误移送下放人员，给予一定的资金安抚与补偿。于是临近秋末，与其妻便踏上了上访之路，而这段结果无望的旅途经历，却被邵用日记形式记录在了该笔记本上。

　　十月一日：上午3时半离王郢，6时乘船约7时半到沙沟，早饭后过河到苗圃。王金为已去(怀远)县，少歇即去(怀远)县，后见到金为，安置我们住三八旅社，知沈阳回信，不给转关系。

十月二日：在旅馆休息一天，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决定按原计划进行。两省作法不同，只有请示(上访)中央。

十月三日：上午到县政工组看到老吴，见到铸造所来文，把我们意见告诉老吴，他说去去也好。下午1时半乘船去蚌埠再乘车去天津，知不卖去北京的票。

十月四日：星期六，晚到天津找到克华(陈复民，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邵注)家，(刘)子真在家，约7时半克华回来，谈此情况，决定次日买票并写书面材料，6号进京。

十月五日：星期日，上午买到票是丰台前一站黄土坡，下午写材料，晚在克华家吃牛肉土豆。

　　十月六日：星期一，上午乘车到黄土坡，步行7公里到丰台乘公共汽车到广安门。下午4时，找到中央接待室(中共中央联合接待室，北京陶然亭太平街甲8号，邵注)，一组114号王同志接待。我们分别汇报了情况，王同志回答：一、不能因为丈夫的问题而让一个妇女离开职工队伍；二、可以用“情况介绍”的方式解决问题，说明不属于工作调转，但介绍信内容则包括：1、下放前做什么工作；2、工龄；3、行政级别；4、工资多少；5、工资发到那个月，本人去沈阳应快些。三、复查的问题应找原单位，及其上一级机关，所在地区亦有责任促进问题的解决。

十月七日：星期二，上午再去中央接待室，王同志不在，与刘同志接谈情况大致如昨。下午乘车去天津，晚克华到车站并代(带)45元，当晚宿天津车站。

十月八日：星期三，乘车去沈(阳)，夜车。

十月九日：星期四，凌晨5时许到沈，冷得厉害，排队买油条，知昨日下雪。早饭后找到小杨(淑媛，住和平区西塔1段1里，邵注)家，正休假在家(到十四号，邵注)。下午到省(信访，笔者注)接待室，巨参谋接见，谈到要试行退职(比照1957年以前参加工作，1961年至1965年下放农村落户的城市职工，笔者注)。我们不同意参与这个试验，最后巨参谋同意给开“情况介绍”，但要单位来人见他。

十月十日：星期五，下午到铸造所，先是小朱接谈，后是小洪接谈。不肯见巨参谋，却要去问公社，对复查问题不肯接谈。晚到老孟(凡民，住铁西区云丰街3段24里，邵注)处。

十月十一日：星期六，上午到人保组，知老孙去干校学习，老王(哲世，邵注)接见，我谈情况约1小时多。老王听完，翻出我九月中旬寄给他们的信，并说了当时58年“右派”及送“教养”的情况，犹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扭送。只由原单位负责，报上来就批，原公检法并未具体插手。如果目前原单位认为需要更正，报上来我们可以批。

　　十月十二日：星期天，在小杨家休息，写了一份请求澄清问题的材料。

十月十三日：星期一，上午去铸造所，逢整党学习，不能办事，午饭(广场饭店)后在老孟家睡一会午觉。下午到所，先见小洪，不同意给开“情况介绍”，除非省市有批条。至于建房费，只要小队、大队、公社三级证明没有房子就可以发给每人100元，共400元。见吴畏(工宣队专案人员，在一旁，邵注)听我汇报情况后，吴说明小洪代表革委会对所回答问题可以负责。吴本人也代表革委会认为我早已离开所，因而不能受理我的事，但如市人保组责成(我们)，我们可以办。但对我汇报情况还是听的，但不敢接材料。这几天晚上不断发热，今天特别厉害，到医大检查确定为疟疾，给了奎宁，出来已经走不动站不稳，勉强回到住处，以疲惫不堪。上午曾在一门诊看病，借电话打给肝炎医院，打听刘世英消息，竟然是电话不好说，要了解刘的情况，需持单位介绍信。

十月十四日：星期二，因病休息一日，下午稍好转，堯英让去看搭砖炕的。小杨修假期限已到，一早就走了。

十月十五日：星期三，上午去省见巨参谋，正忙开会，记下铸造所电话，说下一步棋是“退职”。堯英不同意，并说邵的问题还未定，将来他要平反，我再复职。下午去人保组，他们学习，未得见，由于得不到世英情况，决定到建平(县)弯一下。到预售票处打听到往叶百寿，承德、北京、蚌埠比直接去多3.1元，两人6.2元所费不多，晚把决定告诉杨大娘。

十月十六日：星期四，上午见到市人保组老王汇报了见到吴畏情况，并交上材料，老王看了两遍并进屋约20分钟后回来说：“真是出入太大，我们负责督促铸造所复查”，并希望我们早日离沈。我们表示即将离沈，但希望领导能抓紧。午饭后去老孟处，孟大娘留吃晚饭，老孟并送到车站，晚7时许离沈。

　　十月十七日：星期五，凌晨到叶百寿。在车站遍问没有知道(建平)国营农场或知之不详，说法不一，后到县革委会查问才知坐车到农场，票价2.5元约11时到。到场部查问知还须沿沟走十几里才能到(胜利大队)八一小队，午饭后约2时许到。见到哲世、欣苹，知世英已去广西，略知他们生活情况。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哲世定于这天修土炕，我们两人也参加，基本学会。晚上哲世写信给世英，拖(托)我们到北京寄出。

十月十九日：星期日，阴，小雨。虽小雨也决定离开赶火车，上午6时许就到场部，车一直未来，在场部午饭后，决定冒小雨去乃林。于是走小路直奔王爷渡口，由老乡一路抄近路去乃林，到乃林已经下午5时许，乘7时许晚车9时半到叶百寿换夜2时车，人不多能休息。

十月廿日：星期一，晴。上午8时许到承德，出站匆忙吃了早饭，9点即换车去北京。人不多，沿途山洞多得不可胜数，这条铁路修的真不容易，沿途有山有水，农民都是砖瓦房屋，大窗，面南，依山面水，又有果树，这一带农村的确不错。下午4时20分，再度到达北京，在北京站旅客食堂吃晚饭后，徒步游览王府井及长安市场夜市。已完全新形式和当年大不一样，夜仍宿永定门车站。

十月廿一日：星期二，晴。在永定门车站，总结此行情况，拟稿写给沈阳市人保组。永定门站旅客食堂不如北京站，晚饭找到一家价廉物美的饭铺，仍宿永定门。

十月廿二日：星期三，晴。7时许乘车离北京，约11时到天津，电话克华，正吃午饭。下午来车站说明后，每月仍寄《红旗》杂志并准备寄一套针灸工具，夜离天津。

　　十月廿三日：星期四，晴。在德州、济南、徐州三次换车(慢车没有直达，邵注)。

十月廿四日：星期五，晴。清晨到蚌埠，上午写信给巨参谋，下午到怀远，见到金为，夜仍宿三八旅社。

十月廿五日：星期六，晴。上午见到县政工组老吴，看到堯英报(告)后，签署意见转宿县专区。

十月廿六日：星期日，晴。下午乘船去蚌，晚车去宿县，夜宿宿县车站。

十月廿七日：星期一，晴。晨离站，饭后去专区。专区意见是先电话县里恢复(堯英)干部的政治待遇，其它(情况介绍)由县里联系，不拟转省。下午离宿县经蚌埠转合肥，晚到合肥。

十月廿八日：星期二，晴。晨在车站附近早饭后即去省革委会，省的意见大体和专区同，即可以在政治上与当地干部同等。但省对工资关系转来认为可能要打破其预算平衡，不怎么同意。夜车经蚌离合肥前，(车站)有防控演习，灯火管制，车晚点约两小时，下半夜到蚌。

十月廿九日：星期三，晴。凌晨4时(乘)船离蚌，5时半到怀远，在金为家存衣物后去县老吴处。吴已接到专区长途电话，大意是：一、给堯英以下级干部待遇；二、由吴与沈阳联系要关系。说好三级证明办妥后寄县老吴，由他转给下乡办公室寄出。中午到苗圃，饭后即到沙沟乘船，晚到家，此行计29天到此结束。

十月三十日：星期四，晴。写好证明，小队、大队盖章，即去河溜公社也盖了章，即寄出。据邵德等说，对我的问题，领导准备派人去沈阳，这样落实政策当然是非常好的决定，我再写点材料供领导参考。

　　大约在1970年的农历春节来临之际，邵鹿、吴堯英收到了刘世英由广西寄来的书信。

堯英、邵鹿：

一周前发出的信想已收到，我们这儿寄信不方便，没有可靠的人寄信，也有点不放心，所以有时是写了相当时间才发出。

看起来你们对事情抓的紧，所以逐步的有了眉目。我是出于等待，观望的态度，所以事情的发展是被动的……。另外，我的看破红尘的思想占着上峰(风)，背着过去的老本的包袱，遇到这种事精神有点振作不起来。借鉴了一些运动员(前政治运动中挨整人员，笔者注)，思来想去年龄已较大，经不起更多的风浪。所以，如果将退职金领来，仔细的计划一下，也可以过一辈子。另外，还可以在大队、公社做一个领工分的大夫，每月有些收入，生活能够维持，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在家呆也行。反正过去自己的名利思想也不突出，以后更无所谓了，总之思想消沉。这两种思想斗争的很激烈，使得我迟迟不想主动解决问题。我认为根据堯英的情况，积极主动还是对的。由于客观环境不同，你们回乡以后，有利条件更多，堯英的情况在安徽来说是个别问题。

……

最近两个月沈阳处于积极疏散(中)，大量干部下放。我们农场来了朝阳专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毛泽东主席“五·七”指示，笔者注)，约有80余人，一个大队有十人左右。他们是与你说的情况一样的，第一年主要是劳动，也插队落户，来的都是单身汉，也听说有带家眷的。其它公社有不少全家落户的，情况不了解。

你们是否看见12月8日《人民日报》六厂二校的经验(主要是机车车辆厂，刘世英注)，对敌斗争处理的样板经验。看起来中央样板已出来了，对于过去按敌我矛盾处理的人，采取分化的政策。目的在消灭反动阶级而不是消灭本人，表现好的给以归队的处理。可是具体的应该怎样办理，是领导落实主动的考虑，还是个人提出。看起来政策是有了，就是说有机会了，个人可以提，但不处理主要问题(纠正过去的偏错，笔者注)。另外，如果要提，是向基层还是上级提，向哪一级提比较合适。我们准备向基层提，他(爱人)的问题已使我受连带了，所以想(让)我去提，看起来他的事情现在没有眉目，请你们发表意见。

……

从好的方面说，全家今年共挣了9000多工分，如果友苏那里能拿回来一些钱，是够维持最低生活的。桂萍挣3000分，分值6角一年180元，够她自己花销。新萍干了约600分，基本领回自己的口粮，哲世只做了约1800分，今年来说我们全家都有收入，可是生活却相对的下降了许多。

我们现在是积极准备过春节，在农村是很热闹的。据说沈阳的供应仍然很紧张，猪肉高价2.5元一斤，这里的猪肉很多，每斤1元左右。你们准备什么过年？无论如何还应该过一个快活年。过了春节再作打算，就写到这里。

祝全家愉快！世英，1月14日。

　　当年印发的《北京六厂二校先进经验》介绍单行本。六厂二校系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六个工厂，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学校。

　　一眨眼的功夫，又到了1971年春上。在邵鹿上访一年半之后，其所在生产队就邵能否落实政策问题召开了一次社员评议会，会上综合邵一年多来的思想表现，经贫下中农集体评议，最终以生产队名义向燕集人民公社呈报情况，同意给邵鹿落实政策。

怀远县1958年在公社化运动时成立了河溜人民公社，1963年设区化社时恢复河溜区，1969年撤区并社时又分出燕集、双河、河溜三个人民公社。邵所在生产队报告如下(抄件，原件存燕集人民公社，邵注)。

最高指示：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关于邵鹿于1969年7月到我们小队以来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希望》

他一年半以来的表现情况：

1、能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思想，主动找干群暴露思想情况。2、在社员喜庆日时能敬赠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3、能虚心接受贫下中农指导，不怕劳苦能坚持下来，和社员一道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比如在病期间随同贫下中农冒严寒下沟割苇子，当时贫下中农说：你有病不要下水，他坚持不同意，还是坚持到割完苇子和大家一起收工。4、家中相当长时间缺细粮，从不叫苦。5、一年来在劳动中因向上级联系问题，在家写材料耽误一些时间外能完全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

我们的希望：

1、我们听到领导上要给邵鹿复查落实政策，我们赞成，相信上级党(的领导)能按政策办事。如够敌我矛盾要按敌人闹翻案给予处分，我们贫下中农要更加严格管制他好好劳动生产。如不够敌我矛盾要在政治上解放他，并报请上级按照专长分配工作。2、对于邵鹿本人，我们希望他不要忘记他老母亲解放前长期受地主阶级剥削的痛苦，不要忘记祖父是日本鬼子刺死的，要牢记阶级仇民族恨。作为一个平苦出身，受党和人民教育培养多年的科学技术人员，高级知识分子，应该对建设社会主义做较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希望邵鹿要注意到旧社会对自己的影响，要更好的读毛主席的书，改造世界观，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至于邵鹿何时何地，由何部门宣布落实政策的，尚缺实据。但见1975年9月21日，怀远县河溜铁木业社寄邵鹿挂号信，始知邵在怀远县落实政策后分配上了新的工作。且因这封信投递未果，贴有一张邮政改退批条，恰是退寄吴堯英处，方知吴亦安置在了怀远县燕集中学。

接下来，读取河溜铁木业社致邵鹿挂号信，确信邵已重新焕发出活力，且以科技人员身份从事着农业机具的革新与改良工作，并已得到专区、省科技部门的重视。

老邵同志：你辛苦了！客言不陈，我于20号已安全的返回河溜，21日我把青浦和上海有关单位的支持情况和前途均作了具体汇报，同时也把我们的打算和安排计划作了汇报。革委会还是很满意的，不过所不同的地方只是首先做好产品使用情况调查，和往地区科技汇报这个意见一致，具体我来搞，只是在月底前办好，整个的意见还是先把地区的问题办成功才往省里去，省里刘保根同志可能要在最近来看一下子，等来了后作一具体汇报后看情况。总之这次情况是良好的，希望是很大的，情绪是很高的。望你抓紧试验，小东小西的东西，我也具体说清楚了，为此事您提前加工一小部分出来，革委会是同意的。

再者我没有弄清楚的地方，只是转子这次还是用什么原料，可有什么影响，在这一点上我不好回答。

还有沈股长提出摇把子改成功后，还是压一部分，摇把配套好，最好还是用塑料的好。

随信寄去粮票15斤望查收，望来信联系，停笔。

致以，敬礼！陈东年 写于21日。

很遗憾，关于邵鹿的笔记、信札我只收集到了这三样，还好总算串连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来。1958年“反右”确实出现过扩大化的倾向，之后国家通过各种方式也在努力纠偏(落实政策)，直至1978年彻底平反(右派摘帽)。也许今后这样的事情不再会发生，但前行路上难免磕磕绊绊，总有些坎坷需要自己去跨越。其实呀，这就是人生！

　　1962年7月7日，为支援农业生产建设而走向农村的城市青年合影留念。

　　这件属于那个特殊年代由组织开具的外调函，多用于政治审查，可见手续繁杂，不可马虎。这是笔者收存加盖公章最多的一件，这即说明此项工作的严肃性。

　　1978年9月，中央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错划为右派人员进行复查，并予以纠正平反。该实寄封即当年9月23日，贵州省铜仁地区为右派平反而专门设立的“摘帽”办公室，时以挂号信寄石阡县委“摘帽”办公室公函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