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往事：会议开幕是哪天

三闲杂谭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世界上百年大党不多，拥有9千多万党员的百年大党唯独中共一家，值得庆贺自豪。

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往往在回望中渐渐凸显。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开国领袖毛泽东用“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来评价。但是，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当时却弱小到不足记忆。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从中共一大会议的三个迷团中来解读……

会议开幕是哪天？

众所周知，开会总要有具体的时间。但中共一大究竟在哪一天开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是很清楚的。有人一定会说，不是7月1日么，我们单位每年都要开庆祝大会。那是建党纪念日，不是党的诞生日，这是有差别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是理解有误，二是记忆有误。

首先，说一下理解有误。早期的共产党人并不认为“一大”是中共的成立大会，而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

比如:蔡和森1926 年在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演讲时指出:“1920 年成立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1927 年在苏联驻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载明:“1920 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

瞿秋白1928 年在苏联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演讲时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 年为其开端。”

邓仲夏1930 年在莫斯科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1920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董必武1937 年在延安回答尼姆韦尔斯访问时也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于1920 年5 月。”

李达1954 年写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信也表示:“1920 年夏,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 在上海发起。”

总而言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普遍认为是1920 年建党，而非今天我们认为的1921 年7 月。这是为什么？

研究表明，距今100年前的1920年8月，有一批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酝酿和准备，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秘密召开会议（《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将创建新型政党的理想付诸实践，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现在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当年，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有的叫作“共产党”，有的叫作“共产党小组”，有的叫作“共产党支部”。根据李大钊的建议，上海的党组织定名“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对北方建党工作也起过促进作用，但李大钊将其定名“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图为毛泽东对《党史资料汇报》登载的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所作批语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推动和指导各地建立党组织过程中作出卓越的贡献，并拟定了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它无疑具有特殊地位。这个宣言没有散发到社会上去，但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比如宣言中有这样的文字：“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同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一一正如1917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那样”。

诚然，“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称谓已凸显其重要作用，但在亲历者和知情者的回忆中，对它还有更进一步的诠释。

包惠僧是中共一大参会者（代表陈独秀参会），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4次回忆中，他均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党的“临时中央”或起到“中央的作用”，这显然不是突如其来的想法。

1961年1月29日，《包惠僧的一封信》中说：“各地党支部的成立都是由上海党发动组织起来的”“工作方针的决定都由上海党负责，事实上它就形成了中央的作用”。1978年8月12日，包惠僧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中说：“经李大钊介绍，威基斯克（按：即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就这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后又相继成立了五个支部”“上海组织起了临时中央作用”。

党史专家指出，1920年在老渔阳里成立的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与1921年在树德里宣告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虽一脉相承，却是不同的概念，不能简单等同。

从渔阳里到树德里，这段不到800米的路程，中国共产党走了整整一年，正是这一年，使中国共产党从孕育走向诞生，实现了从早期组织到正式建党的伟大转变。

其次，说一下记忆有误。由于各种原因，中共一大许多原始文献都没有保存下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党的一大记忆日益模糊，以致当年的代表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中共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一大代表回忆中所说的时间有：7月1日、7月10日左右、7月20日和7月底。

毛泽东，1936年曾对访问陕北苏区的美国记者斯诺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这里的5月，应该是指农历。毛泽东具体动身的日期是6月29日。“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他在日记里有记载。

谢觉哉，一大代表何叔衡的湖南同乡兼好友，他在1921年6月29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毛泽东、何叔衡是乘船秘密前往上海的，谢觉哉当时并不知他们去上海干什么，他曾提出到码头送行，但被拒绝了。按行程计算，7月4日毛泽东和何叔衡抵达上海。

另一位代表陈潭秋，在1936年回忆：“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在上海的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下榻于这个学校的楼上。”“到这里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他们到上海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陈潭秋的回忆因距离一大召开的时间相隔不那么久远，故而与实际开会的时间比较接近。

也就是说，中共一大肯定是在七月下旬召开的，但具体几号还是不能确定。

关于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经过中外党史工作者的努力，最终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

1972年，有苏联学者发表文章，以共产国际档案为依据，提出中共一大开幕的时间应该是7月23日。

改革开放后，我国党史部门和有关学者对一大开幕时间也进行了研究。1980年，《党史研究》和《党史资料丛刊》发表了三份共产国际的档案文献。其中一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明确写道：“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苏联学者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则更加明确地记载：“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斯穆尔基斯，就是中共一大参加者之一，俄国人，现翻译为尼科尔斯基。此信登在北京图书馆199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一书的第219页。

很可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它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这两份档案一起，长期存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很少有人知道。

这份珍贵的资料写于1921年下半年。它用俄文写就，看来是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的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相关的一大批档案移交给中国档案部门。这件档案是存留于世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唯一原始档案。作为证据，它的价值是其他资料无法比拟的。

这里必须提一位牛人，考证出了中共一大开幕日期，他就是全军第一位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政治理论教员邵维正教授。

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了邵维正的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编者在卷首加发按语，称之为“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结论：“一大在上海开了6次会，每天1次，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计8天，7月30日向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与记载吻合；向后推算，一大会场被搜查后，代表们很着急，连夜开会商议，第二天转移到嘉兴南湖，又开了一天会，一大闭幕当是7月31日。”

被誉为“中共第一笔杆子”胡乔木动情地说：“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功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啊！”

党史专家金冲及评价说：“直到59年后（1980年），由邵维正在未必看到这件原始档案的情况下，引用多种有关资料进行细致考证，肯定一大召开的日期应该是7月23日。这是一项重要贡献，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

文献档案、学术考证有了以后，经中央批准于2002年出版、2011年再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2011年，经中央批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也明确记载：“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

那么，既然中共一大正式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的7月23日，但每年为何要将7月1日而不是把7月23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

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董必武，在1971年的回忆中说：“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由于斗争的残酷，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条件组织统一的活动来纪念党的生日。开始重视中共一大，并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加以纪念 , 是“一大”召开17年以后的事情。

1936年在党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陈潭秋同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提议》一文，以表示对党的纪念，这是纪念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篇文章。

把7月1日作为党的纪念日是毛泽东提出来的。1937 年，党中央进入延安，终于迎来相对稳定的环境。1938 年春天，为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并凝聚全党，毛泽东经过与几位中央领导商讨后，决定组织建党纪念日活动。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

1941年6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 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

1941年的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的社论，并且刊发《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公开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也特地刊发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社论。

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而这与实际诞生日竟然相差了22 天。

1956年２月11日，正是春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到上海“一大”会址视察。当时，董老已七十高龄。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请董老题词留念。几天后，他派人送来两幅题词。其中一幅就是：“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词出《庄子》，是说有些事情开始时极其微小，不被重视，后来却发展壮大起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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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未留痕迹，鸟儿已经飞过”。在那样风雨飘摇的年代，谁都不曾想到的一个弱小的政党悄无声息地诞生了，而且在日后震惊了整个世界，成为世界第一大党。

世上有许多事情，不是因为有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中共百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学中共党史，这份简表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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