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母亲的合影照

静卧泥土

文/翟慎晔

那年冬天，我大概不到四岁。在我朦胧的记忆里，大雪总是下个不停，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格外寒冷，冻得出不了门的我，整日待在家里的土炕上，听母亲讲述那些老掉牙的鬼故事。

　　一天晌午，我小姨跑来我家，跟我母亲说，山外来了个照相的，让母亲快带我们去照一张。

小姨走后，母亲便翻箱倒柜地忙活起来，折腾了半天，也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那年月，我们穿的衣服，大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轮到我，已是补丁摞补丁了。

20世纪60年代末，我生活的那个山村不光贫穷还很闭塞，照相对没有见过世面的山里人来说，既新奇又神秘。

母亲抱着不到周岁的妹妹，招呼着我们就往外走。到了村头，远远地就看见照相的地方围了好多人。我跟着母亲，好不容易才挤到前面，只见那照相的师傅，在一个用黑布蒙着的架子下边摆弄了几下，然后又在屋山墙上挂了块红布，让我们都站到那红布前，他喊“一、二、三，好！”就这样，咔嚓一下，留下了我童年时的第一张留影，也是童年唯一与母亲的一张合影。

照片上，最后边的是我大姐，中间坐着是母亲和小姨，两边站着的是二姐和我哥。印象中，我二姐好像是不愿意照，是大人硬将她拽进去的。那时，父亲在太河制修厂工作，平日里不在家。

那个年代，在我生活的山村，能留下一张童年旧照，应该说是不多的。那时候，村里的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照过相，没有走出过大山。 

1978年10月，我怀揣着一纸护校录取通知书离开了老家。那年冬天，父母进城看我，我带母亲到当时的张店工农兵照相馆照了张相，留下了与母亲唯一的一张单独合影照。

再后来，自己喜欢上了摄影，每次回老家都是召集一大家子照合影照，却没有一次想起来与母亲单独照一张存念。直到母亲永远得离开了我们之后，才猛然发觉我与她已是20多年没有单独照合影了。

翟慎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淄博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医务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