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故乡前的我，一一回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开宗明义

（1945年10月29日成立的苏皖边区政府旧址，位于苏北淮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寇宣布了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举国欢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期盼一个和平幸福的日子来临。谁知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了反革命两手策略，一面和共产党人谈判、另一面积极地策划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中共中央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制止内战，主动地撤出了包括皖江在内的八个解放区。九月十五日，我的父亲突然接到紧急转移北撤的通知，他急急忙忙地赶回家中告别他的妻子。对于这突如奇来的变化，母亲紧紧的拉住父亲的手，要求跟他一起走。父亲猛地推开了母亲，说了声：“以后我会派人来接你的”！便随着北撤的县以上干部和民主人士百余人，几经周转于十月初到达了苏北重镇一一淮阴。父亲被安排在苏皖边区政府做秘书，数月后母亲把我的二哥留在家乡安徽无为，带着大哥跟随着接应的人，也去了淮阴并和父亲团聚了，她从此也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5 月1 日，第七师和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在无为县红庙乡白茆洲成立，图为当年的旧址。）

　　这样我便于一九四六年端午节出生在淮阴，至于出生那天是阳历几月几号，在那战乱的岁月里，母亲也弄不清楚，她后来只告诉我说：“记得那天是端午吃粽子的当天（后查“万年历"应是六月四日）”。苏皖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恺帆伯伯知道后，高兴地对我爸爸说：“我给他起个乳名，就叫淮生吧"！从此大家便叫了起来。说起张伯伯，他就是在1933年被关在上海龙华监狱里，在狱中的墙上写了首《龙华诗》：“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解放后被编入烈士诗抄中，后了解作者就是没有牺牲的他。

　　（为了缅怀英烈，激励今人，教育后代，安徽省人民政府于1958年在团山建立皖江革命烈士陵园，并援建了此纪念塔，由原省政协主席张恺帆伯伯书写"皖江革命根据地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破裂，坚决拒绝了国民党要求红区政府和军队撤出苏北，于是他们便于十二日动用了十五万军队，分三路向苏皖边区的解放区进行了大举进攻，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内战。九月十五日国民党又派出四个师，在飞机的掩护下，猛扑淮阴城。根据党中央制定的“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便主动撤出苏北根据地，向山东渤海解放区集结。于是苏皖边区政府的机关人员，随大部队先行转移，而干部家属便组成了一支北撤的家属大队，随后由部队护送进行转移。大家闺秀出身的母亲第一次骑着毛驴，胆颤心惊地紧紧的抱着我，由穿着部队发的衣服，两腿还绑着绑带的大哥，牵着毛驴走在行进的队伍中，大家见到他都叫他红小鬼。

（从安徽无为北撤到江苏淮阴后，母亲也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图为母亲与同事的合影。右一是我的母亲）

　　北撤的路上，时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有时还派出飞机来轰炸。一天在过大沙河时，又一次遇到了敌机的狂轰滥炸，一颗炸弹就在我母亲隐蔽的附近爆炸了，把父亲派来护送我们的警卫员炸瞎了一只眼。那尘土四溅飞扬，也落入到我的右耳里，直到1965年部队来学校征兵飞行员的体检时，才把近半厘米长坚硬的沉土从耳朵里取出。后来在单位组织的体检时，五官科医生笑着问我，你右鼻孔里面怎么长得有点弯曲，是否由于它的长期存在，影响了我右鼻孔的发育而形成的。在那战乱的年代，我的出生的确给母亲带来不少的难题。我没有衣服穿，母亲就把军装改小给我穿；母亲奶水不足，部队就弄来一些米粉让母亲做糊糊给我吃。后来母亲曾对我说：“那时真不知道能不能把你养活”。

一九四八年底，父亲在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后，便随大军南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任无南办事处主任（县长）、并兼任繁昌段渡江前线指挥长，母亲便留守在城内工作。有一天母亲要带我们三位兄弟去照相馆留个影，二叔家的大女儿知道后也想去，母亲不由地想起了她曾经生过的两个女儿，可是在那战乱中先后夭折了，便很高兴地也带上了她。

　　（后排左起：大哥、母亲、二哥；前排左一是作者、右一为二叔家大女儿）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凌晨，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横渡长江直捣国民党老巢的战斗打响了 。四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蒋介石盘据二十三年统治中心的南京。渡江战役胜利后，父亲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先任三河市市长（县级市），后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调任到含山县任县长。

　　（ 图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由皖北人民行政公署颁发给我父亲的含山县县长、县人民法庭兼审判长、兼含山县立中学校长的三张委任状，已捐给马鞍山市档案馆）

我从出生后就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所以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国内的政治运动好象没停止过，每次都在这些机关的办公室的走廊、食堂、礼堂里，贴满了批判的大字报，而且每次运动都有些过激的行为。记得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从三河市（县）去含山县任职的路途中，母亲在巢县生下了弟弟，后用担架送到了含山县医院。

（图为一九五0年夏天作者与弟弟的合影）

有一天父亲带着我去医院看望母亲，在母亲病房的外面，只见一棵大树上吊着一个人。父亲走进病房忙问医生怎么回事？医生说：“他是贪污犯，刚刚被人吊起来打了好长时间"。父亲急忙叫来了医院领导，对他说：“我们反贪污、打‘老虎'，主要是查清问题，再按相关政策来处理，而不能把人吊起来打，赶快把他放下来"。后来还听父亲对母亲说起，他在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了搞运动一定不能动武，强调了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事。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过年前，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他还亲自题词：“我们是革命家庭的一群，愿为革命事业服务到底“！虽然我那时不懂其含义，但当我懂事后，便把父亲的教导作为我的座右铭而为之奋斗。

　　（后排左起：二哥、大哥；前排左起：母亲、弟弟、作者和父亲）

　　解放初期我们全家享受着国家的供给制，大人的衣服是发的，孩子们的衣服是发布去做的；吃饭是去食堂里领回家吃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国家开始实行了薪金制。一九五二年六岁那年，父亲便送我去含山小学读书。由于二个哥哥读的中学与我的小学只有一墙之隔，所以每天都跟着哥哥一起上学、一起回家。

　　（图为一九五0年冬天，我们兄弟四人和县政府警卫班班长，在大院内警卫班宿舍前的合影。左起：二哥、大哥、弟弟、作者和班长）

　　在启蒙老师的教导下，让我懂得了爱与恨。记得老师教的第一课是：“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接着给我们讲起毛主席，是如何领导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故事，这些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那时我们家住在县政府里，进大门后有一个小广场，广场前面有一个小山坡，山坡上便建有一个主席台，台上有一幅很大的毛主席戴帽子的画像。这天我进了县政府大院后，在台下面对毛主席的画像，恭恭敬敬地向主席鞠了三个躬，被回家的大哥看见了。大哥回到家笑着对父亲说起刚刚的事，爸爸听后也笑了起来，并说：“到底读书好！既长知识又懂道理了”。

　　（这是当年县政府的大门，进去后有个小广场，广场前的土坡上有个主席台，并有一幅毛主席戴着帽子的画像。图中左起第三排第十二位便是我的父亲）

　　虽说那时我们无忧无虑地生活，但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却是很严格的。有一次，不知何因，父亲的警卫员来学校接我回家。当走到最热闹的商业街时，他笑着对我说："今天我带你去看戏"。走到戏院门口，只见他对收票的人说：“这是县长的三少爷，我带他进去看看戏“。收票的看看他那全身穿着的军装，两只腿上打着绑带、肩上还挎着一把盒子枪，手一招便让我俩进去了。戏院很简陋，凳子是用木板排起来的，人也不是很多，不知何时已开演了。他带着我在前几排空木板的凳子上坐下来。这时我定下神来往台上一望，第一次看到那两个很可怕的大花脸在台上对着唱，我看了一会便说要回家。回到家里我把刚才看到的大花脸讲给父亲听，警卫员也笑着对我父亲说我胆子小。父亲马上问起警卫员你们是怎样进去的？得知原委后，父亲十分严肃地狠狠地批评教育了警卫员，无形中也让我受到一次父亲的教悔："人民的利益是不能侵犯的”！

　　（图为1951年6月，父亲与含山中学第三届毕业生及教职员工的合影。图中第一排左起第七位是我的父亲，第二排左起第二位是父亲的警卫员班叔叔。）

　　一九五二年六月，组织上又调动父亲去了当年在芜湖的安徽大学（后搬迁合肥，原址名为皖南大学）任总务长，所以我们全家又一起迁到了芜湖。

　　（图为一九五一年秋天，在含山照相馆拍的合影。后排左起：堂哥、二哥、大哥；中排左起：堂嫂、母亲；前排左起：姑姑、弟弟、作者）

　　可是没过两年，一九五四年九月父亲又被调到安徽省政府文教委员会工作，于是我们全家又一起搬到了合肥。省委家属大院的对面，便是我转学就读的长江路第一中心小学。小时候我也比较顽皮，玩心也很重，有时作业没做完，还被老师留下来做完作业才能回家。父母工作很忙，保姆又管不了我们，但我却十分怕老师。每当开学时，父亲就很高兴地说我“又要进鸟笼了”！意思是说又有老师管了。的确我们班的班主任叫陈蓉，她平时就象慈母一样地教育我们、关心我们的成长。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至今我仍然记得她那和蔼可亲的容貌。在她的帮助下我在读三年级的那年，加入了少年先锋队组织。那时这可是一件大喜事，一次我戴着红领巾被我家隔壁的程处长看到了，他还向我表示祝贺，他那三个孩子却向我要喜糖吃。为此父亲便特地叫保姆去买了一斤水果糖，分发给他的孩子，剩下的糖带到了学校，分发给老师和同学们。

说到邻居程处长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是山东枣庄人，听说也是铁道游击队的一名骨干。他对他的子女管的很严，他的大儿子叫程立，比我大三岁。有一次周未晚饭后，我俩正玩在兴头上，突然他那两个妹妹跑过来叫他，说：“爸爸要开会了，叫你快回家”！我一问得知他们家每个周末，他父亲都要召开一次家庭民主会。谁知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在几年后，却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分裂，那是后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母亲在合肥生下了妹妹，父亲可高兴啦！说：“我们家终于有了一位穿花衣服的了”。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因安徽省委调动我父亲去马鞍山负责建市的筹备工作，父母只好恋恋不舍地把喜得贵女的小妹，寄养在肥西的保姆家，想等到了新的地方安妥后，再来把她接回身边，不料这次分手竟成了妹妹与父亲的诀别。

　　（一九五七年一月父亲由于要筹备建立新市，只好恋恋不舍地把小妹寄养在肥西的保姆家，准备安妥后再把她接回身边，不料这次分手竟成了妹妹与父亲的永诀。后来妹妹剪下小时候的照片，剪贴在父亲的怀中而制作的全家福，作为她永久的怀念。）

那年正月过完了新年，父亲便带着我们全家（除了两位哥哥和妹妹）一起又迁居到了马鞍山，一到新岗位父亲便投入到紧张的筹建工作中。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三日，马鞍山铁厂、后改为马鞍山钢铁公司、现并入上海宝钢，发给我父亲的出入证，已捐马鞍山市档案馆）

我父亲一九一零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读书时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影响，他背叛了自己的剥削家庭，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他于一九二六年在家乡组织了学生运动，一九二七年转到芜湖读书时，成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一九二八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安徽省直机关党委对父亲在国民党监牢里三年多的狱中表现作出了历史结论，《关于钱光胜同志被捕问题的审查结论》中指出：“1929年因芜湖中心县委，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被捕入狱，被伪高等法院判刑五年，1932年经多方营救出狱。在狱中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自首、没有破坏组织、没有损害同志，并在狱中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斗争，为此敌人给钱光胜加刑、双铐双镣”。虽然组织上直到他逝世前三个月，才对他这段历史给了一个实事求是的组织结论，但父亲对这迟来的历史结论却感到是极大的安慰。不久我父亲终因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老伤复发，一场大病开始缠绕着他，但他迟迟没有去医院，而坚持在家中的病床上继续处理公务，后病情加重送马钢医院不几天，急送到南京鼓楼医院。由于父亲的那段历史，组织上一直迟迟没能给一个审查结论，从而影响了对他的重用，所以当时离住高干病房的行政级别还相差一点，考虑到他参加革命早而安排住进了高干病房，后经抢救无效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逝世，年仅四十七岁，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七月六日父亲大殓入棺时，母亲带着我和二叔、姑姑一起来到了南京殡仪馆。只见化装后的父亲是那样的清秀、安祥、庄重地睡在棺木里。不懂事的我还真以为他睡着了，所以一声也不敢响地站在棺木边一直望着他，生怕吵醒了父亲。就在盖棺前，姑姑拉着我的手说："老三呀！你怎么不哭呀，你们家的顶梁柱倒啦！你再也见不到你爸爸了"！……。我被姑姑这么一说，突然似乎醒悟起来，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封棺后父亲的灵柩，直接运到了马鞍山市江边码头的告别仪式现场，会后用船运回老家无为去待葬。

　　（图为无为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碑的正面是毛泽东主席字体：“死难烈士万岁”；碑的后面是张恺帆伯伯书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日，在安徽省委常委会上，时任省委书记曾希圣对与会者说：“我们对不起钱光胜同志，我提议追认他为‘革命烈士’称号”，“会上一致通过”。这是张恺帆伯伯"文革”时被关押六安，回归后住在省立医院，对前来看望他的两个哥哥亲口说的。一九七三年三月二日又经安徽省委批准，父亲的灵柩安葬在无为烈士陵园内。

　　（我父亲的墓面朝南偏东5度，处于烈士纪念碑中轴线偏0.8米）

　　父亲去世后，对母亲的精神刺激很大，常常出现精神愰惚，经组织上批准让她病休在家。二个哥哥经过商量后决定再搬到芜湖去定居，因为那里有二叔、姑姑两大家，还有外婆和小舅一家，这样可以照应一下。芜湖市委又在市郊的赭麓山脚下一个新建的居民小区，分配了三间房给我家，于是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又一次地回到了芜湖。哥哥还去了肥西把妹妹和保姆，接到了母亲的身边，又把老家的五保户四奶奶接来陪伴母亲。一切安排好后，二个哥哥便返回原工作地去了，那年我刚满十一岁。两个哥哥走后，我才真正感到像姑姑说的那样，家中失去了顶梁柱支撑的滋味，不少事都逼着要我去处理。

　　（一九五六年夏，大哥在位于定远炉桥镇，“八一”拖拉机站时的留影）

我们这个新建小区的四周一面靠山，三面都是农田。一天我带着一岁多的妹妹在楼下玩，楼下道路的对面便是一大片农田，农田靠近路边有一个农民的暖房。不知道妹妹看见了什么，捡起一块石头丢过去，谁知砸碎了暖房的一块玻璃。正好被农田干活的那个农民听见了，跑过来一把抓住了妹妹的手不放，并大叫：“谁家的小孩！谁家的孩子！把我的玻璃砸碎啦"！……。吓得妹妹大哭起来，我忙跑过去，恳请他放了妹妹，可他不肯。嘴上不停地说：“要赔钱！要赔钱“！这叫声惊动了也住在二楼的居民小组长，她跑下楼和这位农民说：“孩子这么小你就先松手吧，她可是烈士的后代、是烈属“。“什么烈属不烈属！砸碎了玻璃就要赔钱"！居民小组长也很无奈，问了这农民说要赔五块钱，便叫我回家找母亲去拿钱，这才了结了这件事，可在当时这五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呀。

　　（当年大哥在定远炉桥"八一站”工作，而二哥在合肥工业大学做调干生，难得相见他俩便在包河公园留了个影。右是大哥、左是二哥）

　　可是没过多久弟弟又出事了，他和小区中的小孩，去我们家不远处的长途汽车站玩，看见麻包中散落的古铜钱，大家争抢起来，一下子惊动了汽车站的工作人员，立刻跑过来抓人。其他小孩跑得快，弟弟最小跑不动便被抓住了，并送去了派出所，还通知家长去领人。派出所离我们家很远，而且母亲精神又不稳定，于是我跑到了市区找到三叔，总算把弟弟从派出所领了回家。

这时我转学读书的学校，就在离派出所还要远的一所城郊中心小学。母亲看我还小，每天中午便叫保姆送饭到学校。有一天我吃完午饭后，保姆对我说：“三少爷！我回去了“。正好被路过教室门口的班主任何老师听到了，他走进教室笑着对我说：“你每天吃饭还要人送呀！一来饭菜容易凉、二来你也缺少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和你住在附近的同学都是回家吃饭的，你明天可以试试看”。回到家中我对母亲说：以后叫她们不要叫我“三少爷”！就象三叔、姑姑那样叫我“老三"好呐！并说：“从明天开始不要送饭，我自己回家吃"！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叫我"三少爷”了。

　　（图为芜湖赭山脚下的广济寺，大山后面是小赭山，小赭山山脚下靠右边不远处，便是我们迁居时赭麓新村。）

那时我每个月都要去十几里路外的市区三叔家，拿母亲单位寄来的工资。有一次在回家的半路上忽然下起了大雨，当雨停后我便穿着母亲给我做的新鞋，在水中噼哩叭啦地往回赶。到家后母亲一看十分生气，她没有打我，而是按照老法叫我跪在地板上，狠狠地训斥我：“你这么大了，怎么一点也不懂事，这可是我一针一线做起来呀！”……。只见母亲边说边流着泪水，这泪水深深地触动了我那幼小的心灵。我向母亲认了错，可能母亲在想，我还是一个不满十二岁的孩子呀！她便扶起我并抱了我一下，揣来一盆热水让我洗脚换鞋。可我却被这伟大的母爱感动了。

是呀！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常夜里睡觉时产生一种幻觉，可能是父亲在北撤时的那一“推”，让她深深地印在记忆中。她一直感到父亲没有死，还在人世间，而与丈夫的离别是暂时的，他俩还能再相聚。所以母亲经常对我说，她晚上看到了父亲，可是父亲就是躲着她、不愿见她……。当我想起这些事时便深深地感到，一个大小姐出身的她，如今孤身一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她不仅要学会为我们缝衣做鞋，日夜操劳我们的全部生活，而且她更承受着失去丈夫的痛苦和思念。

从那以后我好象重新换了一个人似的，我除了放学后就赶回家中带好弟妹，还主动地为家里做些挑水、劈柴、买米的家务事，以减少母亲的负担。

　　（一九五八年秋冬，大哥去上海出差，返回单位时路过芜湖，带着妹妹去市区玩，并在照相馆拍了张合影。）

　　在失去父亲后的日子里，我的胆子也锻炼出来了。那是有一年"六一"儿童节的晚上，学校要组织一次篝火晚会，到底要不要参加呢？我心里很纠结，虽然很想参加，但又怕晚上走夜路！特别在那赭山脚下的转弯处有座“白骨塔"，心里想想就怕。后来我总算约了一位就近的同学作伴，可是散会后，同学都走光了，也没有看到那位同学的身影。这时我毫无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往家赶。暗淡的路灯很远才有一盏，一路望去不见任何身影，当我走到“白骨塔”那个地方时，我的心突然紧张地收缩起来，远远地离它走在对面的马路旁，双手也不由自主地紧紧的握住拳头，似乎要准备进行一场搏斗。就这样一路紧张、平安地回到家中，事后想想走夜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事嘛！

有一次又去三叔家取钱，三叔告诉我：原来在合肥隔壁家的程处长，就住在他家巷子不远处，现在是市政法委书记。这样我又和他的儿子程立联系上了，每月来三叔家有多余的时间，就找他们玩玩。他有时也带着他的妹妹到我家来玩。有一天我们相约去离我家不远的小河钓钓鱼，一到河边看见不少小孩下水游泳，程立会游便先下水了，可我不会游也跟着下了水。谁知这河床是U型的，开始我只是站在河的边上玩玩水，后来我向前走了两步，突然一下子滑了下去。我急忙用双手拍打着水面，眼看便往下沉了，程立的大妹程英在岸上大声地叫喊她的哥哥。只见程立猛然回头一看，一个鱼跃动作游了过来，把我推向岸边，救了我一条命。回到家中我不敢向母亲说起刚刚发生的事，生怕又让母亲为我而伤心。

在芜湖读小学的那个阶段，群众性的运动似乎也没停过。我去过农村教过农民识字扫除文盲；也参加过公社做炼钢的毛坯。还常常看到城里的人，一队队成百的人群，去农村"除四害”，回城时抬着掛在竹杆上一串串的麻雀、老鼠；还看到许多墙面上画的千斤猪、万亩粮和大跃进的宣传画……。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我突然发现那位儿时的好友、我的救命恩人程立，好长时间没有和我联系了。我问三叔，他告诉我：程立的爸爸在"反右倾"运动中"戴了帽子"，被下放到老家去了。他母亲是省妇产医院的党委书记，为了划清界限，便和他父亲离了婚。程立选择了跟他爸爸一起回了老家山东，至今我也没有他们家的任何信息。

　　在我考取初中不久，四奶奶早已回了老家，妹妹的保姆也回去了。姑姑一家被调到了径县；小舅一家在国民经济调整、精减城镇人口中，也下放回了老家，芜湖只剩下三叔一家了。母亲越来越感到孤独，她开始想念自已的儿子了。就在我初一放暑假时，她突然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去了合肥，找到了在合工大党办的调干生一一我的二哥。二哥当时真被这突如其来的母亲镇住了，向领导汇报后，安排了一所住处暂时把我们安顿下来。二哥为我的读书，找到了他在合肥一中读书时的入党介绍人、后来担任合肥三中的孔校长。由于家离学校很远，另外哥哥也想培养我独立的生活能力，请孔校长安排了我住校就读。

（位于宿州路196号的合肥三中新校门，去年12月12日迎接建校百年华诞）

在三中住校读书的日子里，我发现好好的一大片运动场，竟被挖成一块块的菜地。一问才知道在那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学校作出了把运动场改成菜地的决定，以适应粮食不足就以“瓜菜代"。这不由地让我想起哥哥曾对我说起过的一件事：一九五九年七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伯伯在去老家无为调研时，发现了农村存在着严重“浮夸风"、“共产风“，便提出了"三还原”、"两开放"的整改措施，给家乡的人民生活带来了转机，可是不久他受到中央批判，还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却认为他是“无为人民的好儿子“。

（张恺帆伯伯在“文革“后任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1985年离休，1991年10月29日去世，虽然没有授于烈士称号，但家乡的人民破格把他的灵柩落葬于烈士陵园中）

　　学校的宿舍每间共放五张双人床，我们这间除了我，其他九位同学都是合肥郊区城镇的。在这里让我直接接触到，农村这些纯朴、勤俭、好学的同学们，他们身上这些优秀品质，无形中也感化着我。在住校就读的日子里，老师对我们管理也是很严格的，十分关心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特别那位教导主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的我不但很单纯，有时也有点盲动。有一次这位主任找到我，对我说：“你是烈士后代，学校考虑发给你助学金，回去写个申请报告"。后来等我把申请报告递交给他时，他一看突然很严肃地问我：“你是怎么写的呀”！我一下被他吓坏了，也不知道写错什么了。只听到他接着说：“助学的‘助'，是帮助你的助，怎么写成`租‘学金那”！……。说实话那时我真的不知道，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我真以为这钱将来还是要还的呢。

他那么严肃地批评我，真让我有点后怕。俗话说"祸不单行"，这真让我碰到了，后来我又一次犯事被他抓个正着。一九六零年十二月，我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组织。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返校后，上完了晚自修便回到宿舍睡觉去了。突然大家在宿舍里听到了，一墙之隔的逍遥津公园里正在放一部新电影。于是有几个同学都想去看，结果大伙一商量，便翻过围墙进了公园看了半场电影。电影结束后，我们便从大门口进了学校。谁知刚一踏进校门，一下子被一个老师叫住了，定神一看又是那位教导主任在值班。他问清了原委，叫我们先回宿舍睡觉，并叮嘱我明天中午到他办公室去。第二天他狠狠地批评了我：“你入团才几天，就这样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啦！你这个团员是带的什么头呀！……"。我一想，我们这几位中只有我一人是团员。主任的这次批评从此一直深刻地鞭策着我，使我感到任何时候做什么事，都要想一想是否符合自己的政治身份。一九六二年七月，由于我不间断的迁居转学、知识的功底不牢，中考落榜了。

　　（一九六二年六月初中毕业前，我们班团支部全体团员的合影。图中：前排左五为校团委书记、左六为班主任；后排右二为作者）

　　中考 “落榜"对我来说振动很大，我知道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大哥也鼓励我不要泄气，并给我在南市文化补习班报了名。从那以后我便奋发图强、刻苦钻研，几乎每天晚上都学习到深夜。在复读的一年中，各门功课的成绩进步很大。复读结束前，数学老师要到了三中毕业考试的卷子给我们做，我考了个九十八分、全班第一，他高兴地自己掏钱买了十本数学练习薄，作为奖品在全班同学们的面前奖励了我。

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这年中考我选择报考一个中专学校。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九六三年七月我被报考的第一志愿一一上海铁路电信信号学校（即上海铁道学院中专部）录取了。同年八月底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从此离开了我的母亲和亲人们、离开了我的故乡，开始了我人生新的征途。

　　（父母当年生养的五个子女，如今都还健在，但先后都退休了。）

后 记

人们常说老来怀旧，这话一点也不假。退休已经十五年了，特别小时候的往事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深深地感到我成长中每一步，都离不开许许多多人的关爱和帮助。“吃水不忘掘井人"，我感激我的父母、亲人、老师和朋友。这种萌发出来的感恩激情，促使了我拿起了手中的笔，写起了此文。

在准备的时间里，我不断地收集有关的历史资料、核实有关的时间节点、仔细地回忆小时候一件件的住事，再从中筛选出对我印象最深刻、启蒙教育最大的事汇入文中。由于夫人身体不好，家务事多，我便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想一点、写一点、改一点，并在这篇文章中，纠正了过去在职时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和《干部自传》中，有些时间节点上的误差；细致地核实了每一件具体的事。值得我欣慰的是在全国人民庆贺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终于在今天完成了初稿。

此文的标题我也作了一点推敲，最早用《我的童年》，后感到时间跨度太短；再改为《我的童年和青少年的时期》，又感到标题太长。后来我想在十七岁时便离开了安徽故乡，从此在外读书，每当放假才能回去。而自从参军复员后、便留在上海工作了，真正地离别了我的故乡。所以我便把标题改为《在离开故乡之前的我》。后来叫我读初二的外孙女帮我设计一个题头的图案时，她便帮我删去二个字，我一看很简洁，便采用了现在的标题一一《离开故乡前的我》。

在我写好初稿后，我私下发给我的亲人和几位朋友听听意见，得到了他们的指点。弟妹和合肥的侄女又为我翻找了不少历史照片，充实了本篇的内容。另外大侄女专门把她翻唱的《深深的怀念》歌献给了我，经外孙女制作后放在本文的最后。在此也向张振忠、戴凤秀、朱德坤、陆勤武、袁秉祥等老朋友们的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附件：

（复印件）

二0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初稿

二0二一年三月三日 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