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有太多的匆忙

张瑞学

清晨，我站在明亮的玻璃窗前远眺着青山碧水，手里一根一根地慢慢清洗着芹菜、香菇、胡萝卜等各种蔬菜，又细细地切好各种下锅作料，条分缕析地做好炒菜的准备工作时，突然被自己的这种悠闲的细致所感动。原来，慢下来这么享受。 自己定义为急性子，利落、果断、从来也不在乎粗枝大叶。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回家看望父亲，做顿饭还受到训斥。 那天保姆请了半天假，我进家门时，老爸正准备自己煮面条。他说你来了就吃打卤面吧，炸酱不多了。我一听，急忙洗手做饭，先用温水泡上黄花、木耳，又拿出小块的猪肉缓上，然后按照爸的饮食习惯，洗了几根菠菜，切段后用开水抄一下，装盘当做菜码，又剥了几瓣大蒜放在小盘子里，看看黄花、木耳膨涨起来了，就择净洗好，然后切肉丝，葱姜蒜呛锅，肉丝煸炒，断生后放点酱油、盐，再加入黄花木耳翻炒几下，加水，水开打上薄芡，又洒上一圏鸡蛋液，卤就做好了。最后开水下面，爸喜欢锅挑，点上两次水后，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上覆盖着香喷喷的卤就上桌了。 从厨房到客厅的几步路上，我得意的不行，从来没在爸面前露过烹调的手艺，他吃饭特别挑剔，估计是旧社会学徒时，侍候师傅留下的后遗症。青菜断生就出锅，肉菜要色香味俱全，包饺子不能露馅，饹饼必须两面金黄。我在家时，只会飞快地擀饺子皮，侍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四个大人包饺子，其他没干过。在兵团吃大锅饭十年，结婚后糊弄儿子才开始炒菜做饭。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只要吃饱，儿子从不挑剔。 今天第一次给爸做了简单的打卤面，看这速度，看这水平，不咸不淡，色彩缤纷，绿的菠菜，白的蒜瓣，黑的木耳，黄的黄花，粉嫩的肉丝，带芡的汤汁浇在软中有劲儿的面条上，太漂亮了！ 我的脸上漾溢着幸福的笑容，把面条放在餐桌上，请爸爸入座，还压抑着得意的话音说，看看，我做的怎么样？ 爸爸的眼光早就扫过了桌子，座下后用筷子挑起肥嘟嘟的木耳说，这就是你做的？当然，咱家有别人吗？你平时就这么做饭？是啊！你外孙子吃我做的饭，成长为飞行员！这木耳长什么样就做什么样呀？就不能切两刀吗？切它干嘛，到肚子里都一样。废话！这么粗枝大叶的，不浪费食材吗？可惜了这么好的木耳了。 爸爸有些严厉的眼神伴着斩钉截铁的话，一下子让我楞住了，您不是饿了吗？不是为了快一点吗？我这叫利索，这叫速度！爸哼了一声说：什么玩意儿！ 嘴上较劲，但这次挨呲儿后，我虽然再也没有机会给老爸做饭，可是我还真注意检点自己了。细思量，自己真不是个从容的人，有时候，我也反省自己，论基因，爹妈都是温和、恬静的，万事不急不慌，哥哥弟弟也是一幅悠闲、稳重的气质。唯独我，怎么就这么忙叼呢？似乎匆忙相伴了一生。 一、匆忙的下乡 1968年6月，我特别不爱去学校。闹腾多时的参军入伍结束了，初中二年级竟然有两名女生被选中，其中还有一个好朋友。看着她们穿着绿军装，配带着红领章的神气样子，第一次尝到了灰心丧气的滋味。 散散漫漫的遛跶了几天，学校里突然就传出可以去东北兵团的消息，听说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也是穿军装的，叫“屯垦戍边”。但也是有条件的的，必须出身好，是初三年级的。 赶紧请班主任去帮忙打听，我们有没有资格呀？我自己思量着，出身好是第一条。参军报名时，我的政审通过了，虽然是中农家庭出身，但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可以争取的对象，是革命的后备力量。第二条，我们在学校只把文化课上到了初二年级就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但后来断断续续的搞复课闹革命，实际上已经在中学待五年了，按以往的标准，高中都快毕业了。 孙老师还真负责，去校革委会找了主任和兵团的领导，他们竟然同意将人员标准延伸到67、68届，但说时间紧迫，离出发的日子只有三天了。 三天时间？没问题呀！去年到房山支援“三夏”拔麦子，我们仅用半天时间就打好了背包，书包里装上两个馒头，半夜走着就去了。 这次是去东北，可能有点儿远，还要坐火车，但与支援“三夏”没有本质的区别呀！还能穿上兵团的军装，过上集体生活，哪点比当兵的差呀？不容置疑，不能罗嗦，只有三天时间确实紧张，尤其是还要迁户口，这可是个没干过的事儿。 长到16岁，只拿着家里的副食本去合作社买过芝麻酱，其他票、证都没权力动，户口本长什么样都没印象，那是爷爷掌握的权力。他把所有权力都锁在他每天当座位的木头箱子里。 爷爷，老厉害了！一张不怒自威的脸，6个儿女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只有我这个不招他待见的丫头片子不怕他，妈妈为了护着我，让爷爷说哭过好几次。所以爸爸妈妈是要不出来那个户口本的，我只能自己智取。 6月份了，爷爷每天只穿一件白布衫，一条用红布腰带系着的黑布裤。这身衣服都是妈妈手工做的，样式极简但舒适合身，除上衣下摆有两个衣兜，没有任何装饰。每天早上，爷爷从自己住的院子过来后，就把家里的一串钥匙从白布衫的兜里掏出来，放到他座位身边的桌子上。 那天早上，我如同往常一样，擦桌子、扫地，给爷爷的大茶缸子里放上茶叶，静等开水沏茶。 爷爷奶奶过来了，奶奶随口说，还没上学呀？我说，马上走。爷爷照例把钥匙放到桌子上，然后去厕所，这是他一天中离开座位最长的时间，只有这一次拿到户口本的机会。 厕所是村里的公厕，在我家院子后面的主路上。我等爷爷转过墙角，立即拿起钥匙串，迅速的胡乱的挨个捅，第二把就捅开了木箱子上的锁。 木箱里是几件比较好的衣服和一条皮褥子，一个小铁盒里装着钱、粮票、布票、工业券和副食本、户口本。我顾不得细看，拿起户口本，迅速的锁上木箱。奶奶一如往常地盘腿坐在炕上，她会始终从镶在窗棱上的玻璃向外张望，整天不一定说句话，不知道她在想什么，看到了什么。但看我这么折腾，翻箱倒柜的，就说，买东西去呀？我立即悄悄地告诉奶奶，别说啊！然后飞速地背上书包，直奔大红门派出所。 在派出所怎么办的手续，我都忘了，太紧张了。总以为那是抓坏人的地方，我又是偷拿的户口本，如果不是手里那张通知书壮胆，我几乎就想逃跑了。 从派出所拿着户口本和一张纸条出来，我有点迷糊，走不动路，不知道是回家还是去学校，找了块路边阴凉处坐下来，小心的展开那个盖着派出所红章的纸条，也不知道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就紧紧的按在书包上，回想这又惊又怕的一上午，两天后我就不是北京人了！ 第二天，我没事儿人似的到另外俩个同去的伙伴家中聊天，看着段平的妈妈哭得泪人似的，我们也跟着哭；看着淑敏的奶奶静静地给她收拾衣服，妈妈边数啰边嚷嚷，我们就儍呆呆的听着。 她们俩问我怎么跟家里说的，我想了想说，昨晚吃饭时，我当着全家人的面，把户口本往桌子上一拍，然后理直气壮地告诉大家，我自己把北京的户口销了，两天后坐火车去东北。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啊，但我估计过不了年，所以棉衣服就别带了，给我找个箱子装几件衣服就行。 第三天，妈妈用一个红白相间的线网兜儿装了一个新脸盆，里面是洗漱用品；爸爸用他学徒时买下的三合板小箱子给我装上衣服，又用一条旧床单打上妈妈连夜拆洗的被褥，我在同学们的簇拥下，雄纠纠地登上火车，北京再见！ 二、匆忙的放弃 生命中，不知道是谁，特别喜欢给我制造匆忙的机会。下乡时給三天的准备时间，上大学却只给我一晚的考虑。 1973年秋天，我到兵团整整五年时，有一天的下午，我在办公室接到团政治处主任的电话，他说赶快让连里的通讯员到团政治处取一个师部宣传部给我本人的通知，据说师部推荐我到北京五七艺术大学（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上大学。 上大学，是那两年兵团各单位的大事。似乎从1971年开始，兵团战士内部开始了暗流涌动。有人悄悄的被军队接走，走时匆忙，连自己的用品都不拿，直接告诉好友处理就走了。有的开始困退，有的开始病退，有的调往其他省，有的调往师部、兵团。 上大学、中专、技校是公开的，传达过上级文件的，虽然名额有限，但大家都知道，有的还要经连里研究，群众讨论，上报批准等过程。 我从没往上大学方面想过。因为连里优秀人才太多了，那些老高中生的文化底子，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如果让我这初二水平的人去读大学，没天理！ 通讯员着急忙慌的从团里取回来一个密封的信封，封口处还盖着几个红章，封面的右上角还有一个“急”字。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一张入学申请表。 团里又打来电话说，上学的事还没有告诉连里的领导，也不用走其他程序，因为这是师里掌握的名额，团里都没有使用权。此名额仅限北京知青，填表后，北京还要来考试、审查，录取了再通知连队，目前需要保密。另外，由于时间紧，程序多，要求当晚填好，明天早上送师部审核。 这一大堆晕头转向的要求、条件、事项，当即摧毁了我简单的逻辑思维能力。四师那么多的北京知青，怎么就把仅有的一个名额落到我的脑袋上？因为四连宣传队在兵团调演时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因为我是宣传队队长？因为那次代表宣传队去师里参加了一次“讲用”？师长总结时提到了我，说我的“讲用”实事求是，宣传队是“乌兰牧骑”，还立时三刻的给宣传队改名为“演唱组”。 哎，不对呀，师长说要保护“演唱组”的成长；团政治处主任说“要保证宣传队人员的稳定”，怎么就突然放我走呢？ 且慢，北京还要来考试、审查呀！我的天！多少年没提过考试了？那是封资修呀！考什么？数理化？早忘了，考唱歌跳舞？除了忠字舞，我什么都不会。审什么？中农成份行不行？ 还不让连里知道？考不上还好说，自己偷偷的丢人；万一考上了呢？哇…，指导员那锐利的眼神；连长那吧嗒吧嗒抽旱烟的沉默；朝夕相处的宣传队队员们，大家点灯熬夜排练出来的节目；凭什么就让你一个人上大学呀？全连知青那惊讶、疑惑的表情，大宿舍那三十多个知青姐妹的目光，如果我就这么一扭头走了，去干一件永远与连队无关的事儿去了，这辈子还有好日子可过吗？ 不行，不行，这表坚决不能填，我光明磊落的性格，决不能做这种黑不提白不提的事！ 一夜的辗转反侧，让从不知失眠滋味的我失去了思考的耐心，找出一个信封，附上一张纸条，连同那份申请表一齐塞进去。早上交给通讯员送到团部，我扛着锄头下地了。 三、匆忙的返城 还有更邪虎的事情呢！办返城手续仅用了半天时间。 1978年底，我到兵团整十年了。黑龙江又到了大雪封门的时候。那年儿子已满两岁，正是到处乱跑、炕上灶头到处胡翻的年龄，一眨眼看不到就能闯祸。 有一次他在副连长家玩儿，连长老伴把他举上箱子坐着，他刚一坐稳，回头一伸手，就把箱子上放在小盘子里的碎馒头抓起来塞进嘴里，那是浸过滴滴畏药液，准备捕苍蝇用的。待老人看到他鼓着腮帮子，再一看盘子，吓得赶紧往外掏，但已不知他吃了没有。全家这个折腾呀，叫上拖拉机，去团医院，洗胃催吐，观察24小时，看他嘻嘻笑个不停，才放心回家。 这样的淘气孩子，本来就劳神，又加上他爹外出学习，大冬天的挑水、劈柴全是事儿。没办法，回家！ 到了北京，住在娘家。妈妈的老友路过，看到我带着孩子在家，就双手一拍说，丫头，你可办回来了！妈说，办什么办呀，不让回来！老友一楞，说，交给我吧！转身就走了。妈说，她就是这么个风风火火的脾气，当街道主任练的。 谁也没当回事，第二天中午，老友拿着一张“准迁证”来了，往我手里一塞说，国家有政策了，一家三口都可以回北京了，办去吧！妈正在发面，两手沾着白面楞在案板前，我牵着孩子的手，一时晕忽，就那么一句话的功夫，天大的难题就解决了？ 自从交回那张大学申请表后，我就不再去想回北京的事了。为了表示扎根边疆的决心，我结了婚，生了孩子，成为“铁杆扎根派”。当大批的知青撤离北大荒时，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默默地为他们送行。 一点儿回北京的准备都没有，但“准迁证”却硬生生的送到了手中。赶紧给在党校学习的丈夫发了电报，把“准迁证”用加急挂号信寄出。丈夫说，他自己去办返城手续就行了，冰天雪地的，我和孩子都不用回去。 虽然东北兵团的家是简陋的，但毕竟有长期生活的打算。连里让木工房给我家打了炕桌、五斗橱、写字台，即实用又漂亮。我们自己添置了红灯收音机及各种炊具，爸爸特意从北京寄来了一对加厚洋铁皮的水桶，井里的冰再厚也磕不扁了。最让人心疼的是那围了半个院子的木柈子，那是多少人帮忙从山上运回来，再两人一组锯成段，又用下班时间劈成四半，整齐的码在院子四周。说实在的，那两个腌鸡蛋，积酸菜的缸都来之不易。我从团部商店买好后，再搭连里的马车，一路上我扶着这个，拉着那个，逛逛荡荡的吓死人，自己恨不能分成两半钻进缸里去镇着。土炕上的新被褥，都是妈妈从老家二姨、三姨家要来的自己种的棉花做成的，妈听说我十月份执意要在东北生孩子，竟然做了一床8斤重的大被子，盖在身上，喧暄腾腾的像个小山包，热的喘不过气来。 我人在北京，心在东北，不知道丈夫怎样搬回这个家，急得团团转。 半个月后，丈夫在我一封封电报的催促、询问中裹着军大衣，斜挎着军包回来了。所有的家什、用品都送给了连里的老职工，连双鞋都没给我剩一双，比我十年前去东北时还要干净。 他说，年底了，那个准迁证的有效时间只剩半个月了。他来来回回的跑团部，在各个部门之间等批示，等签字，等盖章。所有的手续都办完后，才敢在连里买了半扇猪，请了三天客，分了两天东西，直到最后一位老职工取走了最后一件物品，帮助打扫了屋内、院子，锁好了大门，才悄悄登上了回京的列车。 一间屋、半间灶、小仓房、大院子，干干净净没留下一丝住过的痕迹。 四、不再匆忙 小时候，我能安静的时候是看小说，如果不是警惕爷爷的呵斥，我能看一天不动地方，吃饭时端着碗看，咬着半个馒头的看。曾经的梦想，就是藏在一个小棚子里看上几天几夜。 有了看书的基本功，在兵团时，楞能把报纸上四版的社论全看完；在职工学校当老师时，用初二的文化底子参加了全国自学高考，把12门课程完全靠自学拿下了全国第一批毕业证书；在机关，看文件的功夫更是深入骨髓。所以，静的优美，慢的速度，早已在心里默默地扎着根。 半辈子的匆匆来去，急赤白脸的过往生活，在一次西北调研时得到了升华。那一座座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原，驰骋百里仍是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漠，那份苍凉与萧瑟时刻撞击着心灵，好想立刻躺在塬上好好感觉一下大地的温度，这静谧和宽广似乎才是自己的终身追求。 退休后，我开始漫无目地的各地游荡，专门去那些交通不便，信息相对闭塞的县、乡、村去感受历史的沧桑。在土地的宁静与自然中去寻找人的淳朴与善良。 闲坐一隅，听风望云，渐渐地，我喜欢上了这样的慢生活，人生不必都是白驹过隙，余下的日子里，静静的享受才是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