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印度军人的印象，还停留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八一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的纪录片，我军优待俘虏的画面。黝黑的脸庞，黑白极度反差的眸子，卷发大胡子（或两撇小胡子），用手抓饭吃，呲着白牙对着镜头憨憨的笑。抛开战俘的身份，以为就是一带点喜剧色彩的佛系克什米尔大叔，全然看不出杀气。 <h5>当年玛尼堆再向西几百米就是狮泉河的主要支流典角河，实际控制线。身后那个白色山头上建满了印军的工事碉堡</h5> 后来，热遍全国的电影《流浪者》，有个贯穿全剧的《lz之歌》，一个人唱，一群人跳，舞动中尽显众生喜怒哀乐，音乐里唱遍人间冷暖心酸，“唱念做打”皆故事。感觉印度民族纯粹洒脱不失精明，眼睛比嘴会说话，肢体的夸张更胜语言；上至议员富翁，下至流浪乞讨者，无一例外。 以致后来提到印度脑子里自然而然就浮现出那极具鲜明民族个性，独一无二又有些搞笑方式表达意愿的一群人，怎么也无法将乖张的民族性格与铁血的军人联系在一起。于是认为：印度无军人，出自那支军队中的只是穿着军衣的印度人。 1964年全军文艺会演，最抓眼球的莫过描写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部队的作品与反映“喀喇昆仑”、“雪域高原”部队作战、训练、生活的内容。毕竟是打了无数胜仗建立新政权的军队，自豪满满哒！ <h5>现在的典角村，还是那座山头，印军阵地还在，过去的玛尼堆被太阳能发电设备取代</h5> 对印作战的纪录片、文艺表演均为儿时生活的军队大院礼堂上演的节目，那所礼堂规模在全复兴路的军队大院乃至全军都数得着，那时军内举行大型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吧。我们称其为“大礼堂”。 还有一个能进入小伙伴谈资的是与总后礼堂的对比，据说后一座因其“奢华”受到周恩来总理批评，而我所在大院礼堂因简朴实用受了表扬，小伙伴很为“大礼堂”自豪了一阵子。 开阔眼界需要加较为完善的硬件，文革前全国全军不少首演和重要活动以及内部的、参考的选择在“大礼堂”进行就不足为奇了。“大礼堂”里曾发生和定格的一个个永恒瞬间，深深烙着时代的印记，见证了历史沧桑，也成为那时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窗口。 <h5> 孙敬修爷爷给孩子们讲故事</h5> 刚上小学。暑假，“小喇叭”里的孙敬修老师走出收音机的小方匣子现身大礼堂。台上，一张桌子一杯茶，一样纯正的京腔和绘声绘色。小鸡小鸭小猴、神笔马良的故事里饱含着崇尚科学、尊老爱幼、爱党爱国的大道理。好正的“三观”，好慈祥的老爷子！ 开学了。院内的子弟学校排演节目向家长汇报，幕布开启，满台脸涂五颜六色的小“亚非拉”。“我生在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大礼堂飘着稚嫩的歌声。 歌词连着五大洲、四大洋。从此记住了胡志明、卡斯特罗、格瓦拉还有恩威尔.霍查；更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院里大人们都到郊区搞“四清”，大喇叭不断播放三八作风和解放军是个革命大学校歌曲。陆续有还在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运动实践中苦苦探索的兄弟党到世界革命的心脏学习解放军的成功经验，接受革命洗礼。大礼堂和食堂又给我们提供了对“亚非拉”革命运动的直观认识。 我们溜去“湖南班”的餐厅蹭饭吃水果，对外称“湖南班”的实则是越南班，胡伯伯领导的越共，“胡”和“湖”谐音应该不是巧合。讲貌似鸟语的“湖南人”把我们举过头上下颠，我清楚看到他们中有部分人的拇指或中指或其他指是残缺的。他们刚从抗击美帝甚至法军的战火硝烟中走下战场。 有越南班必有他们的抗法抗美同志加战友老挝班，和越南战友相比，老挝的男人更佛性。大礼堂里，中秋节联欢，一群老挝男人表演类似傣族舞，两肘上抬齐胸，左右手交叉轮换穿梭，象是在隔空捞鱼，身和头亦随之蹈之。不标准的汉语和着芦笙吹奏的优美东南亚旋律小调民歌：“炒花申（生），又脆又仙（香）”。台下的我们乐不可支，置身其乐融融的氛围共同感受和平带来的欢乐。 没课上了。红灯记剧组向驻京军队各大单位汇报演出，浩亮、刘长瑜等“样板名人”鱼贯走下大轿车，亮相“大礼堂”后门。看到“样板团”不仅统一着65式军装，还“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不知是现实版火线入伍还是学习解放军，把自以为只有“破四旧”、“反潮流”才是革命行为的熊孩子镇住了。当年得到“中央文革”力挺的样板团气场绝对碾压现今所有影视网红“小鲜肉”。 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开始了。院外红卫兵当街拦住路人剪波浪头、剪瘦裤腿闹得轰轰烈烈。大礼堂除了上演红灯记、长征组歌，不断有外地以“总部”、“兵团”标榜的造反组织进京串联，宣传他们“文攻武卫”的“捍卫”成果。印象深刻的是某省一个“总部”，保护“中央文革”代表摆脱另一个巨量组织“百万雄师”的围追堵截撤离大楼的情景剧，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宛如党的地下组织在行动。 揪斗“军内一小撮”，军内造反组织开始介入“四大”。大礼堂前操场，几辆嘎斯51军用卡车上不知哪的军人看管着彭总、罗大将，战功卓著的罗大将居然是坐在箩筐里被士兵抬下车，押送至“大礼堂”。 礼堂里批斗会开得义愤填膺，外面军队院校的学员冲场子，一次次被台阶上手挽手维持秩序的战士推下去。年轻的准军官擦擦汗，整理整理军装，瞪着透着血丝的眼珠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而后再冲锋。犹如一排排绿色的海潮，涌到岸边狠狠地拍击堤岸后在反作用力下“刷”的一声退回来。 来自军委各总部所属院校的“准军官”们“砸场子”的他们不是来“捞人”，不是来拯救曾仰慕不已并几乎能倒背他们事迹的革命前辈。而是认为卫戍部队造总部的反，是抢了总部直属单位的“革命成果”，走资派该由自己的组织完成革命行动，“砸场子”就如两支部队“抢俘虏”抢缴获的战利品。他们显然被自己的“英勇壮举”所感动，如此反复，愈挫愈勇。 小学二年级未上就满院“放鸽子”的我们，只知道双方都认为自己捍卫着正确路线。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双方都互指对方“保皇派”，自我标榜“造反派”，看热闹的我们一头雾水。 现在的“大礼堂”已经成为军队驻京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了。大礼堂，一个时代的缩影。 <h5> 现已成为驻京部队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大礼堂”</h5> 恰好我们这一代“熊孩子”打打杀杀无处不在的年龄，抗战、国内革命战争及抗美援朝已然是“遥远的传说”，离得最近的就是对印作战。 在全军政治工作干部的顶级学府，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我军擅长且独有的政治优势瓦解敌军，一定是贯穿培训的主要内容。 西藏或新疆部队在“大礼堂”演过一个根据自卫反击战真实故事改编的名为《八百卢比》的小话剧，讲述一个被俘印军大叔溃逃时丢失了八百卢比，被我军官兵克服千难万险找回失而复得的小故事。那位印军俘虏大叔在丢失钱后着急上火，连比划带生硬中文口语“八百卢比”的抓狂形象，被模仿的诙谐生动。 <h5>1962年被俘虏的印军约翰·达尔维准将。被我军一位指挥员问到被俘后是否遇到什么麻烦，达尔维伸出戴着金壳手表和钻石戒指的手说：“你看，我的东西丝毫无损，你们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h5> 那些来自一线鲜活的战斗生活逸闻趣事，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又不乏浪漫情怀，很多都是战士自己演自己。其思想教育、艺术感染力都深深刻着时代烙印，既宣传了中国政府对中印边境问题的一贯主张，又展示了解放军严格执行战俘政策的文明之师，纪律之师，仁义之师形象。 那时每看此类节目，都血脉喷张，能真切感受喀喇昆仑战士的生活，也算圆了多年以来的愿望。 <h5>阿里军分区袁政委指认地形，他在边防总是挎着望远镜， 拎着照相机，记录边境线上的点点滴滴和每一微小变化 的生活了。</h5> 在阿里-天空防区与连队干部谈话都不免扯到隔壁军队的职业化，那时职业化在我军还只是个令人憧憬的话题。印军的职业化来自于英军，但又带有典型的印度特色--军官与士兵待遇的差异奇大，这种现象似乎也融和了种姓制的元素。印度卢比与人民币汇率1比0.092，搁现在也就约合70元人民币，相当于我国那时八级工一个月的工资。 但当时那可能是这个少数族裔士兵几个月的军饷，全家老小的最重要生活资料了。 回想那位为“八百卢比”着急上火的印军大叔，从盘头裹布装束看，大概率是个少数族裔士兵。但当时那可能是这个少数族裔士兵几个月的军饷，全家老少的最重要生活资料了。 尽管1947年印度脱离英殖民体系独立后，种姓制度在国家层面的法律地位不复存在。但因形成发展与宗教的历史紧密相连，已经延续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印度这个国家挺奇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中国警告美国欲出兵朝鲜也是周恩来总理照见印驻中国大使潘尼迦传递出去的。随后尼赫鲁总理与周恩来总理万隆会议共同倡导了享誉世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尼赫鲁的“不结盟运动”中国给与支持赞赏。 眼见被压迫民族就要拧成一股绳了，双方终因意识形态分歧及奉行的内政外交政策巨大差别而渐行渐远。 倡导“不结盟”的印度，骨子里深深烙着曾经的大英宗主国霸凌、强权思维，干涉周边国家的内政，扶持傀儡政权谋求充当地区霸主并付诸冒险。明明独立后高调废除种族矛盾的根源种姓制，转而又支持维护反动农奴制反对民主改革的达赖集团；坚决争取本民族独立解放，却积极主张殖民地时期强加于邻国的不平等领土界限。制造边境摩擦，侵占别国领土。 政客的狭隘、霸凌、狂妄，军人的鲁莽、冒进，赌博，社会文化的撕裂、多元构成了一个时期决策者对华政策屡屡误判的主要原因。 要不连毛主席一生经历了多少政治风浪的伟人都“想了十天十夜，闹不明白印度为什么打我们”。当然，“不明白”是认为同是受殖民压迫的国家，所思所为堪比曾经的压迫者，比川剧变脸还快。 印度社会实际存在的种姓制度，也延续到军队里。那些低种姓和少数民族裔的士兵永远没有机会做军官，兵永远是兵。生活所迫，而非义务。但士兵收入较一般社会从业者高，故低种姓族裔十分看重这份养家糊口的职业，所以才有了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我军战士看到的 “胡子兵”。据说他们的射击、单兵技术和自我防护都不错，但雇佣观念浓厚，当失去指挥时，独立作战能力大打折扣。 当时印度军队中居然有外国“援军”，不是那种印度本国民族、地域为单元编制的部队，如锡克、库马盈人联队等。尼泊尔廓尔喀人—印度独立后接管英国移交的部队，管理序列以廓尔喀xx联队、营、连单独编成，类似志愿军抗美援朝初期看到的美军黑人连、黑人团。认为这样可减少种族文化差异矛盾，发挥各族裔凝聚力战斗力。 不过在美军一个整建制黑人连被志愿军39军俘虏后，美军由此质疑黑人对美利坚帝国的忠诚度，自此务实的美国人就再也不将色人种单独编成战斗单元了,部队不同族裔均混编，尊贵的盎格鲁萨克逊与有色人种相互渗透监督。总是碾压周边小国的印度则一条道走到黑，或许就喜欢艳丽扎眼的不同风格军装礼服，不考虑战斗力，与他们古老的文化习俗有关吧。 <h5> 凶悍的手持弯刀的廓尔喀军人 </h5> 廓尔喀雇佣兵是英国殖民时期的产物。这群印军中的“外国人”以纪律严明，极能吃苦闻名。他们矮小但强壮，尤善山地战和勇于近身搏击。 腰佩“戈戈里弯刀”（也称“廓尔喀弯刀”）是廓尔喀武士的典型标志且为所有廓尔喀青壮年的追求。弯刀既是他们的荣誉象征，也是猎兽杀敌的利器。生性勇猛也为他们带来养家糊口的职业，被雇佣打仗。 廓尔喀人来自尼泊尔中部的山地部落，严格地讲“廓尔喀”是指一个特定地域的部族而非严格意义的民族。 鼎盛时期的廓尔喀人于18世纪中叶征服了尼泊尔，建立起了沙阿王朝，沙阿王朝又被称为廓尔喀王朝。连年征战的廓尔喀人在统一尼泊尔过程中将祖辈尚武的精神不断发扬并加以传承，随着领土不断扩张，沙阿王朝领土面积达到现尼泊尔领土面积的三倍，并多次入侵西藏与藏军、清军都交过手。 英国征服尼泊尔征召大量廓尔喀人加入驻印英军。因为作战英勇钱给的足够多，两次世界大战中，廓尔喀雇佣兵的足迹跟随英军踏遍阿富汗、埃及、北非和伊拉克，参加了几乎所有与英国或与印度有关的冲突，包括英阿马岛冲突及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印军队伍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廓尔喀联队被从四川紧急入藏的54军130师击溃，第三营被全歼，军区董占林付司令当时任130师长。 对军官选拔的“另类”标准，即使在战时在印度军队中也很难见到勇猛无比的“廓尔喀”军官。“职业化”的印度军队一般享有“刹帝利”高种姓血统才能晋升中级以上军官，印军的中高级将领都是由他们担任。如此，有高种姓军官除了优越感外实际指挥作战能力不及基层的“兵头将尾”也在情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仅靠绅士的那点豪情和所谓的贵族精神带兵打仗能有几分胜算结果可想而知！ 印军军官与士兵待遇可谓“天壤之别”，平时吃饭、住宿、休闲娱乐都场所各异。军官除了各种津贴、保险、差旅生活补助，甚至汽车保险和公寓住房,每年几十天雷打不动的年假和事假，若因军事训练或执行任务被占用，则补发双倍薪资。 低种性的士兵为军官服务天经地义。1962年反击战胜利后，我军士兵观察到即使同为战俘，高种姓军官也会享受到士兵的服务。 除了种姓制，因国籍（印度、尼泊尔），民族（印度斯坦族、锡克、拉达克[藏]），语言（印地、锡克、拉达克、廓尔喀、英），宗教（印度、锡克、伊斯兰）等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也会相互产生歧视，隔阂、猜忌等矛盾。 对于种姓身份固化等多重矛盾交织,且雇佣观念浓厚，官兵缺乏沟通交流的军队，平时谈何凝聚力，当战时失去指挥时独立完成既定作战任务能力几无可能。 <h5> 靠近拉达克的抵近观察 </h5> 一位边防连干部告诉我们，山口对面印军军官每到周末就被直升机接到山下城市休假，或送家属抑或服务女郎上山陪他们度假过周末。单就自然环境，气候条件来说，对于两国军人是公平的，印军中少数民族或原住民甚至适应性还略强于我们的战士。 <h5><br></h5> 这种人与人的身份等级差别隔阂在战场上的结果是致命的。枪炮一响，社会阶层之间尊贵卑微的循规蹈矩和温情脉脉瞬间被击得粉碎。生死之际军官再对平时毕恭毕敬的士兵说“我先跑，你断后”，大概率会对牛弹琴。此时谁再为平时颐指气使毫无感情交流的长官卖命除非他的脑子进水！ 英国记者笔下的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印军溃败：“如澳大利亚草原受到惊吓的鸵鸟争先恐后沿小路狂奔”是真实写照。 反观我军战士都是20左右的小青年，有朝气、有体力、有冲劲。冰封雪域，干部与战士朝夕相处，使命感、责任感、担当精神岂能相提并论。这才是战斗力的硕源，也是双方军人最大的不同之处。 与印度军队不断升级换代的军事装备相比，阻碍他们军队战斗力提升的不仅仅是武器，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问题，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士兵才更令人胆寒！ 流传的印军中、高级军官以希特勒鼓吹的“优等”雅利安人种为主果然不假，还是在巴里加斯地区的一次与印军的对峙得到印证。 雅利安人来自中亚，公元前侵入克什米尔，逐步发展至恒河流域。这类军官的白皙皮肤，乃至身材也与士兵有区别。印度土著为主的士兵肤色稍黑，又不属于黑种人，相比较，“南亚黑”更加壮硕。 那天还是去重点地域都木契列，这是个敏感地域。1962年我军将盘踞我国领土的印军从这里驱除出境。同行的连队干部和一个班的战士，来到一个名为“昂藏”的点，边防连的翻译告诉我，“昂藏”翻译成汉语即为——鸟岛。 此处海拔4200公尺的高山峡谷，一条狭长的河流森格藏布（狮泉河）自东南向西北缓缓流淌，河的中心构成了中印两国的实际控制线。两岸相对平坦宽阔的峡谷生长着阿里地区鲜见的一堆堆，一蓬蓬的红柳沼泽。顺小溪流过的山谷，牧人踩踏出的小路，成为阿里地区西部通向印度拉达克首府列城的一条通道。 表面平静美丽的狮泉河谷，河对面山后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印军驻扎有建制部队。有河有树（红柳），除了缓缓的的流水声，看似宁静的表面，若不是暗伏的边境危机，把这个画面放到内地哪个地方，野个餐、露个营都挺惬意的。 森格藏布（狮泉河），发源于冈底斯山主峰冈仁波齐峰北面的冰川湖，是印度河上游河流的主要源头，也是西藏第二大河流。自南向北与噶尔藏布（噶尔曲）相汇合转向西北，冲破拉达克群山的阻隔，经克什米尔流经印度，再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汇入波涛汹涌的印度洋。 这条相对宽阔的河流峡谷位于喀喇昆仑余脉和冈底斯山脉之间，顺河流向北有土路通向楚舒勒、斯潘古尔方向。东北方向几公里外冈底斯山的羌山口，海拔5050公尺，1962年被越境印军占领，经过激烈战斗就是被我军驱赶从此区域越河逃回拉达克。 双方平时巡逻的线路基本与河平行，顺河的两岸前行互不干扰，即便有些地方河流当中有岛，巡逻也不会进入河中岛。河的两岸高出河床，对面是一个山口地带，一个小山包挡在山口前，隐蔽在山包后不远有印军哨所及驻扎的部队。距离不远的西南方向还建有简易机场。 午后阳光直射河的两岸，河中水波泛着粼光，站在我方一侧的河床高地，观察、瞭望视线甚好，司令部同志所称“看地形”的教科书版地貌及经典站位。大家或望远镜或架设三角摄录器材观察、拍照、摄像，突然河对面印度一侧山包后一辆越野吉普绕出疾驰到山包的左后，又急急的刹住。跳下车来四个印度军人，其中3人端枪成前三角战斗队形猫腰躬身朝着河边迎过来。 阿里部队一直要求增设哨点，加强边境控制以应对印军的蚕食及越境侦察，选点须慎之又慎，可能近期我们一行不断出现在各个哨点，印军的神经敏感过度了。 我们正对面的山口是双方的敏感地带，但凡山口通道，他们都不惜人力财力设固定哨点，一旦冲突升级随时形成局部优势。与之相比，这里距离我方边防连还有不短路程，连季节性哨点都没有设，当年我们的驻防力量远没有印军投入那么多，这源自一种霸气和自信吧。 其实阿里部队一直要求增设哨点以应对印军的蚕食及越境侦察。选点须慎之又慎，可能近期我们一行不断出现在各个哨点，印军的神经敏感过度了。 扛摄像机的小崔调大了焦距观察到一个现象，游离在三角队形之外，一个军官模样的挥舞着短枪跟进指挥。身高不低于1.9，长腿细身，不似一般印度人的体型黑壮，是那种肤色较白瘦长的人种。可能就是传说中高种姓贵族血统者。 对面印军只几分钟已快速抢占实控线印度一侧河岸边的小高地，分散卧倒后虎视眈眈用枪口指向河谷对岸的我们。 印度人一副充满敌意，咄咄逼人，大有今天就把事惹大架势，随同的边防连一个班全副武装的战士迅速找到目标卧倒进入临战状态。 情况来得突然，工作组的同志波澜不惊（或未立即做出反应）。我们还是保持站立姿势，原地不动继续瞭望、观察、拍照。毕竟我们在人数占压倒性优势，又是在实控线我方一侧地域。 我们站立的地方与高地上的印军目测直线距离约有二、三百米左右，应在步枪射程范围。间隔一条寬约150米的河谷，我们站立的地方有条陡峭沙石弯曲土路可以下到落差三米左右的河谷，河的中心就是实际控制线。 战勤处长老宋或许对这种静态的“看地形”不太习惯，为了观察的更仔细些，不知不觉间下到了河边沿，急的边防处长老张脸色都变了大声招呼快回来。老宋的行为是一个危险的举动，极易激恼对方做出不理智行为。 张处长是60年代入伍的老同志，“边防无小事”一路上不但把这句话挂嘴边，且处处示范作则。多年边防工作，纪律和规定早已渗入他的血液，稳健的行事风格为我们几个年轻参谋干事做了好的示范。 此次印军一惊一乍皆因那一年我军在整个边境的强硬回应出乎意料，加之我们一行前面已到过几个哨位，突然出现在争议区的我们行动自然引起了印军不安和关注，特别是双方都极为敏感的重点区域。早前印度趁我国抓经济建设及与邻为善的一贯原则，在边境不时搞些占小便宜的动作。此次印军的过度反应使我们看到了多年的宽容并没有换来对方的相向而行及尊重，也恰恰说明面对一个对别国领土有特殊嗜好且不按规则出牌的恶邻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33年前那个夏天变换不定的边境局势，双方每一次小的行动都会引发对方成倍数放大的警觉不安。还有一点他们可能用这种貌似激化的方式来刺探我方的“战役企图”。这是他们娴熟的老玩法了，没新花样。 但对方士兵的素质、执行力及意识流思维实在不敢恭维，不慎引发擦枪走火的概率是存在的并有先例，偶发的事件导致边境冲突的转换往往就在毫厘之间。特别我们都是站立的目标，对方瞄向我们的枪口，哪个莽撞的家伙紧张过度不留神扣了扳机......老宋虽未越境，但距离对方更近，此时的冒失可能引发的后果不言而喻。 我心里有数，单就人数对比我们工作组加分区两位共十二、三个人（一个班战士除外），印军四个鸟人三支长枪，一支短枪，即便给他一百个胆冒一次天下之大不韪，第一轮三条半枪火力全开大概率能伤着我们几人？！ 反过来我们一个班的火力全开压制过去，留给的他们也就只有之前那一次瞄准的机会了。到那时再动作不晚，卧倒隐蔽完全来得及。我当兵第一年在步兵班就遇上全训，单兵战术的卧倒、滚翻、匍匐练的杠杠的。 倘若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就被对方三两个胡子兵虚晃一枪唬住，仅仅“一个李向阳就被吓成这个样子”，惊慌失措岂不被对手贻笑大方，人家要吃的就是这口。 之前部队从湖南到陕南再到长安连年营建施工，连、排、班长为调动主观能动性轮番开饭前训练后一遍遍给全连灌输：“你们今年遇到全训是幸运的，应该感到光荣和自豪，好多老兵从入伍到退伍都没捞到！”那时我对连、排、班“首长”们口中的“幸运光荣自豪论”颇有些不以为然，不就一个全训至于吗，上午训练中午要挑大粪浇班里的蔬菜自留地，晚上班务会后又要给我开小灶练投弹，累的孙子样。全然不知全训部队经费是有比例和控制的，记得我们步兵班40火箭筒打坦克科目，实弹打的是塑料弹头，90元一发打不起。 这会我为那大半年连队打造的军事素质全身血脉喷张，身处危难才高度认可连排班长们谆谆教诲的“幸运自豪”但不能“光荣”。我以己的“小人之心”度了一回各位战友的“君子之腹”，猜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吧。偷瞄了一圈每个人，果然都神情严肃全神灌注的该干啥干啥。大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淡定，于是更加放松。过后闲聊：我是在大家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影响下才这么淡定的。没有之一！ 那头老宋的鲁莽急的张处长脸都变了色，声嘶力竭的把老宋吼回来了。张处长的着急上火让我想起在和田等黑鹰时教我翻麻将时的耐心，由于我的笨拙把局搅得得一塌糊涂也斯条慢理与此时判若两人，在我看来那不叫玩而是让大家万分痛苦的一下午比“陪x子读书”还不堪忍受,看来之前的沉着“只是未到边防时”啊。老宋三步一回头极不情愿的回到我们中，老张处长催促着还有下一个点，我们撤离了，毕竟我们的意图绝对不能让对方看出端倪！ 对面的印军卧在地上脱下外衣举过头顶可着劲挥舞，庆祝胜利的意思。我又想起了电影里那些喜欢用唱歌代替说话，大眼睛忽闪乱眨，耸肩动胯，肢体夸张的代表性动作形象，阅兵式一辆自行车上12名军人扇形展开的高难度杂技技巧。 印度军人的思维，挺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