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年代的记忆（1）—难忘的1969

黑龙江竹柳林

引 言

2019年是我们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6师27团（位于黑龙江畔的勤得利农场）成为一名兵团战士的50周年。
50年前国家赋予了我们这些青少年一个响亮的名字叫“知识青年”。
50年前我们刚好是十六、七岁，还在哈尔滨市第一中学读初中二年级。这样的年龄正是介于少年与成年之间，正处于人的身体和心理发展的过渡阶段，还是一张没有落下任何痕迹的白纸。
50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却意想不到的开始去承受着，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人口大迁移所带来的人生磨难……。
转眼半个世纪的过去了，可是在50年前那“五洲震荡、云海翻腾”的动荡社会里；在那“群情亢奋”的年代里，发生在我们这一辈人身上的故事，却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记。

一、报 名 去 兵 团

二、见 到 “五 星 山”

三、开 始 想 家 了

四、割 大 草

五、水 中 捞 麦

六、雪 中 割 大 豆

七、进 山 伐 木

1970年夏天于黑龙江畔的27团（勤得利）招待所门前。

　　 一、报 名 去 兵 团

1966年8月我们小学毕业了。

在还没毕业的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全国的所有学校都按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停课闹革命”，按常规我们升入中学的计划落空了。

1967年秋又遵照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部署全国所有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这样我们才有幸进入了哈尔滨这所已经具有了60多年历史的第一中学，成为了一名中学生。

1968年的12月22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又在《人民日报》上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高指示。

在那“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痴热年代，我们这些让幻想、让“信仰”冲昏头脑的青少年，自然而然被席卷进这场“狂热”的社会浪潮中去了。

1969年的7月份，由当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27团（勤得利农场）参谋长赵根文（现役军人）、带着团军务股参谋刘占华（现役军人）和二连副连长赵立波（山东支边青年），来到了我们学校招收“知识青年”。

在那个年代解放军在我们的心中有着非常崇高地位，听完了他们在学校礼堂作的充满激情的动员报告后，“报名去兵团，当一名屯垦戌边、保家卫国的兵团战士”，成了我们同学中追求的最高目标，并掀起了踊跃报名的热潮。

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把从报名、批准、迁户口、领服装这些艰难的程序都办完了，就只是期盼着启程、出发、去兵团了。

1969年、8月3日、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一

这是在我们的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这一天是我们乘“专列”去兵团奔赴北大荒的日子。

10点钟所有去兵团的同学都在一中的学校广场集合；

11时准时列队出发，去道外区的滨江火车站乘火车。

我们这一批去27团的同学大约有200多人，我所在的九班就有10多人，在我的记忆中：

女同学有：迟泽兰、赵敏、刘玉霞、王秋婷、吴树文.董淑云等；

男同学有： 于顺（于德志）、郭利广、冷新立、曹利民、吴新明、李建忠、孙仁琦、王晓明等。

我们去火车站的路线是经过闹市区，从第一中学出来走“石头道街”，经过“哈一百”，200多人的队伍加上送行的亲人足有一千多人，再有在街上看热闹的，整个一条街完完全全变成了人的洪流。

沿途楼房顶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那个时代的革命歌曲；高喊着“热烈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革命口号，真是“锣鼓喧天、口号阵阵、彩旗飘飘”啊！

滨江火车站是一座二级车站，到了火车站一看在车站的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了。

原来我们今天乘坐的火车是趟“专列”，共载有分别去25团（七星农场）、27团（勤得利农场）六个学校的学生，估计要有一千多人。去25团的具体都是那个学校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去27团的除了我们第一中学外还有四十中学和六十中学。

下午1时火车准时发车。

就在火车启动的那一时刻，最令人难以忘怀、最令人心酸的场面出现了：

车上的人在掉眼泪、

车下的人在流泪、

妈妈牵挂的心情变成了泪水、

爸爸嘱托的话语变成了泪水、

和亲人的离别变成了泪水……；

火车上、站台上，车上车下是哭声连一片，完全盖过了车轮的滚动声。

就这样我们带着亲人的牵挂，告别了从小长大的故乡哈尔滨、告别了教育我们成长的学校，结束了本应该是幸福的学生时代，开始了踏上人生旅途的第一步。

这站照片是1969年8月1日，去兵团的前两天拍摄的。

照片下一排中间穿跨栏背心的是我的弟弟，那年他13岁，除他之外都是我的同学：

上一排左侧的叫曲志刚，我俩一同去了位于黑龙江畔勤得利的27团，而且还分到了一个连队，是武装连，他在三排、我在一排；

上一排右侧的叫孟石，因为他的姐姐于1968年下乡去了兵团18团（集贤县的友谊农场），所以他留城了，分配到了哈尔滨量具厂；

下一排左侧的叫吴瑞光，他在那时的经历是很悲惨的，我记得当时他的父母都是哈尔滨儿童医院的医生，因为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全都被关押在“牛棚”，他家的房子也被造反派没收了，他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为了表达要和我们一起去兵团的意愿和决心，竟然勇敢的写了血书，可悲的是即使是这样也没被批准和我们一同去兵团。可喜的是当我们走了以后，得知他终于被批准去了兵团二师（萝北地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很多年以后听说他的父母平反后，他返城后去了石家庄，而且发展的很不错，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当起了老板。

下一排右侧的是我自己。

　　二、见 到 “五 星 山”

1969年、8月4日、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二

我们这趟“知青专列”于清晨5时到达了终点站：集贤县的福利屯。

当我们把行李卸下车后，各连队负责来领人的同志开始点名。这时我才知道我们被分配到27团5连的一共是40名同学，其中男生20名、女生20名。后来我又知道了，这次报名来27团是三个学校的400多名同学，其中：

哈尔滨第一中学的同学被分配到2、3、4、5、12连；

哈尔滨四十中学的同学被分配到7连和砖厂；

哈尔滨六十中学的同学被分配到1连和工程连。

在这些连队中的1、2、5、7连是武装连，全部按着军队的编制配发武器。每个连队的编制是:

四个步兵排（包括一个女生排）、和一个是炮排；

每个步兵排分三个班，武器配备是：每个班一挺轻机枪、正副班长是五四式折叠式冲锋枪、战士是7·62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步枪；炮排配备的是三门六零迫击炮。（全部是正规部队淘汰的苏联制造的武器）

点完名后已快是上午8点钟了，这时也不知道从那里开来了60辆备战用的波兰产蓝色平头大卡车，和一些解放牌卡车，一个连队两辆，一辆拉人、一辆拉行李，装好行李后出发，向富锦县、同江县方向行进。

一共是100多辆大卡车，向着同一方向开进，间隔距离不等、断断续续，延续的车队有几公里长，行驶在三江平原广袤的田野上，倒是挺壮观的。我从小长这么大也没见这样的场面，感觉挺振奋的。

大约行驶了三个小时前方远处出现了一个县城，我们以为是快到了，当进入县城时，感觉这里的街道还不错，和哈尔滨的道外差不多，我们是第一次座这么远的车，觉得可能离勤得利27团不是太远了，可是一看街道两旁的牌匾才知道这里是富锦县城，于是就问司机师傅还有多远才能到勤得利啊？只见司机师傅带着诡异的笑容告诉我们：远着呢！这才走了三分之一啊。

我们的车队又大约前行了两个小时，到了一个叫二龙山的镇子，在这里车队开始分道而行了 。去25团（七星农场）的向右行驶，去27团（勤得利农场）的向左行驶。

这时我们就感觉到越向前行驶，公路两旁就越荒凉，基本上见不到村屯和人家了。

这时我们发现有一种不明飞行物在和汽车赛跑，车开的多快它就飞的多快，而且还围着人转，并且还发出了“嗡嗡”的叫声。开始我们都以为是大苍蝇呢，可是一问才知道原来这是大“瞎蒙”（叫牛虻专吸牛马等牲畜的血）。

乖乖！原来只是在小说中读到过，现在可是见到真的了，得防着它点，千万别让給咬上。

大约在下午三点钟左右、在行进的前方又出现了一个乡镇，这里全是平房，镇子的中心有一个十字路，我们去五连的两辆车在这里停了下来休息一会，这时才知道原来这是同江县城，距离勤得利还有180公里，快开也要三小时。知道了这种情况后，我们这40个同学基本是无语了，心里都在惊叹：咋这么远啊！

离开同江县城再往前行，就发现真是越走越荒凉了，路两边已基本上见不到庄家了，全是荒草甸子，而且路况也发生了变化，柏油路变成了砂石路，坑坑洼洼的，坐在车上颠的要死。

就这样颠颠磕磕的又前行了大约两个小时，过了同江县的青龙河便进入了27团（勤得利农场）的地界了，五星山已经隐隐约约的出现在远方的视野里了。

五星山也叫勤得利山，属于完达山余脉，屹立在黑龙江畔，因山顶的形象酷似一颗五角星而得名。

五星山北面的山脚下就是中国的第四大河流、波涛滚滚的黑龙江；

五星山的南面就是27团（勤得利农场）的数十万亩良田。

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经过了两天一夜的奔波，终于来到了五星山脚下的27团（勤得利农场）5连。

这时只见在连队前的公路旁站满了欢迎我们的人，敲着锣鼓、好不热闹。在欢迎的人群了还有好多解放军，看到这番情景真是很高兴，后来才知道这些解放军不是我们五连的，是野战军暂时设在了五连的一个前方医院。

来迎接我们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先于我们来到这里北京、上海、天津的知青战友。他们帮我们卸下了行李，并在房前依次放好了脸盆、毛巾、倒满了热水，让我们洗脸。不洗不知道，一洗吓一跳，我们的脸上、脖子上全是厚厚的尘土，脸盆里顿时成了一盆黑水。

洗完脸听到一位被称为姓李的副指导员是北京女知青，把我们带到了食堂，这食堂的摆设也是我们从来未曾见过的，没有桌子，只是一排排在木头墩子上钉上的一块长约三四米长的木板的凳子，更让我们开眼界的是刚出锅的馒头太大了，就像大碗那么大。这时就听见一位操着南方口音的人在大声说：连里特意做了小米粥欢迎你们的到来，这是第一顿饭就不收钱了。我们听了后都会心的笑了……。

原来这位南方人就是我们五连的指导员是湖北人，是58年跟随王震将军来到北大荒的转业官兵，他们是勤得利的第一批开拓者和奠基人。

我们草草的喝了点小米粥，便去安排住宿了。

20个女同学住在了食堂（会场）舞台后面的房间里，是新搭建的双层铺；20个男同学住在了小学校的教室里，教室里用木板搭的对面炕，木板上铺垫的是麦秸，麦秸上盖着一张席子，一面住各10个人，这就是我们的宿舍了。

等我们拆完包装、打开行李、铺好被褥，已经是晚间八点钟了，从3日中午离开哈尔滨，在火车上度过了16个小时，又在汽车上颠簸了10个小时，这是我们从小到大第一次所经历的长途旅行。我们已经4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真是太疲倦了，躺在铺上就很快的进入了梦乡。

就这样我们在黑龙江畔的五星山下度过了第一个寂静的夜晚。

这张照片是我们中学一个班的同学于1969年5月，临毕业之前的合影。

上一排：

左一是于顺（于德志），我们一同去的27团，同在一个武装连；

左二是张瑞东，1969年春天参军了；

左三是史辉，1969年夏天去了兵团四师的兴凯湖农场；

右一是赵崇俊，因为他的哥哥是个残疾人而留城了，分配到了哈尔滨量具厂；

中间排：

左一是迟泽兰，是我们的班长，我们一同去了27团同在一个连队，是九排的排长，1970年去了新建的连队20连，后来当了连队的指导员，1976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学了；

左二是我自己；

右一是孟一虹，因为他的姐姐于1968年下乡了，所以他被留城了，分配到了哈尔滨量具厂；

下一排：

左一是何伟红，她我们班年龄最小的，1969年春天参军了；

左二是赵敏，我们一同去的27团，同在一个武装连，1972年去了开荒营的45连，是那个连队的排长，1975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学了；

左三是我们班的辅导员叫孙桂芬，是我们第一中学的66届高中毕业生，她下乡去了兵团一师（黑河地区）；

右一是耿丽敏，她下乡去了绥化地区的一个农场。

　　三、开 始 想 家 了

1969年、8月5日、星期二、农历六月二十三

今天是来到五连的第一天，连里给我们放假休息。

八月份虽然是盛夏，但是勤得利的天气还是很凉爽的，不冷不热的挺舒服。

上午去连队附近的小溪边洗洗衣服，同时也看看这里的风景。连队的房屋建设的很整齐，在五星山的山脚下一排排的延伸到公路旁，在连队的附近还修筑着一条小坝，将五星山上流下来的雨水、雪水拦截起来形成了一个小水库，这里的自然景色真是挺美的。

来到五连第一天的白天过得还是挺愉快，可是到了晚间就彻底的变了，北大荒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成群的蚊子就出来袭击我们了，乖乖、这里的蚊子也太多了，一巴掌拍下去能打死好几个。

在食堂吃晚饭时喝的是菜汤，这蚊子是那有热气它就往那里集中，我们只好一只手端着碗喝汤、一只手专门负责打蚊子，就这样蚊子还是往碗里掉，我们也不知道是喝汤还是吃蚊子，稀里哗啦喝了一肚子，完后赶紧往宿舍跑。

可是到了宿舍后，蚊子还是照样的多。这时有个同学说烟能把蚊子熏跑，正好在门口放了好多昨天拆下来包装箱子用的草绳子，于是马上把它点着了，为了多出点烟，还少许往上面浇点水，这下可好蚊子没熏跑，倒是把人呛的够呛。那咋办呢？没辙了赶紧钻被窝吧，可是脑袋还露着，于是就把被头上的单子拽开套在头上这样就好些了，没有暴露的地方，蚊子就叮不着了。

就这样跟蚊子搏斗的着，不知不觉竟到了连队熄灯的时间，那个年代的勤得利是没有电的，条件好的连队是用柴油机发电，到了晚间的九点就准时停止发电了。

就在我们似睡非睡的时候，忽然听到了门外有人说话，并打着手电来到了我们的宿舍，原来是副连长陈佳明领着学校送我们来的工宣队的樊师傅和六班的班主任老师来告诉我们：明天他们就要回哈尔滨了，特来看望我们……。

我们这20个男同学一听他们要回哈尔滨了，那我们啥时候回去啊？

这时我们才缓过神来、才感觉到我们是回不了哈尔滨了！ 大家在被窝里想来想去，这时好像听见对面炕上的一个叫苗忠亭的同学在蚊帐（当时只有他一个人有蚊帐）里传出来悲痛的哭泣声，他这一哭可不得了，瞬间这哭声就蔓延开来，宿舍里的20个男生，声大声小的都哭了起来，……。

唉！这也难怪我们还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啊，我们这时开始想家了，……。

1969年、8月6日、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四

来到五连的第二天，继续休息。

今天我们这20个男同学都没有了昨天的那种欢乐，每个人的情绪都很低落，也不知道每个人都在想着什么。

因为我们的临时宿舍是小学校的教室，只见在操场上的一块大石头上有一个人在吹笛子，记得是《江河水》的曲子，让人听起来感觉到很忧伤，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王志伟，我站在他身旁，他也没察觉到，他所有的思绪可能全都投入到这忧伤的曲目中了。

操场前面就是一望无边成熟的麦田，忧伤的旋律随着清凉的微风渐渐地向着原野里飘去，好像同我们一样在思考着：我们的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四、割 大 草

1969年、8月7日、星期四、农历六月二十五

今天是来到五连的第三天，连续休息了两天，今天我们就以一名兵团战士的身份（农业工人）开始干活了。

早饭后副连长陈佳明带领我们去割大草，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把镰刀。

我穿上了在家里带来的矮腰水靴、戴上雪白的线手套，拿着镰刀坐上了链轨拖拉机（东方红75）拉的我们从没见过的大爬犁，这个大爬犁长约6米、宽约3米、高约80公分、全是用原木做的。因为草甸子离连队较远还没有路，只能做这种大爬犁了。

到了草甸子后陈副连长教我们怎样用镰刀，并讲了几点注意事项，还一再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割了手和脚。

听他讲完后，我们这40个兵团战士（农业工人）就开始干活了。这活对我来讲别说干、就是见也没见过。这草长的也太高了，我们进到草丛中根本就见不到人了，再说草甸子里全是很深的水，一脚进去就淹没到了脚脖子，我穿的那矮腰水靴完全灌包了，这还不算事，最可怕的是蚊子，用手一拨拉，草丛中的蚊子成群的往脸上、脖子上咬，凡是露肉的地方全都落满了蚊子，太可怕了。

即使这样草还是要割的，可是到中午了我们这40个人也没割满一爬犁，陈副连长看着我们一个个的手上、脸上都是被蚊子叮起的大包泥，衣服也全湿了而且沾满了泥水，只见他脸上露出一种很难形容的笑容，便带着我们回连队吃午饭了。

下午继续休息、洗衣服。

我们来到五连的头三天就是这样过去的。

这三天是来到北大荒后踏出的第一步，也是印象最深的一步，所以在50年后还记忆犹新。

五、水 中 捞 麦

三天过后我们这些新来的40名哈尔滨知青，开始投入到五连的这个具有北大荒10年（1958—1968）光荣传统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去了。

在我们没有到来之前，五连是共有八个排即：1、2、3、4排、炮排、机务排、畜牧排、后勤排。

我们到来后又新成立了一个9排，在20个女同学其中，除了赵敏、肖文娟、颜世荣、冯恩娜分到了4排外，其它全是我们一中的女同学，排长是迟泽兰。

9排的女同学在五连只待了不到半年，在1970年春天只有邓小梅、陈淑兰等几名同学留在了五连，其他的十几名女同学：徐华芳、王丽芬、李丽丽、王纯丽、董淑云、刘玉霞、王秋婷等，在连长陈佳明和时任排长迟泽兰的带领下，去在勤得利的千古荒上原组建了一个新连队、27团20连。

我们男同学大部分都分配到了武装连，被分配到一排一班的有我、崔毓琦、曲志刚、郭利广，排长是王相田（1958年随王震将军来北大荒的转业官兵），班长是李永贵（富锦1959年支边青年），副班长是何玉山（哈尔滨68年知青）。

被分配到各班排后，紧张的麦收战役就打响了。

五连的耕地面积将近一万多亩，百分之八十种的是小麦，站在五星山上眺望远方，广袤的田野里是一片金色，真像是歌中唱的那样“麦浪滚滚闪金光”啊！只见那庞大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展开那长长的臂膀，成片的麦子久被它收入“馕中”了。

我们的任务是，四个人跟一辆汽车，将收割机中的麦子运回晒麦场。

这时晒麦场的工作是最忙的、也是压力最大的，当汽车将小麦运回到晒麦场后，马上就扬场、然后摊晒，待水分达到储存标准后，立马装入粮囤保存。这里最繁重的工作就是抗麻袋入囤。那时没有入囤机器，全是由人扛着装满小麦的麻袋将其倒入粮囤中，粮囤最高时可达十几米，我们只能在不到50公分宽、坡度在四五十度的跳板上一步步的往上走，装满一麻袋小麦的重量是160斤啊。

但好景不长，记得是在8月中旬吧，接连的下了两三天的大雨，这一下可坏了，成熟的麦地里已经灌满了雨水，拖拉机、康拜因，所有的机械都不能下地了，就是人到麦地里一步迈下去也要陷下去一尺深，机务排用三台链轨拖拉机牵引一台康拜因也拉不动，最后实在拉不动了就想出了一招，给拖拉机“穿大鞋”（在链轨板上绑上一米长的大木方，加大拖拉机的承载力），就是这样也拉不动。

但是节气不等人啊，麦子已经完全成熟了，麦穗已经耷拉头了，要是一刮大风，麦穗就会掉到地里，要是那样损失就大了，一年下来就白忙乎了。面对这样的自然灾害，团部下了命令，全团所有人员为了麦收都要拿起镰刀下地割麦，就这样“水中捞麦、龙口夺粮”的战役打响了！

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宿舍还没盖好，武装连的四个男排全部住在种子库里，睡在地板上，因为我没有蚊帐，副班长何玉山让我和他睡在一个蚊帐里。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出工，等走到麦地天也亮了，然后由连里的统计员给每个班、每个人分派麦地，每个人的任务是每天必须割完七分地（700平方米），后来增加到九分地（900平方米）。

水中捞麦这场战役一共进行了30多天，在这30天里我们付出的努力，吃的苦、遭的罪，我觉的不亚于红军长征时的“过草地”。

从早晨起床时穿的鞋和裤子就全是湿的，因为麦地里全是泥水，深的地方要陷到膝盖，所以每天的鞋和裤子都是湿的，尤其是早晨穿鞋的时候 ，感觉鞋里特别凉，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往鞋里倒点开水，这样将脚放到鞋里是热乎的；等到了麦地后首先要把自己包装好，最早是用衣服当作头巾把头包好只露出一双眼睛、两只袖口用麻绳系好，只有这样蚊子才咬不着。

那时蚊子多的无法形容，当我们在田间休息的时候为了减轻疲劳，便拿比赛打蚊子来解闷，就是把手伸出来，手背向上，当蚊子落上后握紧拳头，这样蚊子就被握紧的肌肉勒住飞不了了，这时就用另一只手拍上去，比赛看谁拍死的蚊子多，一般一次最少也要拍死十几个。

割麦子时是以班为单位，每人8条垅，大约有2.4米宽，长度在700米左右这就是每人一天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我们班是九个人，其中8个人割麦子、一个人在后面捆麦子，然后再把捆好的麦子一捆一捆的拽到一边剁起来，远远看去一行行的很整齐。

刚开始的几天我们班的九个人，除了班长李永贵和一个姓徐的本地知青外，我们这七个分别来自上海和哈尔滨的“知青”谁也没割过麦子，一切都要学习，怎样磨镰刀、用镰刀，割麦子时左右手怎样配合，还要千万注意不要让镰刀尖割了手和脚。

没用几天的时间我们就基本掌握了这些要领，并且都能完成当天的任务。我记得后来的任务量还增加到了每人每天900平米。

虽然每个人都能完成了任务，但是我们付出的努力和耐力却也是达到了极限。

我们每天在麦地里的工作时间基本都是在12个小时以上，正向后来在知青中广泛流传的那首《南京古城之歌》中唱的那样“迎着星星出、伴着月儿归”啊。每天穿的衣服没一天是干的，裤子和鞋每天都浸泡在泥水里；上衣是被汉水湿透了晒干了、晒干了又被汉水湿透了，反反复复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白色的汗渍。尤其是在三伏天，暴雨说来就来，眼看着远处的天边飘来了浓浓的乌云、瞬间就变成了漂泊大雨，在空旷的田野里往那躲啊！只好把捆好的麦秸顶在头上，来遮遮雨，并且大声高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乌蒙磅礴走泥丸、……”来鼓舞我们的斗志！

经过几天的历练，什么早起晚归啊、什么蚊虫叮咬啊、什么……，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的适应了，但是最难以战胜的就是对家乡、对父母的思念了。想家的这种心情才是最难忍受的。

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自从于8月3日和爸妈分开来到勤得利已经有40天没接到家里的来信了。这主要是下雨造成了道路不通，家书传不过来啊。

那时负责给我们送信的投递员是一位40多岁的老同志，我们都称他“老姚”，每当我们见到他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我们的信”，盼啊盼啊、但是每一次听到他的回答都是非常让我们失望。

记得到了9月10日前后的一天晚间，刚吃完饭回到种子库，就见到连部的通讯员小毛（上海知青，个子不太高）笑嘻嘻的来了。当他进门后就大声告诉大家“来信了”！住着40多人的种子库里一下子沸腾了。小毛拿着信、喊着名字，把这“望眼欲穿、期盼已久”家书送到了每一位战友的手里。这是我们来到五连的40多天里，接到的第一封家书啊！

当我把信接到手里急不可待的拆开了信封，只见是妈妈用她那在扫盲班（共产党建国后为了扫除文盲，而在老百姓中建立的学习班）学到的文化书写的一笔一划、方方正正文字，就好像见到了她哪温和慈祥的而且是日夜思念的面孔，这时我的眼睛就开始湿润了，并且眼前的字迹也开始模糊了（记得爸爸那年是在省委的“五七干校”劳动，只有妈妈带着弟弟在家）。当读到了妈妈的叙述、妈妈的期盼、妈妈的嘱托……，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母亲对远在边疆儿女的思念，读着、看着，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得像断了线的似地涌了出了眼眶。

这是思念的泪水！

这是委屈的泪水！

这是痛苦的泪水啊！

在心里憋了40天了，今天见到了妈妈的来信后，就再也憋不住了，一下子就从内心里宣泄出来了。

　　这张照片是1969年我下乡之前拍的全家照。那时爸爸还在五七干校劳动，我下乡走后，家里只剩下妈妈和十三岁的弟弟两个人了。

　　六、雪 中 割 大 豆

水中捞麦的战役结束了，接下来就要收割大豆了。

由于今年的雨水太大，机械设备完全失灵了，收割大豆也要靠我们手中的小镰刀了。而且老天好像有意要考验考验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知青，在九月中旬就下雪了。

割大豆和割小麦不一样，割小麦时是把麦子成把的握住后用镰刀割下来就可以了；割大豆时却是要一颗颗的握住大豆，但是一定要在根部顺着向上握，千万不可反方向“戗槎”握，因为大豆秸秆上有刺，戗槎握是要扎手的，另外割大豆时握大豆的手要顺势向镰刀的反方向推一下，要使大豆秸秆创到镰刀上，因为大豆秸秆比较脆，创上去秸秆容易断，这样割起来就省劲多了。

可是老天偏偏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开始收割大豆的第二天就开始下雪了。这样大豆就非常难割了，因为雪落在大豆秸秆上，雪融化后大豆的秸秆就变软了，割起来非常费劲，这还好说只要多用点力气就行了。难受的是早晨下地时，天比较凉我们都穿着棉袄呢，在地里割了一上午的大豆，棉袄全被雪浇透了，压在身上沉甸甸的，而且第二天还没干，每天只能穿着湿棉袄。

再就是天下着雪、穿着湿棉袄、站在在雪地里吃馒头那是啥滋味？

记得有一条中午，炊事班给我们包的包子，是连部的文书王永利（天津知青）赶着牛车送来的，还好他在地头找到了一个废掉的牛棚，我们在牛棚里吃包子，一是可以避避雪，再则还暖和些，可是我往身旁一看地上全是厚厚的一层牛粪。

还好因为连里种的大豆只有几百亩，我们全连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割完了。

记得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思考的就是：

我的将来会咋样？

我的出路是在哪？

这样的思虑是来自内心的反差。这几十天里的“水中捞麦”、“雪中割大豆”的艰苦劳作、和“睡草铺、住种子库”，使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让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波动。

在学校报名时，在我的脑海里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就像电影《军垦战歌》中的唱那样“边疆处处赛江南”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是这样的艰苦；更是万万的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个“农民”！

越是这样想心里就越觉得苦闷，越苦闷反映在工作上的态度就是越消极。

可是我的这种思想情绪和工作态度，被细心地老排长王相田察觉到了，于是在一天收工的路上被老排长狠狠地批评和开导了一顿。

老排长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启发我，老排长说；他没来北大荒之前，是驻守在北京的坦克兵，但是在1958年的时候，部队一声令下，他们就从北京集体专业来到北大荒、来到了千古荒原勤得利。

他说那时的勤得利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们来时全部住在帐篷、马架子、地窨子里，下了一夜的雨，早晨起来洗脸盆都飘走了……，他还说那时的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 听他讲完这些后，他更是诚恳的跟我说：他们从北京来的时候也苦闷过、动摇过，也千方百计的想离开勤得利，回四川老家去，可是走不了啊！

50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老排长用他那浓浓的四川口音大声的对我说：“小林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想离开勤得利是不可能的，只能在这里好好的干！再说你在学校来到时候你的条件是很好的，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一定要好好干那！”。

老排长诚恳的语言打动了我，让我猛醒了。

晚间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的难以入睡，反复的思考着老排长谆谆教诲，并从中认清了一些道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社会的大潮流，只能跟上这个潮流向前走，绝对不能后退，决不能成为大浪淘沙啊。

这张照片是1971你夏天和父亲于五星上下。

1969年8月3日登上开往北大荒的列车时，父亲那时正在“五七干校”劳动，转眼我已经有两年没见到父亲了。其实父亲也在想儿子了，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乘到佳木斯出差的机会，来到了勤得利，并和儿子留下了这张宝贵的照片。

这站照片是我的一生中单独和父亲拍的唯一的一张照片，而且还是在黑龙江畔的五星上下，真是非常有意义！

七、进 山 伐 木

在经历了老排长严厉的批评和诚恳的教育后，在思想上得到了深刻的启发，并且也想明白了：想离开北大荒，离开勤得利是不太可能了。只能安下心来，努力的去干吧！

勤得利1969年的冬天好像来到特别早，刚过完国庆节五星山已经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经历了夏天的“水中捞麦”、秋天的“雪中割大豆”，我们五连的万亩良田已经做到颗粒归仓了。

在黑龙江的冬天农民就没啥活干了，在冬天只是“猫冬”了。可是在北大荒在兵团，一年四季是没有“闲”的时候，割完大豆没几天连里又派我们一排一班去山里伐木，为明年盖房子准备材料。

早饭后我们坐上连里的小红车（就是胶轮拖拉机）进山了。来到一个向阳坡下，有一片杨树林子，这里就是我们的伐木场。班长把我们分成俩人一伙（俩人一把锯），并教会了我们伐树的要领，同时还反复的嘱咐我们，在树要倒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喊“顺山倒了”，这样当有人听到声音时就会及时的躲闪开，以免砸到人。

我和曲志刚一把锯，按着班长教的要领开始伐树了。我们伐的树都是20多公分粗的8米多高，贴着树根先锯下口、锯到一半时感觉有些夹锯了，便改到原锯口的后面稍微先上一些再重新锯，随着锯口的加深大树便发出了“咔咔”的声响，这就是告诉我们树快要倒了，这时就要喊“顺山倒了”，边喊边锯，这时“咔咔”的声音也随之越来越大，不知不觉的大树就倒了。树不是瞬间就快速倒下的，树倒下的时候有一个缓冲的过程、开始是慢慢的倾斜、当倾斜到四五十度时，树头顺着山坡朝下就快速的倒下了。

大约干了两个多小时，每伙人都锯倒了20多棵树，到中午了该吃午饭了，这时班长已经点着了一堆篝火，并用两根代树丫的木棍，搭好了一个架子，这个架子有两米多高，上面挂上一个铁桶，里面装上雪，待雪水烧开了，我们便嚼着从连里带来的馒头，吃着咸菜，喝着雪水，这就是我们的午餐了。

吃完了午饭，就不继续伐树了，而是把上午伐倒的树，先把树头锯掉，再砍叉子，最后把能用的树截成四五米的树干，装上车拉回连里。

我感觉伐树这活要比水中捞麦、雪中割大豆舒服多了，最起码的是没蚊子啊。只是山上的雪厚点，我们打上绑腿、穿上棉捂轳鞋也就无所谓了，最多就是鞋湿透了，晚间回宿舍烤干了就是了，第二天照样穿。

就这样连续几天都是去伐树，在一天晚间刚刚吃完饭，只见连部通讯员小毛（上海知青）来到我们宿舍，笑眯眯的看着我，并告诉我：让我去连部，连长找我。我听到后感到很惊讶，便问小毛：连长找我有啥事？他看着我只是微微的在笑，并说有好事，其他的就啥也不说了。

我们刚到五连时的连长叫鲁邦胜是四川人，是66年3月转业来勤得利的，可是没多长时间就调到团部通讯股当参谋去了；他走后来的连长叫李国富，是58年随王震将军专业来到北大荒的，听说在部队时是个战斗英雄，在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中立下了战功，曾三次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

来到了连部见到了连长，这是第一次和连长面对面的接触，而且还是这样的一位英雄连长，感觉有些紧张。

那想到连长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后，又在昏暗的灯光下低下头去看他的文件，同时用他那浓浓的辽南口音说：“小林子，回去准备行李，明天早晨在连队门前的公路上等团里的汽车，去师部参加报务员训练班学习。”就这样简短的几句话，完事了，其他的啥也没说，我也没敢多问。这可能就是他的军人的习惯吧。

按着连长的指示，回到宿舍后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曲志刚和郭利广，并一同去放箱子的仓库，拿了些日常换洗的衣服，并把箱子的钥匙交给了他们，让这俩哥们帮我保管。

第二天的早晨（1969年10月14日、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八时左右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了五连的大门前，只听到司机师傅大声问道：有没有去师部学习的？上车了。我听到了喊声后先将行李扔了上去，然后一步登上了卡车。

上车后看见车上已经有四个人了，他们分别是：

工副业四连的刘世宝（北京知青）；

一连的李向河（本地知青）；

二连的赵**（哈尔滨知青）；

十三连的吴**（上海知青）；

当车到了七连时又上来一位叫张福元的（哈尔滨知青，是和我在同一天乘同一列火车来27团的，是四十中学的）。

我们一共六个人分别来自四个武装连、一个渔业连（在黑龙江上捕鱼）、一个前沿连（在黑龙江畔、紧邻八岔岛），便成为了27团的第一批（也是仅此一批）无线电报务员。

1969年10月14日从这一天我便离开了生活战斗了80天的五连，同时也是老连长李国富将我送上了新的战斗岗位的开始；

在这80天里是我一生中难以忘记的80天，是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开的第一步；

在这80天里是“水中捞麦”、“雪中割大豆”、“进山伐树”让我真正的体验到了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在这80天里是老排长（第一代北大荒人）的谆谆教诲让我懂得了在人生的道路上应该时刻做到克服困难、坚定意志、步步前行。

这就是50年前的1969年我们所经历的一段生活；

1969年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和我们在同一个年代、有着相同的命运的人）的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

2021年（辛丑牛年）春节于海南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