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现代十位著名物理学家

汉族屏障

（本篇为笔者发表在《新高考》杂志上的系列文章）

我国近现代出现了有不少著名的科学家致力于物理学研究，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收集整理了互联网上的相关资料，介绍其中十位物理学家的生平事迹与研究成果。

●吴有训——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

吴有训（1897.4.26-1977.11.30），字正之，江西高安人，闻名世界的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对中国科学事业特别是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吴有训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随康普顿从事物理学研究，1926年获博士学位。1926年秋回国，先后在江西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厉、历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中央大学校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主任。

解放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77年在北京逝世。

吴有训在物理学领域中的重要成就是：在参与康普顿的X射线散射研究的开创工作时，他以精湛的实验技术和卓越的理论分析，验证了康普顿效应。

康普顿效应发现于1922年，这一发现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经典物理观念根深蒂固，康普顿效应一经提出，就遭到人们的怀疑和非难。有人认为实验证据不够充分，提出新的实验结果，做出新的解释，向康普顿的结论挑战。为了取得更全面的实验证据，康普顿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物理实验室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吴有训工作最有成效。他以高超的实验技术、严密细致的，为康普顿效应的确认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有训1921年底赴美，1922年1月进入芝加哥大学。正好在这两年，康普顿以访问学者身份在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所以，吴有训几乎从一开始就和康普顿一起进行X射线的散射实验。康普顿最初发表的论文只涉及一种散射物质（石墨），尽管已经获得了明确的资料，但终究还只限于某一特殊条件，难以令人信服。为了证明这一效应的普遍性，吴有训在康普顿的指导下，做了七种物质的X射线散射曲线。

1924年他与康普顿合作发表《经过轻元素散射后的钼Ka射线的波长》。1925年11月，美国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就定在吴有训所在的实验室召开。会上宣读或交流的论文共有60篇，吴有训的论文排在第一位。他报告的题目是《康普顿效应中的变线与不变线之间能量的分布》，论文有力地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客观存在。

1926年，吴有训以“康普顿效应”为题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同年回国。康普顿非常赞赏吴有训的才干，晚年曾向杨振宁说：吴有训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引用了吴有训所作的15种物质散射曲线，这张图一直被各种著作和教科书引用，成了康普顿效应最有力的实验证据之一。

吴有训进一步研究康普顿效应，并且把康普顿效应的理论向前推进。有一段时期前苏联学者鉴于吴有训的工作对肯定康普顿效应有功绩，因此将康普顿效应改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吴有训却公开表示不同意，表现了一位科学家求实的态度和谦虚的美德。

30年代中，他在清华大学讲授近代物理和普通物理学，注重实验课，并指导许多届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他不辞辛劳，诲人不倦，亲自指导查阅文献，制备实验装置；以严谨的科学作风培养出许多优秀学生。

吴有训在大学的物理学教育中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他注重基本概念、注重科学思维的条理性，启发学生从简单的事实中悟出深刻的道理来；重视实验教学，大力宣导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强调理论与实验并重的观点；强调培养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自学能力；注意将国内外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引入课堂，尽力使学生在学习基础物理学知识的同时，能及时了解该学科的一些前沿情况；十分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他认为，即使是物理系的学生，也不能只学物理学课程，而应学习一些相关相近的其他科目，甚至是人文课程，这样才能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吴有训在科学事业领导工作中始终认真负责，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择善而从，赢得了同事们的敬爱。他有魄力，有远见，促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吴有训一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中国科学院的建设以至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院初期，他对调整和充实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力量和布局倾注了心血；他既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关心新兴技术科学的发展，强调科学研究应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在制订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他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倡议并参加拟订加速发展新技术的紧急措施，为我国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电脑技术的起步，做了大量工作。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是科学院研究生委员会主任，从50年代起，就亲自过问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国科技大学创建后，他带到学校讲授普通物理等基础课程。他还非常关心青年科学家的成长。

吴有训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之前，就已担当起中国科学院对外科学使者的角色。从整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前半叶，他每年或者率团出访，或者大量会见和接待来访的外国科学家代表团和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吴有训晚年在我国一系列对西方的科技交流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先后陪同国家领导人会见过杨振宁、任之恭、陈省身、林家翘、李政道、丁肇中等著名华裔科学家，发挥著名科学家的余热。

●王淦昌——中国核科学奠基人

王淦昌（1907.5.28-1998.12.10），江苏常熟支塘镇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

王淦昌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0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抗战前回国。曾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及名誉所长、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并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顾问，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

王淦昌在粒子物理学方面造诣很深，早年提出了用云室来研究高能射线性能的新方法。40年代初提出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的创造性实验方法。建国初期，他主要领导宇宙线的研究工作，在云南落雪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很快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外同行的注意。

1956年秋天，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到原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后来又担任副所长，并且亲自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开展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自从1930年英国科学家狄拉克首先从理论上预言存在电子的反粒子——正电子，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逊利用云雾室从宇宙线中发现正电子以后，实验物理学家一直在寻找各种粒子的反粒子。如果所有的粒子都有反粒子，这将证明微观世界中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对称性，粒子与反粒子——正与反——的对称。当时，各种介子的反粒子已经确证了，反质子，反中子也先后发现了，摆在实验物理学家面前的一个挑战性课题，就是寻找反超子。王淦昌果断地把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作为小组的主要研究课题。

为此，王淦昌设计了精巧的实验。他考虑到反超子的寿命很短，要想比较可靠地捕捉到这类粒子，用能够显示粒子径迹的气泡室作为主要探测器比较理想。实验小组自己动手，建造了气泡室，用π介子作为炮弹，在加速器上进行实验。王淦昌把握着研究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及时地嘱咐组员们在观察气泡室拍摄到的照片时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1959年3月9日，终于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从而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首次观察到了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异夸克的反粒子。

王淦昌小组的工作，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赞扬。1972年，美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回国访问时对周恩来总理说：联合原子核所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先生及其小组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1982年，王淦昌和丁大钊、王祝翔因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而荣获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物理学家获得的最高荣誉。

王淦昌指挥了中国核武器原理试验及中子发生器的设计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究试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1963年春天，王淦昌带头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家和亲人，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去工作。那时候，基地刚刚开始建设，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又是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高原，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喘气。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王淦昌仍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同志们讨论问题，常常和大家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一次实验都获得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是轰轰轰的爆炸声……原子弹爆炸了！在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抱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过了两年8个月，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这里面有王淦昌的心血。此后，王淦昌又成功地领导了中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

人们称王淦昌为核弹先驱。他却谦虚地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王淦昌还在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海水里含有大量的氘，氘、锂等都是能进行聚变反应的核燃料。受控聚变一旦实现，将是人类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惯性约束是世界上公认很有希望的一种实现受控聚变的方法。早在1964年，王淦昌就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王淦昌也是一位教育专家。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期间，他提倡启发式教学，循循善诱，重视学生的基础教育和实践能力。他认为只有扎实的基础，才能出人才，出成果。不论做实验，还是上课，他都鼓励学生动脑筋去思考问题，讲出自己的想法。他讲课时深入浅出，简洁明了，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自己去解决问题。

王淦昌非常关心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提出了对中国高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建议，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王淦昌是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70年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他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

●吴大猷——中国物理学之父

吴大猷（1907.9.29-2000.3.4），广东省高要县人，著名物理学家，毕生献身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为中国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盛誉，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

吴大猷1929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在母校任教两年。1931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学深造。1934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1946年起先后担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客座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纽约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理论物理组主任，瑞士洛桑大学客座教授，美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教授，美纽约州立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78年从纽约大学退休，长居台湾，先后担任台湾教育部科学教育委员会主委、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吴大猷的学者生涯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北京大学时期（1934—1946）、北美时期（1946—1978）和台湾时期（1978年起）。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原子和分子理论、相对论、经典力学和统计力学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原子和分子理论、散射理论和统计力学方面具有独创性。

吴大猷在原子和分子的一般理论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两项研究为后来的工作开辟了道路，一项是关于重原子f态的计算，另一项是闭壳层电子激发态的计算。1933年他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题为《重元素的低态》，报告了他关于铀原子和铀离子低态能级的计算结果。他认为，铀离子能级的相对位置应该很类似于钋、钍和锕的相应的离子能级。这就等于给出了锕、钍、钋和铀四个重要元素最低态的电子组态的信息。他肯定，93号以后的元素必定以5f电子为最低态。于是他预言，中性的93号原子的正常态至少包含一个5f电子，因而有可能存在一个类似于周期表中稀土族的元素系，从铀开始的化学性质类似的14个元素。这就是说，吴大猷通过f态的计算，预言了铀后元素的存在。他的这一工作为铀后元素的发现和M. C.麦耶尔对同类问题的计算开了先河。从1940年开始，铀后元素分别以各种方式被发现。他的第二篇论文题为《两个最低点的特征值问题和重原子f态的量子亏损》，讨论了前人没有讨论的具有两个不对称的最小值位势的量子力学问题。他用WKB（Wentzel－Kramers－Brillouin）近似法求解了波动方程的本征值，并将结果用于某些原子能态的计算，特别是用以说明量子亏损。对此，学术界评价吴大猷这一工作具有非常不寻常的意义。

吴大猷在原子光谱方面的一项工作已被Y.P.瓦施尼称为“吴态”。“吴态”的存在，1967年已由P.费尔曼和R.诺威克用实验所证实。对于散射理论，吴大猷通过对原子和分子的电子碰撞激发和双重激发研究，做出了贡献。他关于氦的双重激发能态研究已被D.E.高耳登列入电子－原子散射共振研究的早期贡献。在统计力学方面，吴大猷把跃迁概率的概念同不可逆过程联系起来，为严密表述和深入理解不可逆过程的时间方向性也做出了功绩。

作为国际知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著有学术研究论文百余篇和《多元分子的振动光谱学与结构》等10多部专著。1975年吴大猷将他历年教学讲稿整理成《理论物理》，计7册:①古典动力学、②量子论与原子结构、③电磁学、④狭义相对论及广义相对论、⑤热力学、气体运动论及统计物理学、⑥量子力学（两册），在台湾出版。这部书由李政道介绍在北京重印，并写了序言，李政道在序言中指出:“他的这一部《理论物理》，包括了‘古典’至‘近代’物理的全貌。1977年初，在台湾陆续印出。这几年来对该省和东南亚的物理教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吴大猷开始关注物理学哲学问题。他强调必须由科学本身的“第一手资料”出发进行研究，这才是探索科学哲学的正途。他十分重视科学方法论，在科学方法上有许多独到的闪光的思想。他的一些著作中，不但探讨了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历史发展，而且着重阐述理论的逻辑结构。他的一系列关于物理学发展与哲学的讲演，于1975年出版，书名为《现代物理学基础的物理本质和哲学本质》。他认为，一位物理学家，从对物理学的历史和哲学的更深刻、更具批判性的理解中，会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物理学。此后，吴大猷一直关注物理学哲学和科学哲学的问题。1988年，吴大猷在医院病榻上写出了《物理学的性质、简史和哲学》。1989年又作了14次系列讲演，并以《物理学：它的发展和哲学》为书名，于1992年出版。书中以大量篇幅讨论物理学哲学和科学哲学问题。对人文的关怀是吴大猷先生科学生涯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吴大猷对于科学发展的最大贡献，是培养了相当多的科技人才。他曾向台湾当局争取开放学生出国留学，并相当重视国防等应用科技的发展，坚持向当局争取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为台湾培植了相当多科技产业人才，为台湾的科技产业发展奠定了最丰厚的基础。

吴大猷是一位受人敬重的物理学教授，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都是他的学生。当李政道和杨振宁得知他们获诺贝尔物理奖时，不约而同地向吴大猷老师报喜并致谢。吴大猷的研究生黄昆在固体物理学的发展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此外，一批骨干物理学家，如朱光亚、马仕俊、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等，都曾从他那里受益过。

1992年5月，吴大猷在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陪同下回祖国大陆参观访问并参加学术会议，并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1992年6月他被南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92年7月被聘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他关心国家统一，致力于民族富强，并且为海峡两岸科技学术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两岸同胞所赞誉。

●赵九章——中国动力气象学创始人

赵九章（1907.10.15－1968.10.26），出生于河南开封，浙江湖州市吴兴区人，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空间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动力气象学创始人、中国航天事业先行者，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

赵九章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国”。1930年，他考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7月，赵九章赴德国柏林公费留学，研习动力气象学、高空气象学和海洋学等课程。

1937年，赵九章在《现代气象学之研究与气象预报》这篇论文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把数学、物理引进气象学领域的想法。同年，他在整理大西洋高空探测资料的基础上，用求解数学、物理方程的方法，定量地讨论了从热带高压到赤道途中信风主流中得到的水汽和热量的多少问题，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这是他按自己的思路把数学、物理和流体力学的基本原理引进到气象科学中来的首次尝试。该文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国际气象学界的重视，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受到国际专家的瞩目。

1938年，赵九章以中国人特有的勤劳与智慧，仅用三年时间就获得了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大半个中国都成了抗战区。当时，凭赵九章的社会关系和自身条件，他若要继续留在国外，完全不在话下。可赵九章念念不忘的是用自己的学业报效祖国，因此毅然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

1945年，赵九章针对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著名气象学家C．G．Rossby等首先创立的大气长波理论的不足，率先以大气长波的临界波长理论，提出了行星波斜压不稳定概念，成为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

1946年，赵九章正式担任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职务。新中国临近成立前夕，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当局威逼利诱，要赵九章将气象研究所迁到台湾，但赵九章决不屈服，他顶住国民党当局的胁迫，团结全所同仁，坚持不撤离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赵九章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651”卫星设计院院长。

赵九章十分重视气象学的现代化建设。50年代，他通过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及时提出气象学要数理化、工程化和新技术化，并在工作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这对中国气象学的现代化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赵九章支持、鼓励在天气预报中应用手算图解法解微分方程，从而使中国的数值预报发育成长起来，并培养了一批科技力量。他亲自指导开展中国海区海浪及波谱的研究，研制出观测设备和一整套观测分析仪器，为认识中国海域的波浪特征，开发海洋资源做出了贡献。赵九章支持应用空气动力学的风洞和先进的测试仪器研究大气湍流，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建立了中国仅有的两个臭氧观测台，为研究大气中的臭氧成分打下了基础。

赵九章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积极促进空间科学发展。从50年代后期开始，赵九章以极大热情投入中国空间事业的创建工作。1958年，赵九章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10月，他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重要建议。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赵九章及时调整发展计划，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资金和人力较少的气象火箭，逐步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

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赵九章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20世纪60年代初，赵九章指导他的学生，研究了地磁扰动期间史笃默捕获区变化和带电粒子穿入地磁场的机制等，并著有《高空大气物理学》专著。在他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进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

1964年秋，赵九章不失时机地向国务院提交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引起中央的重视。1965年10月起，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主持下举行了卫星建造总体方案的进一步论证，会上赵九章提出了重要意见。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后，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

赵九章是优秀的科学家，也是热心的教育家，培养了众多的科学人才。他勤于治学，也热心育人，中国一些著名气象学家大都受过他的指导。赵九章重视基础教育，他任地球物理所所长期间，一手创建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提出以“所系结合”的方式办系，亲自主讲高空物理学并指导研究生。赵九章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创见，注意培养民主的学术气氛。他组织的海浪组、磁暴组等研究集体，每周举办学术讨论会，中心发言之后，接着是热烈的争辩。在这个研究集体中，进行各种日地相关现象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为中国空间物理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赵九章未能等到1970年4月24日那一刻。在“文革”那个混乱的年代里，他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这位享誉国内外的卓越科学家已于一年半前含冤去世。

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位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在科学事业的科学家的。1985年，赵九章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7年，在赵九章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由王淦昌等44位著名科学家倡议，并经中央批准为赵九章先生树立铜像，以缅怀他为中国的科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是其中一位。

●钱学森——中国航天之父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空气动力学家，、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科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

钱学森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祖国，热爱科学。1923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29年9月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铁道门，1934年6月考取清华大学第二届公费留学生，1935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成为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的学生，并很快成为冯·卡门最得意的弟子。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为应用力学、航空工程和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尽管在美国有着优厚的工作和生活待遇，然而，功成名就的钱学森却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的无理阻挠和迫害。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释放15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高级将领作为交换，钱学森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他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出任该所首任所长。不久后，他就全面投入到中国的火箭和导弹研制的工作。

1956年初，钱学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提出了长远规划。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任命他为委员。也在这一年，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从那时开始，钱学森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中国航天之父”的美誉。

钱学森曾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技术领导职务，任中国力学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研究员，参加近程、中程、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领导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订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钱学森是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作为为新中国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他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享有崇高威望的人民科学家。 钱学森是举世公认的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２０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他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曾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毕生实践着科学报国信念的奋斗历程中，钱学森淡泊名利，人品高洁，充分展现出一位科学大师的高尚风范。钱学森一生默默治学，但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的国家史、华人的民族史和人类的世界史上，同时留下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来路。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人，他不仅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而且是民族的脊梁、全球华人的典范，他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的风采。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1995年，经中宣部批准及钱学森本人同意，母校西安交通大学将图书馆命名为钱学森图书馆。为了进一步弘扬钱学森爱国，创新、奉献的业绩与精神，2011年12月8日，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坐落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的钱学森图书馆，也于钱学森诞辰100周年之际建成对外开放。

●钱伟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

钱伟长（1912.10.9-2010.7.30），江苏无锡人，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著述甚丰。特别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历任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

钱伟长在中学时期是一名严重的“偏科”学生，数理化等理科成绩很差，他的理科成绩可谓“一塌糊涂”。当他以极具天赋的文史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历史系时，依然是在数理化方面极度“瘸腿”的学生。日本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理，转学物理系，学习建造飞机大炮，为振兴国家军力做贡献。由于他的基础太差，底子太薄，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一开始拒绝了钱伟长转学的要求，后被他的诚意所打动，答应他试读一年。从此，钱伟长废寝忘食，用功苦读，一年后成功地迈入自然科学的大门。毕业时，钱伟长已成为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1939年9月2日，中英庚款第七届留英学生22人抵达香港时，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钱伟长在留学途中借到拉夫著的《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仔细研读后发现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十分混乱。于是，钱伟长决心寻找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他以高斯坐标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析之创新思想，提出了新的统一内禀理论。

1940年9月中旬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钱伟长与自己的导师辛吉教授第一次面谈时，发现两人都在研究板壳理论。辛吉用宏观的内力素张量求得在外力作用下板壳的张量平衡方程，称之为宏观方程组，而把钱伟长的方程称为微观方程组。辛吉认为虽然两种理论所用的力学量和符号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是等同的。辛吉教授提出把两种理论合在一起，钱伟长写成一篇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冯·卡门教授祝寿文集之中。爱因斯坦看后说：“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二战期间，当伦敦正在遭受德国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这件事被转到著名科学家冯·卡门主持的喷气推进研究所。钱伟长正在研究所从事火箭、导弹的设计试制工作，他仔细研究过德国导弹的射程和射点后发现，德国的火箭多发自欧洲的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的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也仅如此。据此，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几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赞赏道：“美国青年真厉害。”可他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中国科学家钱伟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以“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取得回国权。1946年5月从洛杉矶搭货轮返上海，8月初又从上海搭轮船经秦皇岛回到阔别8年的北京清华园，在母校清华大学当了一名普通的教授。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三院系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领域不懈科研，撰写并发表了8篇有影响的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开创了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招收中国解放后的第一批力学研究生，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创建了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与此同时参与了全国现代数学与力学系列学术会议，开创了理论力学的研究方向和非线性力学的学术方向。他参与了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1980年又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学术期刊“应用数学和力学”，促进了力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学术交流。他为中国的力学事业和中国力学学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

钱伟长长期从事力学研究，在板壳问题、广义变分原理、环壳解析解和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继1941年提出“板壳内禀理论”后，1954年又提出了“圆薄板大挠度理论”，获1956年国家科学奖二等奖；1979年完成了“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曾被授予波兰科学院院士、加拿大拉尔逊多科大学荣誉教授，1986年被选为加拿大多伦多赖尔逊学院院士，1988年获澳门东亚大学荣誉博士称号，199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钱伟长共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包括《应用数学与力学论文集》等共约300余万字；还担任5种国际学术刊物的编委和一些国内学术刊物的顾问。曾创办《应用数学和力学》刊物，采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著有《变分法及有限元》、《广义变分原理》、《穿甲力学》，合著有《弹性力学》。

1990年后，钱伟长还担任暨南大学的名誉校长和校董会董事长，漳州大学、沙洲工学院的名誉校长，南京理工大学、江苏工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华侨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作为一名教育家，钱伟长提出了一套完整、丰富、系统、科学的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他提出了“拆除四堵墙”的办学理念，坚持“三制”（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想，提倡和谐教育思想和美育思想，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

●钱三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

钱三强（1913.10.16-1992.6.28），浙江省湖州市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改为原子能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

1936年钱三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在研究核裂变方面成绩突出，并且是许多交叉学科和横断性学科的倡导者。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1946年，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研究所里，钱三强带领一个小组深入研究铀的裂变现象。有一次，钱三强奇怪地发现，在一张反映裂变情况的图像中，竟然出现了第三个枝叉。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铀核的二分裂，图像只出现过两个枝叉。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一发现，钱三强带领小组成员连续进行了上万次实验观测，结果是大约300个裂变中就发现有一个出现第三枝叉。他们又根据大量的实验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找到了铀核三分裂的理论依据，最终得到了物理界的公认。

钱三强的工作为核反应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使人类进一步认识了核裂变的普遍性，被约里奥-居里夫妇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该研究所“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为此，1946年底，钱三强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7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

1948年，钱三强回到祖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上世纪50年代，他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了起来。

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前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在前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他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了及时解决。

为了研究一种扩散分离膜，由钱三强领导成立了攻关小组，经过4年的努力研究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4个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国家。同时，成功地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成功地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内爆分析和计算工作。

早在1960年，钱三强即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了氢弹。

在原子弹和氢弹的整个研制过程中，浸透了钱三强的智慧与心血。他不仅为两弹的研制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为培养中国原子能科技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文革”中，学部被迫停止一切活动。“文革”后，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和副院长，立即着手恢复学部的工作。他亲自组织了学部委员选举工作。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推荐、酝酿、协商、评审，1980年11月，选举出新的学部委员283人，学部委员平均年龄从73岁下降到65岁。学部工作恢复了生机。1990年5月，钱三强向国务院建言，反映代表我国最高学术荣誉称号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断层问题，促使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增选学部委员的请示，还规定增选学部委员每两年进行一次。自此，学部工作开始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实践，学部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为在我国实行院士制度创造了条件。

钱三强还在发展交叉科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科学与文化相互促进和融合。

1980年，中国科技界出现了“加强软科学，发展交叉科学，提倡学科交叉”的认识热潮。当时身为中国科协副主席的钱三强，以鲜明的态度积极支持。他在第一次全国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上，作了《迎接交叉科学新时代》的演讲。这次演讲被公认为交叉科学发展史上的“著名演讲”，受到广泛重视。

1986年9月，中国科协成立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联盟工作委员会，钱三强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会的任务开宗明义：加强软科学、交叉科学、管理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宣传和培训活动，加强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系，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987年后的一段时间，包括科学技术、教育、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哲学、新闻出版等在内的知识界，出现了联合交叉大讨论的热潮。这一热潮的发起者，就是钱三强领导的促进联盟委员会，特别是由他亲自策划并主持的系列“科学与文化论坛”。从1988年5月25日首次“科学与文化论坛”举办，到1989年“五四”前夕结束，共举行了5次，每次都是各界有识之士踊跃列会，争相论谈，气氛十分活跃。

钱三强30多岁时已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如果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公认其在该领域会更有建树。然而，回国后，他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放弃自己心爱的科研工作，以主要精力从事科学组织工作，为别人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条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多职。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钱三强因病去世后，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他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黄昆——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

黄昆（1919.9.2-2005.7.6），浙江省嘉兴人，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

黄昆1937年进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学习，因学习成绩优秀而年年获学校的奖学金。1944年留学英国，1947年获博士学位。

黄昆的科学研究有两个高峰，其中做出最主要学术贡献的第一个高峰，是在英国留学的6年中完成的。

1945年10月，黄昆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师从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莫特教授，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定为固体物理学。几个月后，初出茅庐的黄昆就完成了题为《稀固溶体的X光漫散射》论文，他于1947年提出的固体中杂质缺陷导致X光散射的理论，是研究固体杂质缺陷的有力手段。20年后，德国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证实了黄昆的理论预言，国际学术界随即称之为X光“黄散射”。

1950年黄昆在英国利物浦大学首次提出多声子的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的量子理论，与艾夫·里斯（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共同署名发表了《F中心的光吸收和无辐射跃迁理论》，国际上称为“黄一里斯”理论。这篇论文，至今仍是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们必引的经典文献。

1951年他提出关于固体光学性质的一种基本运动方程，并在《关于电磁场与离子晶体的相互作用》一文中，首次提出晶体中声子和电磁波的耦合振荡模式，1963年被国际上拉曼散射实验所证实，被命名为极化激元，促成了1972年召开国际极化激元的专题讨论会。现在极化激元已经成为研究固体光学性质中的一种基本运动形式，黄昆当时所提出的运动方程被国际上称为“黄方程”。

1951年底，黄昆回国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开始了26年的教学生涯。

黄昆最有影响的工作是于1954年出版了与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学家玻恩合著的《晶格动力学》一书，全面总结了这一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实验研究成果以及晶格振动对固体各方面物性的影响，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固体物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此书奠定了黄昆成为这个学科奠基人的地位。。

1977年秋天是黄昆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重新开始了科研工作。三年后，他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进一步完善了“黄－里斯理论”。

黄昆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邦芬在1984年以后都开始研究半导体量子阱超晶格物理。为了建立超晶格光学振动的理论，他们整整讨论了两年，不断地争论。1988年，他们发表了后来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黄－朱模型”的理论，建立了一个系统的量子阱中拉曼散射的微观理论，解决了宏观对称性分析不能解释的疑难问题，证明了在体材料中禁戒的弗洛里希散射在量子阱中允许的原因主要在于轻重空穴混合，并给出声子对称性、电声子互作用机制与光散射偏振配置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论所预言的外电场下拉曼散射特点，宇称禁戒激子态对拉曼散射可能的重要贡献，均被实验证实。多本国外的研究生教材详细介绍了这个理论。

黄昆既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他26年的北京大学教学生涯中，为新中国的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的教学打下了基础。他所讲授的“大学物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三门课程，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引导他们进入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领域。

1953年秋北京大学物理系设立了固体物理、光学、无线电电子学、理论物理等专门化教研室。黄昆被任命担任固体物理专门化教研室主任。他建议把固体物理列为一门基础课，作为物理专业课程设置上最显著的一项改革，以赶上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1960年秋，固体物理正式成为物理专业的基础课，在北大本科生中普遍开设了这门课程。

黄昆在北京大学多年亲自讲授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课程，对教材质量十分重视。他在多年改进讲义的基础上所著《固体物理学》以及与谢希德合著的《半导体物理学》都是在前无蓝本的情况下自己编著的教科书。这两本著作都以讲解透彻精辟著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专业学生和科研人员的必读著作。

黄昆领导建设了北京大学固体物理教研室和半导体物理教研室，为中国的半导体科学和技术骨干力量的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

黄昆一生获奖颇丰。他1984年获英国圣母玛利亚大学授予的“理论物理弗雷曼奖”、中美洲州立大学协会授予的“卓越的外国学者”称号，1986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1995年10月获1995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6年6月获1995年度陈嘉庚奖—数理科学奖，2002年2月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2003年2月获CCTV 200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称号。

2010年7月26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报，将第48636号小行星命名为“黄昆星”。

CCTV200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的颁奖辞这样评价黄昆：“他一生都在科学的世界里探求真谛，一生都在默默地传递着知识的薪火，面对名利的起落，他处之淡然。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科学的领域里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

●邓稼先——中国“两弹一星”之父

邓稼先（1924.6.25-1986.7.29），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被誉为中国“两弹一星”之父。

邓稼先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16岁的邓稼先随姐姐赴四川江津读完高中。1941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后，邓稼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

1948年10月，邓稼先赴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1950年获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邓稼先的成就，也纳入了美国政府的视线，他们打算用更好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把他留在美国，他的老师也希望他留在美国，同校好友也挽留他，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便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在回国后的八年间，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他主要从事核物理、理论物理、中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流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1956年，邓稼先与他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在原子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按照“邓—于方案”，1966年12月28日，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终于试爆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在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结果导致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亲人和领导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邓稼先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精力。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做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于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在他临终前13天，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周光召——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

周光召（1929.5.15- ），湖南长沙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前苏联科学院、保加利亚科学院、欧洲科学院、蒙古科学院、罗马尼亚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

周光召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院。

1957年春，周光召被国家遴选派赴原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任中级研究员。尚未步入而立之年，周光召已成果累累，两次获得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科研奖金。

1961年2月，他奉召回到祖国，5月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进行有关核应用的理论研究。至1979年，他先后任九院理论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总工程师。

1979年8月，周光召重返理论物理研究领域，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他在基本粒子和统计物理等方面均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1980年9月，周光召应邀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任客座教授，受到美国物理学界的热烈欢迎，他被国外同行视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代表人物。著名高能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主席马夏克教授为欢迎周光召的访问，专门为他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举行了以弱相互作用为题的学术会议，许多国际知名物理学家前去参加了会议。美国物理学界这样隆重地接待一名外国科学家是少见的，尤其对中国的科学家可以说是第一次。会间，许多科学家在讲话中，表达了发展中美科学合作和友谊的强烈愿望。

1981年9月，周光召赴西欧原子核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他是该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邀请的第一位中国物理学家。

1982年9月，周光召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协常务理事、副主席、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副会长，太平洋科学协会主席兼理事会主席，国际物理学联合会副主席，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副主席，海峡两岸人才交流协会名誉主席。

周光召在理论物理学领域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在粒子物理学方面，他严格证明了CP破坏的一个重要定理，即在电荷共轭宇称时间联合反演不变的情况下，尽管粒子和反粒子的衰变总宽度相同，但时间反演不守恒，它们到不同过程的衰变分宽度仍可以不相同。他于1960年推导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这是他在强子物理的研究中做出的出色成果，对弱相互作用理论起了重大推进作用，因此世界公认他是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为了适应分析高能散射振幅和当时的雷吉理论的需要，他第一次引入了螺旋振幅的概念和相应的数学描述。他最先提出用漏失质量方法寻找共振态和用核吸收方法探测弱相互作用中弱磁效应等实验的建议。他还用色散关系理论对非常重要的光核反应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工作。他组织领导了许多中青年对相互作用统一、CP破坏、陪集规范场、非线性σ模型、有效拉氏量理论、超对称性破缺、量子场论的大范围拓扑性质及其与反常的联系等等方面作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在凝聚态物理方面，他领导的小组发展了非平衡态统一理论中的数学形式——闭路格林函数方法，并把所发展的方法，尝试应用到激光、等离子体、临界力学、随机淬火系统等方面，不仅得到有成效的具体结果，而且显示出这种方法的优越性，发展了前人提出的方法，处理了统计物理方面很多理论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

他还参加并组织领导了中国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和试验工作，参加领导了爆炸物理、辐射流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做出了贡献。

周光召因其在科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获取了众多荣誉。196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2年再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994年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中国杰出科学家”奖、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中国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96年3月，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观测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

周光召勇于坚持真理，然而也从不固执己见。他以一种完全尊重客观规律与求实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在他和邓稼先等人一同对核武器理论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研究的时候，所有的讨论会都能集思广益，谁的意见对就听谁的，最终取得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重要研究成果。周光召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优秀的管理干部，他对科学事业顽强的进取精神和对改革事业果敢的实践，将无疑会为这个时代留下深深的痕迹。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还远不止上述十位，如叶企孙、严济慈、赵忠尧、周培源、周同庆、何泽慧、朱洪元、朱光亚等都在我国乃至世界物理界享有盛名，他们在物理学的诸多领域做出了各自的突出贡献，他们是我国发展现代科技、实现“中国梦”的领军人物，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