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愧的人生——忆我的二哥陶元瑾

陶袁红

　　我的二哥于1950年的11月23日出生在重庆市临江门的宽仁医院（当年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现为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父母给他取名为袁瑾，我的大哥袁津长他一年零三个月。

　　二哥出生后，外婆把她万县娘家的亲侄女刘永秀带到重庆来照顾他，刘永秀的母亲是外婆的亲姐姐，我们的姨婆，刘永秀是我们的表姨，她不太善言语，性格内向，不知是不是带娃保姆对孩子性格有影响，二哥是我们三兄妹中性格最内敛的一个。

二哥一岁多时，也就是1952年的2月5日，我父亲所在的民生公司发生了“民铎”轮失事事故，即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8日在民生公司召开的“三反”“ 五反”动员会上，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受到一些不正当的冲击， 面对民生公司内部呈现出的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等状况，卢作孚于当晚服安眠药自杀，几天后，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报道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我父亲追随卢作孚实业救国多年，是民生公司的业务经理，因此事的牵连于1952年2月被捕入狱。其莫须有的罪状是破坏抗美援朝和公私合营，被判了8年徒刑。

　　我是1952年元月27日出生的，正好遇上民生公司发生了这一系列大事件，母亲为了我们三兄妹不受父亲的牵连便与他离了婚，并将我们兄妹三人由袁姓改为陶姓，二哥的姓名也由袁瑾改为陶元瑾。当时我母亲在重庆市妇联工作，她因为解放前在重庆女师学院读书时，多次参加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她还担任了学生会主席，解放后重庆地下党的同志在重庆市委工作，就把她要到重庆市妇联工作。我们家住在渝中区金汤街，母亲因父亲的问题便从重庆市级行政机关下放到重庆清华中学任地理教师。从此，我们兄妹仨就在山清水秀的花溪河畔，美丽的清华校园里度过了天真烂漫而又快乐的童年。

　　清华中学是重庆一所历史悠久的中学，它创办于1938年，因筹办者和主要任课教师都是清华大学校友，经清华大学校政当局和校友总会同意，学校命名为重庆清华中学，首任校长傅任敢先生亦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委派。解放后学校由政府接办更名为“重庆市第九中学”，直到1984年才恢复“重庆清华中学”校名。我们兄妹三人在两岁时便进入清华中学幼儿园，那时幼儿园的刘老师是与我同龄的大毛头和小毛头这对孪生兄弟的妈妈，与我大哥二哥同龄的还有高善和高良两兄弟，他们的爸爸是重庆九中非常有威望的教导主任。高家两兄弟和我家俩兄弟经常是形影不离地在一块玩耍。

　　童年時期，我們在水木清華園的生活是無憂無慮和快樂的，春天，我們在愚公池畔的柳樹下觀魚嘗桃花，在草叢中捉螳螂，扯官絲草；夏天，我們在花溪河裡游泳，在院壩里乘涼，看閃爍的星空，聽外婆講牛郎織女和嫦娥奔月的故事；秋天，我們在清華園的大樹下撿落葉，在愚公池畔戏笑打闹捉迷藏；冬天，我们徒步到山清水秀的南温泉洗温泉澡。花溪滩瀑布潺潺的流水声，象歌声一样伴随着我们童年的成长。（下图中第一排右二为我二哥，左四为我，第二排右三为我大哥）

　　幼年时，我们的家境并不宽裕，母亲一人当中学教师每月只有60多元人民币的工资，加上父亲在民生公司分得的一点股票红利，却要负担外婆、姨妈和我们兄妹三人的生活。我二哥小时候和大哥常常都是打赤脚，二哥的脚由此而长得比较宽大，成年后要穿42码的大鞋。小学时，我们兄妹三人就读的是一所非常普通的学校——土桥小学，学校所在的土桥是一个铺着青石板的老街，每逢一、三、五赶场，远近的农民将自家种的菜，养的家禽，编制的竹器拿到赶场卖，赶场那天街道十分拥挤，也很热闹。我们就读的土桥小学在土桥街道上也算是最有文化的学府了，当时九中的教师和职工子女都在这里念小学。学校里有一个戏楼，偶尔，重庆九龙坡区易家班川剧团还会在这里演川戏。那时候由于土桥小学教室不够用，我们每天只上半天学，另外半天就自由玩耍，我与二哥常常在课余时间里捡煤炭花、到街上挑煤球回家煮饭，有时候还要割青草、抬砖头、挖香葱、打麻雀，这些生活虽苦却充满着无穷的乐趣，还锻炼和陶冶了我们吃苦耐劳的性格，以致于对我们一生都产生了影响。我们童年的经历印证了儿时的就读的学校并非一定是重点小学，就近就好，学习不一定非要填得那么满，玩耍也是学习和成长。

　 我家两兄弟与高善高良两兄弟年龄相仿，感情也特别好，每到夏天就会相约去花溪河游泳，我二哥小时候胆子特别小，虽然学会了游泳但一直不敢去深水区，一次我大哥把他叫到花溪河堤坎一处一米高的台阶上，台阶下面是深水区，大哥与二哥说话时，高善趁他不注意猛地把他推入水中，我二哥在水中挣扎后立即就游上来了，据说他当时脸吓得惨白，但从此以后他就敢在深水区自由自在地游泳了。后来才知道是我大哥和高善商量后这样干的。我们小时候打下的游泳基础使我和二哥长大后都先后参加过重庆市组织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活动，二哥参加了重钢组织的横渡长江活动，我参加的是九龙坡区组织的畅游花溪河一千米活动。

　　二哥少年时代对电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对安装半导体收音机特别有灵感。那时家里经济并不宽裕，安装收音机所需购买的零件钱有一部分是二哥去抬砖、割草所挣来的零花钱，加上在妈妈那里要一点点钱二哥便买了电烙特，电阻、二级管、三级管、焊锡等，他自己看线路图焊接安装半导体收音机。二哥安装的第一个收音机是用耳机放音，后来他又尝试着通过喇叭来传声，我小时候坐在二哥身边看着他焊接零件，安装收音机，当二哥安装的第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接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时，他和我都特别的兴奋，心中有说不出的快乐。由此可看出二哥的自学能力及动手动脑能力特别强。由于他的手很巧，他少年时的梦想是当一名外科医生，他觉得自己很适合这一职业。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个人儿时的梦想并非是成人后自己的职业，人的最终职业与成人后的机遇和自己成长中兴趣变化有关。

　　念初中时，二哥所在的清华中学初六六级三班是学校唯一的英语教学实验班，其他清华中学的学子进校后都学俄语，而二哥所在的班是学英语，那时，学校缺少英语师资，教英语的老师王汉章原来是一位俄语老师，因教学需要便从俄语改教英语，他英语发音不太标准，以至使二哥班上学生的英语发音受到了他的影响。初中二年级时，任教英语的叶蓉老师是刚刚从西南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的高才生，她的英语教学很受同学们的喜爱，叶老师给了二哥较好的英语启蒙，也使二哥从此爱上了英语学习，以至于二哥成年之后到跨国公司工作，英语口语还可以走遍世界与人交流。那时，我二哥特别喜欢上黄炳振老师的数学课，他讲课逻辑性强，语言简炼，教学非常具有感染力。二哥的班主任李明瑛老师，是一个热爱学生、亲和力非常强的老师，她任教二哥班上的语文课，班上的学生都很爱她。记得那时九中校园生活丰富多彩，每天下午学校都有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九中大礼堂是学校文工团的活动场所，我常去那里看学生文工团的节目排练，其中有两个会跳舞的漂亮姐姐使我成了她们的粉丝，学校河边蓝球场上到处都是同学们生龙活虎的身影。那时的校园真的是充满了生机、活力和自由。

　　1964年是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也是贯彻阶级路线最为严重的时期，由于我的父亲因担任民生公司的业务经理被划为资方代理，我们兄妹几人便成为了家庭成份不好的学生。最先受到出身不好影响的是我，记得我进重庆九中念初一约四个月左右时，也就是1964年的12月，突然班主任樊忠仁老师通知我说校长张安文要找我淡话，我来到校长办公室，张安文告知我，因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属于资方代理人，划归为成份不好的家庭，要取消我的入学资格，突来的打击使我一个12岁的少年感到非常的沮丧，回家后母亲也哭了，我每天呆在家中不愿出门见人。那时，外婆刚去了北京，因我的么姨年初要生小孩，外婆要去照顾即将出世的陈陶表妹，家中正愁没人做家务了，我就天天窝在家中给全家人煮饭炒菜，空余时间里自己就读读书，记得那时我开始读哲学书籍，也读了高尔基的《童年》和司汤达的《红与黑》，这些书籍对我后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特别欣赏小说中主人翁高尔基和于连的自我奋斗精神。第二年九月我又去考了一次中学，进入到土桥民办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我的哥哥元津1965年初中毕业后，也因家庭出身问题不能升入高中，当年8月他告别家人，与一批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去大巴山平昌县云台区的一个林场当了知青，大巴山林场的生活非常的坚苦，他在那里呆了整整八年，他说每当他一个人背着背兜翻山越岭走山路的时候，就是他特别思念家人的时候。大哥及我的遭遇，意味着我二哥初中毕业成绩再好也不能升入高中。1966年我二哥初中快毕业时，红五类出身的班长余江告知他与班上另一名成份不好的同学不能升入高中，但那一年还没等到我二哥初中毕业，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

1966年底红卫兵开始了全国大串联活动，由于向往着外面精彩的世界，二哥约上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许明东去参加了全国大串连。临行前妈妈给了他20元钱，二哥背上简单的行装，告别了家人来到菜园坝火车站，当时外出参加大串连的学生都是瞒着家长外出，所以很多家长得知情况后追到菜园坝火车站，硬把自己的儿女逮了回去，而我二哥有幸的是妈妈是地理教师，她大学时选学地理专业就是想四处周游，因此，她非常支持我二哥外出串连，让他去看看外面世界的精彩，我二哥因此也就随着全国大串连的潮流和许明东一道去了北京、南昌、柳州、桂林等一些地方，在北京还赶上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我也在当今12月大串连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赶上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1969年春天，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大批老三届的学生背上行装，告别家乡的父老乡亲，奔赴各地农村上山下乡。我二哥随着重庆九中学生下乡的大队伍来到了位于内江专区的资中县龙江区农村插队落户。我二哥下乡后家中只剩下了我，原以为家中可以留下一个子女，但不到一个月，街道办的人到家中要求我也必须上山下乡，我也去了四川荣县懂政公社插队落户了。

在资中县农村插队落户时，二哥和他的同学唐清、吴渝侠同在一个生产队。1971年，我二哥回重庆探亲时，发现重庆正在开办一个九二0农业技术的培训班，他也去参加了这个培训班，九二0是一种可以促进蔬菜的生长和猪长得肥壮的农业科学技术，通过几天培训班的学习，我二哥觉得很新奇，可以带回到下乡的农村去运用，回农村后，我二哥便开始在生产队搞九二0的实验，生产队的蔬菜生长和猪的生产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提高。一次，资中县龙江区一位区长到我二哥所在的生产队巡查，听说一位重庆知青在生产队搞九二0的实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于是，他决定将我二哥调到龙江区供销社，以供销社为依托在全县推广这一农业科学技术，当时，这一事件在资中县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益，在供销社里工作了一年半后，我二哥因知青回城大招工便离开了下乡插队的农村，进入了重庆钢铁公司。

　　1972年3月，重庆钢铁公司到资中县招工，我二哥有幸成为重庆钢铁公司动力厂的一名青年工人，进厂分配工种时，只有电工和制氧工两个工种，同时召进厂的伙伴都争着当电工，宣布工种分配名单时我二哥是当电工，别人都庆幸自己获得了好工种，可我二哥并不觉得电工好，因为我二哥从小就喜欢搞电，觉得电对自己来说并不神秘，而制氧却是要从空气中将各种气体分离出来，制成氧气、氮气等，我二哥觉这太神秘了，他想去干这个工种，弄清楚空气分离的程序和诀窍。我二哥向夏厂长提出换工种的要求时，夏厂长觉得非常奇怪，别人都要争着要当电工，而眼前这个小青年却要去当别人都不喜欢的制氧工，他带着惊异的神情同意了我二哥的要求。而空出来的电工位置又引发了其他进厂小青年的一番竞争。

　　工种确定后，我二哥来到位于重庆毛线沟的重钢动力厂氧气车间，带我二哥的师傅在技术上并不算强者，由于师傅技术上的弱势，造就了我二哥在制氧技术上的强势发展，进厂后不久，我二哥不论粗活累活，车工、钳工样样都干，加上他对制氧技术理论的钻研和学习，很快便在技术上超过了他的师傅。每当制氧机出现状况时，我二哥总是能准确地说出问题所在，几年后，我二哥便由一个普通的制氧工人提升为技术员。再接下来又提升成为车间主任。

我二哥青年时期，有幸结识了重庆市第三工人医院钟孃孃一家人，钟孃孃是一位地道的日本人，她少年时代随父亲来到中国，二战期间钟孃孃在东北一家医院当护士，认识了中国医生刘德啓，刘德啓医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中年医生，目睹钟孃孃一家人没粮饿饭的困境，他慷慨地送了一袋大米给她们家人充饥，这一善举打动了钟孃孃的芳心，他们恋爱了，后来钟孃孃嫁给了这位中国重庆的医生为妻，二战结束日本战败后，钟孃孃的家人全都回到了日本，因钟孃孃嫁给了中国人不能回日本，便跟随丈夫从东北来到重庆三工人医院当了一名护士。在重庆期间，钟孃孃共生育了四女一儿。大女儿春兰从重庆药剂校毕业后，分配到南岸区从事药剂工作，二女儿渝兰与我二哥是重庆九中的同学，当年上山下乡时，她与三妹世庆也下到资中县当知青，我二哥与钟孃孃认识就是因渝兰和世庆而结的缘，渝兰从农村回城后，在重庆第六棉纺织厂当了一名工人，三女儿世庆回城后顶替其父在三工人医院药房工作，四女儿世屏没下乡当知青，她曾到我所在的九龙坡区申家沟小学当过代课老师，1977年参加高考考上了重庆卫校，毕业后留在卫校工作，小儿子因是1957年钟孃孃回日本所生，因此取名为“瀛生”，他当时是几个儿女中唯一拥有日本国籍的孩子。

　　

我二哥在青年时代获得了钟孃孃家人的许多关爱和恩惠，每个星期天他从重钢回家时，都要在钟孃孃家呆上一段时间，我也跟着他经常去钟孃孃家玩耍。钟孃孃和睦的家庭和她从善如流的优秀品德使我二哥受益终生，他青年时期在钟孃孃家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她们家总是充满着欢声笑语，也许是他们家中的这种欢乐气氛让在离异家庭长大的二哥感受到许多我们家没有的温情，所以二哥一直比较粘这个家。二哥与钟孃孃家三妹刘世庆有过一段恋情，但因双方性格的原因，最终为一点小事而导致了分手。分手后，初中时代的同学杨维廉很快进入了我二哥的生活，杨维廉的父亲是大渡口地区有名的老中医，在重钢工作时，二哥与唐清、陈国福几位同学经常相约到她家去，因此，不须作更多的了解，他们二人闪电式地走进了婚姻。虽然我二哥与三妹分了手，因为多年来与钟孃孃家姐妹兄弟的情感积淀，二哥并没有因为与三妹关系的破裂而中断与钟孃孃家的往来与联系。逢年过节他总要去看望钟孃孃一家人。中日建交以后，也就是在钟孃孃四十多岁时，她带着小儿子瀛生首先回到了日本，由于日本政府给予战争受害者的安抚，允许这些受害者的亲友回日本居住，于是刘伯伯，大姐、三妹、四妹、大姐的女儿楷楷也陆陆续续回到日本。她们在日本度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创业生活，边读书边打工，最后几姐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大女儿春兰在日本大阪律师事务所工作，她的女儿也在日本顺利长大成人；二女儿渝兰在日本大阪贸易公司工作，渝兰与高良结婚之后，一直住在中国，直到1983年，他们夫妻才离开重庆回到日本。三女儿井之上庆子在大阪律师事务所工作、四女儿古家京子一直随夫居住在中国上海，最小的儿子中岛九州生在日本大阪某贸易公司工作。在日本生活期间刘家几姐妹和钟孃孃始终眷恋自己生活过的中国重庆这块热土，眷恋着这里许多老同事、老邻居、老朋友，她们虽然身在日本，一直却有着割不断的中国情结，她们对两个国度和两个故乡都有着深深的眷念之情。以至在钟孃孃八十周岁生日时专程回到中国重庆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而我二哥与钟孃孃一家也一直有割不断的情份，他一直把钟孃孃当做自己的母亲对待，称她为妈妈，把钟孃孃的儿女当成自己的姐妹和兄弟对待。

　　二哥在重钢动力厂期间，经历了中国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的大变故，曾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我们几兄妹的发展再也不受唯成份论的影响了，我二哥在重钢动力厂由车间主任提升为副厂长。1987年，由于重钢发展需要，氧气车间从动力厂分离出来成立为重钢氧气厂，我二哥也被重庆钢铁公司提拔任免为重钢氧气厂厂长。临走时他推荐了老同学唐清接任动力厂副厂长。在我二哥接任重钢氧气厂厂长时，重庆钢铁公司正处于借债亿万元的危难之际，为了提高氧气厂的生产效率，我二哥引进了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在氧气厂全面推行管理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我二哥从加强车间建设和班组建设入手，推行巡检制，点检制，网络计划技术，状态监测等多种管理方法，形成了一级对一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大力推行岗位劳动合同制度，结构工资制度(工龄工资\技术工资\岗位工资)，调动全厂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在人事制度上我二哥推行聘任制(岗位能上能下)，实现了科学的、合理的劳动组合。在氧气生产上我二哥注重吸收新技术，引进新设备，并积极鼓励青年员工在职学习，凡是获得学习毕业证的员工，学习费全部由厂里报销。由于氧气厂推行的各种管理体制调动了全厂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氧气厂很快便成为重庆钢铁公司生产效益高和职工待遇最好的二级厂之一，其生产率居全国各大钢铁公司氧气厂之首。我二哥在1988年被评为重庆钢铁公司民主管理优秀厂长， 1989被评为重庆市“优秀青年企业家和优秀青年厂长”，1989年被评为重庆市先进生产工作者，他的照片还挂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与优秀事迹一起展示。

1986年，重钢氧气厂在日本日历公司购买了一套制氧设备，这套制氧设备要从日本运回到中国重庆，当时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继承父业，重新创办了民生公司，我二哥到民生轮船公司找到卢国纪，与他们共同商讨设计了一个江海联运的方案，我二哥与民生公司一位经理规划了整个江海联运的运送方案，将这套制氧设备从日本通过海船运到上海，在上海又直接转运到江船上再运送到重庆。通过江海联运到重庆的日本整套制氧设备提高了重钢氧气厂的生产效率，也标志着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成功，这一成功使重钢氧气厂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如日中天，当时，我二哥边当厂长边完善自己的学业，并在重庆大学研究生院攻读MBA,最终取得了重庆大学MBA的硕士学位。

　　20世纪70年代年末期，中国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我二哥和大哥看到报纸上登了一则卢作孚大女儿从美国回来给卢作孚扫墓的消息，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卢作孚的问题见曙光了，因当时卢作孚自杀后我父亲被莫须有的罪名判刑8年，当时罪名第一是“民铎轮”在长江枯水期本是触礁自然沉没，因上面装有抗美援朝的物资，被说是破坏抗美援朝故意让其沉没，第二民生公司由于长期以来实行年功加薪制，公司职工的待遇高于其他企业便被说成是反对公私合营。我的父亲服刑后被提前释放，回重庆后在临江门一个运输公司拉板板车度余生。我大哥和二哥兄弟俩为父亲平反之事跑了多次成都，去找四川省的副省长何郝炬（他当年是交通部派驻民生公司的首席副代表）和重庆市法院的主审法官等相关人员为我父亲平反，经过很多周折后，我的父亲终于洗清了冤屈，得到了平反通知书，成为长江航运公司的退休元老。父亲平反后我二哥就把他从临江门的破房子接到自己在重钢的家中，为受了几十年冤屈的父亲养老送终。当时他们家中供养着维廉的继母和我的父亲二位老人，我的父亲已经是80岁以上高龄了，维廉为侍俸二位老人也付出了许多辛劳，我二哥每天早上起床后就要去看看我的父亲，足见他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父亲在1985年因脑溢血在重医附一院去世，享年83岁，他的遗嘱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到长江航道上，当年为民生公司开辟川江航运，创造三段航运方式我父亲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实现先父遗嘱，我和大嫂郑蕾带着侄儿陶曦和我的儿子胡望于1989年夏天专程乘船去长江三峡抛撒我父亲的骨灰。

　　二哥与我的继父余屏翰深有感情。继父余屏翰是重庆81中的一位历史老师，他在我四岁时便与我妈妈结婚，记得我外婆由于很喜欢我的亲生父亲，开始对他很不接受。继父无儿女每月拿出20元钱抚养我们三兄妹，他曾多次说，你们长大后会觉得我是个好人，他的学识对我们的成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记得以前我的名字是元洪，据妈妈生我时正是民生公司遇难的时候，没心思给我取名，就闭着眼睛在报纸上指了一个字“洪”，于是就给我取名元洪，继父说这两个字与黎元洪同名，就把我的名字改成了元红。我继父与二哥都是单眼皮，他对我二哥特别关爱，继父很会做饭菜，记得每周末他从道角的学校回家来都要做点可口的美食或包饺子给大家打牙祭。1979年11月23日他在临江门中医院因心脏衰竭去世，那天正好是二哥的生日，我记得二哥回到九中家中清点他的遗物时哭得特别伤心，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成人后这样痛哭流涕的难过，让我很感触，也与他一起为继父的辞世而伤心难过。

二哥是个很认亲情的人，我们袁氏家族本是一个大家庭，祖籍山东济南，先辈早年做官到四川，在成都居住时与巴金是邻居。我爷爷当年曾任巴县县长（当年的巴县是重庆的代名词，首府在现在重庆渝中区，史料记载巴县这个地名沿用了一千四百多年），父亲那一辈共有兄弟姐妹十余个，但建国初期彼此都失去了联系，文革结束以后二哥先后找到了我六叔一家、九叔一家、十叔一家的子女。我都是通过二哥才认识了袁氏的众位兄弟姐妹，与我们同辈的袁氏兄弟姐妹大多都很优秀，由于二哥的寻亲使我们袁氏后代的兄弟姐妹们有了相互往来和交流的机会。

我本人也接受了二哥许多关爱，我的丈夫，也就是我儿子的爸爸于1995年11月22日因心肌梗塞不幸去世，当时犹如晴天霹雳，我儿子正在念高中，二哥看我一人带着儿子，又要管生活又要忙工作，而且我的工作经常要出差，就叫我请一个保姆，他每月资助我300元钱直到儿子高中毕业升入大学。1997年夏天，我儿子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进交大学习一个月后，我在日本的表妹给他办理好了去日本留学的所有手续，我当时问儿子还去不去日本，我说中国最难的高考你都过了，又考上了中国很好的大学，可以等本科毕业后再去国外留学，但儿子坚定地说他想早点出国念书，我当时没有这么多钱让儿子出国留学，二哥康慨地资助了80万日元给我儿子交学费，我自己给了儿子30万日元作为前三个月的生活费，之后就靠儿子自己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了。儿子倒还很挣气，在日本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京都大学，并获得了日本一个知名超市老板提供给中国留学生的全额奖学金，他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全部得到保障。

　　二哥的第一任夫人杨维廉是一个贤惠克己，乐于奉献的人，因患有子宫结核没有生育能力，曾多次主动提出与我二哥离婚，叫他另找一位有生育能力的女子为妻，其实她从内心来说对婚姻还是不舍的，但克己为人的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断离长达十几年的婚姻，这对她来说应该是一个痛苦的决择。

1990年我二哥与重钢氧气厂的罗平女士结为伉俪，罗平与二哥结婚后，在二哥影响下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和进取，从学习英语课程到取得本科学历，再到完成MBA的学业，学习公司管理，她自己也很聪明努力，N多年后，罗平由原本的一个普通技校毕业生成长为知识女性及巾帼女将、女董事长，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和蜕变。

　　1991年我二哥被公司调到重庆钢铁公司技术开发部任部长职务，这一部门可以说是专为我二哥设置的，在这期间，我二哥积极引进外资，与法国空气液化公司和英国BOC公司进行谈判，最后因法国空气液化公司提供的条件更优惠，重钢选择了法国空气液化公司与重钢氧气厂合作，并将重钢氧气厂改制为中外合资企业。

1992年，朋友徐少林推荐我二哥去重庆工商银行所属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任总经理职务，由于重钢技术开发部的工作对我二哥来说也没多大的吸引力，因此，我二哥决定离开自己工作了二十几年的重庆钢铁公司，到重庆工商银行所属的一个房屋开发公司担任总经理工作，迎接一个全新领域的挑战。到房地产公司以后，我二哥在南坪主持了第一个房地产楼盘开发。

一次偶然的机会，英国BOC公司通过我二哥寄出的一张贺卡，发现通讯处是一个房地产公司，他们原来以为我二哥去了法国的空气液化公司，经打听得知我二哥已离开了制氧行业改做房地产开发，他们认为我二哥是制氧行业中的难得人才，便与我二哥取得联系，并派出专人到重庆动员我二哥去BOC公司工作，当时，重庆的房地产业正处于上升时期，我二哥所属的工商银行房地产公司给我二哥的待遇也十分优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二哥决定辞去房屋开发公司总经理职务，到BOC公司任职。1994年当我二哥将自己的辞职报告递交给工商行的老总时，他异常吃惊。并一再惋留我二哥，并说将我二哥的关系调入工商银行，给我二哥一个处长职务。但我二哥主意已定，坚决要走，他说，别人都是想方设法想进入工商银行，而你却给你这么好的待遇还是要走。实在是挽留不住，他们也只好同意我二哥离开。

进入BOC公司后，二哥先后被派到马来西亚、英国等地学习。1997年，我二哥被BOC公司派往美国，在美国BOC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他的夫人罗平也跟随着他去了美国并在那里怀了孕。记得1997年底的一天，二哥非常兴奋地从美国打电话告诉我这一消息，并说是三胞胎，我又高兴又吃惊，觉得是不是太多了，二哥说本想取一个但医生说有风险，这样可能会影响另外两个生命的生存，所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1998年9月24日，二哥的夫人罗平在美国生下了三胞胎，正如他们所愿一男两女。老大本是女儿，二哥说为了让男孩有责任感，就让男孩子当老大，取名为耘亚（英文名为Murray Tao ）本来是老大现为老二的女儿取名为耘欧（英文名为LARISSA TAO ）老三女儿取名为耘美（英文名为GRACE TAO ）三胞胎的降世给我二哥带来了做爸爸的喜悦和兴奋，也给他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他以“多甜美”来给三个孩子取了小名，即“多多”“甜甜”“美美”希望他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多甜美”的结果，而这个结果需要艰辛的付出。三胞胎在美国满月以后由我大哥和她们的外婆乘飞机从纽约护送回国，居住在天津开发区的怡园别墅里。那时，我二哥担任BOC公司东北地区总经理的职务。

　　2001年BOC公司进行了管理上的改革，由原来的块状管理改为线性管理，公司要求我二哥担任线性管理部门的经理职务，而我二哥觉得这些职位对他来说失去了一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加之 ，他很想创办一个具有民族品牌的民营气体公司，便产生了辞职BOC公司的念头。

气体被称之为工业中的“血液”，气体这个不被人注意的行业，却蕴藏着不为人知的财富。目前西方国家对工业气体的需求，超过80%的比例采取第三方供气的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经营工业气体就如同经营水、电一样，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但气体在我国还是一个新兴产业，正处于爆发前期。目前我国超过80%的用气企业自己供气。 专业化、社会化、集约化是我国工业气体行业的必然发展方向，由专业的气体供应商提供第三方供气服务，将是我国工业气体行业的发展趋势。”在西方国家，五大巨头（法国的Air Liquide, 英国BOC，美国 Praxair , 德国Linde ，及美国Airproducts）垄断了国际工业气体市场超过80%的市场份额。他们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把这种第三方现场制气的先进模式带入中国，培育了中国的第三方现场制气市场，同时也瓜分了大型气体工厂90%以上份额。但五巨头在国内整体工业气体市场中的份额仅占30%～40%，这是由于第三方现场制气模式在中国起步晚，绝大多数企业仍采取自己供气的方式，以及中国工业气体的下游产业大多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五大巨头不屑于关注的中小型现场制气领域，他们只关注大型气体用户，使用标准化的设备和解决方案，对于中国大量存在的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小企业，则无法满足其生产过程中对气体的特殊需求。中国的供气现状，使我二哥看到了发展民营气体工作的前景。

　　2001年8月，我二哥和嫂子罗平及我和维海去位于河北省遵化境内的清东陵参观。清东陵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当年顺治皇帝到这一带行围打猎，被这一片灵山秀水所震撼，当即传旨"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从此昌瑞山便有了规模浩大、气势恢宏的清东陵。清东陵境内有一个二郎庙。据传，清朝始建东陵时，二郎庙作为一座普通的小庙，本应在搬迁之列。负责搬迁的官员在陵区外把新庙都建好了，可没想到，头天把二郎神的神像从旧庙搬到新庙安奉好，到了第二天发现塑像又回到了旧庙原处。一连搬了几次都是如此。官员们和皇帝都百思不得其解。一日，皇帝正在睡觉，忽见一员神将，长着三只眼睛，手持三尖两刃刀，脚踏祥云，降落面前，对皇帝说：“吾乃二郎神是也！我的庙前有大小猴山各一座，下面圈压着无数猴精，他们都是孙悟空的后代。为了镇住这些猴精，防止他们犯上作乱，我才不肯搬出陵区，事已点透，请陛下三思而后行！”说罢便走，皇帝猛然惊醒，寻思了一下梦中的情景，于是下诏，不仅不再搬庙，还划拨银两，扩建庙宇，重塑金身。从此，二郎庙名声大振，香火旺盛，成为了清东陵陵区里唯一的一座庙宇！

　　导游说庙里香火很旺，建议我们去看一看，烧一烛香。进了二郎庙后，一位道人迎面走来对我二哥说：“9月初你会有一次人生变动！”我二哥本是不打算找道人算命的，但听他一说，感觉有点玄，就坐下来看道人会说些什么，道人说我二哥人生最辉煌的时代还没到来，并说他在危难时刻会有一位贵人相助，……

也许是这位道人的话让我二哥坚定了离开BOC公司的决心，他回天津后毅然选择了离开BOC到上海创业。选择去上海创业是因为二哥觉得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制造业和科技基础都比较好，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上海人做事也比较精细，上海的对外开放意识也很强，所以上海是创业的理想之地。

　　2001年9月我二哥举家从天津迁到上海，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重要转机。到上海后我二哥经过思考决心仍然干制氧业，因为制氧是我二哥最熟悉的行业，无论是在技术上，管理上和经营上，我二哥认为同行业很多人是无法与他相提并论的，他决心要创建一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民族品牌气体公司。这时，我二哥遇到了过去在BOC公司工作过的一位先生，他曾是BOC公司的一位白领，当年我二哥去BOC公司时，正是他招聘的，他慷慨地给了我二哥一千万创业资金，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二哥创办了上海加力气体有限公司。

　　我二哥在浦东租用了50平方米的写字间，上海加力气体有限公司就在这里开始了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公司的第一个项目在河南，创业的第一年，公司就拥有了河南、重庆、张家港三个氧气站。公司投产的第一套制氮机是我二哥亲自调试的。他在公司创建的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商业模式，他吸引了一些精英加盟公司，形成了上海加力气体公司高效而坚强的团队。

　　经过7年的创业，上海加力气体已成为中国第一家以现场制气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公司，也是在目前中国中小型现场制气（400－5000立方米/小时）市场份额最大的领先公司。目前，公司已在中国华东、东北、中南等地区成功实施了多个工业气体的现场生产和供气业务。 

　　2006年5月中旬我二哥在外与出差时，突然出现了咳嗽并在痰中伴有一少量血丝，回到浦东经医院拍片检查，被确诊为小细胞肺癌中期，这消息犹如晴天劈雷，我们全家人都被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给震惊了！在突如其来的病魔面前，我二哥选择了面对与坚强，三个孩子还那么小，事业刚刚发展起来，还有很多未尽的事需要打理。在病中，他的小桌子上始终摆放着他们一家五口的照片，他以此来激励自己战胜病魔。在二哥生病期间钟孃孃的小女儿世屏（古家京子）正好住在上海，她几乎每天都会去医院看望和照顾我二哥。二哥生病期间也给我详细讲述了他参加工作以来的许多故事，他当时的讲述已详细记录在本文中。

　　我二哥用最后的时间加紧为公司做些事，同时，他还全力支持自己的夫人罗平完成MBA课程的学习，虽然身患重病但他坚持陪同她去悉尼参加MBA的毕业典礼。他想以此来激励自己的三个儿女，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是这么努力奋斗的人，他们今后也应当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2008年11月8日，我二哥在上海中山医院与世长辞。他的一生是追梦的一生，是不断奋斗的一生，是对家人满怀责任心和爱心的一生。如果宇宙中真有一个天国，我相信我的二哥在天国一定还会去追梦，去奋斗！也会爱着他的家人和那些至亲至爱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