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

溪边木屋

我的父亲出生于农历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六日，卒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五岁，母亲生于农历一九二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卒于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三岁。父母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谨慎的一生，坦荡的一生，更是骄傲的一生。今年正好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又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写此小文，以表纪念。

“特立独行”的奶奶

父亲出生在一个相对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的姥爷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父亲的母亲（我奶奶），因为嫁给我爷爷前找对象很挑剔，所以就变成了今天讲的所谓的“大龄剩女”，于是在她25岁时嫁给了大她24岁的我爷爷，做了“填房”。

那时候大户人家的孩子也不是我们认为的在家享清闲，奶奶在娘家未出嫁时做女红（gong音一声）也是样样拿手的。从我小时候做事说吧！我做任何事情，都很难入她的眼，她总能挑我的毛病，比如：用纺线车纺线，我纺的粗了、细了、不匀称了;缝鞋垫针脚稀疏了、大了；包水饺捏的样子难看了；最简单的，就是用蒜棰儿在蒜臼里捣个蒜也能被她发现哪里用力不当……等等，我小时候或稍有“放肆”，只要被她看见，她会一一指点纠正或严肃地批评。正屋方桌两边的椅子小孩子也不可以随便在上面爬上爬下。我们穿的衣服可以有补丁，但不可以脏。俨然就是现在讲的“处女座”。即便是她晚年老年痴呆了，分不清我父亲和我叔叔了，也没能阻止她对我们干活的挑剔。

奶奶有男尊女卑的思想，正屋的椅子属于成年男士坐的，哥哥成年后，她不再坐椅子，由我父亲和哥哥坐。

奶奶不吃猪肉，她嫌弃猪吃的东西不干净（当年喂猪有连茅圈，猪是吃屎的），她也不吃鸡蛋（她嫌弃鸡蛋的出处不干净），但是她吃羊肉，她说羊是吃草的，干净。她穿的衣服也很讲究，干净得体的，我的母亲是她最中意的，方方面面。

无论哪个年代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几乎都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奶奶嫁给了爷爷，爷爷除了年龄大这个劣势，据说其他还不错（我姊妹兄弟五人，只有我大姐对生前的爷爷略有印象），爷爷有点经济基础，脾气好，长相也不错。

奶奶来到爷爷家，进门就是两个成年孩子的继母。那个年代，人的生命无常，我的大伯成家后生一女孩，大姑出嫁后生一男孩，两个孩子出生后不久，两对夫妇都先后撒手人寰（大伯和大姑是前边奶奶生的孩子）。于是奶奶又做了孤儿外甥、孙女的姥姥和奶奶。我的大表哥家在张庄村，于是爷爷奶奶把大表哥接到了二哥营村我们家，和我的父亲姑姑叔叔们一块成长，直到大表哥18岁成年，才被他的叔叔接走，我的父辈们都和大表哥有很深的感情。

打我记事起，每到冬季奶奶总会给大表哥缝制棉衣、棉袜派人送去，我的母亲还曾派我和堂弟用手推车给大表哥送过两口袋红薯（大表哥的村子不种），大表哥回送两口袋“圪垴”（音），给奶奶烧炕用。我大伯的女儿（我们都喊她大姐姐）后来被她姥姥家接了去，时常来往。

我小时候常听和我家住同一胡同的错对门邢大奶奶说：“你奶奶，那时候在院子里种了许多花，她每天早晨起来先看一遍花，看完一遍才去做事，雷打不动，即便是她的孙辈们哭闹，也影响不了她欣赏她种的花。”

奶奶生于农历一八九五年，卒于农历一九七六年腊月二十，享年八十一岁。

父亲入党

我奶奶和爷爷共生了五个孩子，我父亲最大，我还有三个姑姑一个叔叔，我叔叔的年龄和我父亲相差了一代人，他俩相差15岁。

我的父亲和我母亲也有五个孩子，我母亲说她一共生过10个孩子，夭折了一半，我是他们的第十个孩子。北院的二大娘常说我是“老生闺女”，我母亲44岁时又生了我，我和我的大姐年龄上也差了一代人，大姐长我23岁。

严格地说，我姊妹兄弟共有六人，在我三姐之后，我出生之前，母亲还生了一个孩子，随着就夭折了，这时我小姨刚好生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我的表姐。因为小姨和小姨夫在外地工作，无瑕照顾孩子，就把表姐寄养到我家，吃我母亲的奶长大，一直长到九岁离开我家，也叫我母亲～娘。表姐说：“我的成长受娘和爹的影响最大。”

我的父亲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多久他就成为了我们村党组织的骨干分子，作为党员父亲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积极为组织服务。为壮大组织，我哥哥说，经父亲发展的党员有多人，我所知道的有张峰二叔，闫九爷、长明大爷爷、立元三爷等人，父亲为党的发展，壮大了力量（这都是解放后才知道的，以前都是保密的）。

小时候听父亲讲，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党员开会，会议地址也是经常变换的，经常是晚上开会，有时在坟堆里，有时在红荆树树堆里，有时在庄稼地里……

我母亲曾给我讲：“那时候，有人在村子北边放哨，日本人或者皇协军来了，有人在村里敲锣，村民们就背着细软，牵着牲口，男女老幼赶紧往村子的南面跑，你父亲也顾不了家，他只想着招呼他组织里的人。”

我曾问母亲：“为什么往南面跑？”母亲说：“南面是孟庄，孟庄和我们村不是一个行政区划，日本人和皇协军追到孟庄就不再追了，那时候有条件的就在孟庄落户。”我的奶奶和我母亲都是小脚(被缠过足的)，母亲说她和奶奶每当这时就有那种生而无望的感觉。她俩小脚跑不动，带着大表哥、姑姑们，领着我叔叔抱着我大姐（我大姐一九四零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生）拼了命的往南逃，每经历一次，就是一次劫难，而我的父亲这时却帮不上她们一点忙。

关于女士缠足

1912年3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命令通饬（chi音四声）全国劝禁缠足，不缠足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各地方政府采取种种具体措施实行“放足”。提出“不要小脚女为妻”的口号，甚至规定“二十五岁以下小足女子，不准在马路上行走”，向缠足女子征收“小脚捐”等方式促使女子脚之解放。至此，“缠足”在法令上得到禁止，中国的缠足风俗开始从大城市消失，并逐渐影响到偏远乡村地区。据说放足运动也受到不小的嘲弄。1929年国民政府又发布放足布告，并派专员督查落实。

母亲说她缠足时，政府已经管制了，但是在农村她们那个年龄如果不缠足，将来找不到好婆家。母亲说：“缠足疼着呢！愣是把除大脚趾以外的四个脚趾，往脚心方向踒骨折了，然后用两寸多宽的长布条把脚缠起来，阻止它生长，两只脚丫肿的如发面卷子，去厕所要扶着墙，顺着墙根走。”

母亲给我讲：“那时常有官员坐着轿来巡视，这时你姥娘就让我把裹脚布放开，穿上一双大鞋子，躲避巡视人员的检查。”

我小时候在我们村曾看见过和我母亲年纪相仿的俩女士，她们两人没有缠过足，所嫁之人家的确不景气。村里流行一句顺口溜：二哥营真不孬，倒有俩大脚，说的就是那两位女士。两位女士走起路来脚下生风，说话也是大声的。

父亲被土匪绑架

1938年父亲和母亲刚结婚不久，就遭到了土匪的绑架。母亲去我姥娘家，在那里就有信息传出来说要我父亲当心了，已经有人盯上了他。我父亲就去他的姥娘家躲避一阵子，躲避不是长久之计，他还有一堆的事情要做，就从他的姥娘家回到了我家，到家就被土匪绑票了。

父亲说土匪把他关到一个“地窨子”里，往他的指甲里面扎竹签，逼迫他说出家里的“金银财宝”储存地儿，还不允许他出声，出声就用棍棒伺候。父亲说哪有什么金银财宝？！只是生活上还过的去。母亲把她赔嫁的值钱的东西变卖了，又变卖了不少土地去赎父亲。土匪见再也榨不出东西，就把我父亲放了。

后来父亲讲他感觉绑他的人就是现在的临清松林附近的人。父亲曾对我说，有了那次被绑架的经历，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不再害怕任何事情，无论贫穷还是生死。

父亲被派去冀南党校学习

因为父亲读过私塾，当时在村子里也算是有文化的人，由于父亲出色的表现，经过党组织的考察，1939年上级党组织决定派父亲去冀南党校学习，我母亲说：“我给你爹缝好了新书包，你爷爷阻挠坚决不准你爹去，你爷爷就站在湾沿上，说只要你爹前脚走他后脚就跳湾。” 此时我爷爷年事已高，还患上了糖尿病，家里还有一群老小，父亲在他的姊妹中年龄最长，是家里的顶梁柱，承担着整个家庭的责任，爷爷怕父亲一去不复返。为此父亲无奈地放弃了这次学习的机会。

土地改革、划分成分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明确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由此启动了解放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我的家乡也不例外，我家作为有土地的人家，也是土改的对象之一。

我曾经问过父亲：“家里当时有多少地，被划为了地主？”，父亲说：“有三十多亩。”爷爷和父亲都是种地能手，当年为了赎回被土匪绑架的父亲，此时土地已经变卖了不少。这时爷爷已不在人世了，父亲作为长兄，承担了所有责任。父亲说，他最能体会到伍子胥一夜愁白头的典故。

土改不光把家里的土地、房屋、家具、农具、牲口分了，还强迫父亲退出了共产党不再拥有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是他当时最在乎的。土改完没多久农村又开始划分成分，我家被划为“地主”。

和父亲一块入党后南下的道荣叔叔说，按照当时我家的实际情况不至于被划为地主，更不该把父亲的党员身份给去掉。道荣叔让我父亲去上级部门反映情况。父亲对道荣叔说：“咱这里已经解放了，党的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作为党员，我不愿再给上级添麻烦，无论怎么样，对党的忠诚绝不会变，我入党时发过誓的。即便我不再是党员，谁也阻止不了我对土地的热爱，以前有人为我种地，将来我为大家种地。”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文革”受辱

“文革”让父亲受到侮辱。我亲眼见过一次，有个贫农出身的人，清明去上坟烧纸钱，因为风大，不小心把在坟头附近放的几捆干玉米秸引着了，于是开全村大会批斗他，让其人身上背着一大捆未被烧完的玉米秸杆，让我父亲站在旁边陪绑，陪绑的还有其他两个人。

父亲白天种地，晚上去学习班“改造”，不但他去，我母亲也要去，所以有无数的夜晚，我是睡在在学习班被“改造”的母亲的怀抱里的。在我还没上学时，我就会背诵许多条毛主席语录，比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等等。父亲要一遍又一遍地写“检讨”。

我还亲眼见过一次他们打人，先让那胖老人站到长条板凳上，把老人捆好吊到“八寸墙”（那所房子当时是村里唯一用蓝色砖砌成的，村里人称它为八寸墙）的房梁上，然后有人把板凳踹翻，还有人拿着工具打那老人。我不知那人当时犯了什么法，遭到如此毒打，后来我知道因为他也“成分高”。

我们村里“地主”成分的家庭有很多，二哥营地多在附近周遭村庄是有名的，土地几乎都延伸到其他村庄附近，无论远近。我记得当年我考上学时，我们生产队每人平均三亩半地，甚至更多。村里共有十二个生产队，土地都是差不多的，有了差距，村里就会调整家庭的队别。

母亲曾告诉过我一件事儿，有一次父亲从学习班回家后，自己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找什么东西，我母亲注意到了父亲的异常，父亲不堪忍受“那伙人”的折腾，想上吊自杀。母亲劝父亲说：“他们让你陪榜就陪榜，让你写检查就写，反正又没打你，好死不如赖活着，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依父亲的为人，不至于被挨整到那程度，多年过去以后，有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告诉我的家人说：“知道你爹当年为什么被整吗？他得罪某某小人了。”原来有一道貌岸然混进革命队伍的人，看上了长得貌美的某烈士的妻子，晚上经常去骚扰人家，烈士的妻子和我母亲从小就认识的，当年也是大家闺秀，如今成了寡妇，那人想去占人家便宜，烈士的妻子就找我父母，让当时在党支部的我父亲说说那人，于是，我父亲告诫了那人。

就这样父亲得罪了那人，“文革”时有了恶棍的用武之地。我父亲说猜到了是那人使坏，但是父亲并未记恨过那人。

我六十年代初出生，所以就很纳闷儿，父亲走在街上，无论是谁遇见了，本村人都客客气气的给我父亲打招呼，有的人还非常尊敬我父亲，他这地主也太与“众地主”不同了吧！比如被批斗的最严重的课本上学过的“四川恶霸刘文彩”等。

我们村有一家人，他家哥仨、妯娌仨，我家或他们家有红白事时，他们三家人就一块来我家，或我们家的人去他们家，互相往来。我小时候以为和他们家是老亲戚，我称她们为叔叔、婶子，见面都是很客气的。前几年我才知道他们一家就是当年种过我家地的一位爷爷家的孩子们。（因字数限制，后续请接着看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