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三伯父》

紅心向陽

<p> <span style="color: rgb(57, 181, 74);"> </span></p><p><span style="color: rgb(57, 181, 74);"><span class="ql-cursor"></span></span></p><p><span style="color: rgb(57, 181, 74);"> 没有见过三伯父,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谨以此文,献给敬爱的三伯父诞辰100周年。</span></p> <p><span style="font-size: 18px;">  父亲那一辈,按家族排序为“永”字辈,叔伯兄弟很多,亲弟兄四个,我爸排行老四。</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18px;"> 三伯父原名杜永盛,出生于192</span>1年农历8月,幼年就学私塾,聪颖好学,思想进步。早期受洛宁地下党组织影响,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在家乡一带传播革命道理,传播共产主义知识。1938年,伯父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并担任第一分会长。同年,17岁的伯父,怀抱远大理想,与洛宁县3名进步青年一道,经党的领导人林伯渠介绍,徒步奔赴延安,寻求正果。1941年,伯父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延安后,为实现振兴中华,抗日救国之志,伯父改名“杜兴中”,寓意振兴中华之雄心壮志。</p><p> </p> <p>  据有关史料记载,伯父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解放军卫生医疗后勤工作,先后任陕甘宁边区一二九师卫生部附属医院医生,晋冀鲁豫卫生部第二野战医院所长、十八兵团第二医院院长。建国后,历任62军卫生处副处长、西康军区后勤部第一副部长、第七军医大学军事医学部教研室主任、后勤学院教研室主任、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副院长等职务。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p><p> 1988年9月,伯父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其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p> <p>  我记事的时候,零星的记得爸爸妈妈,以及村里的大人们说,伯父在外头(北京)“干大事”。于是,不谙世事的我,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当大官”的伯父很厉害。 </p><p>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我,赶上了大集体、大锅饭的末班车,印象不深,偶有一点模糊记忆,就是穷,有点“叮当响”那种穷。所以,按当时的家庭成份,我家算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家庭,不能说一贫如洗,也算是家徒四壁。</p><p> 听母亲说,由于父辈弟兄多,人口大,60年代初期,三伯父为了让爸妈更好的在老家伺候奶奶,出资两千多元,买下现在的房子。当时这种“铺地砖、木格栅”的房子也算是“豪宅”级别了。我家和同姓至亲家族的东西厢房、以及北屋,构成了“四合院”,属于豫西地区典型的“起脊、出前沿”那种土质、木结构、青瓦房。</p><p> 印象最深的是,老宅“四合院”的大门上一直挂着一块木质牌匾,毛笔题字“杜兴中同志光荣军属”,这块“牌匾”,算是三伯父留给我的最深记忆了。</p> <p>  老家风俗习惯,一到过年,家里的大门、柱子、厨房,包括牛圈、猪圈、鸡窝、狗窝、炕头等,能贴的地方都得贴对联,寓意红红火火过大年。由于兄弟姊妹中,我是最小的一个,而且勤快,于是,过年时候,像贴春联这种小事情,基本上大人都叫我干。</p><p> 记得,每年贴对联之余,我都小心翼翼的把大门上那块“光荣军属”牌子拿下来,里里外外洗一遍,再干干净净的挂上去。尽管,当时没有人叫我这么做,但是,不知何故,一直到后来参军入伍,每逢过年清洗那块“牌匾”成了惯例。</p><p> 对伯父印象很深的第二件事,是给他写信。</p><p> 那个年代,读书识字的人少,加上家里孩子多,有条件的家庭能供娃读个小学,就很厉害,要是家里有个初中生、高中生真的很了不起。爸爸也不例外,底子有点薄,大字识不了几个,加上哥哥姐姐都寄宿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读高中,写信这种事,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其中,最多的就是给伯父回信,给爸爸念信。一般都是爸爸妈妈一边说、我一边写,写完再念给大人听。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美好的回忆,尽管写的像啃“涩柿子”一样,至少锻炼了我的写作能力。</p><p> </p> <p>  对伯父印象很深的第三件事,是汇款单。</p><p> 也许是受伯父的影响,爸爸妈妈对我们姊妹几个的学习抓的很紧,以至于在那个条件很差的年代,父母再吃苦受累,也把我们几个都供上了高中。想当年,父母全靠养牛、养猪、养鸡卖几个钱,供我们几个上学,心里真的很酸!好在,北京的伯父经常给家里寄个十块八块补贴家用,于是,每逢赶集,爸爸都跑到8里以外的镇上赶集,一是看有没有伯父的信,二来看有没有汇款单,爸爸也和邮局工作人员混的很熟。</p><p> 可以说,伯父寄的那些为数不多的钱,是我得以继续上学的动力;“汇款单”也成为我至今都忘不了的深刻记忆;“北京市通县总后干休所三楼甲门四号”地址(现已不复存在)成为我脑海中,一辈子都抹不去的永恒纪念!</p><p> 妈妈还说,六几年三伯在重庆公务在身很忙,但他心系家人,自费为家里买了一台“鹅牌”缝纫机,在那个年代绝对是“高档产品”了,妈妈也因此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裁缝。如今,50多年过去了,那台“鹅牌”缝纫机还保存完好,运转正常。</p><p> </p> <p class="ql-block">  1988年秋季,有一天,我高中放学回家,无意看到爸爸妈妈在嘀咕什么,还都哭了,眼睛通红通红的。因为从小到大,我很少看到坚强的爸爸妈妈哭。</p><p class="ql-block"> 母亲说:“北京你伯不在了”!</p><p class="ql-block"> 我怔了一下,“我还没有见过他们啊”!那个年代通信很不发达,远一点的亲人们,往来基本靠书信。爸爸妈妈也是伯伯去世一段时间后才知道的,所以很伤心、很难过。</p><p class="ql-block"> 1989年9月,高中毕业的我,在三门峡大姐那里打工半年。离家走的时候,我给爸爸妈妈交代“明年我要去当兵!” </p><p class="ql-block"> 1990年3月,春季征兵工作开始,我如愿以偿的报名、体检、政审通过。接到入伍通知书那一刻,我十分激动,还专门跑到大门口,看那块“光荣军属”的牌子,我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擦洗了一遍伯父那块“光荣军属”的牌子!到部队后,我发誓不在部队干出名堂绝不回家!当兵三年,我一次没有回家探亲,直到考上军校才回家。</p><p class="ql-block"> 在军营的19个年头,我一步一个脚印,秉承伯父的革命斗志,在部队这个大学校,通过自己努力,从一个农村放牛娃,不断进步,先后入了党、立了功、提了干,并成长为一名军队团职军官和领导干部,成为父母、家乡的骄傲。</p><p class="ql-block"> 如今,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我荣幸的成长为昆明公安队伍的一名高级警长。参军入伍至今,因为工作关系,我先后多次到北京公务、出差。每次到北京,我什么地方不去,也要联系哥哥们,买一束鲜花,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敬爱的伯父伯母!</p><p class="ql-block"> 2016年春节,我代表昆明公安驻北京工作一个月,工作之余,我与哥哥们多次联系叙旧,并前往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市通州区总后干休所原址等地方,一睹伯父、伯母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以表侄儿无限的哀思!</p><p class="ql-block"> </p> <p>  伯父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光前裕后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p><p> 中央军委对他的评价是:杜兴中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倾尽了全部心血,为军队医疗卫生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中,他带领部下机制勇敢的把一批又一批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进行救治。在药品奇缺的条件下,采用中西结合的办法,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在解放上党、晋中、太原等战役中,伯父想尽办法收容伤员,沉着果断集中人力物力进行抢救,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保存了一大批革命的有生力量。他曾为上至元帅刘伯承、下至士兵无数次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建国后,伯父先后在西康军区、第七军医大学、后勤学院和解放军总医院担任领导职务,他领导医护人员精心为陈毅元帅等军队高级首长和中央领导护理和诊治疾病,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医务人才。</p><p>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诞辰的重要年份。恰逢三伯父诞辰100周年纪念。</p><p> 作为侄子,虽然没有见过伯父伯母,谨以此文铭记、怀念,曾经影响我一生的、敬爱的伯父伯母!</p> <p> </p><p><br></p><p> 2021年春节</p><p> 侄儿向阳于 昆明 </p><p><br></p><p><br></p><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