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华诞，群星璀璨！光荣在党50年！向获颁纪念章的老党员致敬！

关晓珠

　　“一个党员就是群众中的‘一面旗’，千百万共产党员的先进形象就是我们党的光辉形象。”

——习近平

1921年，从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党的一大会址、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中国共产党开启了跨世纪的伟大航程。

百年征程，几多坎坷，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挥洒汗水、艰苦奋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只争朝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让古老的中华民族重获新生，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朝着伟大复兴的梦想破浪前行！

一百年来，经过血与火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百炼成钢，党的队伍不断壮大，从中共一大时全国58名党员到如今发展成拥有9514.8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这句誓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前行。在危难之际不畏牺牲，在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在重任面前勇于担当，在前进途中竭诚为民，在平凡岗位上辛勤奉献，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用信仰和忠诚许党报国！

　　

中共中央决定向健在的截至2021年7月1日党龄达到50周年、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首次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颁发工作将一直持续到今年7月1日，全国将有710多万名老党员获颁纪念章。首次颁发后，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一般每年“七一”都将集中颁发一次纪念章。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通径为50毫米，材质为铜和锌合金，主色调为红色和金色。主章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向日葵、光荣花、光芒等元素构成，其中党徽象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党员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丰碑寓意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寓意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光芒象征党的光辉照耀；五角星代表薪火相传；光荣花寓意繁荣盛世、国泰民安和褒奖荣耀；旗帜象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与事业永续。副章由山河、中国结和红飘带等元素组成，飘带上雕有“光荣在党50年”字样，寓意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攀高峰、永葆青春。

在庆祝建党百年华诞之际，我把几个月来收集到的几十位老党员的照片、简历和事迹(也有回忆文章)制作成“美篇”《光荣在党50年》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分享老党员的荣光的同时，能感受到他(她)们的理想情操和奋斗精神。谢谢各位！

王功昌 ，1921年出生，陕西榆林人。1935年参加陕北红军，在独立二师红三团四连。

1940年1月1日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转为八路军120师。

1945年在太行山八路军军政大学六分校一大队三中队当学员。

1947年在二野10纵28旅82团3营9连任指导员。

1949年在21兵团218师654团2营任教导员。

参加过红军时期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次荣立战功。

原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监委书记、广东省公路局顾问，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

200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1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

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建国70周年纪念章。

王功昌荣获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章和建国七十周年纪念章时的照片。

孙东海 1951年11月出生，河北高阳人。

1968年初中毕业于广州华南师范学院附中，1969年12月入伍，历任副班长、班长、书记(排级)、干事(连级)、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干事(副营级)。1971年2月入党。1979年3月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采写战例，受嘉奖一次。1981年转业至国企公司任部门经理、党总支书记;民企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退休，党组织关系转至深圳市华强北街道福强社区至今。

…………………………

【孙东海的回忆文章】

我在中英街上站岗

闻名遐迩的深圳沙头角中英街是一条南北走向，长不足三百米、宽约四米的小街。继鸦片战争界后，1905年英国在沙头角镇内的一条小街上以中心线为基准设立了八个石碑为界。石碑东侧为“华界”，西则为“英界"。把一条小街一分为二变为两个世界，俗称为“中英街"。

这条街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由原先的“一街分治”;变为现在的"一街两制"开创了世界人文史上的奇观。中英街既是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铁证，也是我边防官兵保卫祖国南大门最前沿的哨位。我为能在半个世纪前曾经在中英街上站过岗感到莫大的光荣与骄傲!

1972年12月下旬，我所服役的广东省军区又一次组织了下属单位的九位官兵，到驻守在中英街上的广东省军区守备六团十三连实地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我们要与十三连的官兵们同训练、共执勤十天。十三连在1964年被中央军委授予“红色前哨连"光荣称号。十三连改编为武警十三中队后，于1996年又被中央军委授予“沙头角模范中队”，是全军学习的楷模。

1972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向十三连学习的最后一天。早晨，连长命令二班长带领我在下午三点至五点站中英街上三号界碑的固定哨。连长特别命令道:“站好岗、保平安!"。三号界碑是中英街上最重要的哨位之一，它正对着港方人员通往中英街唯一一条必经的通道上。此处也是边境情况的多发地，曾多次发生过两军对峙及一些磨擦。眼下因新年元旦临近，我边防部队己进入“节日防护期”(相当于三级战备)，所以有必要在三号界碑处布防双岗固定哨。此固定哨要求有执勤经历丰富的党员老兵或者是副班长、班长一级的带岗;被带岗的哨兵要求身高1.7米以上、相貌端庄、军姿挺拔，立正军姿可达三小时，以扬我军威。我当时己经是党员班长，身高1.74米，立正军姿己超过三小时。连长选中了我，要二班长带我上岗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我内心很是激动。因为，我来中英街执勤己经第九天了，只有在巡逻时才经过三号界碑却从未在此站过固定哨，十三连的战士也以站过三号界碑的固定哨为荣耀，这也是我到十三连以来梦寐以求的。上岗前，二班长还把如何处置哨位上的各种意外情况又详细地向我交代了一遍。

下午三点我们准时上了岗，我和二班长全副武装、精神抖擞地在三号界碑我方一侧并排成立正姿式佇立着，我们的目光却警惕地在观察着哨位周边的任何一点情况。 七十年代初期的中英街，双方都严格管控进出人员，街上的店铺也很少、人迹稀落。由于双方是在不足四米的小街上面对面的执勤，敌对情绪也很严重随时都有擦枪走火的可能，双方时刻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在三号界碑斜对面的港方店铺里挂着一个供港警看时间的挂钟，我们在哨位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挂钟的时间。 三点五分，对方看到我们今天加了双岗固定哨也匆匆派来一高一矮两名港警。他们在英界与我们相距约三米的地方也并排立正站好了。顿时，三号界碑周围的气氛紧张了起来，双方短兵相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胆小的边民们也都赶紧离开此地在远处谨慎地观望着。此时，只有双方冷峻的目光在对视着，无声的对峙开始了。我心想，对峙吧，谁先动一动谁就是孬种!就凭着我以往几天巡逻时看到港警(有时也有英军)的懒散样，就知道他们缺乏严格的训练。他们的军事素质绝对比不上我们这支作风过硬、战斗意志顽强，享誉全军的"红色前哨连”。此刻，连长的命令:战好岗，保平安!仿佛又在我的耳边响起。三点半，对方的高个子港警己经吃不住劲了，才站了二十分钟就己经把立正改为稍息(一种比立正轻松的站立姿式)，矮个子港警还在硬撑着站立正，但我从他的脸上己经看一种勉强的表情。果然，沒过多久矮个子港警也败下阵来，他居然跑到旁边的店铺里去要水喝了。虽然港警己无力再与我们比站军姿了，他们仍滞留在原地警惕地盯着我们，好像也要看看这两位解放军到底能立正站多久。四点，从对面街口直奔三号界碑来了一位牛高马大的印度雇佣兵。只见他身体壮硕足有1.85米的个头，滿脸的大黑胡子，头上缠着一层叠一层的红布卷成了帽子，手上拎着一根又粗又长的警棍，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他一来立刻就与一位港警重新站好了立正，另一位港警在一旁随意地站着，比试站军姿又重新开始了。每隔十五分两位港警就接替轮换来站。他们想用车轮战来降伏我们。可是，港警们换了两次都没轮到这个印度兵。这时这个印度兵实在也熬不下去了，他嘟囔了几句英语便愤愤不平地扬长而去。这一回港警又败了，他们只好在原地来回踱步消磨时间等着换岗。四时五十分，从对面的街口突然冲出两只大黑狗直扑我们而来。二班长见状，立即向离我们约三十米远的我方的一个街口发出了要求军犬出击的信号。这两只黑狗的劣迹我早有耳闻，今天可是眼见为实了。它们显然是受到了主人的颐指气使，冲到界碑旁，两只前腿虽然还没越界，但那狗头己经越界，对着我们张开血盘大口，滿口狰狞的犬牙肆无忌惮地外露着，对着我们疯狂地咆哮，大有一口把我们吞掉之势。我和二班长不由自主地退后了两步紧握着手中的枪以防万一。说时迟、那时快，十三连的军犬训导员看到二班长的信号后，立即带着一只半米多高的军犬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击过来，那两只黑狗一看到比它们高出一个头的军犬扑过来，立刻露出丧家之犬的本质夹起尾巴掉头就跑回街口里面去了。这时也刚好五点，换岗的两位哨兵也到了，我和二班长滿怀着胜利的喜悦走下了哨位。 回到营地连长表扬了我们，我也亳不谦虚地在十三连每天执勤的日记上给自己这最后一班岗打了个100分!

晚上，我们九人结束了为期十天到十三连学习的任务准备登车返回深圳时，我看到一轮明月高挂在空中，皎洁的月光洒滿了整个沙头角海湾，海湾内点点的渔灯在静静地闪烁与月光交相辉映显得格外的安祥与宁静。我想起了那句"日出沙头、月悬海角"形容沙头角美景的词句。啊，沙头角太美了!有我们祖国忠诚的卫士为你站岗放哨你将永远安宁也将更加绚丽多彩!

再见，亲爱的战友! 再见，难忘的中英街!

2021年5月10日于深圳

孙东海年轻时的戎装照

　 赵燕清 1951年6月出生，江西兴国人。父亲是老红军。

1970年12月入伍，197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文化。

赵燕清三十余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学雷锋，三次荣立二等功，三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授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991年5月，中央军委授予赵燕清“学雷锋模范”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97年10月任武警部队一二六师副政治委员，大校军衔。

雷新乾 1946年出生，河南省巩义市人。中专学历。

1965年7月参加工作，197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机要员、档案员、省委办公厅秘书科副科长；1975年10月随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广东省委书记李子元调至中共四川省委工作，历任首长秘书、副处级秘书、副县长、处长、四川省关工委副主任、四川省委台湾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正厅级巡视员。现任四川省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特邀顾问、四川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四川省红十字会常务理事、四川省老年基金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

……………………………………

【雷新乾的回忆文章】

1975年，文革尚未结束，四川省两派群众仍在闹派性，整天“闹革命”，疏于抓生产，老百姓没饭吃，人民生活很困难。1975年10月中央先在山西省昔阳县，后到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中央决定调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和省委常委兼海南区党委书记李子元到四川省委工作，任命赵紫阳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任命李子元为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我被选派担任李子元秘书，跟随两位领导入川工作。

赵紫阳主持四川省全面工作，着重抓农业生产；李子元书记分管农业，协助赵紫阳打好四川农业翻身仗。两位领导到任后雷厉风行，迅速下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走遍粮食产区，摸清全省情况，结合当地实际，改革耕作制度(从原来的一年两造改为一年一造)，领导产区人民选育良种，兴修水利，落实干部政策，推广先进典型，倡导科学种田，调整不合理分配办法等一系列措施，终于在两年以后取得成果，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产粮大省，把过去由外省调粮入蜀改变为调粮出川。

中央原希望四川省用三年时间改变缺粮状况，结果四川不但两年提前完成任务，还有余粮供应全国。全省上下为之欢欣鼓舞，于是民间就流传出“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

两位领导工作作风扎实，不辞辛劳，呕心沥血，夜以继日的工作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尤其是李子元书记带病带药下乡调研，和群众打成一片，最终累倒在工作岗位上，住进了医院。

李子元住院后，赵书记曾几次到医院看望他，紫阳劝子元好好养病，子元哽咽着说: “哎！四川这么困难，我却住在医院不能工作，你的担子重啊，中央希望我们三年改变四川缺粮状况，我又不能尽点力，真不是滋味！” 紫阳劝子元安心养病，“我们会发动部门和各市地州广大干部群众的力量共同努力，一定会达到目标的！”

李子元人虽在医院，心却牵挂着粮食生产。他一边治病，一边通过文件、报纸和广播关注四川的农业发展，只要有领导和同事来看望他，他就抓紧和来人谈工作，他急啊！ 李子元一直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坚持工作，但终究无力回天，不幸于1986年去世。

两位领导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四川的干部群众！如今，每当四川干部群众提起他们，都会赞不绝口和深切怀念。

年轻时的雷新乾(第二排中间)和同学们的合影

雷新乾荣获“四川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奖(一)

雷新乾荣获“四川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奖(二)

　　

雷新乾发挥余热，获奖感言: 2006年我59岁时被任命为四川省关工委副主任。关工委的老领导给大家介绍说我是省关工委的未成年老人；待我满60岁以后，老领导又给大家介绍说我是最年轻的老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领导发现我的工作态度不错，又给大家介绍说我是最勤奋的老人。当我满七十岁时，老领导又给大家介绍说我是最敬业的老人。2021年我满75周岁，已在关工委工作了15年有余。2021年5月21日四川省委召开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兼庆祝省关工委成立30周年，表彰了一大批先进工作者，我有幸获得了荣誉奖。感谢党的信任与关爱，我仍继续发挥余热为社会做贡献。

爱好书法的雷新乾站在自己的参展作品前留影

韩南征 1949年6月18日出生，河北省蠡县人。

1968年高中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实验学校(现广州市育才中学)。

1968年11月在广东东莞县望牛墩公社洲涡大队当知青。半年后被推荐当民办教师，进东莞师范学校进修三个月。

1969年12月入伍，在42军142师。历任：战士、炊事班长、司务长、政治部宣传科干事。

1970年10月入党(没有预备期)。

1970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标兵，出席过广州军区“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标兵代表大会。

1976年夏在陆军桂林步校学习(集训6个月)。

1977年调入广东省军区独立师。

1979年3月调到总政广州局工作。历任：干事、副处长、处长、副局长 (大校军衔 正师职)至退休。

1996年被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优秀党员。

2021年荣获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韩南征年轻时的戎装照

陆军 1947年出生，安徽六安人。

1966年高中毕业于广州市第三中学。

1968年2月入伍，在广西崇左总后汽车第48团三营十连一排三班当汽车驾驶员，参加过援越抗美的运输任务。历年被评为“五好战士”。

1970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曾多次获得嘉奖。

1981年底转业。

在省广告公司工作曾获得公司奖励。

2004年按国家政策提前退休。

陆军年轻时的戎装照。

陆军自述:

我1960年考入广州市第三中学初中，1962年在“广东省业余体校”体操班训练体操，参加广州市第一届中学生体操比赛，获得“男子鞍马第一名、单杠第三名”。

1963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64年准备考入广东省专业体操队，但由于父亲坚决反对，没有去成。当时三中有“小口径步枪射击队”，我是队长，也获得过《小口径步枪神枪手》称号证书。

我是在1963年考入广州市第三中学高中，至1966年初高中毕业。初中、高中都是在三中度过的。

1968年2月从三中应征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汽车48团三营十连一排三班汽车战士驾驶员。当时，我们48团是执行总后、交通部、外贸部三部的“援越抗美”任务。对外称“滇桂运输大队”出国不穿“六五式”军装。当时的我们团属于“两参”部队。

1971年7月在汽车48团政治处宣传股党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1年我从湖南衡阳广广州军区后勤部第十九分部第三物资供应站转业到广东省广告公司，先后担任“政办室副主任”，“国内业务部经理”、“广东省广告公司工会主席”等职务。

2004年根据国家有关对转业军人可以提前退休的政策，正式退休至今。

退休后曾参加老年艺术团演出《百年中国》。

……………………………

陆军的回忆故事:

我陪老同志参观广州文冲造船厂

故事背景:

我国释放第一批国民党高级战犯是在建国十周年庆典后的1959年12月4日，这是国家大庆之时作为“特赦罪犯”的一个惯例。现在国家大庆之年也有类似赦免惯例，是一种国家施恩的表现。

国家最后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是在1975年3月17日，这次释放在押所有战犯倒不是由于国家大庆的缘故，而是由全国人大当时会议的特别决定。中央电台与报纸相继作为重大新闻陆续有过报道，民间百姓也当做重大新闻议论。

1975年4月，我从部队回永红新村探亲，当时正好省委组织部组织大院的老同志参观文冲造船厂（具体是新中国造船厂还是黄埔造船厂？我记不清了）。

我们大院参加这次参观活动的老同志有我父亲，四方面军老红军陆华；我家邻居，陕北老红军朱波；一方面军老红军陈忠献、归国华侨老红军王谦等人（其它人记得不太清楚了，不过人数不多）。

当时，省委组织部派了一台面包车和几个工作人员。

可能是由于这些老同志的家人上班或者不在身边的缘故，当时只有我因父亲刚刚出院不久而陪同，陈叔叔因为伤残只有一条腿，他们家是由老几来陪同？我忘了。

记得当时天还比较冷，朱叔叔穿了一件缴获的日军将校土黄色呢子大衣；我穿的是四个口袋的陆军制式“干部服”。

当时因为是省委组织部事先与厂方、海军方面提前打了招呼事先安排好的，所以，在参观的全过程中，受到的礼遇都很正规，特别是在坐海军交通艇的时候，上艇与下艇都有一个水兵列队仪式，这是我第一次亲临现场感受到海军仪仗的正规。

在厂方有关负责人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正在维修的炮艇与双管鱼雷快艇（前苏联造的）和其它正在建造的民用船只。

当时，正好碰上最后一批特赦战犯的消息刚刚公布。

以前，一九五九年那次释放的第一批战犯，国家也曾有组织他们到国内各地参观的报道。于是，我们这次参观船厂的活动，慢慢的就传出来这样的传闻：

“最后一批战犯释放，并来我厂参观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了。

其中很有说服力的“旁证”就是：

一、这些老人资格老，气质很像当过兵的，但穿着五花八门，不像是部队的老同志；

二、有一个穿着国军将校官呢子大衣，应该是国军的高干；

三、其中一个战犯是一条腿，另一条腿估计就是被我们解放军打断的；

四、现场有一名负责保卫与监视这些释放战犯的解放军干部（指我），全程陪同！

四十多年过去了，最近又看了央视播放的《特赦——1959》，不禁多次回忆起1975年那次探家陪同老爷子参观船厂的事，觉得特别好笑！

不过，按当时人们关心时事的心态来说，这个分析与推测与传言，也难怪……。

可惜的是，这些老人先后都走了……。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最年轻的也有一百一十(岁)高龄了……。

毛宁 女 1951年出生，河南省固始县人。

1968年初中毕业于广州华师附中。

1969年2月入伍。

1969年5月在新兵连入团。在广州军区后勤部20分部(广西)166医院传染科当护理兵。1969年因工作积极，被评为护理兵标兵。

1969年10月入党(没有预备期)。

1970年初提干当护士。

1970年被评为护士标兵。

1970年在166医院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71年提干任护士长。当年被评为护士长标兵。1971年作为20分部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广州军区后勤部参加军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72年9月被保送到广西中医学院学习(学制三年半)，任年级班长、党支部书记。

1976年春毕业后回到166医院在医院中医学习班当教员。

1990年～1991年任省国投医务室主任，在工作岗位上被评为先进个人。

……………………………………

【毛宁写的回忆文章】

守望初心 父辈的精神让我们砥砺前行

我的父亲毛和发1919年出生，1931年，年仅12岁的他，投身革命，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作为老红军、开国将军，让我心生对革命先辈的崇敬。我自小就作了当兵梦，立志当兵，像父辈们那样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我生于1951年，1968年，哥哥入伍时，考上了广州华师附中的我，也本想入伍。父亲劝我说，我们的军队应该是有文化的军队，希望我好好读书，有机会再参军。到“文革”的年代，大学取消招生，学生学工、学农、学军，课堂上学习知识少。因读书无望，1969年，我在广州华师附中应征入伍，到广州军区二十分部新兵连。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我们也像男兵一样，练队列、射击、打靶，早上出操，晚上紧急集合，也到农场锻炼。由于我表现突出，在新兵连时加入了共青团。在传染科室 难忘那一段青春岁月父亲教育我到艰苦的地方接受锻炼，不能有高干子弟的优越感，要做普通一兵。于是，我选择了较为偏僻的广西，到了地处广西新安县的“山旮旯”的一六六医院。那时，医院离县城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房子是用石头盖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总为能学到知识而知足。

在166医院，我被分到传染科。传染科的病人均患有各种传染病，而且病情都比较重，常常需要特护。医院附近有一个兵站，接收前线下来的伤员，还有仓库和油库，为前线提供后勤保障。当护理兵的，早上五点起床，洗刷厕所，为保温桶和病员的水壶灌满水，重病号则早晚需要帮他们洗漱整理，晚上还要给病人发夜餐，护理量大。我们还跟着老同志们学习如何打针、发药。传染科要求很严格。为了避免交叉感染，穿着白大褂还需外穿一件不同疾病的隔离衣。那时没有护工，由我们给病房搞卫生，给病人换床单被套，给每个病人打饭。还要协助科室的协理员，做病人的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思想负担，安心养病。在传染科，难免感染疾病。有一位协理员，不幸染上了肝炎，我目睹他的病情不断恶化，从肝炎发展成慢性肝炎、肝硬化，尽管他尝试了许多治疗方法，但还是遗憾地病故了。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为了战友，他不惜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我永远缅怀他，希望像他那样，以当兵为荣，以从军为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身体力行。开初，大家以为我是“大城市来的娇小姐”，渐渐地，都被我任劳任怨、干体力活，脏活累活从不推脱，不挑不拣的工作态度所感动，转变了对我的看法。1969年，我就被评为护理兵标兵，并入了党。1970年提干护士，被授予护士标兵从1969年至1972年，我没有休过假，没有节假日，每天的班都排得很满，一心扑在自己的工作上。闲暇时间，向老同志学习，掌握更多的护理知识。如学习“三查七对”和换药，熟悉药物，学习打针时，或拿兔子或互相以对方的手练习。下班时间，经常和轻伤病员一起，到附近山上采中药，科室内部团结，医患关系和谐融洽。1971年，我被提为护士长，授护士长标兵，一直是医院的先进个人，还有幸地出席广州军区后勤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医院几年的历练，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世界观，建立了军人要一切服从安排、为人民服务和立志好好学习医术为战士们解决疾病痛苦的信念。到广西中医学院深造，刻苦学习成为榜样1972年9月，我进入广西中医学院深造4年。我是当年一六六医院唯一保送上南宁广西中医学院的学生。我有一篇题为《心愿》的作文，有幸被老师在课堂上朗读。那篇作文主要表达我是“山沟”里的部队医院送到学校学习的，医院院长和全院战友及病友们对我给予厚望，希望我学成后回到医院，提高医院的医疗技术，为病人们治病。我是我们医院唯一去学习中医的学生，主要就是为了将中西医结合，用于一些慢性病的研究和治疗。

刚上大学的时候，由于我的文化基础，尤其物理、化学基础较差，需要补课。我从零开始，半年的基础课，我未曾休息过一天，寒暑假也埋头学习。附近教育学院晚上经常放电影，我也极少去看。周末，别人去逛街，我则留在学校学习。在我的努力之下，终于考了第一名，并任学级班长、党支部书记。半年的基础课后，接着是三年的专业课，学习内容包括西医和中医，既要学习西医的生理解剖等知识，也要学习中医药方、古文。学习中医时背汤头很需要学习方法，我利用自己编的顺口溜学得好记得牢，得益于在医院时的具体实践经验。毕业后我回到一六六医院，任医务处中西医培训班任教员、门诊部军医，将所学医学理论知识传授给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后调到北京军委空军总医院门诊部中医科任军医、广州军医四五八医院门诊部任军医。我在广州军医四五八医院工作五年，一直在急诊室工作，挽救了许多生命垂危的病人。只要是送到急诊室的病人，不论属于何科室的，都要急诊室的医生依靠经验，快速进行诊断和处理。如一些农村的孕妇不到临产，就不敢到医院来，来的时候已经情况很急了，等不及送到妇产科，就得由我们急诊科迅速处理。当兵，对我而言是神圣、高尚至极的。作为医生，一心任劳任怨、积极主动，关注病人身心健康。医患关系真诚，病人全心信任你，没有人关注你的家庭，关注你的父亲是谁，只有自己努力追梦，最后梦想必定成真。

毛宁年轻时的戎装照

郑强 1968年2月入伍。

1969年6月1日入党。

1968年2月～1971年7月在北京军区空军工程兵第十一团一营三连当战士；

1971年7月～1972年4月 在北京军区空军工程兵第十一团一营当技术员；

1972年4月～1974年5月在空军工程学院五系学员，曾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嘉奖；

1974年5月～1975年4月 在北京军区空军工程兵第十一团工程股当技术员；

1975年4月～1978年7月在空军工程学院五系当助教；

1978年7月～1985年5月在军委空军后勤部工程勘测设计局任助理工程师；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时在空军(广西)桂林前指工作获得军委空后设计局嘉奖；

1985年5月～1989年6月在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工程勘测设计所任工程师；

1989年6月～1994年6月在广东发展银行广发房地产公司 珠海分公司经理经营部任经理；1994年6月～1996年7月在广州亚太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任副总经理；

1996年7月～2010年10月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资产管理室任主任；

2011年6月～至今 在广州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任秘书长。

郑强年轻时的戎装照

郑强和毛宁夫妻双双荣获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蔡荣明 1950年6月11日出生，广东普宁人。

1968年2月入伍。196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6月出席广州军区后勤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

1969年7月出席工程兵建筑第225团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1970年2月出席广州军区后勤第十九分部第三次代表大会。

1970年6月提干，历任司务长、助理员、参谋、副处长（副团）、处长（正团）等职务。曾经在广州军区后勤第十九分部6918部队及十九分部机关、广州军区政治部工作过。

1993年转业到广东省财政厅工作。

1995年担任广东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省管干部）。

2000年6月任广东省旅游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2010年9月退休。

蔡荣明年轻时的戎装照(一)(二)

蔡荣明年轻时的戎装照(三)

陈金如 1944年12月出生，江西樟树人。

1963年高中毕业于江西樟树中学，同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1965年入党，196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建工部四局参加贵州三线建设。2002年随四局总部迁入广州。2004年退休。

在中建四局工作期间，曾任工人、干部、四局团委副书记、四局办公室副主任、工会副主席、主席、四局党委副书记、书记等职。

曾获得中建总公司授予的“优秀党务工作者”、中国建筑“功勋员工”等荣誉称号。

…………………………………………

【陈金如的回忆文章】

三线建设的记忆

三线建设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党中央要求抢时间、争速度，加快三线建设。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支援三线建设的热潮在全国展开。一九六八年，我大学毕业了。国家号召大学生们到边疆去，到大三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同学们都表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第一志愿！我是共产党员，更要带头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分配到国家建工部第四工程局，加入了贵州大三线建设者的行列。

告别了家乡，远离了父母，乘上了西去的列车，穿越崇山峻岭，来到贵州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到公司报到后，我和工友们坐上一辆解放牌敞篷车，沿着盘山土路，缓缓而行。迎面吹来刺骨的寒风，眼前悬崖峭壁，第一次走这样的路，还是有点儿胆怯。我们来到了大山深处的一个工地上，这里有一片正在修建的厂房和一个正在开凿的山洞。我走进宿舍，这是一个用毛竹和油毛毡搭起的工棚，四面透风、到处见光。我的工作历程从这里开始了。

那时候，人们说贵州是一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地方。我们肩负的使命就是穷则思变，建设好贵州！

在大山里搞建设，生产和生活都十分艰苦。住的是油毛毡工棚，吃的是大食堂，粮食要定量。包谷粑（玉米饼）是主食，萝卜、白菜、瓜豆是主菜（职工称它们为“老三样”），偶尔吃上一顿肉，那是改善伙食。工作不计时间，不计报酬，晚上加班加点，吃两个馒头，喝碗白菜汤就是报酬。那时，施工机械很少且陈旧，主要靠人想办法，土法上马，靠人扛马拉。

在困难面前，职工们毫无怨言。他们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打下了江山，我们要用心血和汗水建设好国家。”

那时期，晚上经常组织集体学习，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加快三线建设的指示；学大庆、学铁人、学雷锋、学王杰。通过学习，把大家团结起来，调动起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那时，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职工们常说：“四局人最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哪安家！”职工们以企业为家，以工地为家。为了搞好大三线建设，我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老一代的四局人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都加入了四局这个团队。子承父业，继续为国家建设作贡献。

四局人始终弘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优质快速完成了贵州三大国防基地、仪器仪表、能源化工、机械制造、物资储备、市政设施和民用建筑等一大批建筑施工任务，建成大、中型项目近五千个，汗水洒遍了贵州大地。

如今，四局人走出大山，落户广州，参加大湾区建设。四局人不忘初心、践行使命、匠心筑梦、精诚善建，为祖国建设再立新功！

孙竹君 女 1932年11月12日出生。上海人。

1951年参军。1960年6月28日入党。

简历：1951年参軍入北京公安部任学员。1951年10月在重庆西南公安部任见习员、科员。1952年8月在军委总参三部三局四处任科员，曾获部队两次嘉奖。1956年3月轉业至云南省公安厅。1957年10月随軍到新疆烏鲁木齐，在(新疆)区电力设计院区物资局工作。1982年在新疆驻西安办事处工作至退休。

孙竹君年轻时的戎装照

　　

许灵坤 1933年9月出生，广东开平人。

1946年入读广州市培道女子中学(现广州市第七中学)。

1948年入读广东开平一中，1949年初中毕业。

1950年参加革命，在粤中团委工作，后调去粤中土改团，在阳江搞土改。

1953年入党。

1954年调到广州市委工业部，在曾志领导下工作。

1961年调到广州化学试剂厂，担任副厂长。

1978年获广州市化工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1989年退休。

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时，荣获广东省委颁发的“入党五十周年以上老党员”纪念章 (见上图许灵坤戴的靠右侧那枚圆形纪念章)。

…………………………………………

【许灵坤的故事】(摘要转载暨南大学学生采访许灵坤后的撰文)

在平凡的工作中绽放光彩

-----许姨的故事

“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好好读书，力求上进，尊敬长辈，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

许姨生于1933年，17岁时报名参加粤中土改，1953年在粤中土改工作团入党，如今已有67年的党龄。许姨回忆，她们土改时寄宿在农民家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建国初期，阳江比较贫穷，农民没有饭吃，只能吃稀饭。上级组织每月给每位土改工作人员发3元钱、30斤米，她们的工资就和农民一起用，甚至大多数时候，住在一起的农民还要靠她们的工资生活。那时候，阳江一个礼拜才能赶一次集（市），农民也只有在赶集的时候吃上一顿干米饭，生活比较艰苦。在土改过程中，许姨跟农民学会了插秧等农活，帮助农民生产，亲身体会了当农民的艰辛。

1954年许姨的丈夫从山东南下调到广州市委组织部工作，许姨则调到市委工业部工作。后来，市委工业部取消，组织上安排许姨调到广州市的一个化工厂当领导。在调任前，市化工局的领导征求许姨的意见，许姨二话没说，马上应承。那时的党员干部叫干啥就办啥，不讲价钱。

广州化学试剂厂在创建之初困难重重，资金不足，只能向银行贷款，许姨为此没少费心和银行打交道；设备到厂，人员要重新学习，许姨带领工人师傅、专业技师边学习边操作直到最后调试成功，设备开始正常运转。

工厂主要生产化学试剂，按照不同的试剂产品分为几个车间：有的生产溶剂；有的生产结晶品，产品型号多、工序复杂，分别供应给医院、化肥厂和其它工厂。工厂每年都会开两次生产计划会议：年初开一次是制定生产计划；年中开一次则是根据生产情况调整下半年的生产计划，因此工厂每年都会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和西安等地召开生产计划会议。许姨也因此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许姨在广州化学试剂厂一干就是二十多年，1989年退休。

谈到入党动机，许姨表示，“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许多共产党员抱着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满腔热枕、忘我工作、勤勤恳恳、甘于奉献，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发光发热，他（她）们的行为深深地影响了我，这或许是受到他们的精神鼓舞吧！”许姨一直说：“入党就是为了好好工作，不忘初心，为身边的人服务！” 许姨夫妇和两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员，大儿媳现在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教授，也是党员。谈到这里，许姨开心地说他们一家都可以建一个党支部了！入党之后，许姨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对工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对组织安排，坚决服从。除了工作上埋头苦干，许姨对党的理论知识学习也不放松，直到退休在家，她仍然保持学习的习惯。同时积极参加所在社区党委组织的上党课、开党会，一次不落。对许姨来说，入党是一辈子的事情，认准了党的道路就一直走下去，把对党的忠诚带入到工作中，带入到退休后的学习中，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许姨养育了两子一女，大儿子曾做过五年海员，1977年考取了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后又回到广州远洋公司驻外工作，退休前做到远洋公司副总经理；二儿子在广州电视台担任技术工程师；三女儿则是在美国当护士。谈到对子女的教育问题，许姨说他们夫妻两人总是教育子女老实做人、不贪守法、勤恳工作，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其它方面则是任由儿女们自己把握和努力。

退休之后，许姨也没有闲下来，在老年大学学了十年英语直到老伴生病才停了下来。许姨的退休生活很丰富：练字、描红、用色笔图画册、散步、与邻居打麻将，和邻里关系处得十分融洽。

“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不贪，守法，尊敬长辈，热爱生活，珍爱生命！” 这是许姨在和我们交谈中反复强调的做人原则。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子女，她都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她不仅身体力行，也教育后代一以贯之。

陈梅 女 1926年11月出生，粤赣湘边纵队老战士，参加过解放战争。1950年入党，原广州市妇联宣传部干部。

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建国七十周年纪念章。

张若子 女 1929年出生，广东五华人。

抗战期间，全家支持革命，将老家设为东江纵队路经五华的交通站，成为部队中意的堡垒村、堡垒户。她小小年纪就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

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一支队，在无线电台工作，曾任电台党支部书记。

解放后历任韶关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副书记、华南团工委省青年联合会秘书、华南工学院团委书记、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等职。

1987年离休。

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建国七十周年纪念章。

张若子年轻时的戎装照 (在梅花村某楼阳台上)

于静华 1931年8月8日出生，天津廊坊宝坻县人。

194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1950年入朝参战，先后在志愿军司令部、后勤部机要处任译电员，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机要秘书。

原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广东省电子局办公室主任、广东省质量管理协会秘书长。

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建国七十周年纪念章。

2020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纪念章。

……………………………………

于静华的革命故事(转载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采访报道)

在于静华老人家中，堆着厚厚的一沓稿纸，这是她最近写的回忆录的一部分素材。“趁着记性还可以，我准备把这些经历写下来。”

　　 15岁入党立志“为妇女解放”

于静华1931年8月8日出生在河北省宝坻县尔王庄（今为天津市宝坻区）一个农民家庭。家中一共有7个孩子，大姐、二姐、三姐没有上学。

当时，华北地区地下党活动频繁，于静华的家中就住着一位地下党员。“当时，他经常晚上出去开会，或者送情报。我跟他说，我能不能帮你？他说我还太小了。后来他跟我说，有一个冀东六中是共产党办的，可以免费去读书，让我去。”

1946年，于静华进入冀东六中学习，接受进步教育。同年12月，年仅15岁的她由当时任宝坻县七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刘纯山和中学校长常育才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于静华仍对那一幕记忆犹新。“介绍人问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我回答‘为妇女解放’。两位介绍人都笑了，说‘你有志气啊’。”

于静华告诉记者，自己大概从10岁开始就要干农活。而在学校一边学习一边务农的生活永远铭刻在她的心里，当时为了以工养校，学校先后创办了卷烟厂、制鞋厂、织袜厂、酿酒厂和豆腐坊，她选择了织袜厂，天天织袜子，从一天织两双提升为一天六双，受到校长的表扬。当时，老师上课没有教室，就在街头巷尾、山坡上、田埂上授课。晚上，师生分别住在老百姓家，自己动手搭草棚、木棚住，冬天睡大土炕，大家互相挨着，谁也没有怨言。于静华坦言，那段时期磨炼了她的革命意志。

　　 为从事机要工作而改名

1947年，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党组织急需机要人员。当时，冀东十五军分区干部到六中选调机要人员，于静华和另外3名同学被选中。机要培训一共半年，于静华记得，当时每到周末，她和班上几个男同学就要争先恐后地为附近的老百姓打扫卫生，为群众挑水、砍柴。“我们党为什么能赢得民心？因为我们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点，我十多岁时就已经感受到了。随着我入党时间越久，这种感觉越深刻。”

在培训班期间，于静华也正式改名，在此之前，她的名字是于文芬。“改名主要是为了安全考虑，今后可能要从事保密工作，所以才改名。” 1947年12月底，机要训练队结业，结业时学员仅剩25名左右，最大的22岁，最小的15岁，于静华被分配到冀察热辽军区机要科当译电员，驻地在内蒙古赤峰市的一个小山村里。当时为了隐蔽身份，所有人都居住在老百姓家中。

　　 革命夫妻见证广州解放

随后，冀察热辽军区召开工作会议期间举行了联欢会，于静华被推荐参加打腰鼓，谁也没有料到，这竟然是一段革命姻缘的开始。当时，韩宗祜担任军区机要科长。联欢会第二天上午，于静华去送电报，韩宗祜正在看电报，抬头看见她就问，“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我观看你打腰鼓很精彩。”于静华一一作答。“当时没什么娱乐活动，有时吃完饭大家在一起打排球，排球一打给他，他就打给我，我感到挺奇怪。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当时就对我有意思。”回忆起和丈夫相识的情形，于静华记忆犹新。

1948年8月18日，于静华和韩宗祜正式结为夫妻。婚后没多久，辽沈战役便打响，韩宗祜随即投入紧张的战役一线。而那时已怀孕的于静华也依旧在为革命工作，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于静华作为译电员截获敌人一封电报，内容提及敌人准备从安徽调兵前来增援天津。“当时因为这个，我还立了一功。”她告诉记者。

1949年6月18日，于静华在天津生下第一个孩子，她写信给丈夫，丈夫当时正驻防江西省赣州市，因为还在打仗无法返回探视，但他高兴得不得了，并回信给孩子起个好名字，就叫“南征”。1949年8月，于静华带着不满一百天的儿子千里奔波前往江西省赣州市，在烽火硝烟中，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于静华不仅参与了解放战争，还见证了广州解放的过程。得知解放军准备解放广州，1949年10月，于静华和丈夫一起，与时任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司令员的邓华以及夫人一同向广州进发。1949年10月14日，广州迎来了解放。当时还在路上的于静华和丈夫得知了解放军已经进入广州的消息。于静华和丈夫于10月18日到达广州， 她回忆，当时广州的老百姓都很爱戴解放军，都是举着红旗欢迎。解放军纪律严明，尽管当时群众都欢迎解放军进入屋子住下，但当时大家都不进屋子，都睡在马路上。 “人民军队爱人民，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本色。”于静华说。

　　 “党员就要一辈子为党工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于静华所在的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改为东北边防军。当年12月，作为十五兵团机要科译电员的她带着一岁多的儿子从广州乘坐火车抵达辽宁安东。

当时，安东冰天雪地，但三口之家难得欢聚在一起，还是其乐融融。很快于静华就意识到，去到朝鲜战场面临的将是空前严峻的局面，夫妻俩临行前把儿子留在东北军区托儿所。

　　1951年4月，于静华从丹东乘坐吉普车到达朝鲜首都平壤。“说实话，从去的那一天起，我就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于静华说，当时机要处有一名男同志去送电报，刚过山头，就遇到敌机投下一枚炸弹，后来人没找到，只找到一个皮包。“在朝鲜，像这样最后连遗体都找不到的烈士太多了。”老人抹着眼泪说。

1952年2月下旬，因为怀有身孕，于静华从朝鲜回国。4月19日，她在北京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因为夫妻俩此前一直战斗在朝鲜的朝阳里，所以，丈夫给孩子起名叫“朝阳”。

随后，因为丈夫调到广州工作，于静华也跟随丈夫来到广州。1972年，她来到广东省电子工业局工作，并于1993年离休。

离休后，于静华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到学校和机关去为大家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我一辈子受到党的教育，能为党做一点事情，我感到光荣而自豪。”2016年，陪伴了于静华68年的丈夫韩宗祜因病去世。韩宗祜生前在回忆录中这样回忆自己的革命伴侣：“于静华一向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记忆力超强，当译电员记字是一项苦差事，是费脑子的硬任务，要求快速记住，见码说字，见字说码，而她用了不到三天便记住1000字以上。”每每翻看这些文字，于静华就想起和丈夫在革命时期的往事。

目前，于静华准备出一本书，讲述自己和丈夫的革命经历，把红色革命传统传承下去。虽然已是90岁高龄，老人每天还笔耕不辍，坚持每天写下几页纸的文字。“虽然我现在90岁了，我还是经常告诉自己，不要掉队。党员就要一辈子为党工作。”

于静华年轻时的戎装照。

孙景湧 93岁，山东荣成人，四野老战士。

1942年参加革命，1946年3月入伍。

1946年8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1955年5月转业。原中共华南分局(现广东省委)幼儿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广西桂林市文化局党总支书记、广州军区海南生产建设兵团六师组织科副科长、广东越秀宾馆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幼儿园党支部书记、主任。

1984年离休(处级)。享受正师职干部医疗待遇。

200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15年荣获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建国七十周年纪念章。

2020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纪念章。

孙景涌戎装照

张旭波 女 1928年5月出生，河北灵寿人。

1944年至1949年先后在家乡妇青会、张家口边区交际处、曲阳县土改工作队工作。

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50年至1954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10师任干事、指导员。

195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

1964年至1982年在广东省公安厅八处、消防处(消防总队)任协理员。

1982年至1985年任广东省武警总队专职纪检员。

1985年10月从广东省武警总队(消防总队)离休，享受副军级医疗待遇。

200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1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建国七十周年纪念章。

……………………………………………………

张旭波的后代述说母亲: 老太太(指张旭波)今年93 周岁了，好强的不得了！经常在家里(吆)喝三五六的。我们有时为点儿小事和她争论，都争不过她。我听我舅舅说，当年她才15岁的时候，八路军在村里头搞参军动员，她当时是儿童团团长，她跑到台上去，在那里发言，号召乡亲们当兵，参加八路军(抗日)。我舅舅见状说: “你给我下来！” 她(张旭波)还横在那儿(台上)，跳着讲……。

……………………………………

张旭波点滴回忆:

一

1945年，我父亲时任村里的农会会长，他是三几年的老党员。我跟着我父亲赶着毛驴送军鞋去平山县西柏坡(离家乡约三、四十里地)，从全村妇女收(集)的军鞋好几百双呢，(她们)都把家里最好的布料拿来做军鞋(送给八路军)。

二

1946年，我到张家口(距离家乡约420公里远)办事，我妈不让我去，把我关在屋里。我就自己从(家)后面窗户跳出去，跟着几个人，骑着毛驴就去了。

1950年张旭波一家三口和警卫员合影。

1979年张旭波和同事合影(左二为张旭波)

张旭波戎装照(1982年)

亓荣友 1924年出生，山东莱芜人。

1940年参加八路军。

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抗日战争中，颈部、手臂和腿部多次负伤。在解放战争中(第三野战军老战士)，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参加了解放南京和金华剿匪等战斗。

1950年由陆军调入新建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参加了长江吴淞口排水雷及解放周边海岛的海战。

1965年从海军旅顺基地政治部主任转业到广州远洋运输公司上远洋船当政委，经历了海上的大风大浪，参加了首次穿越台湾海峡的南北首航，历任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副总经理。

1973年任中坦联合轮船公司中方经理。

1979年任中国远洋公司大连外轮代理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

1985年离休。

200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1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建国七十周年纪念章。

亓荣友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仪式上

亓荣友戎装照

李小建 1949年12月在广州出生，广东兴宁人。1963年上广东省实验学校（中学部），1964年12月加入共青团。

1968年11月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到海南岛国营中坤农场（后来的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四团），先后在29连（八一队）、28连、3连（武装连）当工人，在武装连期间（1970年2月）支部通过入党志愿书，1971年5月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0年被六师四团推荐上大学，12月进入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师范学院、华南师范院等是不同时期的称呼）数学系。

1973年8月毕业留校，先后担任政治辅导员、助教。1984年在华南师大获得数学硕士学位，担任讲师。1989年1月赴美留学，先在爱荷华大学读数学，后转到普度大学学数量心理学，在心理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然后到同一学校的语言学系博士后站做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工作。2003年8月回国，回到华南师范大学的心理学系担任副教授、正教授。

2011年退休。

…………………………

李小建的回忆故事(摘要):

据记载，毛主席建国后最早游的大江大河是广州地区的珠江。

1956年初夏，毛主席一路南巡来到广州，他在小岛附近的江上乘坐小船溯流而上，到了白鹅潭，下水游了一会儿泳，还跟认出他而欢呼的老百姓打招呼，拿随行安保负责人罗瑞卿等不会游泳开玩笑。感觉不太过瘾，突发奇想去武汉游长江。但是这一想法马上遭到了罗瑞卿、汪东兴等反对。最后经过据理力争，他们答应先去探明长江水流。

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从武昌游过长江到达汉口。六月三日，第二次游过长江，从汉阳穿过长江大桥桥洞到武昌。四日，第三次游过长江，也是从汉阳到武昌。

毛主席在此期间写下诗词《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6月）：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主席此后多次游长江，最后一次是在1966年7月16日。

广州地区组织群众横渡珠江也很早，首次是在1964年8月。1971年7月16日，广州地区也组织了一次纪念毛主席最后那次畅游长江5周年的横渡珠江活动。我参加了1964年8月和1971年的两次横渡珠江活动。

(左)1964年8月李小建横渡珠江的纪念签。

(右)1971年7月16日李小建横渡珠江的纪念签。

1971年7月16日李小建横渡珠江纪念签背面的盖印。

李小建在农场挥锄开挖种植橡胶的环山行。

李小建读书照。

1978年李小建第一次参观“党的一大”会址。

陈运喜 1926年11月26日出生， 广东云浮人。

195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8月至1950年12月在山东高密县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七师任副排长，在淮海战役中英勇负伤，被定位残废军人，随后到山东荣校养伤并南下。

1950年12月至1987年11月，陈运喜基本在基层工作，在广州市文教局和广州市机电局属下多家工厂或公司历任厂长、党支部书记、党委副书记等职。

1987年离休前在广州锅炉厂任厂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陈运喜年轻时的戎装照。

郑英 华侨 1926年5月7日在牙买加出生，籍贯广东东莞。

解放前夕到香港进入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印刷厂工作。

1949年11月随工厂搬迁到广州，参加广东新华印刷厂组建工作。

195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经是印刷工人和生产调度(员)。

1964年以后主要从事财务工作。

1980年10月离休。

郑英年轻时的工作照。

郭锡林，1950年7月12日出生，江苏南通人。1969年11月应征入伍。

1971年4月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2年5月至1975年在安徽大学外语系毕业，大专。穿军装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在总参三部，南京军区司令部有关部门任参谋、处长等职。在部队曾经多次受到嘉奖。

1997年转业后，曾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办公室主任，深圳市南油国旅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2010年退休后，仍任南油国旅董事长。

郭锡林年轻时的戎装照。

关相生(1924.5—2021.4) 陕西澄城人。

1937年11月在家乡王庄小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赴延安。

1940年8月初中毕业于延安中学。

1940年8月——1945年8月在延安中学任教务干事兼数学老师。

1944年冬被评为模范工作者。

1945年1月被陕甘宁边区评为丙等模范工作者。

1945年8月入读中央党校五部(培养地方区级和部队营级干部的单位)。

1945年11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参谋、总政治部保卫部秘书、干事，第四野战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秘书，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

1950年被中南军区直属机关评为“丙等”模范工作者。

1950年8月——1952年7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的秘书，参加了广西剿匪。先后荣获解放东北、解放华北和解放中南纪念章和模范奖章。

1952年8月起任中共华南分局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处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1960年8月任中共罗定县委书记。

1961年3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

1963年8月——1964年9月在中央党校轮训班学习。

1965年7月——1966年7月在广西灵川参加“四清”工作。

“文革”期间受迫害。

1969年7月——1973年1月任中南局连山上草“五七干校”革委会副主任。

1973年2月——1986年1月历任广东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省委副秘书长。

1986年2月——1993年2月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秘书长。

1993年3月离休。

荣获广东省委颁发的“在党50年以上老党员”纪念章。

2005年9月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15年9月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6年荣获广东省委办公厅授予的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19年10月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建国七十周年纪念章。

一九五八年12月26日毛泽东65岁生日时应广州当地接待同志之邀与工作人员合影于广州珠岛宾馆一号楼前。

前排左起: 时永生(省委接待处科长)、关相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北京同志、李广祥(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苏汉华(省公安厅副厅长)、朱光(广州市市长)、毛主席、江青、张根生(省委秘书长)、王宁(省公安厅厅长)、李良枫(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后排左起: xxx、张桂兰(省委接待处职工)、xxx、xxx、韩墨勤(省委车队给毛主席开车司机)、万福琛(省委行政处管理员)、李金明(省委接待处科长)、李云清(省委行政处处长)、张展东(广州军区保卫部部长)、徐良(省委警卫处副处长)、xxx、王玉清(北京局长)、xxx、高全福(珠岛宾馆科长)、北京同志。

……………………………………

【关相生的回忆文章】(摘录其生前写的回忆录):

1958年12月13日至26日，毛主席第六次到广州工作和休息，仍住小岛(今珠岛宾馆)一号楼。这是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之后。

毛主席在穗写了《对所作诗词的注释》；接见了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军事院校的负责人，并做重要讲话。对培养新生力量、部队政治工作、台湾海峡打炮、纸老虎与真老虎的辩证关系、预防战争爆发等重要问题，深入浅出地作了生动而深刻的阐述。

12月26日是毛主席65岁生日。毛主席在小岛一号楼接见了广东参加接待和警卫的工作人员。广州市市长朱光、省委秘书长张根生、省公安厅厅长王宁等和我们一起与主席合影留念。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和毛主席的合影(注: 我在广州接待过毛主席多次)。

当日午餐，江青代表毛主席到东一号楼楼下大餐厅向北京和广州的工作人员为毛主席生日敬酒表示感谢。

即日，毛主席离开广州赴武汉。

关相生年轻时的戎装照

(参加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盛大仪式)

关相生工作照(1962年)。

摄影: 沈容(《红色记忆》一书作者)

……………………………………

【关相生的回忆文章】

挖建东湖 为民造福(摘要)

1958年, 省、市委动员全市人民兴修下水道、挖渠排污，建湖建公园，填塞臭沟臭涌低洼地死水塘，种花种草种树，绿化环境、美化城市，搞好城市街道卫生。

东山湖原是污秽不堪的洼地、水沟、臭涌和小片农田。珠江涨潮时，江水涌入低洼的地方，成了水塘；退潮时，则成为烂泥塘，堆满了江水带不走的枯腐枝叶、人畜粪便、动物尸体和生活垃圾，成了蚊虫孳生地，影响生活在周边的群众的健康。1958年4月，陶铸召集朱光、林西等人商议，决定对东山湖进行深挖改造，把东山湖改变为碧波荡漾的人工湖，为广州人民建设一个休闲娱乐的公园。紧接着，省委开会通过修建东山湖的决定，任命我当总指挥。此时，我正在北京开会，单位打电话催我回来，向我传达了上级的旨意。我觉得上级给的工期太短，完不成任务，便向陶铸报告。陶铸当即批评我，“你这个死脑筋，不能按期完成的话，你可以再延长一倍时间嘛！” 这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马上组织起班子，在广州市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东湖工程处，由冯月庭同志负责设计规划, 确定任务（注：东湖是由东山区的党、政、军、民、学，义务劳动共同修建的。由东湖工程处划分地块，分配给东山区的各个单位，“分片包干”来完成。工程处印有一份小报，能及时报道每天的工程进度，表扬好人好事，先进单位；批评落后单位。小报派发到各个单位，以此激励人心、鼓舞士气和监督工程的顺利进行）。

根据规划，我们在湖的东边筑堤挡住珠江；在湖的南边（靠近珠江）设置一个水闸；在湖的北边设置另一个水闸与东西走向的新河浦涌连接，利用珠江涨、退潮给内湖和河涌进行水循环，改变水质。为配合东山湖建设，我们安排小岛上的六百多户人家搬迁到东山湖西边新建的公寓楼房居住。

经过东山区各单位（党政军民学）广大干部群众学生的齐心协力（很多时候是挑灯夜战，干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我们用了大半年时间完成了修建东山湖的主体工程。剩下的靠近小岛附近的排水工程（临近珠岛三号楼一段河道石砌工程），由于人力物力困难（缺少施工队伍和石块）还没有竣工。眼看冬季即将来临，会给施工增加困难，陶铸很着急，每天都到工地视察督导。有一天，他亲自主持会议，研究如何加快工程进度。他问我，“你三天能不能完成?”我如实回答，“完不成。” 陶铸见我这种没信心的态度十分恼火，“你这是没有干劲，撤你的职，由林西任总指挥！” “完全同意这个决定，早这样做就好了！” 我不屑地表示。说完这句话，我感到有些后悔，“这不是拈轻怕重，怕负责任吗？” 第二天我见到陶铸时，他显得若无其事，仍像往常一样询问工程进度。我感觉得到他对工作火一般的热情和压力带来的焦虑，只是表面不露声色而已。看到他两鬓飘霜，眼角爬满皱纹，略显疲态的脸庞，我顿时觉得在这个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刻，我撂下挑子，对于信任自己的老领导，是不是太无情了呢？不免产生了愧疚之心。出于对老领导的敬仰；出于对东山湖工程的责任；出于对广州人民的热爱，我又振作起精神，不计个人得失，专心投入工作，协助林西同志把最后的“尾巴工程”按期完成了。

由于东山湖的地理位置，陶铸特别重视。挖建该湖是他的主意。他既是发号召的领导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带头人。当年他和省委全体领导也都承担着挖泥挑泥的任务。无论是夏日炎炎，高温酷暑还是北风呼啸，寒风刺骨，他和陈郁等同志都先下到湖底，挖泥挑泥。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就像一道无声的命令激励着东山区一带干部群众忘我地工作，在艰巨的任务面前，任劳任怨，以苦为乐。

东山区军民前后用了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使东山湖面貌焕然一新，湖水面积有20.914万平方米，湖底标高104.5米，汛期湖面控制水位标高105.5米，容量49.6万立方米；最大暴雨时湖面水位标高106.8米，容量101.3万平方米，蓄水量51.7万立方米。蓄洪能力相当于东山地区20年一遇的暴雨量（注：东山区地势较低，所以洪水、暴雨、大潮容易造成涝灾。据不完全统计，清初至民国前的306年中，较大的洪涝灾害有89次，平均三、四年一次）。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大家有那股“革命加拚命”，“苦干加实干”，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辈建湖，子孙享福”。东湖公园的建成，为广州人民又提供了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我为自己曾为该湖出过一份力而感到自豪！

为表彰我和东湖工程处（注：“九曲桥”是该处的力作）几十位同志的突出贡献，广州市政府特奖励了我们每人一把铁锹。铁锹木柄上绑着一朵大红花。我把此荣誉带回家，摆放在客厅显眼的位置，很久都舍不得用。

1959年初春的一个周日，天空湛蓝，和熙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独自漫步在东湖的中堤上，只见湖面碧波粼粼、两岸绿柳摇曳，好一派人工与自然完美结合的秀丽景观！远处，一对熟悉的身影迎面走来。巧了，陶铸和曾志大姐也在堤上散步。“关相生，你看这湖多美！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大家来这里散步，都会想到修湖的人。” 听到陶书记的这番赞许，我心里乐滋滋的。

何斌 1922年农历5月17日出生，广东南海人。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粤桂边纵队老战士，参加过抗日战争(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和解放战争(粤桂边纵队)。

原广东省供销社机关党委书记。

200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1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建国七十周年纪念章。

其丈夫 周楠(1907—1980.5)，广东中山人，1929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抗日战争)、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政委(解放战争)、中共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解放后)、广东省人民法院院长、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980年初当选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吕瑞文 1928年出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参军，四野老战士。原广东省汕头市商业局副局长。

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建国七十周年纪念章。

吕瑞文年轻时的戎装照。

梁炳麟 1938年出生，广州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入伍。

…………………………………………

梁炳麟的故事(转载)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黎慧莹 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黎慧莹、廖雪明

“什么是为人民服务？那是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一种精神。”今年已83岁的共产党员梁炳麟仍旧精神矍铄，当年的军人神采依然，眼神里充满着坚定。1956年，梁炳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立下“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决心，并带着这个信念加入空军，在战斗部队飞行近三十年。在部队期间，梁炳麟完成了东南沿海紧急战备、人工降雨、空中收集核样品、炸冰坝等任务，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受到书面嘉奖十一次，并获得一级技术能手和二级轰炸能手称号。

　　 通过层层筛选加入空军

“领导正式通知，我被录取成为空军了！”1956年4月30日，18岁的梁炳麟兴冲冲地回到家中，向家人宣布这一喜讯，并准备在晚上出发赶往徐州。

这一年，中国空军在广州招收飞行学员，梁炳麟等16人通过层层筛选，从1万多人里脱颖而出。当晚准备出发时，弟弟妹妹问梁炳麟什么时候回来？梁炳麟愣了愣，这个问题难倒了他。这时，母亲走过来激动地对他说：“你是个共产党员了，一定要听党的话，积极努力干，立了功再回来！”梁炳麟眼睛湿润了，微微地点了点头。

梁炳麟没有让家人失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学习和训练，他被评为优秀学员并立了三等功，于1959年8月获准返穗探望家人。

　　 首次人工降雨任务遇险

1963年，梁炳麟接到任务前往江苏某地进行人工降雨，这是他第一次执行人工降雨任务。“浓积云是适合降雨的云团，而积雨云里有雷电。一旦判断错误，飞行员会粉身碎骨。”梁炳麟回忆，执行任务时要通过地面指示和飞行组在空中的判断，找到适合人工降雨的云团，将飞机开进云团里撒上干冰。

第一次进入浓积云时并不顺利，由于飞行高度过低遇上了冰雹，无数如子弹般的冰雹把飞机打得噼里啪啦响，情况十分危急。幸好，他们及时拉升，迅速冲出云团，这才躲过一劫。随后，机组再次向指挥部发出请示，要求再次执行任务。获得批准后，梁炳麟果断判断飞行高度，成功进入浓积云洒下干冰。

久旱的地面迎来了雨水。这一年，梁炳麟才25岁。

　　 誓用生命保卫国家安全

每逢清明节，梁炳麟便会将已故战友的照片拿出来拜祭，并给战友家属打电话问候，这是他缅怀战友的一种方式。

1967年到1973年期间，梁炳麟和飞行大队的战友多次参加科研试验工作。他和战友们都知道，有些任务极具危险性。

“一想到大家的努力和牺牲是为了祖国的国防事业变得更加强大，我们就会感到无尚光荣，没有一丝犹豫。”梁炳麟说，“执行任务是军人的天职，大家都忠实履行着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1962年，东南沿海紧急战备动员。梁炳麟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地守卫着祖国的领空。他和战友写下了决心书，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国家的安全。这种决心，成为梁炳麟和战友们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直到任务顺利完成。

　　 党员身份是此生最大荣光

告别了28年军旅生涯，梁炳麟于1984年转业回到广州。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及广州转业军人先进代表。梁炳麟常常教育后代要“三好”——道德品质要好，学习要好，身体要好。“这样长大后才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

在部队期间，梁炳麟生活节俭，但当听到战友家庭有困难时，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直到现在，梁炳麟依然时刻心念群众。在公交车遇到行动不便的人，80多岁的他反而去让座；见到共享单车乱停放时，顾不上腰痛的他会主动去搬运，只为行人方便……

梁炳麟家中，一套挂满了勋章的军装格外引人注意。这是1968年，他在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接见时所穿的军装。每逢重要场合，梁炳麟都会穿上它。

今年，中共中央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时，梁炳麟再次郑重地穿上了这套军装。在他看来，这枚纪念章最有分量，而“共产党员”这一身份是他此生最大的荣光。

陈星 1919年出生，辽宁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7月从沈阳机械厂调到广州钢铁厂任筹建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2005年9月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15年9 月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9年10月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建国七十周年纪念章。

………………………………　

陈星的故事(转载)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丽莉 通讯员甘丰摄影报道

今年102岁的陈星已有82年党龄。她1957年7月从沈阳机械厂来到广州加入广钢筹建处任广钢筹建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她如今清晰地记得入党时难忘的场景，并告诉记者：“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由于需要保密，当时是躲在草堆里宣誓的。”

住工棚吃酱油拌饭 依然干劲十足

陈星老人介绍，筹建广钢是在1956年开始酝酿的，1957年10月份正式破土动工；1958年以后开始准备设备的购置、安装，当年转入生产资料的准备阶段。

陈星说：“广钢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为广州市重点建设重工业的需要而设立的。”筹建工作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广州市的其他企业也很配合广钢建设，凡是广钢需要的设备都保证订制，并提前交付，还安排专业人员安装、调试，为筹建工作的提前完成提供条件。

据陈星的回忆，当时白鹤洞多是高高低低的小土丘，筹建工作办公室就是一个用竹子、芦席搭建的简易工棚。白鹤洞当时交通极为不便，刚开始也没有职工宿舍，住在黄花岗的她，每天需要先从黄花岗乘坐公交车到沿江路的南方大厦，再坐船过江到白鹤洞码头，下了船还需要再走20分钟才能到达广钢。

虽然工作条件很艰苦，工作环境很简陋，但是工人们的干劲十足。陈星说，当时是三班倒，中午12时下班后，常常买不到饭菜，工人们有时就直接用酱油拌饭，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们仍然毫无怨言。“领导们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和工人们一起住在工棚里，一起在饭堂吃饭，大家都一心一意想建好钢厂。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海南岛有一船矿石运到白鹤洞，时任厂长师文端就和工人一起到码头去搬。”

3个月未发工资 却说“只要有革命工作干就好”

“当时，我担任党支部书记，第一次做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经验，于是我就找来书籍学习，向别人学习。”陈星说：“当时干部职工觉悟很高，工作很有热情，大家一起在饭堂吃饭时，很多干部职工会围过来找我谈话，大家互相勉励，共同为祖国的钢铁事业做出贡献！”

从沈阳来到广州，有一段经历让陈星记忆犹新。那是1957年7月，陈星由于组织关系未及时转来广州，她在筹建处工作了三个月却因此未能发工资，当时她的邻居笑她连路费都要自己掏。如今提起此事，她说：“我是来干革命工作的，只要有革命工作干就好了。”直到3个月后组织关系转到广州，陈星才拿到补发的工资。

胡庸 1922年出生，四川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胡庸的故事(转载文、图/广州日报)

近日，领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虚岁已经100岁的胡庸老人忍不住热泪盈眶。胡庸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在隐蔽战线上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斗争。迄今为止，胡老已经有82年党龄。新中国成立后，胡庸到华南军区（后改为广州军区），在政治部担任助手，由于长期过度劳累身体抱恙，他被切掉了2/3的肺部。1953年，胡庸申请转业，到广州市二中担任校长，随后调到广州市五中担任校长，最后在广州市七中担任党支部书记直至离休。回顾起革命生涯，胡老说，此生自己做得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已近百岁的胡庸老人虽然头发花白，但依旧思路清晰，声如洪钟，说起当年自己当地下党的往事，他依旧记得很清楚。近日，记者和街道、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一起来到老人家中，老人十分高兴。“他听说你们要来，6点钟不到就醒了，一直在等你们来。”胡老的老伴欧燕如说。

　　“把脑袋别裤腰带上干革命”

胡庸出生于1922年，祖籍四川，家中一共有五兄妹，他排行老二。老人说，因为自幼家贫吃不饱饭，所以他就决定参加革命。在胡庸十多岁时，他就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的暴行。1939年，当时还未满17岁的胡庸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老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年代，民生凋敝，逃避日军飞机轰炸，有时躲在家中很多天都是家常便饭。从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这辈子一定要跟党走。

胡庸告诉记者，自己入党前就喜欢听大人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当时他所在的村子也有地下党活动。虽然明知参加地下工作会有生命危险，随时可能牺牲，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加入了地下党。用胡老的话说，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每天晚上，地下党员会开展秘密集会，传达党的最新指示，学习进步知识。

说起这些，胡老回想起那些和自己一起在隐蔽战线上战斗过的战友，他忍不住老泪纵横，哽咽了起来。“我能活到今天，算幸运的了。我的很多战友， 牺牲时才20多岁，很多人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借记者身份获取重要情报

在老人的记忆中，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听说日本投降。“当时真的是恨透了他们，从广播里听说日本人投降了，大家都拥抱在一起，载歌载舞，那一天晚上，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也就在这一年，23岁的胡庸受组织委派，以《新康报》记者身份为掩护，到四川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我为什么当记者？因为我当时觉得中国老百姓在国际社会受苦受难，我想为老百姓呼吁。因此不惜牺牲也要为祖国强大做一点贡献。”

事后证明，胡庸借助报社记者的身份作为掩护，为我党获得重要情报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1945年10月，胡庸通过记者身份打探到了一个绝密的消息。

当时，这个情报非常重要，十万火急，胡庸很快将这个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上报了组织，进而传递给了中央。“我当时的第一考虑是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发布在报纸上，跟组织汇报后，决定还是不发，因为万一走漏了风声，不仅我自己可能性命不保，还有可能给党的工作带来重大损失。最终，我还是通过机要渠道把情报传递给党组织，进而传递给了党中央，党中央对我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视，提早进行了针对性的部署。”胡老说。

　　 “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

回忆起陈年往事，胡老的情绪有些激动。昔日的豪情壮志都涌上心头，皱纹虽然爬满了他的额头，却难以遮掩当年的理想。提起这些，胡老兴致很高：“那时参加革命，只是想着要中国好，要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要使这个国家富强起来，哪里会想什么报酬。功名利禄，压根就没想过。大家都是凭一腔热血，流血牺牲也不怕。”胡老介绍，自己有一位老师叫朱泽怀，是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毕业的，是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的优秀党员，这位老师后来不幸被捕，最终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员就是要有铁的意志。我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随时准备牺牲。”胡老挥舞着双臂激动地说。

1947年初，胡庸在老师的帮助下，由共产国际安排来到上海，准备乘坐苏联的船只前往东北，继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但当时蒋介石下令，禁止苏联船只停靠东北。我们坐船去东北的计划也被打乱了。我被滞留在上海，停留了一年多时间，既然在上海，也不能闲着，于是我就地找工作，为解放战争获取情报。”胡庸回忆，当时工作很难找，他在一年间换了4所学校任教。并且，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但他从不曾感到害怕，他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只希望中国有更美好的明天。

胡庸前后在上海停留了将近两年时间，到后来，他已经没有生活来源，只好找到著名文学家夏衍。“我和党组织保持联系主要靠夏衍。因为我在上海做地下党被通缉，没法再待下去了。后来在夏衍的安排下，我逃离上海，到了香港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在夏衍的安排下，胡庸在香港继续以记者身份开展地下工作。他表示，当时在香港的党小组一共有几个人他都不知道，因为所有人都是单线联系，人多了容易被捕。那时，胡庸的生活十分困难，每天的生活费只有6分钱港币。 “但对于革命者来说，生活上的艰苦算不了什么，因为我知道，新中国的曙光就要到来了。”

胡庸在香港继续秘密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开展进步教育。而从事地下活动有着严格的保密纪律，大家约定见面，都要对暗号。接头时如果有其中一方迟到两分钟，接头就马上取消，以免被叛徒出卖，给党组织造成损失。在香港那段时期，胡庸也没有固定的住处，每个住处顶多住上一个月就要换地方。

　　 来广州任教直至离休

胡老坦言，自己做地下党的那些日子里没睡过一个好觉。“睡觉时眼睛恨不得都要睁着，要随时防备敌人的抓捕。”

“做地下党，一定要脑瓜快，腿脚快，跑得慢就要被抓，被抓住就没命了。”老人一脸严肃地说。直到90岁高龄时，胡老依旧保持着每天下楼做锻炼的习惯，直到前些年因为双腿不灵便需要坐轮椅，老人才不得不放弃每天下楼锻炼的习惯，改为在家中锻炼。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组织安排，胡庸到了华南军区（后改为广州军区），在政治部担任助手，由于长期为革命工作，过度劳累使他患上了肺结核。为了保住性命，最终他通过手术切除了2/3的肺部。老人的儿子胡志海告诉记者，从那以后，父亲的身体就不如以前了。

胡老告诉记者，解放后，组织上安排他到广州市委工作，但习惯了战斗在一线的他，还是向组织上申请到一线工作，他的兴趣还是在学校教书。胡老觉得，在学校里更能发挥自己的价值。当年加入地下党干革命，他是为了让人民群众都能过上好日子。革命胜利了，他仍然想回到自己喜欢的教育岗位上教书育人。

1953年，胡老申请转业，到广州市二中担任校长，随后又调到广州市五中担任校长，最后他在广州市七中担任党支部书记直至离休。老人说，他在五中待的时间最长，前后有13年，当年他既是校长，也是代课教师。1954年，他作为全国优秀校长代表被派往北京学习了一年多，当时有苏联专家为他们授课。回到广州后，他便为五中的学生们讲述心理学课程。“那时，心理学在国内对于很多人来说都还很陌生，就连很多老师都不懂。我经过专业学习，并且还是苏联专家亲自授课。我应该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在中学为学生们讲授心理学课程的老师。”胡老向记者介绍，当年每周一上午的第一节课就是心理学课程，这门课非常受学生们的欢迎。至今，他的家中还放着很多当年的心理学教材。

　　 “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跟党走”

干了一辈子革命，今年已经将近100岁的胡老依然没有停下自己的步伐。老人表示，共产党员就要一辈子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如今，他正准备写一本回忆录，记录自己数十年的革命经历，对后辈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虽然胡老现在需要坐轮椅，但他每天读书、看报、看新闻联播的习惯却一直保持着。老人说，活到老，学到老，哪怕100岁了，也要密切关注国家的大政方针。7月1日当天，在电视前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老人激动万分。“中国这么多年的实践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能让中国强大。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大，这么扬眉吐气。”老人感慨。

从1939年入党至今，胡老已经有82年党龄。老人说，此生自己做得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定听党话、跟党走。“我今年（虚岁）100岁了，没有虚度年华，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小小的贡献，微不足道。现在老百姓日子这么好过，说明战友们当年的血没有白流。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生活，该多好啊。”说着说着，老人的眼眶湿润了。

李甘林 广州华师附中62届毕业生，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在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中作奉献！

宋浩 广州华师附中64届毕业生，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永远跟党走！衷心祝愿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邢立安 广州华师附中66届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永远感恩为人民谋幸福而奉献一切的老前辈，牢记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续前进。

杨耀 广州华师附中66届毕业生，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55年前华附让我坚定了人生的方向。

张冬青 广州华师附中67届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人民今天的繁荣昌盛、幸福安康！为我们伟大的党成长壮大骄傲自豪！永远跟党走！

邱三元 广州华师附中67届毕业生，196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世世代代跟党走，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刁绍茂 广州华师附中67届毕业生，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诗一首: 七零入党识征途，

立志革命在路途，

不忘初心创辉煌，

与时俱进再风流。

刘瑜清 广州华师附中68届毕业生，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在党51年，初心不敢忘，我要永远在党爱党，在党为党。

范锦山 广州华师附中68届毕业生，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走！

高纪元 广州华师附中68届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诗一首: 古稀已在周，鬚鬓渐白头。五旬在党日，三生学荒游。卫道唯马列，陈情毛邓飀。撮真心写照，市隐憩广州。

刘其欣 广州华师附中68届毕业生，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诗一首: 光荣在党五十载，闪闪金章挂胸前，苦仔幸逢新国度，党辉照耀活甘甜。今世有缘加入党，此生出彩党是源，愿天加我三十岁，信仰争光二百年！

丁辉 广州华师附中68届毕业生，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愿: 在党五十年，党指我向前，不忘初心为人民，理想信念记心间。

陈燕烈 广州华师附中68届毕业生，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我也迎来在党五十年，感慨万千，汇同一句话: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封淑英 广州华师附中62届毕业生，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何锦成 广州华师附中62届毕业生，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长江 广州华师附中67届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建丽 广州华师附中66届毕业生，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晓红 广州华师附中67届毕业生，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党50年不忘初心、光荣自豪永不悔。”

訾乃庆 广州华师附中67届毕业生，196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在党50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走。”

叶晓黎 广州华师附中63届毕业生，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个人的生命能溶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洪流中，是此生不悔的选择和荣耀！”

周荣 广州华师附中67届毕业生，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薛武军 广州华师附中67届毕业生，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热爱共产党，永远跟党走！”

黄铜山 广州华师附中68届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永远是党的人。”

于舒宏 广州华师附中68届毕业生，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史纪新 广州华师附中68届毕业生，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郑阿克 广州华师附中68届毕业生，197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国光 广州华师附中68届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谢锡荣 广州华师附中68届毕业生，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徐惠华 广州华师附中教师，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东陆 广州华师附中66届毕业生，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党的第一个奋斗目标。我1966年在华附入党、起步，在党55年，与党同进退，共荣辱，而今要继续为建国百年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挥余热！”

张敏杰 广州华师附中67届毕业生，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前人种树后乘凉，百年征程谱新篇。”

毛红蕾 广州华师附中66届毕业生，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古延贤 广州华师附中63届毕业生，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佩婉 广州华师附中5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西蓉 广州华师附中64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邱小元 广州华师附中64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梁智莉 广州华师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我感到十万分的荣幸，没有共产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应该向为新中国建立和富国强国路上流血牺牲的英雄们致敬！”

桂林琪 广州华师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邱五元 广州华师附中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邱六元 广州华师附中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祁英 广州华师附中67届初中毕业生，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我认定了，跟定了，矢志不渝。”

鲁树华 广州华师附中67届高中毕业生，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梅穗光 广州华师附中67届高中毕业生，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毅 广州华师附中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凤基 广州华师附中68届高中毕业生，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感谢党的培养教育，不忘入党誓词，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唐大苏 广州华师附中68届高中毕业生，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永远做一个合格的普通党员！”

黄伟东 广州华师附中68届高中毕业生，华师附中退休教师，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心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走！”

杨利生   1947年11月出生，1968年3月参军入伍，1969年6月入党，2004年8月技术五级退休。曾在广州军区后勤部直供部汽车46团、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学习、工作。历任战士、学员、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参加工作37年中被评为“五好战士”三次、“优秀共产党员”四次、立三等功一次、受嘉奖多次；学术科研教学获三等奖三次，二等奖二次。从事消化内窥镜工作三十多年，多次获奖，为中央首长、军区首长、省市领导做内窥镜检查和治疗，深受好评。在南方医院惠侨科工作二十多年，并筹建了惠侨科内窥镜室，热心为海外华侨华人服务，深受赞誉。

杨利生年轻时的戎装照。

杨利生的工作照。

吕志军   1951年6月出生，1969年3月参军入伍，1971年5月入党，1988年授予中校军衔，1991年9月中校副团职转业，2006年6月调研员退休。曾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第一军医大学、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历任战士、护士，学员队队长、干部处干事，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调研员，外资处调研员。参加工作38年中被评为“五好战士”二次、“优秀共产党员”五次、“优秀党务工作者”一次，受嘉奖多次。

吕志军戎装照。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为天下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学说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苦难走向辉煌

根本的原因是立民为本

因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

因而

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因此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上善若水大道行

立民为本华夏兴

—— 陈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