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当兵走阿里

世盛勇王景元

　　最近，我一直被“卫国戍边英雄团长”祁发宝和他带领的英雄团队的事迹所感动。阿里，草木不生却有这样一群和祁发宝一样的人，用如火的热忱守卫万家灯火，用铮铮的傲骨安定万里边疆。他们是戍边的战士，是守国的兵将。用他们如火的青春，灌溉着阿里贫瘠却宝贵的土地。阿里军人真不易，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

———《题记》

调入汽车排

连长，姓秦名松，连队官兵私下都叫他轻松，实话说跟他在一起并不轻松。

身材较矮，大概在一米六多点，偏瘦，给人的感觉是干练，还有点南方人的小巧玲珑，讲话时带着满满的川味。

他跑四百米障碍一分四十秒，引起向上一口气七十多个，手榴弹投远随便一掷五十米，还有…，他是一个合格的过硬连长，和他在一起压力山大呀！

他时间观念特别强。

部队每次集合他总是提前几分钟到场。如果是在俱乐部集合他就提前站在俱乐部门口，如果是在操场训练他就会提前站在连部门口台阶上。

等上课号或集合哨一响，他总第一个站在队伍的排头位置。

我离开连队那天有特别的记忆。

值班员整队报告完毕，然后他返回台阶。在训练前他用抑扬顿挫的川腔讲几句话，是他的另一个特点，总喜欢啰嗦几句，有时是安排工作、有时是讲评工作，有时是传达上级通知，我有好几次表扬就是在这种场合。

我刚到连队时很不适应他的川音，以至于和他初期接触根本听不懂他说啥。可今天例外，一下就听懂了。

连长说：“训练前我先宣布一件事。”

连队干部讲话我一般都会很认真的听，尤其是最近几天，总想听到点意外消息。只听他讲：

“接司令部通知，王景元从今天起正式调入汽车排工作。"我愣怔一下，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把头仰了仰，挺了挺胸膛，怔住耳朵继续听连长说。

“王景元同志平时严格要求自己，训练刻苦，爱学习爱钻研，年初，代表连队参加了营组织的“政府工作报告”知识竞赛，连队获得了第一名，代表营参加了团组织的竞赛，获得冠军。因此，连队推荐他参加了驾驶员培训考试，在全团文化考试取得了第一，我们就是要把好同志往关键岗位上推，让他有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大家要向他学习。"

话音刚落，我把扛着的炮管放下，立在身边做了个深呼吸，全身放松了许多，浑身的毛孔一下子都开了似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热乎乎，几天来一直想着的事有结果了，内心充满了喜悦，觉得额头上挽着的疙瘩也一下子舒展开了，全身有了一股说不出来自何方的力量。当我抬起眼睛再看连长时，全连官兵的脑袋齐刷刷都转到了我这个方向，看着大家羡慕的眼神，我的心情像微风吹过了平静的湖面，泛起了层层涟漪。

就这样在一九九0年五月，我成了一名准汽车兵。

汽车排原来的汽车连，与团部隔一条马路，单门独院，院子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东西南各有一排车库，北面是两排平房，平房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铁门，好气派。一到车炮场日，站在门口隔着栅栏就能看到一辆辆军绿色的汽车，整整齐齐停在车场上，战友们擦洗保养车辆的场景非常壮观，路过的人大多数要驻足观看，犹如欣赏一道美丽的风景。

我本是一名炮兵，就是伴随步兵前进的迫击炮炮兵。炮兵的炮场日是保养炮，汽车兵的车场日则是保养汽车，每每想到他们能学到一门技术时好羡慕。

报到那天，因为换了单位心情甚好。瓦蓝瓦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微风吹过，白色的柳絮一波接着一波迎面飘过来，好似天女撒花，走在鲜花丛中的我，穿着崭新的军装是如此的神清气爽，昂着头向汽车排走去。

汽车排，我曾经站在门口看过好多次的地方，今天终于来了。站在车场上，看着战友们检修车辆、出出进进忙的不亦乐乎。心想，我马上就要加入到你们的队伍，和你们一起天天捣鼓汽车，学上一门技术，退伍回家也就有吃饭的家什了，自信满满不由地仰望着天空笑出了声。我正站在那里望着蓝天做美梦时，被一阵刺耳的喇叭声把我从梦中惊醒。

排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把我交给了一个上士。排长说："这就是你的班长，以后有啥事就问他。”我向排长行了军礼，跟着班长走出了排部。

阿里印象

班长很严肃，也许是初次见面不熟悉的原因吧，我怯生生地跟着他，任他安排。看到大家都一身油一身汗的，好奇心让我不由自主地问：“班长，人们都这么忙，这是要干啥？"

"五月十五日X团要上阿里施工，我们团配属X团运送物资和人员。"班长用一口秦腔略带沙哑的声音告诉我。班长大概是陕西人，我边走边思谋。

“哦，阿里？在什么地方？”我随口而出。

班长斜着眼睛瞅了我一眼，没言语。我觉得话多了，赶紧闭嘴低头走路。部队有规矩，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老兵们常说的一句话“多干事、少说话”又响在耳边。我偷偷地扫了一眼班长，他油乎乎的手，排长应该是在班长干活时把他找来的，也许是因为我的到来吧，我寻思着。

车场东面还有一排平房，班长带我朝那走去，我背着背包提着迷彩包，包里除了衣服外大都是我的高中课本，比别人的包要重些，提着挺费劲的。他的脚步很快，我几乎是小跑着跟在后面，总怕跟不上他，初次见面要给他留个好印象。班长风风火火的，像是把我快快安排后要干活去。我们很快就来到了最边上的一间宿舍，班长指了指靠门的那张床，“你就住这张床，这边还有你的柜子。"他又指了指床边上的柜子。

“整理完内务车场找我"，他带点命令式的口气说。

“是” 我立正回答。

班长头都没回已急匆匆地离去。

看着他的背影，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他就是我的师傅，一定要听他的话，好好向他学技术，自己叮嘱着自己。

“阿里到底在哪里？神神秘秘的。”我边整理柜子边想着。

阿里就这样注入了我的脑海，驻扎在了我的心里。

我团驻地在新疆阿克苏。

排长在一次培训时给我们讲：“阿克苏距阿里两千来公里，来回一趟四千公里，队车要行一个多月。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以前，阿里这个方向根本就没有路，西藏和新疆被巍巍昆仑山脉完全隔离，交通断绝，过了赛图拉，阿里在什么地方，没人知道。一九五五年六月，国家批准新藏公路修建计划，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新藏公路土路正式修通，结束了马拉牦牛驮的运输方式。一九六二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打响，解放军在东、西两条战线取得巨大胜利，由于后勤补给的隐患和国际局势的压力，东线战场只能暂时退守藏南，新藏线所在的西部战线，后勤补给得以保障，阿克赛钦没有丢失一寸土地。”

听了这些我甚是惊讶，平均每天行一百多公里，有些路段一天才行几十公里，这是怎样的路？什么样的车在走？阿里咋这么难走啊？在我脑袋里生成了一连串神秘的问号。

一九九四年，军校毕业时，我申请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但只分到了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艰苦程度比不了阿里但它毕竟是边防，只要是和边防搭杠，就会始终与艰苦联系在一起，不苦就不叫边防。

二00二年，我调至军分区机关工作，掌握的资料多了，对阿里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

阿里，它就是苦、累、荒、寂寞、缺氧、封山、雪崩、塌方、过冬、下山、上山、头痛、吸氧、兵站、达坂、无人区、死人沟、高压锅、汽油炉、肺水肿、医疗队、高压氧仓、卫国戍边、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等等的代名词。

这些字和词都与阿里和阿里军人有着密切联系。

广袤的阿里有神山、神水、神湖，它因领土而神圣、因地貌地势复杂而神秘、因象雄文化而神奇。我热爱它，敬畏它，仰望它，守护它！

准备上阿里

大雪封山是阿里的一大特色，这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每年九月封山到次年五月解封。这段时间山上的官兵必须要有充足的物资来保障，漫长的冬季缺少物资，过冬是很可怕的。

解封后往山上补给物资和人员交接就成了部队的一大任务，四五个月的补充期，点多线长，路况差，补给难度不言而喻。

　　高原运输既是一项艰巨的军事任务，也是一项敏感的政治任务。面临着政治觉悟、驾驶技术、心理素质、身体体质、意外风险等多方面的考验，只有也唯独只有军人才能不折不扣地完成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古语讲：“预则立，不预则废。”

一天，班长带着我准备物资时，我们聊的很投机，他告诉我：“去阿里要走新藏线，排里大部分同志都没有走过，最远只到过叶城县零公里处，那还是新训时的课目。”

他还告诉我：“新藏线是西藏西部重要的运输大动脉，海拔五千米以上的路段有一千多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也是入藏线路最为艰难的一条。”

“ 班长，这些都是从哪里知道的？”

“书上了解的”

"我也想看这书”

“图书室就有”

“你上过阿里没有？”

“没有，前年有一次上阿里的机会，但我带驾驶员复训，没去。”

“我一个老乡去了，他回来说昆仑山的路不是一般的难走，有些路段只能一辆车免强通过，要有人指挥才行，旁边就是万丈深渊，一不小心掉下去车毁人亡不说，连尸体都找不到。”听得我身上起鸡皮疙瘩。

他 继续说：“这条路，山陡弯急，氧气稀薄，气候多变，还经常有暴风雪、泥石流和雪崩，是名副其实的＇死亡之路＇，走一趟不掉几斤肉那就不叫上山。”我听了冒出了一身冷汗。

和一个老兵聊天时，他告诉我：“没有上山经验，心里七上八下的，感到不踏实。”

官兵的思想反应，早被细心的排长有所察觉，在准备阶段专门安排了时间，给我们讲起了高原驾驶课程进行分析研判。

排长，陈建平。高个子，魁梧，圆型脸，稍胖。七六年兵，河北涉县人。

他技术过硬，曾多次配合汽车X团，带队上阿里运送物资，对昆仑山的路有所了解。在授课时他既讲理论又讲经验，同时还进行了心理疏导，把该准备的物资列了清单。经过辅导，大家的恐惧心理、畏难情绪基本消除，思想和心理状态得到了调整，思路一下子豁然开朗，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为安全顺利完成运输任务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官兵们反应，听排长一堂课，胜开十年车。

　　照着排长列的清单，准备工作井然有序。全排形成了新老结合，强弱搭配，班长检查，小组互查的良好氛围。

有些老兵把报废的化油器、火花塞、发电机、起动机，甚至把平时在车场上见到都不待捡的小螺丝钉小螺丝帽，都捡到工具箱里备用。

昆仑山好多路段都在无人区，假如汽车有了故障得不到及时排除和维修，在那里停留的时间越长危险就越大。

　　高策策，我的班长也是我的师傅。他八五年兵，陕西兴平人，个子中等胖嘟嘟，圆圆的脑袋留着小平头，额头上有几道粗细不等的抬头纹，稍微有点高翘的鼻子上托着一双不算太大的眼睛，古铜色的皮肤略显些黑，还有两个小酒窝，说话时沙哑的声音中带着满满的秦腔味，白白的牙齿中有两个带黄斑的老板牙，随着说话的节奏时不时的会出来露个脸，每说完话总是微微一笑，再配上两个酒窝看起来总是那么的憨厚实在，一个大哥哥的模样，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师傅经常给我讲：“技多不压身，艺高人胆大。”

师傅车开得好，修车技术也不错，像换补轮胎都是小菜一碟，换缸盖垫、调气门、修电机等也不在话下，好多修理工都不及他的技术。因此，在路上有一般故障根本不用修理工，自己就能排除，跟着他十分踏实。他逐渐地把这些技术传授给了我，后来考上了军校，多年不接触最后把这些技术都忘的差不多了。可是我在九五年到九八年还干过三年修理所所长，这期间我对他的“技多不压身＂有更深的感悟，感谢他那几年的培养。

小泡椒的故事

　　五月十五日七点四十五分，长长的起床号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

大家都知道今天要出发，有的一晚上都没睡好，他们都早早起床打好背包，整整齐齐摆在了床铺中央，穿戴整齐、精神饱满等待出发的号令。

这次上山因我不是正式驾驶员，还不能随班长一起走，看着大家都要出车，我心里有点惆怅，坐在床头凳上想起了排长曾给我们讲过的一个故事。

他第一次上阿里时，看到他班长的挎包里装了一瓶小泡椒。

他很好奇地问： “班长，装这个干啥？”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班长很神秘地告诉他。

走七八天了，那瓶小泡椒一直放在挎包里没动。有一天，走到了喀喇昆仑山腹地的泉水沟，这是一片全长约三百公里的阿克赛钦无人区，平均海拔五千米以上，就是人们所说的死人沟，泉水沟是它的入口，泉水湖是出口。到了泉水沟海拔骤然升高到五千多米，大多数同志们都会出现了头痛、恶心、四肢无力等高原反应。

面对高原反应，医生有时也无能为力。因此，发生一般高原反应也只能扛着，在高原氧气比什么都珍贵。排长说，在这里对人活一口气有了深刻的理解。生理上没这口气即要命，精神上没这口气则不敢前行。因此，在这里特别需要有一种“缺氧不缺精神”的气势去战胜高原反应。

一路上两人你一句我一言的聊着，进了死人沟时，班长开始有点头胀头痛，继而脸色苍白，说话气短，又出现了恶心呕吐。班长的一系列反应，排长都看在眼里，可他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只能是听天由命。

就在这时，他让陈排长把小泡椒拿出来，往嘴里塞了几个嚼起来，不一会儿就见他满头汗珠，但还觉得不过瘾又塞了几个，辣的班长满嘴流口水，他把口水强行咽了下去。但他两只手紧紧握着方向盘，保持着镇定自若的样子。

他告诉排长：“反应再大也决不能把方向盘丢开，一定要学会坚持忍耐。”就这样吃着小泡椒坚持过了死人沟。排长看着班长难受的样子，他自己的脑袋也胀痛胀痛的，眯眯着眼睛却不能睡着，他知道在死人沟是不能睡觉的，班长反应如此之大，还一会儿就把排长喊一声：“陈建平，不能睡觉，打起精神来"。

过了死人沟，海拔下降，症状渐渐的消除，但人像经历了一场灾难一样，有一种劫后余生，死而复生的感觉。排长第一次经历如此考验，喉咙里像塞着一团棉花，怎么都咽不下去。不过高原人常常都有这种现象，是缺氧所致，让人特别难受。

排长看到班长恢复了些精神，话又多了起来，“班长，为什么吃泡椒？”“这是专治高原反应的偏方。”排长才恍然大悟。

这时班长给排长说了一个顺口溜：“界山达坂撒过尿，死人沟里睡过觉”。

“班长此话怎讲"。

“说的是一个人的胆量，常走新藏线的司机，都不敢在死人沟睡觉，这里缺氧气，睡一觉就怕醒不来，在界山撒尿有时冻的尿不出来，心里恐怖啊。"

“怎么叫死人沟？”

班长稍作停顿，理了理思绪说：“据当地人传说，1957年解放军进藏先遣部队从新疆进藏的连队曾在泉水沟一夜之间因高反而全军覆没，于是这里就起名叫死人沟，这仅仅是传说。”

“哦，原来是这样”排长有点惊悚。

“死人沟是新藏公路上最容易让人高原反应的地方，再健壮的人，可以躲得过麻扎、躲得过黑卡、躲得过康西瓦、躲得过甜水海，却无法躲过在死人沟一品反应的滋味，有些人甚至因此而丧生，似乎这里充满邪气，也是真正的名符其实。”班长又补充说。

排长听了后都有点毛骨悚然，一路上都不敢睡觉，时不时还要拍拍自己的大腿，证明自己还活着。

“令人闻风丧胆的死人沟，气候条件非常恶劣，许多人由于强烈的高原反应在此长眠。"班长用一种低沉的音调述说着。

排长已两上阿里。他告诉我们，第二次去阿里时，新藏线已经不像几年前路况那般差了，大部分都已经是铺装路，只有新疆界的三座达板仍然是土路，而且有一座达坂土特别厚，有的地方甚至有十厘米厚的浮土，汽车一过，完全看不见人，好在除这三座达板外其余都是好路。但是新藏线最骇人的还不是糟糕的路况，而是高海拔、氧气稀薄引起的高原反应。其中最令人闻之色变的地方就算是“死人沟”。

八点半，嘹亮的集合号从团部传来，打断了我的回忆。二十名驾驶员带着装具背包登上了搭有篷布的老解放牌汽车，迅速向团部集结。我站在宿舍门口用敬佩和揪心的目光远送他们而去，直到一股春风把最后一辆车扬起的尘土吹散。抬头看着那湛蓝的天空像碧波荡漾的班公湖一望无边，白云飘过像是远处的雪山倒映在湖中，随风泛起一圈一圈的波纹，像是战友们驾着游艇向彼岸驶去，向阿里驶去！

凯旋归来

战友回来告诉我，他们那次阿里行，来回跑了一个月零三天。他们每天都在路上不停的跑，跑、向前跑、向目的地阿里日夜兼程风雨无阻的跑。

有一天，过库地达坂时遇到了雪崩。五月的天气，白天温度回升，雪山受温度升高影响，最容易发生雪崩，那次他们就很幸运地遇到了。他们在那里原地休息了一天等待清理积雪，晚上就在车上宿营。五月的库地达坂，晚上温度仍在零下二十几度，带的被子根本不管用，他和另外一个战友抱团取暖，把两床被子压在身上，另加两个皮大衣，还冻的瑟瑟发抖，实在没办法他俩就干脆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像刺猬一样缩成一团，靠着大箱板把被子压在身上，头靠着头眯眯了一会。外面的风呼呼地刮着，把车上的篷布吹地一起一伏，整辆车都觉得晃晃悠悠，如果不是实在瞌睡，这就不是睡觉的地方。那天晚上，排长拿着撬胎棒，大概个把小时把大箱板敲一敲，把名字喊一遍，一直坚持到了天亮。

他们带的干粮是压缩干粮和囊饼，压缩干粮不敢多吃，怕吃多了口渴没水。那个年代还没有瓶装矿泉水，只有身上背的水壶，水壶里的水已经所剩无几，因此他们那天就啃了一天干囊。囊，是维吾尔族老乡用木碳烤的饼子很有特色，有大小囊和油囊之分，它的优点是携带方便，不容易霉烂变质。这种囊饼他们走的时候准备了十来蛇皮袋。平时把囊装在挂包里，饿了的时候随时掰上一块塞嘴里，靠唾液来泡软咽下。有的还带了汽油炉高压锅和喷灯，准备在路上煮挂面，准备挺充分但现实很残酷，零下二十几度的环境，手拿不出来，炉子点不着，只能望面止饿，这样的情况会常常遇到。

可困难对他们来说就如走泥丸，他们靠着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心里装着一颗红心带着一股韧劲，报着圆满完成任务的目的，与恶劣环境斗，与高原反应斗，与汽车故障斗，与病魔斗。我们留守人员根本就和他们联系不上，也根本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部队的通讯条件很有限，电话还是那种摇手柄的，想知道山上战友们的情况很难。不过他们每台车上都配了一部单机和脚扣，主要防备路上遇到了困难便于和团部联系。在上昆仑山的路上，沿途都是电话杆，两杆之间的距离大约有百十米。一旦遇到困难，需发出求救信号时，他们就会背上单机踩上脚扣爬上电杆，把单机线搭上去就可以要通信总站，通过总站转接你所要的单位，这就是当时的通讯。

我团并非每年都去阿里执行运输任务。但有好几个高原运输部队常年奔波在新藏线上，他们像昆仑侠客，说走就走说来就来，穿梭于丛山峻岭之间，他们像一个搬运工，把官兵需要的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到点位。他们每出一次车都把脑袋绑在了裤腰带上，谁都无法预料路途会发生什么？车障、洪水、塌方还是高原反应，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随时都面临生与死的威胁和考验。

上下山的"难受”对他们来说巳成家常便饭，一年要跑几十趟。一次"难受"还没有过去，另一次"难受"接踵而至，他们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难受”中来来回回上山下山。好多官兵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难受”中得了胃病、关节炎还有可怕的高原病，也有的在这一次次的“难受”中长眠于昆仑山，魂断雪域高原。

　 六月十七日下午，接团值班室通知，六月十八日下午六点上山部队返回。一个月以来心始终吊在嗓子眼，听到返回的消息后，一下子轻松了很多，总算是把他们盼回来了。

　　下午，我把班长的床铺收拾利索，坐在了停车场上等候战友们的归来。

　 在六点半时，战友们鸣着长长的喇叭声，一辆接着一辆回到了车场。那个车脏的根本就认不出谁是谁的车，好像是从淤泥地下窜出来似的，除了驾驶室的玻璃上留着两个扇形状的瞭望口外，整个车被一层厚厚的泥土桨裹着，像一辆辆迷彩的装甲车。我在车场上很认真的寻找着师傅，怎么都找不到。

　 我正站在地沟上发愣时，听到了那熟悉的的秦腔，"TMD，原来是消声器裂开了，突、突、突…，我还以为是缸盖垫子冲了呢。"顺着声音找去，我旁边的一辆车肚子下面爬出了一个穿着迷彩服的老兵，似曾相识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突然，他朝着我喊我的名字，我迅速跑过去盯着他看了又看，惊讶的发现他就是班长。一个月班长咋就成这个样子了，比出发前老了有十岁。小平头成了杂乱无章的长头发，看起来像刚从草堆中窜出来似的，脸被紫外线晒的黑中透红，胡子拉碴的，嘴唇干裂，翘起的干皮像鱼鳞一样贴在嘴上，一身迷彩服满是油泥，脚上穿着一双粘满机油的黑棉鞋，白白的牙齿也失去了原来的光泽，唯独那笑容还涛声依旧。

看着班长这身行头真是百感交集，两行热泪不加思索地涌了出来，举起右手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和班长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我踏上了阿里路

二十年前，在我的心灵深处播撒了一颗阿里的种子，二十年后终于开花结果了。

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二00九年十月，我从阿克苏军分区调整到西藏阿里改则县人武部工作。

职场上，升职总是高兴的事。一名战士历经二十年，走到了正团岗位，其中的艰辛不是一两句话能表达的，但可以肯定的说，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能少，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知足者常乐，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走到这一步在不易中感到了知足！当我踏着战友们反反复复走来走去的新藏线向阿里出发时，我认定这一辈子和阿里是有缘的是有故事的。

第一次上阿里我乘坐了一辆地方“牛头”越野车，此车的车标酷似牛头，所以叫牛头车。

司机王师傅，他很健谈，黝黑的脸，嘴唇干裂有点发紫，脖子上搭着一条洁白的哈达，虽是汉族人却是藏族打扮。走一路聊一路，我告诉他到了界山达坂和死人沟时告诉我一声。

他笑着说："界山达坂撒泼尿试试？死人沟里想睡一觉？"我笑而未答。

“界山达坂撒泼尿，死人沟里睡过觉”我新兵时就听说了。

死人沟所见

王师傅说：“据说二00二年以前，每年的五月初开山通行之际，在死人沟总会遇到不知什么时候抛锚在此的汽车，拉开车门，看到驾驶室里的司机和同行者坐在那里，面色如初，等到叫无应声，一拉搡，人便颓然以僵死的姿势跌出车外。如果说这些“据说”带有虚拟与夸张的成分，但驻新藏线武警部队八年救助遇险游客三千多人次的“实地报道”，足以让人不寒而栗。”

到了泉水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死人沟最高的地方海拔五千一百米，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还有饭店商店。

为了赶路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我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没有停车，只是放慢了速度。王师傅告诉我：“这里的店大都是夫妻店和兄弟姐妹店，他们在封山前撤回，解封后进入，你看那几顶帐篷就是这里的建筑。”

有四五顶帐篷，大风吹得有点变型，但被周围的铁丝拉的紧紧的，斜而不倒。固定帐篷的铁丝上挂着五彩的哈哒，风已经把它们撕成一条一条，随风飘着。看着如此恶劣的环境，那些撕开的哈哒犹如撕裂的心脏，血还在一滴一滴的流着。

在这么荒凉的地方，还有人做生意，我却连车都不敢下，我又改变了计划，让王师傅把车停在了帐篷边上，我想进帐篷里看看究竟是什么样？

帐篷里用摆着几张桌子，两张单人床，地上堆着米面及一些杂物，货架上摆着饮料烟酒一类，倒也齐全。后厨与餐厅之间扯了一块花布隔开，很简陋。他们的脸蛋红红的，是高原红，风吹的。说话声音沙哑气短，如果不是为了招待客人，他们甚至连话都不愿说，是缺氧所致。他们的手指甲是凹回去的，应该是缺维生素吧。他们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头发有点杂乱蓬松，看着他们真有点可怜，这里应该中国海拔最高的饭店，海拔最高的生意人，海拔高收入不一定高，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来评论，生活充满了无奈，让我无语。

有人说，高原人前三十年是用命换钱，后三十年则是用钱来换命，这一点我深有体会。高原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唯有疾病难料，如果有急病那后果是不敢想象。但他们在用生命为无人区过往的行人，提供简单的饭菜面食医疗方面的服务保障。除了这几十号人，还有许多巨大漆黑的乌鸦，在泉水湖湖边的空地上起起落落……

那天，泉水湖湖面平静无波，湖的那一边是雪山。王师傅告诉我：“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和天气好的时候过这里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天气不好，湖水深蓝色，乌鸦的叫声伴着呼呼北风，一片萧瑟凄凉。在天气好的时候湖水碧蓝，倒映着远处的雪山，一副平和安祥、开阔大气的美。”真是神奇的湖。

过界山达坂

王师傅告诉我：“界山达坂是新藏公路沿途最著名的山口之一。它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东汝乡松西村，高原咸水湖龙木错西南岸，新藏公路K718公里处。”

中午时，王师傅说：“界山达坂到了。”

我们下车后一股刺骨寒风扑面而来，风吹在脸上像小针尖扎一样有些疼痛。十月的界山达坂，白茫茫一片，风吹起了积雪，视觉有点模糊，只能看清脚下的路，远处什么都看不到，我穿着棉大衣暖鞋，寒风不一会儿就从领口、袖口、裤口处袭了进来，风大的似乎要把我吹倒。

我和王师傅站在了界山达坂山口处，他指了指北侧，立有一块黑色大理石碑，碑的正面上方为彩色武警警徽，中央有“区界碑”三个红色大字，下面一行字：“海拔6700M”；最下边两行字：“武警交通八支队”，“二00五年七月一日”。石碑的背面是“情况简介”，全文照抄如下：“国道219线新藏公路区界至萨嘎段1375公里（含普兰支线104公里），线路主要穿过多玛、班公湖、日土、狮泉河、巴嘎、霍尔、神山（岗仁波齐峰）、圣湖（玛旁雍错）、仲巴、萨嘎等地，平均海拔4663米，最高海拔6700米。”

据王师傅介绍，自二00二年元旦起，新藏线由武警交通第八支队接养后，改变了国道新藏线路况较差，冬季不通车的历史，于当年底实现了全年通车。

海拔六千七百米这几个字对许多人来说太恐怖了，它吓倒了许多人，不敢走这条新藏公路。实际上在此处GPS测得海拔五千零七十米，气压高度计测得海拔五千一百米左右。

“为什么达坂山口的石碑已换了几茬，但都写的是“6700M？"我问王师傅

王师傅说："新藏公路初建时测量手段较差，测出的是这个高度，那么，几十年下来，将错就错，碑换了，但高度不变。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可能性。"

他又说：“有一年我送军区一参谋上阿里，他告诉我说，在一九七0年解放军测绘部队进入藏北羌塘与昆仑山无人区开展实地勘测之前，当地并无准确的地形数据。在六十年代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图册》中，新藏交界昆仑山的慕士山标高七千二百米，木孜塔格峰标高七千七百米，并分别被认作是西昆仑山与众昆仑山的主峰。实际上这两座山峰海拔是六千六百米与六千九百米，误差了六七百米。”

他又告诉我：“以前的界山达坂山口的六千七百米高程碑， 多次被旅行者推倒。自从二00五年武警交通八支队在此立了这块重数吨的更加醒目的大理石碑后，争议似乎尘埃落定。二00八年碑上的数字还是六千七百米，二00九年已经涂改成了五千二百四十八米，并把原来的”区界碑“三个字涂改成”界山达坂“四个字，原来的印迹还隐约可见。因为立碑处既不是海拔六千七百米，也不是新疆与西藏两个自治区的区界。"

王师傅百事通一样给我讲新藏线的情况，虽说缺氧有点头疼，但我一直听的很认真。

“实际上新藏公路的最高点是由界山达坂再南行二十三公里的红土达坂，GPS测得海拔五千二百五十六米，武警交通八支队一大队立的标志牌上标明海拔五千二百三十米。红土达坂是芒错与班公湖的分水岭，由红土达坂向南沿着山间河道一路下坡前行八十八公里到日土县多玛乡政府。”

王师傅的讲述好似一个地理老师在上课，头头是道。

让我好奇的是王师傅也带着几袋小尖椒，在界山达坂我反应时，他拿给我几个，吐是止住了，但头疼的厉害，就着冰凉的矿泉水喝了三个去痛片，别无他法，静静坐在那里眯眯着眼睛，看着外面白茫茫的昆仑山。

一路上风尘仆仆，有惊无险，阿里在我迷迷糊糊的睡意中越来越近。

王师傅不停的在播放着《当兵走阿里》，我的灵魂伴随着歌声跨过了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岗底斯山……

走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上，高原的高原上，心里有无数的感慨，还有些愧疚。和徒步走进阿里的先遣连官兵相比，我吃的那点苦不值得一提，和长眠在康西瓦烈士陵园的战友们相比我还活着，我比他们更幸运，更幸福。

后 记

后来，我探家还陆续走了几次新藏乡，对这条公路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沿途要翻三千一百五十米的阿卡孜达坂、四千九百六十九米伯赛力亚克达坂、四千九百零九米的柯克阿特达坂、四千二百六十九米的康西瓦达坂、五千一百七十米的奇台达坂、进入西藏境内，还要翻五千二百四十八米的松西达坂和五千三百八十米的红土达坂等大小四十多座达坂，还要经过三十里营房、死人沟、班公湖、日土县和几个兵站，最后到达狮泉河镇。

新藏线每走一次遇到的困难是不一样的，冬季有暴雪、雪崩冻伤甚至是冻死，春天会有塌方，夏天会有泥石流暴雨洪水，路上处处会有拦路虎，走阿里就和走鬼门关，只有你亲身经历体验了才知道什么是活着真好，有氧气吸真好，有新鲜蔬菜吃真好，和家里天天在一起真好。

当你从四季如春的江南水乡，当你从瓜果飘香的新疆，当你从妻儿老小其乐融融的家里，当你从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的都市走向荒无人烟，白雪皑皑，寸草不生的阿里高原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有人说阿里军人工资高，退休退役金高，你可知道他们的付出？当家人需要照顾时他们在上山的路上，当父母爱人需要陪伴时他们在下山的路上，当家家户户团聚过节时他们正在守防巡逻。他们总不能随叫随到，陪伴已经成了亲人们的奢望！那点俸禄是他们用生命换来养家糊口的生活费，是他们生命的折旧费，是退休退役后生命的急救费，是对家人多年没有照顾的补偿费。什么也不用说，祖国知道我！

有句话说的好，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从来没有什么生活静好，而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作者简介

王景元 山西祁县来远人，祁县作家协会会员、理事。军营摸爬滚打25载，上校军衔，已解甲归田多年。闲暇之余，执一支瘦笔，点缀生活丰富情感，力争使生活过得更有趣更有味。作品收于《昌源河畔》、《从天山到昆仑》和《麓台山文集》。

座右铭：奋斗，唯有奋斗才能拥有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