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青葱岁月

立早

（上图）西安车辆工厂子弟中学六九级九连六排欢送李本民、冯杰、储丙生、范宗生同学入伍合影。

一排左起：葛香君、陈晓华、刘桂兰、孙宪荣、马喜娟、张秀珍、张玉秋、陈珍英、周玉英、王宜珍、戴桂莲。二排左起：刘新珍、陈树稳、魏淑巧、郭淑兰、张玉琴、栗淑芳、张宝珍、王桂荣、杨秀亭、邱海花、石红彦、王水芳、蔡二玲。三排左起：付勤章、李树林、程学安、李本民、冯杰、储丙生、范宗生、陈安桥、史之平、杜治森老师。四排左起：曹培全、宋西顺、边昆贵、吴建华、杨新民、刘歌影、娄安林。后排左起：何金安、何耀华、刘茂林、孙长喜、孙佳良、王丙山、白忠孝。

“文革”印象

1966年，我在西安车辆工厂子弟学校铁二小学读六年级，即将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运动初期还算平静，学校传达室门前有一排报栏，报纸上登了不少批判《三家村札记》的文章，廖沫沙、邓拓被点名批判，这些文章大都暗示他俩背后还有人……后来又看到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吴晗被点名批判……

1966年8月，党的第八届十一次中央委员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有一天，我在宋兆伦老师的办公室里，听宋老师和一个六七届学生谈论时局，他俩对“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简称中的“中”字议了好一会儿也不理解，猜测那个“中”字的含义是说会议是中旬召开的。他俩还对红卫兵到西北局闹革命提出异议，说党中央和下属的几个地方局好比一个圆凳的几个腿，每个腿的好坏毛主席和党中央肯定是知道的。

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中，我家人对哥哥得的奖品《战国故事》书进行了议论，觉得也像“四旧”的范围，将这本书投入火炉烧掉了。

不久，铁二小学也开展起批斗会，但限于老师的范围。有一天，我路过一间教室时门突然开了，只见一个女老师声泪俱下地批斗董守富校长，董校长愣愣地立在教室中间，眼睛布满了血丝……眼前的情景令我大惑不解，平时看到老师很尊重校长，关系很融洽，怎么有这么大的仇恨呢？

车辆厂子校的红卫兵组织

车辆厂中学最初的红卫兵组织是校方成立的，各班还选举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后来，被说成“保皇派”解散了，说来还有一个故事：西安市一些校方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去西北局闹革命，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接见了他们并讲了话，中午还给每个红卫兵发了两根麻花吃……这个事件发生后，校方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被嘲讽为“刘澜涛的麻花兵”溃散了，学生们开始自发地成立起红卫兵组织。

我们铁二小学六年级一些同学也模仿中学生自发成立了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有个同学从北京回来开了眼界，提出了一个新颖名称：“少年铁血”……红卫兵组织成员都佩戴红袖章,为了显气派，袖章做的一个比一个宽。我在三桥街曾见一个人的袖章印着“红外围”三个字，猜想他的家庭出身是中农。

各个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向学校领导要办公室，学校领导怕落下“压制革命”的罪名，有求必应，将教室、教师办公室分给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还到学校总务室领取纸张笔墨、蜡纸钢板等文具，学校领导也尽量满足。有两个同学提出买一台32元的油印机，当时，超出30元要开支票，总务室的孟师傅给他俩开了一张支票，怕他俩遗失，叮嘱他俩说：支票的金额是无限的，买一架飞机都行。没想到这句话激发了这两个同学的购买欲，他俩在西大街一家文具店不仅买了油印机，还买了大量纸张文具，几乎把那家店子买空了……东西拉回来后，孟师傅傻了眼，只得向工厂财务科报告，财务科负责人匆匆来到学校，经过商议做了统筹处理，将这批纸张文具分给了子弟中学和铁一、铁二两个小学。

当时，小学红卫兵也写不出什么批判文章，多是收集社会上的传单，根据自己的口味转抄，或是抓住老师讲课时只言片语口误上纲上线。有一次，上美术课画天安门，一个同学用颜料太重，把天安门涂抹的红彤彤且出了画线，高凌云老师看到后皱着眉头说：你画的太糟心了，天安门城楼像失火了一样。就为这句话给高老师贴大字报。后来，各个红卫兵组织间有了裂痕，相互用语言和文字攻击对方，随后又演变成“打砸抢”，一般都是在夜间偷抢对方的物品，于是，有的红卫兵组织晚上安排人睡在办公室看守物品，有的红卫兵组织把办公室的物品转移到同学家里。

当时，我们的年龄才十三四岁，没有参加风行全国的大串联活动。

此时，社会上已出现停课闹革命现象，车辆厂子校也乱起来，一些调皮的孩子手持铁棍将教室玻璃一块块捣碎，桌椅板凳也被砸坏，看了很心疼……我们中断了学业。

面对越来越乱的形势，爸爸妈妈忧心忡忡。有一天，我看到爸爸妈妈唉声叹气谈论局势，我脱口说道：不要担心，有我们红卫兵呢！爸爸妈妈愣愣地看着我，不知说什么好……

复课闹革命

1968年，车辆厂子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我在子弟中学的录取榜上找见自己的名子后喜出望外，原以为我们的考试成绩资料都丢失了。报到那天，不知哪个同学在二班教室的黑板上写了“姑娘好像花一样，小伙子心胸多宽广”一段歌词，令我很兴奋，这样的语句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是罕见的……中断了近两年的学业又开始了，跨入铁中大门，心里很激动。

车辆厂子校的班级按照军事化编制，六九级被编为九连，我们班被编为九连六排。校址起初在西安车辆厂十字东北角，后来又迁到东工地住宅区东头。学校没有大会议室，召开全年级大会时，都是在车辆厂俱乐部前厅，同学们席地坐在水磨石地上……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编者按中有毛主席亲笔加的一段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段话成了那个时期各类学校办校的指导思想。

当时，原有的教材被批判了，上学没有课本，只发一些油印的讲义，虽然开设了数理化、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课程，但侧重学工、学农、学军和参加政治运动，学习文化课、写作业、考试没有压力。我们也学跳“忠字舞”，班主任杜治森老师把舞姿优雅的关兴坡老师请到我班教室教我们。

学校曾安排我们到三桥后卫寨农村支援夏收，还组织我们学军，背着被包徒步到咸阳民族学院参观“西藏和平解放成果展”，来回走了七八十里路，两条腿疼了好几天。这次活动还有个插曲，当时在咸阳民族学院的教室里住了一宿，一些调皮的男生起夜不去厕所，尿在痰盂里……对此，王祥老师在全年级大会上提出了严厉批评，引用了“江河横溢”词语……

学校复课闹革命后，学生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不复存在，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领导机构为红卫兵团部，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参与领导。将表现好的同学逐步吸收到红卫兵组织中来，佩戴红卫兵胸章，如胸章遗失了，补发一个0.15元。红卫兵团部和各连的指导员组织安排红卫兵组织开展活动，如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打扫厂俱乐部卫生、帮助蔬菜门市部送菜、到职工食堂帮炊事员摘菜、修东工地住宅区马路、捡废品、维护社会秩序、慰问军烈属等。

当时，西安市的一些中学不仅有红卫兵组织，还恢复了共青团组织，我到襄渝铁路工地后得知，开关厂中学、十五中学的个别战友在学校时已入了团。

“工宣队”进入学校

1968年7月27日，北京60多家工厂抽调人员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随后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社论。

不久，车辆厂组建的工人宣传队进入车辆厂子校。工宣队参与学校的领导，侧重抓师生的思想教育，维护教学秩序，给各个年级选配了指导员，作形势报告，上政治课……

当时，毛主席把非洲朋友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宣传队，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车辆厂还举行了隆重的迎接芒果仪式，我当时对这种做法的政治含义还不理解，心想，芒果是送给首都工人宣传队的，怎么又送到车辆厂了呢？后来才知道芒果是复制的。

有一次，工宣队的张队长在俱乐部前厅召开的年级大会上给我们讲述了工宣队进驻某大学的情况，他说，一个工宣队员与大学教授谈话时发生了争执，无论怎样开导那个教授，他的思想都不通，情急之下，那个工宣队员扇了教授一记耳光，那个教授的思想顿时“清醒”了，不再争辩了……我听了张队长的讲话感到很迷茫，打人究竟对不对呢？

工宣队在学校进驻了很长时间，我们赴襄渝铁路工地时，工宣队的李师傅还把我们送到铁路工地。

担任班干部

我们班的班干部不是选举产生的。中学迁到东工地住宅区东头的学校后，有一天，班主任杜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和我聊起班里的事，他话头一转说：你当咱班的班长吧。我说：咱班没进行选举，我怎么能当班长呢？杜老师不容推辞说：不用选了，我任命你为班长。

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硬着头皮走上讲台领着同学们早请示。早请示的方式是这样的：右手举着《毛主席语录》本，先领头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随后领唱一首革命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记得有一次领唱《敬爱的毛主席》，嗓子没打开跑调了，同学们一阵哄笑后还是跟着唱了起来……

当上班长后，就想为班里做些事，我看到其他班给教室的墙壁上张贴标语口号，我也想起一句当时喊的很响的口号：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听说学校门卫曹师傅能写大字，我带着笔墨红纸去传达室找他，经我死缠硬磨他才答应写，本想让他刀下见菜，他让我过两天来取。我把这条标语钉到教室的后墙上后，又琢磨起教室前方毛主席画像两旁的标语，当时觉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语句太平淡、过时了、不够革命，但也想不出更好的词句，我把这个困惑跟杜老师说了，他一时也想不出写什么语句好，最后还是选用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语句。

那时，杜老师已结婚，爱人在甘肃平凉一家医院工作，每年要去探亲，我们班偶尔会出现没老师上课的局面，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找隔壁七排的班主任王祥老师，他总会分出身来兼顾一下我们班。

班主任找我谈话

中学时期，班主任杜老师在教师办公室单独找我谈过几次话。一次是问我是不是说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用”的反动话。我回答说：我和同学说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落实在行动上，否则学习没有用。听了我的回答杜老师没再说什么。还有一次谈话令我很意外，杜老师笑眯眯地问我是不是收到过女同学写的情书，我的脸腾地红了，急忙摇头说没有这回事，杜老师看我一脸无辜的表情没再追问，他收敛了笑容叮嘱说，学生时代不能谈恋爱。有一次谈话很严厉，杜老师追问我是不是收听过敌台广播，我如实向他讲述了有一次去一个外班同学家玩，他正在拨弄收音机……杜老师叱责我为什么和这类人搞在一起，令我与他断绝来往……杜老师不是吓唬我，当时，学生犯错如被上纲上线是要被关进“学习班”的，有一个同学为班里写了几条标语张贴在教室的墙壁上，后来这个同学与班干部闹了矛盾，他手举点燃的扫帚将自己写的标语付之一炬，这下闯了大祸，被关进车辆厂的“学习班”。这个同学被关了一段时间才放出来，他妈妈哭的很伤心。这个同学对我说，“学习班”里根本起不到学习教育的作用，把他和成年人关在一起，吃喝拉撒睡在一个房间里……晚上睡觉时，那些成年人就讲些乌七八糟的段子……

开展大批判

我们六排曾在一进校门右侧的平房房头办过一期大批判专栏，将同学们写的针砭时弊的小评论贴在上面。小评论内容不针对具体人，没有火药味，如批判“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等论调。没人会画报头，史之平同学自告奋勇说他爸爸会画，我就到他家找史大叔画报头，他爽快答应了。史大叔画了一幅彩色工人半身像，戴着前进帽，剑眉上扬，挽着衣袖的胳膊格外粗壮……

按照学校安排，我们六排召开过一次批斗会。那天下午，第一节课快上课时，杜老师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下午课不上了，开批斗会。并说老师不参加，让我主持批斗会，说着递给我一页被批斗人名单，我看了名单感到很为难，这两个同学平平常常，够不上受批斗啊！杜老师说其中一人家庭出身地主，自由散漫；另一人有劣迹……杜老师不容置疑，让我立即回教室开批斗会。我说：即使让我主持批斗会，老师应先讲几句话。

杜老师来到教室，讲了开场白后离去了。在这次批斗会上，我主持批斗了杜小白、张友生两位同学。回首往事，我感到很内疚，应当向这两位同学诚恳道歉，遗憾的是这两位同学都不在人世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次批斗会的看法也有了变化：最初，是对老师不参加批斗会、让学生斗学生很愤恨，出了事谁负责？后来又意识到，老师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怎忍心出面批斗十几岁的学生呢？老师不参加批斗会，其实是对大批斗运动的消极抵制；当年的大批斗运动是大势所趋，不是哪个老师、校长可以左右的……

欢送同学参军入伍

参军入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青年梦寐以求的夙愿。中学期间，我们排有五位同学应征入伍。

刘淑荣同学是1969年上半年入伍的，走的很匆忙，排里也没有合影留念，听同学说，她临走曾到一些同学家道别。

1969年底，冯杰、李本民、储丙生、范宗生同学又应征入伍，全排同学合影留念，给他们胸前戴上大红花。李本民同学离家时，我和几个同学去送行，李本民临出家门失声哭了……我心里想，当兵多光荣啊，哭什么呢？

得知当兵的同学在西安西站集结乘车，下午放学后，我和曹培全、吴建华、杨新民、边昆贵等同学骑自行车赶到西站送行。当兵同学乘坐的是闷罐子车，天色渐黑，也不知他们在哪节车厢，我们边喊边找，总算找到了……出乎意料的是，当兵同学的情绪都很低沉，他们默默地呆在车厢里很寂静……我原以为他们奔赴军营会兴高采烈有说有笑……回味往事，这些当兵的同学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离别爸爸妈妈、老师同学去遥远陌生的地方，怎能不难过呢？

这些同学到军营不久就来信了，还寄了军装照。春节就要来临了，曹培全同学提议到入伍的同学家里看望一下，那时也懂得不能空手去，大家商议买些年画，可钱从哪里来呢？最后商定发动同学们凑钱。我到张宝珍同学家凑钱时，她的爸爸妈妈没在家，她从里间屋的柜子里取出一叠角币，赞助了几角钱。我对张宝珍同学的举动很佩服，不仅是她赞助了钱，而是她能帮着爸爸妈妈操持家务了，那时一角钱能买一堆西红柿，几角钱能买一斤肉，她取出的一叠角币不是私房钱，而是家中的生活费。而我家的生活费锁在柜子里，我是不能触摸的。

冯杰同学家在部队七四零仓库附近，我们是下午放学后去送年画的，冯杰的爸爸妈妈十分热情，拦住我们不让走，请我们吃了一顿晚饭，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们几个同学送了价值几毛钱的年画，却吃了人家一顿饭，这算是谁慰问谁呢？

我们六排当兵的人不止他们五人，走上工作岗位后，何耀华、田建国同学也进了军营。田建国同学挺坎坷的，他上中学期间全家被遣送回老家……我和田建国聊过返乡的日子，我以为他家人在老家会受歧视，他说乡亲们很淳朴，没有受歧视的感觉。“文革”中受磨难最多的是范宗生同学，他爸爸是车辆厂保卫科长，一天夜里，造反派到他家抓他爸爸，他爸爸听到动静乘机从后门翻入隔壁邻居家院子……他和爸爸逃到临潼后，没钱没粮票，过了一段流浪的日子……

加强战备挖防空洞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入侵我国珍宝岛，袭击中国边防部队巡逻队，打死打伤我军战士6人。中国边防部队奋起反击，将入侵苏军逐出珍宝岛，由此展开了珍宝岛争夺战。为了防备苏军扩大战争投掷原子弹，我国城镇居民到处挖防空洞。

车辆厂的职工、家属、学生也行动起来。我们六排的同学们参加了两处防空洞的开挖，一处在车辆厂十字东北角的中学校内，防空洞口上方架着用几根粗竹竿制作的简易吊架，将洞里挖出的土一筐筐吊出来。那时侯的孩子们长得大都瘦小，虽说十五六岁了，体重不足百斤的大有人在，别说女同学，就是男同学也不是人人都能操作这个简易吊架的，往往要两个人合力才能将一筐土从防空洞里吊出来。陈树稳同学长得高大，她独自一人就能将一筐土吊出来，并且不显得很吃力。当时，我们排的同学分别在东西两个洞口施工，不知何因，东边洞口没有女同学。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西边的洞口干劲大、进度快，东边的洞口进度慢、牢骚满腹，有人讥讽西边洞口“风景好”。另一处防空洞在东工地住宅区东头与学校西围墙之间，这处挖的是一米多宽、两米多深的明沟，沟里的人用铁锨将挖出的土扬到地面上，地面的人用铁锨将土挥铲到大土堆上……明沟挖好后，砌砖封顶然后填埋，封顶时留有透气孔，从地面上看，隔个百十米有个四五十公分高像碉堡一样的透气包。当时挖防空洞没有报酬，同学们依然干的热火朝天，一个个像土人似的……

当时家庭也挖防空洞，我和娄安林同学想着范宗生同学参军了家里缺劳力，跑到他家去帮忙，范大妈很感激，说防空洞已挖好了。当时，东工地住宅区各家都是在平房后门自垒的小院里挖防空洞，其实也就是垂直挖一个直径四十多公分两米来深的洞，底部侧面掏一个不深的窝窝……我们赴襄渝铁路工地时，范大妈还念及这件事，给我和娄安林每人送了一个搪瓷缸。

车辆厂开挖防空洞还出了一次事故，一位青年工人被塌方埋住了，因抢救及时幸免于难。这位青工被救出后被树为先进模范人物，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组织“忆苦思甜会”

为了深入领会毛泽东思想，我和几个同学成立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家在三桥火车站的何金安同学独住一间小屋，我们晚饭后就到他的小屋学习。杜老师把这件事向学校领导汇报了，有一天晚上，郭汉杰校长来到我们学习小组，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鼓励我们好好学习。

那时盛行“忆苦思甜”教育，我和刘桂兰班长商议也搞一次，准备请车辆厂一位苦大仇深的师傅给我们学习小组讲家史，可是何金安居住的房间太小了，家住三桥车站的邱海花同学热情很高，说她家有间大些的空房，会场就选在了她家。学校领导得知这个消息后，对我们的设想给予了肯定和表扬，但提出不宜在家中开忆苦会，把会场改在了学校教室，并让五排和我们排的同学一并参会。邱海花同学得知后心情有些失落，她家为收拾房间费了不少劲儿，还用白纸把墙壁糊了一下……

那时兴吃“忆苦饭”，我和刘桂兰班长商议蒸些豆腐渣菜窝头发给与会人员。栗淑芳同学认识豆腐房的人，同学们凑了些钱让她负责买豆腐渣。使用什么菜，也进行了商议，既是忆苦饭，就不能用白菜心，到菜市场收集人们扔掉的白菜帮子或剥同学家的白菜帮……一个同学家的大白菜被剥的太狠了，他妈妈动气了……栗淑芳同学很有担当，不仅买来了豆腐渣，还说就在她家蒸菜窝头，令我喜出望外……蒸菜窝头那天，同学们忙案头锅台，我拉风箱，一连蒸了好几锅，有上百个菜窝头。

那天晚上，“忆苦思甜”大会在中学一间大教室举行，黑板上庄重写着“忆苦思甜大会”六个大字，教室里坐满了人，场面很壮观……我暗自思衬自己当初的设想太幼稚了。作“忆苦思甜”报告的是车辆厂罐车车间一位师傅，他给我们讲述了解放前的苦难家史……当他讲到家里因生活所迫把小妹妹卖给他人时泣不成声，我们也跟着心酸落泪……有人带头呼起了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万恶的旧社会！突然，我身后响起悲凉的《江河水》曲子，回头一看，五排的郝长伦同学正挥臂拉着二胡，他拉了一段儿曲子就中止了，忆苦会中断了片刻又继续进行……会后，有同学埋怨说不该呼口号、拉二胡，冲淡了悲苦的气氛；也有人说忆苦会呼口号、配上音乐挺好的。忆苦会结束后，我们给与会者每人发了一个豆腐渣菜窝头。

到车辆厂参加劳动

中学时期，我们六排到车辆厂参加过两次劳动。

第一次下厂劳动，是1969年雪花飘飘的季节，我和陈安桥几个同学被分到罐车车间大炉组，四排邵秀琴同学的父亲——邵师傅来接我们，他见了我们直摇头，嫌个头小。一排葛有利同学的爸爸——葛师傅也在大炉组，和我们很有共同语言，他说起儿子眉飞色舞……

那时，班前操跳“忠字舞”，在高音喇叭播放的《敬爱的毛主席》歌曲声中，职工们翩翩起舞。

班前会在一间休息室里开，休息室里散放着一些“清理阶级队伍”内容的小册子……先由一位姓毕的青年女工读一阵儿报纸资料，然后由班长安排工作。

当时，工厂两大派群众组织已实现大联合，但班组里时常还有小摩擦，有一次，开天车的丁师傅移动天车时，吊钩垂的较低，从一个对立派职工的头顶掠过，那个职工非常气愤，向班长告状说丁师傅谋害他。我那时还不知轻重，认为天车速度那么慢，即使吊钩碰到头上也无所谓。

大炉组的主要工作是压制油罐车的两个圆形堵头，第一道工序是将圆形钢板送入大炉堂里烧的通红，然后送入油压机下压制。我跟着师傅学摘吊钩，就是天车将压制好的产品吊到地面上后卸下吊钩，看起来简单，干起来很不容易，因为压制出来的工件温度非常高，令人难以靠近，摘吊钩时面部不敢面对工件，要尽力将脸拧向一边，斜着眼、用带着帆布手套的双手瞬间将吊钩摘离，如果一次没有成功须退回去休息片刻，否则工作服会被烤焦。待工件冷却后，再用自动焊枪割齐毛边就是成品了。

1970年春，学校又安排我们六排到车辆厂参加劳动，我被分到货车车间，跟着任师傅维修刹车制动风缸。我以前接触的工种没啥技术含量，对制动风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穿着爸爸的工作服参加劳动，身上蹭的油糊糊的，我穿着这身工作服上下班，觉得自己和工人阶级差不多了，感到很神气，隔壁的刘大妈还以我为例，数落自己的儿子劳动态度不端正。

下厂劳动快结束时，杜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给六排写一个下厂劳动总结。于是，我中断劳动到同学们的劳动点去采访，了解同学中的好人好事、突出事迹、心得体会……邱海花等同学在机械车间参加劳动，她们服从安排、尊重师傅、工作积极主动，超额完成了分配的任务，她们的事迹上了车间黑板报，当时，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刚发射成功，报道说她们“放了一颗卫星”……我觉得这个事例非常好，写进了总结里……

我花费了三四天时间写好了下厂劳动总结，杜老师看了挺满意，让我依照这个总结做好汇报准备。下厂劳动总结汇报会是在六九级教师办公室进行的，工宣队指导员、各排的班主任和班长参加了会议，我依照写的总结作了汇报，被一次通过。三排的汇报内容与众不同，他们汇报的是到麟游农场劳动锻炼的情况。

贫乏的文娱体育活动

中学时期，很少开展全校或年级性的文娱体育活动。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普遍差，买乐器、会乐器的同学凤毛麟角。但有文艺细胞的同学们时常迸发出青春活力，二排的柳燕同学教同学们跳“忠字舞”，一首歌曲能跳出几种花样；七排的毛文丽、李惠敏同学活力四射，时常在年级或班级会议召开前的间隙即兴表演一段欢快的双人舞，像两头活蹦乱跳的小鹿……

我们排的同学曾在车辆厂职工食堂餐厅排练过《丰收舞》、《雪山升起红太阳》两个舞蹈，参加人员有邱海花、陈晓华、戴桂莲、蔡二玲、葛香君、李本民、田建国、杨新民、何耀华、娄安林等人，没有乐器、音响，也没有人教，大家模仿自己看过的节目进行排练，自唱自跳。跳《雪山升起红太阳》舞蹈时，我和蔡二玲同学并排，每次起跳她都催促我唱过门儿。排练《丰收舞》时，葛香君同学跳的最投入，额头沁出细汗，两条长辫随身舞动……以致四十八年后我们排同学第一次聚会，我和葛香君同学又表演了《丰收舞》，她翩翩起舞，我吹口琴伴奏，同学们有节奏地击掌打节拍，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那时家庭条件差，为了买一把3元钱的口琴，我和妈妈闹了一个星期才如愿以偿。戴桂莲同学在排练时有些心神不宁，过一会儿就要张望一下食堂悬挂的钟表，生怕误了市郊车。戴桂莲同学家住咸阳，每天乘市郊列车早来晚归，是同学中最辛苦的一个，中午在教室啃些干粮……戴桂莲同学歌唱的好，曾在年级文艺汇演中独唱了一曲《延安儿女心向毛主席》。说起排节目，还有个小插曲，班里一个男生对排练节目的同学品头论足，郑重其事向杜老师建议说：参演人员的容貌一定要端庄，否则会把观众吓跑了……他的这番话把杜老师逗得昂头大笑……

中学时期，体育课内容很单调，多是走队列、跑步，不仅体育活动开展的少，也没有什么器械，我和魏家栋、杨新民、吴建华、边昆贵等同学凑钱买了一个皮球，常到厂门口东南侧的篮球场打球。放学后，一些男生喜欢练拳击、摔跤、举重……刘歌影同学打拳击、摔跤都很出众，敢跟老三届同学过招……

中学时期，开过一次年级运动会，事前进行了选拔，我们排跑的最快的要数曹培全同学，女生中的佼佼者是刘桂兰班长。

在年级运动会开幕式上，进行了队列表演，六九级各排自成一个方阵，同学们服装统一、步伐一致、精神饱满、口号嘹亮，充分展示了六九级的精神风貌……这不是表象，当时，在车辆厂子校各年级中，不论是课堂纪律还是学习风气，六九级都是最好的。对此，工宣队的彭师傅百思不解，他不止一次说：我们把高年级大孩子都管好了，为什么管不住低年级的小孩子？

告别学生时代

1970年8月下旬，年仅十六七岁的我们开始告别学生时代，继155名同学（其中男生131人、女生24人）响应祖国召唤奔赴安康襄渝铁路工地被编入铁道兵学兵连后，其余同学陆续进了工厂、商店、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