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在革命的年代,两个人能够相遇、相知并走到一起,通常事先有着一场千里追寻却又似不可理解的遇见,然后才是相同道路上的相互依偎和信赖,进而有了被共同信仰凝结在一起的相濡以沫的浪漫。经历过风雨,在岁月的光辉里,这种浪漫往往会呈现出一种伟大人格的感染力,赢得后世的尊敬和爱戴。王季青,王震将军夫人,和王震将军走过一生,就是因了这种在革命年代才有的浪漫。如今,她虽只为人们留下了一些可以缅怀的“小事”,但却独立、质朴、鲜活并且感人。</h3></br><h3> <h3>王季青1913年生于一个小商业资本家家庭,沈阳人,幼年丧父,“九·一八”事变后随母亲流亡北平,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历史系。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于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她基于满腔爱国热忱,从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奔赴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线,到晋西北参加了八路军。</h3></br><h3>此时,王季青已经24岁,和从北平、天津等地来的几位学生一起被分到了120师,她在师部政训处当宣教员。王震时任359旅旅长兼政委,已经29岁,但还是个单身汉。24岁的大姑、29岁的小伙子,在那个年代里都是老大不小了,120师首长便想将王季青介绍给王震。首长们极力撮合,但王季青仅见过王震一面,那是她一次去师部的路上,看到王震旅长和师首长在一起谈笑风生、英姿飒爽。虽然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但王震旅长给王季青留下了很好的印象。</h3></br><h3>有天,师里开会,王震骑马赶来,远远看到师首长在门口迎候,便勒缰下马快步上前,向师首长一一人敬礼、握手。王季青也在其中,王震同样向她敬礼、握手,让她受到了师首长的“待遇”。随后,王震发现事情有些不对,想问师首长是怎么回事,但师首长却鼓起了掌。王震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被师首长的掌声弄得莫名其妙。</h3></br><h3>散会后,师长贺龙特意将王震和王季青留了下来,直截了当:“怎么样,二位,都老大不小喽!我看你们一文一武,文武之道,蛮般配哩!”王震这才知道首长是要给自己介绍对象了,红着脸打量了王季青一眼后,脱帽搔着头皮说:“就是啊,今年都我29啦!”王季青不说话,只是在笑。贺龙又问她:“要不要我们帮你对这位旅长做进一步的考察?”王季青羞羞答答,不过很快便说:“组织上已经考察他这么多年了,还用得着我考察呀!”贺龙大笑了起来:“好啊,就让我来做你们的红娘!”</h3></br><h3> <h3>几天后,岢岚河畔,一户简陋的农舍,王震和王季青举行了婚礼。这就是革命年代的爱情,他来得那么迅速,甚至在简单的婚礼中还有迅雷不及掩耳的热烈,但它和我们今天的“闪婚”完全不同,注视着它的除了组织的强大眼睛,还有两个在相同道路上生死与共的革命信仰,因此,它是坚不可摧的,持久而温馨的。主持人关向应说:“志同道合者一见如故,才有这战场上的‘罗曼蒂克’。”新郎王震听后干脆幽默:“么子‘蒂克’,这叫‘速战速决’!”</h3></br><h3>岢岚河卷起朵朵浪花奔腾不息,即今山西岢岚、兴县境内之岚漪河。源于岢岚县东南,西北流经县城南,又西流至兴县西北入黄河。《寰宇记》卷50岚谷县:“岢岚河在县东,水从岚州宜芳县走马岭下流出,去县四十里,西入合河县界。”在那个年代里,见证了王震和王季青的爱情。在河畔那间简陋的农舍里、在新婚当天的夜里,王季青向王震倾诉了自己的家事、身世和投笔从戎抗日救国的一腔挚诚。王震感慨地说:“就凭你这个大学生,一个女同志,不辞劳苦来到抗日前线,这就很不简单!嘿嘿,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缘分!”</h3></br><h3>第二天,王震就要回359旅,王季青很是不舍,贺龙看了出来,笑着问她:“季青同志,你现在嫁给了王胡子,他是359旅旅长,你嫁给他就等于是359旅的人了,还要留在师部工作吗?”王季青看了岢岚河一眼,看了河畔的那间农舍一眼,河水还没有从她的掌心流过,农舍还没有被她住暖,她说:“那我就去359旅吧!”就这样,她成了“359旅的人”,开始了对王震一生的追随。</h3></br><h3> <h3>婚后,聚少离多,王震和王季青很快有了三个儿子,他们在枪炮声里将自己的这三个儿子取名王兵、王军、王之,“之”本义是“到某地去”的意思,让他们的名字都有了军人的气质。1944年10月,359旅执行南下作战、开辟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王震率领部队克服重重艰难险阻,长途跋涉,英勇转战,途经8个省份,跨越半个中国,跋涉两万余里,先后突破敌人100多条封锁线,英勇战斗300余次,于1946年秋胜利返回延安。这一壮举,被誉为“第二次长征”。</h3></br><h3>临行前,王季青为王震打点行装,特意把羊皮缝制的护膝塞进王震的挎包,她的心里一直放心不下丈夫那你这条受伤的腿,尤其是在天冷的时候。王震像个没事儿人一样地对她说了句“等着我回来”,便策马扬鞭消失在了滚滚黄尘中。牵肠挂肚的等待随即开始,总伴着让人忐忑不安的消息,她随时都在担心着南下部队陷入绝境……终于,有一天丈夫回来了,胡子留得老长,见到她只是嘿嘿地笑着,对九死一生的经历只字不提。她说:“也不知道刮胡子……”随后,一行滚烫的泪水从脸颊滑落。</h3></br><h3>1949年,王震率部凯歌进新疆,王季青随丈夫从酒泉乘机飞往迪化(今乌鲁木齐)。在新疆,组织派王季青等人作为代表接管新疆学院,并立即着手对学院进行全面的整顿和调整,后又更名为新疆民族学院。1950年10月,新疆民族学院院务委员会成立,王季青任秘书长。1951年,王季青调任新疆军区俄文专科学校校长。进疆部队在剿匪反霸,开发、建设和维护祖国边防的同时,本着“不与民争利”的基本原则,在荒漠之上营建起了一座座的绿洲,王季青也为新疆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h3></br><h3> <h3>1953年王震担任铁道兵司令员,王季青回到了北京。在众多职位的选择中,她以行政十二级职位出乎意料地选择了一所普通中学,当了校长。这所学校始建于1901年,前身是“笃志学堂”;1949年,改名为“北京第八女子中学”;1972年,改称“北京市第一五八中学”;1996年,更名为“北京市鲁迅中学”。</h3></br><h3>就任女八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后,王季青把教学质量作为学校的中心工作来抓,亲临一线,听课、辅导,亲自批改作业,并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办好一个学校。”但由于当时北京市师资奇缺、教学质量差,第二年市教育局组织统一考试,女八中高二年级的数学考试一半以上学生不及格,初二年级八个班及格者不足十分之一。王季青意识到教师的重要性,招贤纳士,甚至把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也吸收到了女八中教师队伍中,让他们在本职岗位上人尽其才,为教育事业做贡献。陈漱渝便是其中之一。</h3></br><h3>陈漱渝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62年毕业,但因为父亲在台湾,成了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在毕业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一直找不到工作。那段时间,用陈漱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白天靠图书馆里的古书“麻醉”自己,晚上经常在昏暗的路灯下幽灵般的游荡,感觉自己的生命像是“刚走出一个寒夜,又走进一个寒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陈漱渝意外地收到了女八中的录用通知。</h3></br><h3> <h3>陈漱渝说:“迈进石驸马大街那座灰砖红栏、建筑古朴的校园,第一个接见我的就是身穿灰布制服的王季青校长。她给我安排完工作,又来到西小院我所住的男教师单身宿舍。她摸摸我的被子,发现棉花又稀又薄,便叮嘱总务科补助我一床新棉被,而且指定一位女职员帮我缝上,使我暖暖和和度过了在北京工作的第一个冬天。”</h3></br><h3> <h3>不仅如此,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办好学校,王季青还常常牺牲休息日,来到学校食堂,和单身的教师们一起包饺子,改善他们的伙食,让因为休息而“无处可去”的他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甚至在一些重要的节日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家里去。陈漱渝说,中秋之夜,王校长还特邀我们这些住校的教师到她家里去聚餐。在她翠花胡同寓所的葡萄架下,我们边吃月饼边赏月,完全消除了离乡背井的孤独寂寞。</h3></br><h3>在这种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柔情的关爱里,女八中教职员工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教学质量提升很快,1959年,高中毕业生几乎全考进了一类大学。至“60年代初,女八中初中升学已达到了北京市一流水平,超过了女三中、女九中、女六中,略低于师大女附中”。作为一流中学,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人才。</h3></br><h3> <h3>在这个过程中,王季青默默地付出,很多人都知道她是王震将军的夫人,但她总是低调处世,基本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很少以将军夫人身份参加政治和文化活动。不走后门,不搞特殊,甚至从来不用王震将军的公车,始终扮演着思想和人格独立的知识女性的形象,始终都是一位严于律己的“老校长”。直到1965年才因为王震将军身体不好,调至农垦部,离开了为之付出11年心血的女八中。</h3></br><h3>1978年后,王季青曾陪王震将军到新疆视察工作,但很少公开露面,媒体上基本没有关于她个人的公开报道。期间,她以教育部中教司巡视员的身份,走访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调研,提出了迅速发展普通教育的许多宝贵建议,直至退休。如此,王季青在教育战线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奉献了自己大半生。</h3></br><h3> <h3>1993年2月6日,王震将军特地找人买了一个“祝老伴生日快乐”字样的大蛋糕,为王季青做80大寿。在烛光里,白发苍苍的王季青默默许愿,除了让将军身体尽快康复,心中放不下的仍是穷困地区的儿童。但没想到的是,仅仅在一个多月后的3月12日,王震将军王震将军却因病情恶化,在广州病逝。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有人建议去新疆建设兵团筹集一些钱,为王震将军拍电视剧,王季青反对,她说,如果能筹到那么多钱,还不如将钱捐给贫困地区的学生。她还说,兵团也困难,职工们的工资偏低。甚至,王震将军刚离世时,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她,觉得前来悼念的人送来的鲜花、花圈有些贵,尤其是鲜花花钱很多,容易凋谢。</h3></br><h3>在陈漱渝的回忆文章里,述说了一个关于王季青的一个细节:有一年,王季青在深圳疗养。那时,她已经不能走路了,坐在轮椅上的她被学生推着,到了一家超市。学生想让她在超市里逛逛,散散心,她却告诉学生,自己想买两千个笔记本、两千支签字笔、两千支圆珠笔。学生说:“要这么多本子和笔做什么?”她说:“准备寄赠东北的贫困儿童。”陈漱渝说:“当时,她(王季青)每月退休金只有一千多元,但她心头记挂的还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青少年一代。”</h3></br><h3>崇高吗?伟大吗?在先辈革命者的境界当中,崇高和伟大就在这平凡些微的小事里!2007年12月24日,王季青老人去世,家人遵照她生前的要求,没有发讣告,没有公布治丧机构,没有开追悼会,没有公开报道。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就像人们对老人默默的怀念,虽然现场没有鲜花,但鲜花却开在了人们的心里,美丽芬芳,高尚优雅。</h3></br><h3> <h3>本文图片来自网络,参考了陈漱渝《永远的温馨:忆我的老校长王季青》(人民政协报,2008-03-24)宋凤英《王震与王季青的风雨情感路》(党史博采,2008年)等史料,感谢原作者!</h3></br> <a href="https://mr.mbd.baidu.com/r/ib7wwEhd1m?f=cp&u=4b8799e688056bf9" >查看原文</a> 原文转载自mr.mbd.baidu.com,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