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八

凌永宁

　　1970年，一个平凡的年份，尽管这年我将满18周岁。没有浪漫，因为整个中国还处在文革的漩涡中。没有激情，因为我已经做了一年多的新农民，每天的劳作生活平凡且实在。不同的是，前两年是回南京过春节，这年的春节要在乡下过了，因为父母及两个弟弟已经下放泰县农村，南京已经没有家。

春节前，回到父母在泰县农村的家中。泰县和我插队的宝应同属里下河地区，耕作习惯、民风民俗相差不大，只是这里的河道更宽大，村庄更集中，所以，很多农田离村数里路，下田劳动要带上中饭、集体坐船走很长一段水路。

年三十，我小弟弟也随学大寨的人们下田去了，收工回来的路上却把铁锹掉进河里。一把铁锹今天看算不上什么，可是当时是重要的个人劳动工具，随意丢失是不光彩的。我得设法找回来。

来到“刻舟求锹”处的岸边一看，河面大约三十来米宽，夕阳下漂浮着一、二厘米厚的薄冰。我在岸边找到一个看庄稼的小窝棚，换上游泳裤，通体做了一遍按摩，然后潜入2、3米深的河底，依次搜索。换了几次气，搜索了十几分钟，终究一无所获，只得作罢收兵。虽然没有冬泳功底，但是我的按摩功夫还是非常有效，没有因此受凉感冒。

节后回到宝应，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队里就通知所有男女劳力：到运河边挑大柴。大柴就是芦苇，是编织芦席的材料。编一张五尺宽、一丈长的芦席，可以有一元左右的纯收入，在那个养鸡下蛋换油盐的年代，实在是一项重要副业。但是，谁也不能不参加大田集体劳动，编芦席只能在“业余时间”偶尔为之。我们的老队长决定利用农闲，以集体名义购进芦苇，分给各户编芦席，这在当时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

从我们村到运河边有十来里乡间小路，大家到达时，已是黄昏时分。老队长指挥大家分头装担，结果还有20来捆芦柴留在原地。这时不可能留人看守，也不能丢下不管。老队长只得呼吁有能力的男劳力多承担一些，可是一时没有人响应。就在老队长火冒半丈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必须站出来了。平时我们与老队长一家相处非常融洽，他的几个子女与我们年龄相仿，一家人都非常正派，我们已经不自觉成了“队长党”，处处支持队里的各项工作。

我走向余下的柴堆，拿起一捆芦柴，加进已经捆好的担子。其他男劳力再也没有被知识青年比下去的理由了，纷纷带走了所有芦柴。本来我捆好了两捆芦柴，一头一捆，大约8~90斤，再加一捆就大约120斤左右了。这还不是最大问题，麻烦的是一捆芦柴分两半，再重新捆扎来不及。天快黑了，分不好能散一地，难以收拾，只好一头一捆，一头两捆，这可是挑担子的大忌：一头重一头轻。

没想到更麻烦的事还在后面：上路不久，刮起了东北风，而且天愈黑风愈大。树大招风，空心的芦柴还能好得了？这时的120斤决不下180斤！渐渐地，我从队伍中间一步步落后，直至落在最后。内衣汗透了，歇一会，不能等汗干了，又要继续上路。体温烤干了内衣，再歇一会......倒数第二名早已不知去向，我只能一步步挪向村庄的方向。

第二天，忽然发现后背有些疼，而且越来越疼，第三天，后背中间隆起一个拳头大小的肿块，整个上身稍有弯曲，肿块处即疼痛无比。很明显，前天脊柱受压过度，软组织受伤了。除了静养，没有更好选择。我们比老农民稍强一点的是，从家里带了一些常用药，几片止痛片、消炎片就是全部治疗手段。若干天以后，肿块消退了，一切又恢复正常，但隐患却悄悄地留下了，直到半年后爆发，而且40多年后，这节脊椎仍然偏大。

春天来了，依然短暂，不过得一场支气管炎还是来得及。靠着几片消炎药和自身提抗力，还算拖过去了，基本没有耽误挣工分。

夏天来了，麦子熟了，麦芒总是跟皮肤过不去，虽然划伤的皮肤不流血，但刺痒难捱。还有比麦芒更厉害的----跳蚤！也是不流血，但留下一大片蚕豆大小红疙瘩，痒得钻心。红疙瘩抓破了，发炎，炎症发展成为疖子，疖子的毒素到处跑，跳蚤没有咬的地方也生出疖子。。。。。终于发了两次高烧，歇了两天没上工。

秋天来了，本是最好的季节，却不感到特别兴奋，每天下午总觉得脸发烫，摸摸脑门，似乎不像发烧。后来才明白，是肺结核杆菌在活动。

又忽然发烧了，高得离奇，然后大汗淋漓，汗刚收住，又冷得浑身哆嗦。第二天，什么事也没有，第三天，又是发烧、出汗、哆嗦。这应该是疟疾。赤脚医生诊断就是疟疾。对症治疗倒不难，没想到的是：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9月的一天，疟疾后的身体还没有恢复，不过感觉再歇一天可以恢复上工了。早上起来小解，竟然解不下来。是体弱气虚吗？歇一会再说。再去大解，竟然也没有解下来。到了中午，依然解不出大小便，小肚子已经涨到极限。不能不去公社卫生院了，但我自己已经走不动，已经开始发烧。两个同学用铺板把我抬到公社。

公社卫生院，首先导尿，接着化验。化验结果：红白细胞四个+，结论：膀胱炎。治疗方案：留院观察，挂水，青霉素/链霉素联合肌注。

三天后，烧退了，大小便能解了。医生征求我的意见：继续留院可以继续用药，出院则不能带药，因为药品紧张。

我决定：出院。因为：1，看来此次生病不比往常，可能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治疗、修养。公社卫生院只有观察床，没有正规病房，长时间留院不合适。2，身上钱有限（当时家里每月给10元）。3，继续留院生活不便。当时碰巧隔壁生产队一位同校的高三大姐被公社借用，她连续三天给我在公社食堂打饭，送到床头，不能再麻烦她了。

我把情况写信告诉家里，准备回生产队休息几天，然后到泰县家中疗养。

妈妈接到信，立即赶来宝应。就在妈妈到达宝应这天夜里，小便又不能自解了。

泰县不能去了，必须改变计划！到盱眙----那里有刚从南京下放的江苏医院，我们从小都在那里看病；那里有大哥、大嫂，熟人多。

眼下还要捱到天亮……到公社卫生院，导尿，并且导尿管不拿下来，因为到盱眙中间还要在淮阴转车，好几个小时的路程。

那一天是9月30日，第二天就是国庆节。

到大哥家，已是晚饭后时间了。大哥见我身上还插着导尿管，知道病情非同一般，于是匆匆安排了晚饭，丢下碗就带我直奔县医院（江苏医院已合并于盱眙县医院）。医院是早就下班了，但老县医院都是老熟人，一去就直接找到正在值班的老朋友、放射科丁医生，当即在一楼拍了膀胱X片。然后又找了当班的外科主任，主任问了病情，做了一般检查，认为需要进一步拍一个脊椎X片，但必须用二楼功率更大的一台X光机，只能等第二天了。

当晚，我和妈妈借住在护士高姐的单身宿舍。高姐是大嫂老同事，正好那天值夜班。

第二天，去门诊二楼拍片。上楼时，我已经虚弱得不得不一手拉着楼梯扶手，慢慢爬上一级级台阶。拍完片，准备先回高姐宿舍，等待拍片结果。走到半道，突然感到寸步难移，身体不由自主往地面滑落。紧跟身后的大哥眼疾手快，抓住了我一条胳膊，把我拉坐在他左腿膝盖上，然后赶紧喊人找来一张轮椅。就这样一会功夫，走着出门的我，被推着回来。

因为是国庆节，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班，好不容易忙到晚上才把各科一把手请到，就在高姐宿舍进行了集体会诊。会诊结果：急性脊髓炎，立即住院。高姐很快安排我住进一间两人的小病房，病友是一位发高烧的年轻人小王，已经快出院了。我倒不在意病友怎么样，但这是特意安排：避开危重病人！我当时不知道，住院同时就发出了病危通知书，第三天又发出了第二份病危通知书。

住院当天，我是自己勉强挪上床的，第二天，主治医师查房时却发现，我腰部以下已经没有感觉，所有神经反射消失。体温上升，麻痹沿着脊椎上升，两臂也麻木了，呼吸越来越困难……医生的武器只有用到极量的激素和多种抗生素。

我不仅站不起来了，坐也不可能，只能躺在床上。知道问题严重，但也没想很多。当然，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也是一闪念，很快做了结论：我不会比保尔差，应该比他强。我也不完全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那么镇定，悲观、急躁、焦虑、后悔等等所有不良情绪从来没有沾过边。更多的时间，我在搜索脑中所有的有关气功的知识，调整呼吸，尝试运气，调动意念，好几次在意念中，我身处草原、大海，周围都是绿色或蓝色的世界，身体越来越轻，飘在草上，浮在水上，甚至悠悠地飞翔起来……

大约一周时间后，麻痹停在肩部，然后渐渐地下移。两周后，脚趾头开始动起来了；三周后两腿抬起来了……开始下床了，但两腿并不听使唤，拄着双拐，还要医生扶着后腰，走到几步远的病房门口已是浑身大汗。连续练习了多日，一天比一天走得更远、更稳、更轻松自如，终于有一天走到了病区大门口。

在朝北的病房住了一个月，终日不见阳光。当阳光刚刚落在眼睑，心底突然涌出一个念头：太阳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