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岭一中的五年

闲人非贤

从公主岭一中毕业，至今已经42年了，做为1979届的毕业生，工作几十年了，工作中每次填写个人履历表时，中学部分我都会很自豪的写上“公主岭一中”这几个字，毕竟我在公主岭一中渡过了整整五年，五年里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渡过了令人讨厌的叛逆期，每当想起一中，我首先想到了当年上下学时跳过的校墙，爬过的单杠，尤其是住了四年的“地震室”。1974年9月入学，1979年高考后才离开学校，五年的校园生活，在诸多老师的培养教育下，人生观、价值观，都得到了修正、成长与进步。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之一），入学前的“教育”或高年级生的观点对学弟们的影响很重要，尤其是在孩子的“世界观”还没形成前，正确的引领会激发你积极、向上、阳光的一面，负面情绪的影响他会使你走偏了方向。我上中学前，不同年级邻居的哥哥们对中学里的学习说法就是不一样，自己还没上学校亲历与体验，就好比成语“盲人摸象”描述的一样，不同的人摸到的部位不同，说的也不同，当时已经毕业下乡的哥哥们，有的说“化学”课最没用，下乡用不上，有些说“物理”也没用，还有的说他在一中时的班主任是某老师，教的最不好，谁摊上谁倒霉，众说纷纭，或者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到中学时，想到几年后也就下乡了，开始上化学课真的就没怎么认真学习；开学了和邻居家的几位同学去一中报道时，在学校大门内的西侧并排立了八块帖着红纸的板上，详细的公示着班级、班主任及学生的名字，当我找到我的名字时，班主任正是邻里哥哥说的那位不好的老师，中午放学回家和父母说想办法调个班，我想去八班，八班的班主任是教数学的王承忠老师，王老师是文革时期从长春工学院下放来的，学校考虑老师间的关系班级没调成，想换班就得先转到其他学校，然后再转回来。或许是邻家哥哥的话影响了我，班主任老师也可能在小学老师写的鉴定上记住了我的缺点，开学没几天我俩就干了一架，她觉得我不好，我也就没想在她跟前往好混，就这样她的数学课我也不注意听了，也知道损失的是我自己，明知道这样不对也和她对着干，她对谁好我就想办法调理谁。记得当时的数学课本是一至8册，第一册数学开始讲的是“射线”，高老师讲课时我就没注意听，在之后的课程里“线段”和“射线”好长时间都弄不明白。不说她教的好坏，毕业前我们班是全年组八个班最乱的一个，也是全校最乱的一个，难道不是这个老师管理的问题吗？第二学期开学让交寒假作业和交粪的粪票（筐数），我都没有交，她问我什么时候交，我说没想好，她让我站着想，我就站着想，站一会她就不让我站了，因为我站着影响了身边的好几个人。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之二），初一时的语文老师应该是位德高望重的人～付老师，她还兼我们六班的副班主任，但我没觉得这副班主任有啥作用，印像中付老师讲了《三字经》，当年的语文课本就这么编的，这和启蒙教育的内容是不是应该放在小学讲才对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老师讲课是从批判的角度讲的，可能当时的教案就这么规定的，课本的同一页面上，左侧是原文，右侧是白话文+批注，可惜了搬家时都弄废品回收站去了，付老师教我们语文课时要求我们交作业时，除了内容还看你写的字，有进步了她会在评语里给你写上鼓励的话；印像中的语文老师还有一位男老师～于秋洋老师，戴副度数较深的眼镜，板书写的非常好，而且还会拉“大提琴”，有一年学校演出于老师就是拉的“大提琴”，据说当年公主岭“大提琴”拉的最好的就是于老师，于老师的性格非常耿直，因为和淘学生打架被当时的校“革命委员会主任"高亚夫给停课了，我都替他委屈，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班，于老师上课时因为一个郭姓同学不学习还影响其他人，于老师在往外拽这位同学时动作大了，这位郭同学放学时和他哥哥把于老师打了，眼镜片都弄碎了，原本是学生无理欺负老师，于老师找学校讨“说法”，学校不解决，于老师生气就不给我们班上课了，这位高亚夫主任处理不了学生（打完老师不来上课了），反倒把于老师给处理了，后来去了教师进修学校。于老师不给我们上课了，其他的语文老师对学校的处理也有想法，也没人愿意来我们这打老师的班上课了，后来语文组的组长荆老师来给我们班代课，这位荆老师后来到二中当校长了。荆老师代课后学校派了另一位于老师给我们上课，这位于老师资料老，学校好多老师都是他的学生，因为于秋洋老师的事，学校老师们对校领导和我们这个班都有想法，我们这个六班不得不又换班主任了。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之三），昨天把我能想起来的语文老师尽量回忆一下，还把落下了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师，一位是程老师，2017年7月中旬在公主岭中心医院的老干部病房里有幸见到了他，老人家已经94岁高龄了，身体非常好，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思维敏捷，这可能得益于从年轻时练武术的原因，94岁了每天仍坚持研习传统武术“太极拳”，他担任我的语文课老师时，我曾写过几句打油诗，“钢笔本子一付，后代培养无数，老师为了我们，历尽艰辛万苦。”，当时得到了程老师的回应，几十年未见，在他重多桃李中，还能忆起我这枚“李子”，倍感荣幸，临别时我祝程老师长命百岁，程老师说他希望如此能活过九十九；另一位是周老师，他的妻子也是我们的老师连老师，他们的儿子周文和我是“尖子班”时的同学，1979年考入了“吉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了，周老师上课时，针对即将高考的我们，着重培养我们的写作能为，每次上课都给我们出一个题目，让我们练习写作，记得有一节课他让我们写的内容应该是说明书或是产品介绍，让我们写一篇短文“灯泡”，我发挥的有点大，结尾处大概是“打开开关，通上电，照亮了整个世界。”，周老师点评时，说我整体写的还可以，最后这句大夸张了，太阳的光那么强，还有黑天这照不到的地方，几句幽默风趣的话，同学们都乐了，课堂气氛也活跃了，尽管周老师当时没点这位同学的名字，他说完了我就主动站起来了，告诉同学们是我写的。

教过我的数学老师很多，可以说当年在校时数学组的老师们都教过我，有的是班主任，有的是任课老师，还有的是临时代课，所以说数学组的老师都教过我，这话说的一点都不过份，第一位数学老师高中德；第二位是付玉新老师（高老师之后他和窦老师任我们班主任）；第三位是郑老师，她教我们平面几何和识图（她和教政治的常老师是一家的），据说后来郑老师去六中了；姜梦月老师（班级乱到了不能再乱的时候她就是班主任）；周媛老师（四班班主任和化学黄中午一家的）；杨老师、于亚慧老师（我们尖子班时的老师）；孙老师（他经常说我们是他的师弟，他和我们都是范玉民老师的学生），他家就住在一中校门口的房子，我们晚自习时他经常在班级辅导我们，那时的老师真的是“授业解惑”的。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之四），体育课对大多数同学来说都不是负担，中学时每周两节课内容也不多，体育老师对学生的训练内容远比体育队的学生少的多、强度也没那么大，确切地说比课外劳动轻多了，我们这种散养长大的孩子，跑、跳（跳墙）、登高、爬树、上房平时都不是问题，耐力也行，劳动时挖沟、搬物也都没问题，打架斗殴时单打独斗从来不吃亏，如果运用到体育项目上就不行了，没经过专业训练，潜力再大没激发出来也不行，每年学校开运动会，我报名的项目是：铅球、铁饼或标枪，虽然没得到奖品但能给班级加分。一中时的体育老师我只记得一位女老师～刘术，个子不高，动作很灵活，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她是一位军嫂，据说她还做过大使馆的翻译，这点不知我记错了没有，前天回忆语文老师时老于亚慧老师给弄错了，于老师是教我们数学课的。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之五），我们上中学时学制四年，没有细分初中、高中，用的教材是统编教材（不知道是吉林省的还是东三省的），数、理、化的教材都是从第一册排到第八册，每学期一册，我们读中学三年级时，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们在中学又多读了一年，原本应该是1978年毕业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这批人，有机会在中学又多读了一年，这一年，对于想学习的同学真的有很大作用，不愿意学习的又多浪费了一年，1979年7月份高考后见了分晓，尽管当年高考入取率仅8%左右（理科班专科本科41名，文科也有几名，中专还走了十几名），但后来通过复习第二年、第三年也有很同学考上了理想中的学校。

初中时的历史课印像中上的不多，教历史的老姓汪，是我们毕业班时的同学汪大朋、汪二朋的父亲，个不高，戴了副眼镜，有的同学说汪老师文革时（或者是四清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或许受到打击太大，所以显的很低调，上课时学生淘气他也不说啥、继续讲他的课，汪老师还有一个特长～绘画，当时学校组织课后班（兴趣班），画画班里素描课就是他教的。

地理老师是一位非常慈祥的男老师，葛洪祥老师，我很荣幸在我成长过程中遇到了他，葛洪祥老师解放后就在一中任教的老师，老人家上地理课时在黑板上手画的中国地图，相信每个上过葛老师地理课的同学一定不会忘记，在学工学农学军的年代，他会告诉你学啥都可以，但不要丢了文化课。

物理课教过我的有窦廷芳老师，他儿子窦英元我们毕业班时在一起，1979年高考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航天部门，那时候我们通信寄给他的信收信地址都是“北京，某某信箱”；第二位物理老师姓胡，如果现在让我描述他的模样，我会想到一个动画片里面的人物“光头强”，他是戴帽子的“光头强”，他当时是五班的副班主任，因为我们班的乱，他到我们班上课可能也是不得不来吧，记得有一节力学课，他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斧子”，通过这个例子教了我们一个字“劈”～省力。物理老师还有一位赵老师，我们毕业后一中成为“重点高中”后，赵老师去了“公主岭八中”，据说是当了副校长。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之六），教过我的化学老师应该说化学组的老师都教过，范玉民老师是我们班由“乱到治”过程中的主角，当年范老师（范老化）在四平地区教化学的老师中那是名师，这位范老爷子因为不满当年的“校革命委员会”某些领导对老师们的按排，为“臭老九”们打暴不平，被“革委会主任”发配到校马厩喂马，记得他没当我们六班班主任前，我们有一次去马厩劳动，马厩那除了几间破房子就一个满脑花白头发的老头，上身穿了件洗的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如果不是带队潘老师叫他“范老师”，同学们当时都不知道他是老师，都以为他是学校后勤的工友，在当时那个脏乱环境下他的穿戴真的不会有人相信他是老师，而且还是位德高望重、从教几十年的老师，听带队的潘老师说我们是来帮他干活的时，范老师脸上的核桃纹都乐开了，或许是他一个人在这院里太久了吧，看到一群孩子们在院子里忙活，他的心情好的不得了，中间休息时我在范老师待的屋里的一面墙上，看到粘帖着几张白纸，其中一张写了几句打油诗，我记得其中的两句，“旭日升腾照万家，大江东去浪淘沙”，范老师说他这是没事乱写的，其实范老师不仅化学课教的好还真的很有文采，在学校举办的某次活动时他曾写过一首“七律”，这次劳动是我和范老师第一次见面。

孙老师，她好像是7班的班主任，家在铁北大庙西边住，前两学期的化学课应该是她教的，因为没好好学所以对化学课的基础知识一点也不懂，元素符号都没记住。

吴培老师我对她印像深刻，确切地说我的化学课是从她这开始学习的，记得有一次上课交作业，她问我为啥没交，我是如实的回答了她，“我不会，我不知道O为啥是氧，H为啥是氢？”，当时按课程进度吴老师讲的部分是化学反应方程式配平，讲到氧化还原反应了我还不知道元素符号都代表啥，好在遇到了吴培老师耐心的教我，使我的化学知识在短时间内与其他同学拉平了，为后续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李福生老师是文革时期从“吉林省农业大学”下放到一中任教的，同学们背后都称他为“李老化”，他是在我们分班时的二班班主任。

毕业班的化学课后来又增加了一位黄中午老师，他和数学老师周媛是一家的。

我们毕前公主岭一中就停招了初中生，教育局为了打造一中这所重点高中，陆续把全县各学校高中课教的有名的都往一中调，有些教初中课的老师调往六中或新成立的八中，有的去了教师进修学校，还有的去了怀德师范，新来的一些高中老师有的也给我们上课或代课，因为时间短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钢笔本子一副，后代培养无数，老师为了我们，历经千辛万苦”，这是当年我在语文作业本里写过的几句话，也是得到程老师打过勾的，在这里再次献给那些教书育人的老师们。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之七），一中的地震室是“地震科技小组”的简称，他的存在与地理老师葛洪祥老师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因为有他才会有“地震室”，一中地震观测点当时在吉林省是有名的，列为国家地震监测网的，每天监测的数据（毫安）和水氡气值天天通过直通电话上报给省地震局的，当年吉林省电视台还到学校拍过“专题片”进行报道，该专题片里面的主角是葛洪祥老师，两位学生，一位是我上届的李春光，另一位就是我。我到“地震室”应该是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班主任高老师在班里说，学校有几个课外活动小组招人，想参加的可以报名，当她说地震小组时，我首先站起来说“我去”，高老师当时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在她眼里我并不是个好学生，地震活动小组得推荐好学生去的，起码去了不能惹祸的，说了一句“你行吗？”，我当时也是和她对着干的心态，就表态“让我去了我就一定行”，因为就一个名额，我提出去了，其他同学有想去的也就没人再提了。或许是学校考虑“地震室”原来的两位学长孙延平、李春光快毕业了需要补充人员，和我一起去“地震室”的同学有六、七个人，同年级的五班的仝文章、七班的丁红旗（兵）、八班的林泽普，下年级的王志刚和卢亦军（卢三），其他不常参加活动的名字记不住了。

我们活动小组的同学每周七天，每班二个人，早、午、晚定时做好观测记录，晚上在地震室住，学校可能从安全角度考虑，晚上会按排一位值宿老师和我们一起住，因为在校住的久，所以学校的男老师我基本都认识，校领导和各年级组的女老师也都熟，到地震小组后的寒暑假我都是在地震室渡过的，我也把地震室当成了家，在葛老师身边我基本不再犯错误了，葛老师平时也会教导我们学习，嘱咐我们不要随潮流不学习，多学习将来还是有用的，在那个“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年代里，葛老师总是建议我们学习知识，或许为日后参加高考奠定了基础。

当时学校的每个班每周都有一周的劳动课，这一周可能是去“汽门芯厂”，也可能是去校办工厂或去农科院，我没去地震室前这几个地方都去过，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之八）， 地震室座落在一中教学楼的西北角，外表看是一座三间红砖水泥瓦房，刚建完时没有院墙，我们活动小组同学在教学楼与农科院东墻间，顺着教学楼前墙挖了一趟小沟，然后在沟里撒下“榆树钱”，每天浇水，眼看着榆树钱发芽、长成树苗，每天也盼着它快快长大，随着树苗的逐渐长高、长壮、长密，修剪成了一道美丽的榆树墙，剪树用的大剪刀是葛老师从学校后勤借来的，院门是在种榆树墙时就预留出位置来的，立了两个水泥桩做门垛，两个门垛旁分别栽了棵松树，是我们半夜到隔壁农科院内挖来的，说偷来的更确切些，院门是学校后勤老师根据我们预留门口尺寸，用木方和铁丝斜拉成的一个栅栏门，东侧隔离墙是学校提供的铁丝网，葛老师领着我们自己干的，顺着教学楼的房山墻与农科院的院墙，中间立了几个水泥桩，拉了几道铁丝网，就这样教学楼西北角就被我们隔离成一座独立院落。从院门至屋门口的小路，我们把砖斜埋在路两边，路面埔上红砖，夏季屋后空地我们种了一小片玉米，每个成熟季烀上一大锅，小组的同学还有学校几位年轻老师一起吃顿鲜，配上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的农家酱、烀土豆、拌大葱，那是无法抹掉的记忆；窗前我们垒了两个长方形花池，有一年夏天我和李春光两人骑自行车，到小顶山挖回几棵“刺梅果”花栽到了里面；院内还有一个半地下的拱顶建筑，是防止干扰、监测地震波放监测仪器的，真的是冬暖夏凉，这个建筑旁有一个观察温度变化的木头箱子，箱子四周都是用木条做的百叶窗，变于通风，箱内放了两支温度计，雨季会在这个百叶箱旁放一个能容纳500毫升水的大量筒，测量降水量。

地震室的建筑面积大约60平方米，分生活区和工作区，生活区约占整个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一，生活区与工作区的间壁墙是面火墙，工作区冬天的供暖就靠这面火墙，所以冬季这面火墙的炉子基本都天天烧，生活区较小，一铺小火炕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大小，床头位置就是给炕供暖的炉子，非常庆幸这个炉子尽管天天烧火，但没发生过“一氧化碳”中毒，有一年冬天屋外下大雪，我们这个小炕挤了五个人，四个学生一个老师（魏老师，当时是学校团委书记），因为天冷屋内煤烧的多，半夜有人觉得烫脚，点灯一看脚底下的被褥都糊了、冒烟呛人了，开窗放烟时被褥一遇空气出火苗了，因为不懂，被褥都拿到屋外去了，火苗就更大了，半条被子都烧没了， 折腾半夜，哥几个也就别睡了，一顿乐，第三天学校给买了炕席、被褥（当时买布和棉花都要票）。

地震室的活动除了男生的早午晚及夜班外，每周各班还派两名女同学来劳动，说是劳动，实际上也比随着本班其他同学的劳动轻多了，能来地震室劳动的一般都是老师特殊照顾的好学生，在地震室她们的劳动任务就是上下午帮忙做记录或接电话，冬天里烧炉子、打扫卫生，值夜班的男生早晨交班前会把室内的两个炉子点好，卫生也打扫好，如遇下雪还会把院里的雪清扫干净，并将通往教学楼方向扫出一条小道来，那时候的孩子多数都会干活，个别不会干的是家里条件好的，这样的孩子比较少，如机场的家属孩子她们住的是暖气房，自小就没干过点火烧炉子这种事。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之九），地震室里自从发生火炕过热烧了棉被后，葛老师就把晚上值班的同学固定了，在争取个人同意的前提下，晚上住的同学就按排我和李春光两人了，值宿的老师轮班到魏老师和宫文普老师时，他俩因为年轻、也愿意和我们在一起，所以他俩住的最多，其他的老师时间长了也信得过我们了，基本都是晚上和我们见面交待几句注意安全的话就回家了。地震室的小火炕我是在参加完1979年的高考后，接到《入取通知书》才离开的，四年里留下众多青春记忆，参加工作后时常想起来，偶尔还回去看一下，每次回学校，必看的老师一位是范玉民老师，有时赶到饭点还在他家吃一顿，范师母对每个去她家的学生，都非常热情如同自己孩子一样，另一位我必看的老师就是在地震室带我四年的葛洪祥老师，如今两位老师都已做古，但他们的音容笑貌还不时浮现在眼前，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与他们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在地震活动小组活动时，当时并没有什么先进设备，日常观测的是大地里电流变化，两根深埋地下的电极连着一块“微安表”，每天定时记录“微安表”上的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在绘图纸上描出变化曲线，这个就是当年数学老师讲的“坐标、数轴"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另一个工作刚开始时是去怀德县科技局里的“地震办公室”，“地震办公室”里有一台省地震局给的测量水里“氡气”的仪器，当时县科技局是在正阳街道北的县政府院内，一进南大门东侧瓦房第一个门走廊里（已经拆除了），科技局长是位女士，大家都叫她“老冷太太”，为了测量水中氡气变化，学校给我们配了一辆自行车，轮到那位同学值班了，他就骑车到科技局的“地震办公室”去取“采样瓶”，然后再到指定的水源地去取深水井的地下水样，刚开始去水源地时需带着科技局的“介绍信”，实际上事先科技局已经和自来水公司联系过了，我们去时带“介绍信”只是证明一下身份，毕竟是水源重地，后来科技局也觉得我们天天去不方便，就把这台仪器放到了一中“地震室”里，从此我们就不用再去“地震办公室”了。

当年“地震办公室”里面的人多数都是从怀德县内各单位抽借的，可能是在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后成立的，负责人是一位年纪大些的、来自“二十家子”公社的党委书记，其他工作人员中，一位年轻的叫吴井泉是“二十家子中学”的老师，一位叫赵凤臣的当时是从云南调回来的大学生，这位八十年代担任公主岭某局的局长，还有两位是从工厂来的记不住名字了。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之十），中学时代，对每个同龄的孩子来说，即是叛逆期与青春期的碰撞期，也是世界观的形成与塑造期，如果遇到一个懂你与你心灵相通的老师，那你就会成为一个学习与品德兼优的好学生，葛洪祥和范玉民两位老师之所以能够得到众多学生与家长的认可，这不仅仅是博学多才，还有为师的“师德”的，葛老师因为是教地理的不是重点科，理科学生相对与他接触的少，对他印像最深的是他上地理课时在黑板上用粉笔画的地图，范老师的化学课教的好，除了学识水平还与他的教学方法有关，为学生争理他与校领导发脾气、讨说法，宁可被发配到“马架～农舍”去喂马，他接手当我们班主任时，全校最乱的班也不乱了，任课老师来讲课时班内也没人捣蛋了，范老师课间课后都能和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与他是亦师亦友的感觉，临下课了他的课程内容也讲完了，他会走到教室后排，等下课铃声响了，他和会抽烟的学生在一起交换烟抽，刚到我们班时，一名男生穿的一条浅色裤子弄上了沥青，他告诉这位同学用“先用豆油后用汽油洗”，第二天这位同学来了就让范老师看他洗好的裤子，如此种种，听过他课的和他带过的学生，从市长到平民都说他好，他逝世时众多学生前往殡仪馆送行。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十一），1980年以前中学毕业的学生都不会忘记，在校时的劳动项目特别多，上课时不学习老师不一定管你，但劳动时你不参加那肯定得批评你，那一中时的劳动就特别多，往往因为有活需要干，正常的文化课随时都得停，今天把记忆中印像深的几次劳动列举一下。

（一）一四变电站工程，当年施工单位将变电站内各项基础设施修建完后，整个院内平整、建筑垃圾及渣土清理，都是人工活，我们几个年级的同学带着铁锹、土篮子，每天从铁北一中集合后排着纵队到石人村五队附近的“一四变电站”，连续干了一周，将院内高的地方挖平，多余的土填到土坑里或填到院子围墙下的拱型空地里，午饭都是自己带，完工后按参加劳动的天数，每天给我们“五角钱”，学校得了多少不知道；

（二）西加油站附近的“五金批发站”地基，不知道挖了多少土方，当时我们也是连续干了4、5天，每天给我们0.5元的报酬；

（三）怀德县战备医院（公主岭市中心医院原办公楼地下室），战备医院当年是为了防苏联人进攻修建的、能防空袭的，整个一层都是在地下，不记得我们挖了多少天，自带午饭没给一分钱；

（四）红卫兵水库（现在的东方红水库），当时是公主岭城内各中学都参加了该水库的修建，连续干了好几天，自带午饭义务献工；（五）响铃公园电视塔下和公园东南角成片的大杨树都是我们一中学生当年栽的，我们挖坑、抬水，园林部门提供树苗，如今每次到公园看到当年和同学们亲手栽的成片的杨树时，眼前都会浮现出当年挖坑栽树的情景，前些年看到毁掉的大杨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但也没有半法，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政的想要面子和业绩，不想乘这个凉，也没办法；

（六）校办工厂里劳动，应该是学工的一种，初一的时候，班级又是一周的劳动，记得我是和陈伟英（胖子）同学一组，到位于学校东南角的一所老建筑里劳动，这所建筑文革期间造反派弄违禁品爆炸了，曾经炸死了几个人，所以一进到那个屋子里就觉得瘆得慌，当时是我俩的活就是把其他人组装好的半成品木质吹风机，按装手柄和轮盘，按够一定数量后，与日杂果品公司联系，然后用手推车将“吹风机”送到位于铁路南、七马路西侧煤场子对面的仓库，我们两个人一次用手推车能推30几个，一天送两次，一周的时间里送了四次，因为是冬天，送货时顺便能“偷”几个“冻梨”吃。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十二）：1、中学时各中学都有定点的学工工厂，我们一中的学工单位是“汽门芯厂”，每班一个星期，我们班去学习是在雨刮器车间，到工厂的时间和工人师傅上下班一样，中午带饭也可以放到工厂的汽锅里和工人师傅们的一起蒸，为了方便拿，几位同学的饭盒放到一个编织网兜里，工作时带你的工人师傅会给你一把挫刀，我们的活是用挫刀把铸好的雨刮器周边的“毛刺”挫光滑，开始不会弄，没挫几下就把钢质的挫刀弄断了，师傅也不说什么就再给我们一把。当时汽门芯厂生产的雨刮器，是为各地汽车厂配套生产的，外壳是纯吕的，我们刚到生产车间时，车间的领导带着我们参观了雨刮器生产工艺和流程，同时告诉我们注意安全，并为我们讲解了雨刮器在车上的作用，那时候一汽生产的“解放牌”汽车前风挡玻璃上按装的就是“公主岭汽门芯厂”生产的雨刮器，了解了这些，想到公路上跑的“解放”车身上也有我们参与生产的配件，心里也挺自豪的，干起活来都挺认真的。

2、东北的冬天涉及到取暖，入冬前各学校的学生都得拔豆柞用来引炉火，一中当年的教室里就是锅炉统一供暖，所以不用每年都去拔豆柞，即使要豆柞也可以交一定数量的木头或苞米瓤子顶任务，拔豆柞也不要求非得和班里统一行动，需要时统一停课一天你完成一定数量就行，我第一次是和几位同学坐同学家长开的车，到离学校一了几公里外的北大榆树乡附近的地里，因为事先开车的家长知到这里有黄豆地，所以我们几个临近中午叔叔开的车回来时，每个人的豆柞量就够了，的叔叔回来时把我们几个又带回来就完成任务了。当时各班收的豆柞或木头等，统一送到了“地震室”前面的空地上，一整年“地震室”的烧材是用不完的用。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十三），说到公主岭一中的分校，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同学对他有印象吧，提到“分校”这两字，耳边就会响起“共大花开分外红，教育革命起东风、起东风，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几句歌词，眼前还会浮现出老电影艺术家葛存壮先生饰演的老教授，上课时被一农民牵着一头牛打扰的情景，可一中所谓的“分校”仅仅是和农民一样干农活而已。当年我们每周的课程表里都有有一、二节“农业课”，平时上农业课老师会和农科院的专家联系，到农科院的实验田里，由专家们为我们讲些农业知识、生物防病虫害等，在校内上课时记得有位姓潘的女老师给我们讲过毛主席有关农业的“八字方针”，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分校”我参加过一次劳动，当时是麦收季节，我们年级组后四个班的40名男生，经过一个多月的军训，刚刚完成了与镇里其他几个中学的军训比赛，坐（站）着空军机场提供的军车，前往位于距一中二十几公里的黑林子镇东面的、黑林子小八队“分校”，因为事先有通知，其他同学都带了行李和牙具，少的也有一床褥子，我是临时决定被同学拉上车的，除了一条毛巾其他的什么都没带，到了小八队所谓的分校，就一排房子，进屋的一间兼做厨房（和农家的房子一样），里面连着的三间房里，南北各搭了一个大板铺，我们40位同学晚上就睡在板铺上，睡觉时一翻身吱吱响，我因为没带行李，挤在樊玉平同学的褥子上，人白天不在屋里，饿了一天的蚊子晚上可开心了，品尝着不同血型的青春之躯，因为白天过于劳累，同学们晚上都配合得非常好，连续六天，每晚都为蚊子们提供免费的“自助餐”。六天里我们头三天连续收麦子，真实感受了“麦芒”的厉害，割麦子时一只手把麦子搂到一起，另一只手拿镰刀割麦杆，刚开始还可以，干一阵就受不了，麦芒刺到手臂上加上汗水的浸渍，火烧火燎的痛，头顶上的汗水不时的流到眼睛里，杀的睁不开眼睛，领队的农民伯伯有经验，戴顶大草帽，穿着长袖衣服，再看我们光着头、半袖衣服，手臂上全是麦芒刺的血点、其他裸露部位回家后都晒曝皮了，真的达到了“三度烧伤"的程度，晚上躺在板铺上，累的老实了一宿不得不配合蚊子了。一群十五、六岁的大小伙子累了一天，每天的三顿饭吃啥啥都香，玉米面大饼子，同学们都管它叫“42号”，吃二个的都是饭量小的，记得有一天给我们蒸馒头，我是吃了8个，少的同学也吃5个，大锅顿的豆角、茄子，吃啥啥香，等我们结束回家时，因为下雨将途中的桥冲毁了，军队的车过不来，我们这40人在老师的带领下，从分校步行到陶家屯火车站，乘火车站回到公主岭。黑林子小八队分校，或许在我们这届学生毕业后，也就消失了。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十四），校田地与校内柏油路：1、一中的校田地位于铁北、空军“462医院”东、“草场”附近，空军“462”医院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部队减编时“462”的番号就撤销了，里面的医生大多数都分到了长春、沈阳的部队医院，部分复员转业到地方工作了，房舍由剩下的部分行政人员留守，如今的“四六二”医院是一个民营医院；“草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市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有汽车的少，货物运输多数都是马车，市内当年有个“小车社”养的多数都是“毛驴子”，所以那时候“加油站”少，养牲畜的单位都到这个“草场”去买草喂牲畜，一中的校田地就在这个“草场”的附近，每一届的学生从入学到毕业，都是由班主任带着统一到校田地里劳动，春天播种、夏天除草、追肥，以至秋天收获，包括农家肥都是同学们寒假时缴的。校田地和“草场”所处的位置，当年日本侵占公主岭时他们在此地建的物资贮备仓库，公主岭解放时地面建筑被炸掉了，但地基等基础部门还在，校田地里就存在不少遗留的混凝土桩子，1975年春季学校停课一周，组织场大会战，几个年级组的同学们，利用这一周左右的时间，用铁锹、铁镐、锤子等，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把混凝土桩子都敲碎了，把里面的青石子收集起来，堆积到一起。2 、一中校园内的路面，1975年以前毕业的师哥师姐们走过的还是沙石路，下雨天低洼处还会垫些炉灰。当年校领导请求空军机场的首长支援，将我们从校田地砸下来的碎石块，派军用卡车帮忙从校田地里拉回学校内，然后在公主岭市政公司帮助下，将学校大门至教学楼门前及楼前原来的沙石路修成了“柏油路”。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十五），学校财务室被盗，有一年的冬天，大概是1976年的冬天，一天夜里学校财务室被盗了，偷东西的人是从财务室（西侧）的窗户上面的通气窗爬进去的，除了带走部分白天老师们没开走的部分工资，还将一个收纳票据的小手提箱拿到“地震室”前的豆柞堆里，里面的一些饭票、地方粮票等，散落一地后，被风吹到操场上和操场周围的墙根下，第二天上班后发现被盗了，报告给附近的派出所，民警们开始勘察现场，因为当天夜里下了一场小清雪，足迹显示有两个人的脚印来到了“地震室”外的豆柞堆上，发现了已经打开的小手提箱及散落在地的各种票据，尽管没有脚印进入地震室，但当天晚了住在地震室的我和李春光同学，也都做为嫌疑人被反复考问了几次，几天没让回家，当时的老师如何处理的不记得了，后来案件破了，盗窃人是两名从黑龙江来的流串犯，在二副食附近的储蓄所看到学校两位老师取工资款后，就尾随到学校，当天夜里作的案。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十六），1977年7月上届的师哥师姐们离校了，奔向了广扩天地，我们成了一中在校的师哥师姐们了；在广扩天地大有作为的众多师哥师姐们，1977年恰好成为他们命运的转折点，尽管在校期间没学到多少文化课，但大家的运气是一样的，邓小平他老人家重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从祖国未来发展的角度，力挽狂澜，恢复了因“文化大革命"停止的“高考”，尽管受时间及物资所限，国民经济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印刷高考试卷的纸张都没有，采用的新闻纸，据说是邓小平批示从新华社挤出来的。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考史，唯独1978年举行了两次高考，参加上半年高考的考生属于1977级的，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当年没有年龄和职业限制，但是却有“政审"，家族内有历史问题的，考的在好也不一定被录取，即使是录取了也上不了好学校，中专135分、大专180分，即使这样的入取线，能够考上的也是凤毛麟角，参加7月份高考的考生才是1978级的，报考条件和1977考生一样，没有年龄和职业的限制，但对于城里的这届在校生有要求不允许报考，每个学校年级前几名的人可以参加，其他人不行，乡镇的学校不受限制。1977、1978两届高考，使百万“知青”，尤其是“老三届”有机会重新走入学校，迈入大学学堂，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培养了急需人才，目前国内大多数省、部级和中央领导都出自于这两届的毕业生。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十七），做为即将毕业的在校生，得益于1977年“高考”的恢复，1978年高考后，国家重新调整了教学计划，我们这届学生当年没让离校，由原来的四年制改为五年，在校多学习（复习）了一年高中课程。为了高考学校将我们原来的八个班，重新划分成六个班，三个理科班三个文科班，分班前进行了摸底考试，成绩好的进入“尖子班”，没进尖子班的同学自潮自己的班是“傻子班”、“乜子班”，我当时的理想是毕业后的一名“警察”，实现自幼幻想的“白衣服、蓝裤子、大沿帽”，所以我选了四班（文科班高考时可以考警校），班主任肖永让老师点名时，点到我时就让我出去了，点完名后他到走廊里和我说：“你咋上这个班了？你没看这个班都啥人，你们班原来的几个不学习的都在这，你去一班范玉民老师班吧”，从此我失去了成为一名人民警察的机会。当我走到一班门口和范老师说肖老师让我来一班时，范老师说：“一班现在有130多人了，而且分完班了他就说了不算了，让我找校长高亚夫说一下”，说话间二班班主任李福生（李老化）从二班出来了，说“范老师不要你你来我这吧”，就这样我在二班待了一个学期，期末考试年级排成绩，我有幸与郝赤平等其他九位同学凭成绩重新进入了“尖子班”，此时一班的学生经过几次考试、淘汰由130多人降到了81名。分班使原来不是一个班的同学有机会成为了一个班级的，彼此增加了了解和友谊，毕业几十年来，相互往来的真的比原来班的同学多，原来一个班的好多人我都忘记了他们的名字。

1978年高考，一中推荐了王晓敏等五名优秀学生参加了高考，按总成绩五位同学都进入了入取线，因为是在校生，入取分数要高于普通的社会考生一定的百分比，其中的姚胜同学因此当时没被入取，第二年因其父亲从公主岭空军转业到河北廊坊，他在1979年高考时被吉林大学化学系录取，报考化学系或许是受到范玉民老师的影响。

1978年一中还有一名体育特长生陈伟英同学，凭文化课80分的成绩被北京体育学院录取，毕业后在某大学任教。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十八），1978年学校为了应对1979年的高考，将我们即将毕业的八个班合并成六个班，划分文理班时，众多未去“尖子班”的同学可能和我一样，并未觉得那个班有啥优越性，等后来正式上课了才看到“尖子班”的优越性，每天上课的老师都是学校各教学组最好的老师，并且随着一中变为县重点高中，县教育局将各校有名的老师陆续调进了一中，“尖子班”的同学每天都是吃“小灶”，老师是最好老师，每天的练习题都是“师大附中”或“省实验”的，我在二班待过一学期，感同身受，所以我们这些其他班的同学只能是羡慕嫉妒恨了，没办法只能自潮自己所在班是“傻子班”、“乜子班”。实际上当年一中高考考上大学或中专的多数也是出自“尖子班”的同学，即使当年没考上的，第二年补习一年也都考上了。

1978年末的一天上午上课时，时值冬天的东北，天空中打了个响“雷”，同学们都很奇怪，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雷劈雪”？反正大家当时都没遇到过，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没遇到过，或许是为助力“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助威的，佑我中华崛起。

说到“尖子班”吃“小灶”，在1978年末寒假时又体现了一次，不知道其他班的同学当时是怎样的心态，整个寒假校园内就我们“尖子班”一个班的同学没放假，各教学组的老师和学校教导处的领导们都围着我们这81名同学转，晚自习也有任课老师辅导，大年三十老师和我们仅休息了一天，正月初一，又有老师给我们上课了，课间众多男生也没闲着，因为是过年，兜里都揣着鞭炮和“二踢脚”，操场上放一阵，回到教室前在走廊里面放“二踢脚”，一时间整个楼里都是“二踢脚”的回音与火药味，负责假期管理我们的数学课孙老师，就在另一边喊，记得有一位同学蹲着点火时，孙老师正好赶上了踢了他一踋。寒假期间我们另一个活动就是“撞拐子”，一只脚着地，另一条腿盘起，用手搬着，两个人或多个人相互碰撞，搬着的脚落地了就算输，在这项活动中我胜的时候比较多。

在一中的五年里，接触了众多的老师，得到了他（她）们无私的教诲，在众多桃李中或许他（她）们不记得曾经教过我这个学生，几十年来每当想起一中，就会有许多老师们的身影浮现在眼前，尽管随着时间推移有些已经模糊，有些已经叫不全他们的名字了，但内心深处还是感谢他们“吃水不忘挖井人”，当年没有你们的付出，或许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成就，当年不懂得感恩，也没机会感谢各位老师，如今他们大多数年事已高，有些或许已经不在了，在这里诚心诚意的感谢当年为我们上课的各位老师，下辈子还希望能成为他们的学生。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十九），消防车来学校，1979年2月末的一天晚自习结束后不久，学校大门外不远处响起了消防车刺耳的警报声，很快伴随着警报声，大门口出现了一溜明晃晃的汽车灯光，时间应该是在晚8.30分左右，此时校墙外的街道上零星的几处路灯忽明忽暗，而校园内则是漆黑一片，消防车警报响起前，西侧教学楼二楼最西边的教室里却是火光冲天，路上的行人都认为学校教室内发生了火灾。因为是寒假期间，仅有我们“尖子班”一个班在校晚自习，住在学校对面家属区的数学孙老师，晚饭后必到学校里来看看，了解一下学生们放学回家后，教室内的电源关没关、教室内炉子里的火熄没熄灭（我们班的教室在二楼西侧暖气末端，学校特意给我们教室内按了一套站炉子），这天他刚出家门，就看见学校西侧二楼的教室里火光冲天，在漆黑的校园里格外显眼，还听到街道上的行人喊着一中教学楼失火了，用孙老师的话说“当时他看到二楼西侧教室窗户里的火光，吓得两条腿都发软了，如果真的发生了火灾，教室里这帮学生都咋样了？”，另一边，晚自习结束后，班级团支部书记黄宝荣同学到学校门卫室旁边的范玉民老师家，汇报今晚自习情况，范老师还问她班级里的炉子火熄好没，黄保荣同学说今天天不冷，班级里的炉子一天也没点火，范老师听完后心里很是有底了，就让黄保荣同学回走，或许是话还没说完，孙老师从外面推门就进来了，上气不接下气的说：“教室失火了”，范老师又和黄保荣确定一下教室里今天到底点没点炉子，黄同学说她从教室里出来前确实没点。三人从范老师家里出来一看，西侧教室里火光一片，范老师就让黄同学去消防队报警，他和孙老师就往教室里面赶，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消防车来学校的事。

消防车来校救火这事，因为是晚上放学后发生的，当时知道的同学和老师并不多，上课后班内有些同学开始议论，因为班里有同学的母亲或父亲也是学校的老师，他们从父母那里知道了昨晚发生的事，但不知道具体的情况细节。实际情况是，当天晚自习下课后，我们几位离学校近的同学还想在教堂多待一会，打更师傅不让，和我们几位争执了几句，一看我们不走，就把电源关掉了，我们几位同学无聊就把室内的炉点着了，想拖拖地，拖布还和拖布桶冻在一起了，就把拖布桶放到炉子上烧，因为烧的是“豆柞”，往里添的时候是从上面往炉子里添加，添加时火苗就往上窜，火苗的红光就把室内照得通红，从外面远处看就以为是失火了，等听到外面消防车警报声、看消防车灯光照进学校大门了，哥几个知道外面误会了，此时炉子上坐着的拖布桶里面的冰已经化开了，哥几个就用这个水将炉火熄灭了，还没等哥几个出教室门，孙老师、范老师一前一后就到了，一看室内没有失火，他们悬着的心也都放下了，再看在场的几位，也不是平时好捣蛋的人，问了一下情况，一行人锁好门赶紧到学校操场上与消防官兵们解释情况，消防车走了，我们也走了，第二天课间范老师把昨晚的哥几个找到教员室，倒也没批评，只是说消防车出车了，救没救火都要收费，学校领导说了学校不能出这个费用，我们几个得自己解决，中午回家吃饭时，我把昨晚发生的事以及上午老师说的情况和我父亲说了，毕竟当年老爷子在某些地方还有面子，下午他去消防队找他们领导说了一下，事情也就解决了。干这事的哥几个不知道他们还记得四十多年前这件事不？除了我本人外他们的名字是：赵领乐、赵鹏、乔庆大，另一个是李伟还是高铁铸我记不清了。[呲牙]

公主岭一中的五年（二十），高考：参加过高考的人对自己的第一次高考，应该不会忘记，因为这是决定你命运的人生大事，对于1979年参加高考的人来说，考上了或许你将来就有机会封候拜相，否则就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命运好点的可以参军，尽管当年有十三条不下乡的规定，我是一条也没占上，如：家里有下乡的 、父母身边一个的、独生子女的、父母年龄超过60周岁的、本人身体有残疾的等等，我只有考上了才能不下乡，报考前班主任范老师和我父亲说“我是大学不把握中专只定走”，高考成绩出来后我问范老师“班里81人你能保证多少个上大学的，他说也就十来个，大多数他心里也没底”。在那个年代，全国的大、中专院校都比较少，每年的大中专毕业生也不多，能分配到县级城市的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一般单位能得到一名中专毕业的人都非常了不起了，父亲的单位几百人，仅财务科长是中专学校毕业的，父亲建国前16岁参军的，对单位里面的中专生都高看一眼，觉得中专毕业的都非常了不起了，觉得老师说自己孩子能考上中专就很高兴了，并且还不用下乡了，我自己当时也没主意，也不知道高考的水有多深，为了确保不下乡，报考时听从了老师和父亲的话选择了中专，报考后学校将我们六个班报中专的同学单独成立了两个班，学校还特意按排了几位老师辅导我们初中课，我们“尖子班”一共有十几位同学选择了报考中专，女生们还能学下去，我们几个男生就不愿意的去学习因式分解了，上课时就到外边玩，高考前的两个月就这样白白浪费了，而留在“尖子班”的同学则每天都在长进。高考时我们报考中专的考场是在公主岭二中，考大学的同学是在一中本校，占了“天时地利人和”。7月8日上午开考，拿到试卷一看，这那里是初中内容，全是高中的，高考过后对比一下，仅数学卷子解析几何和立体几何部分，中专是28分，大专才20分，纯属坑爹题，高考过后公布成绩，四科（理化一张卷）我答了243分，入取线是180分，大专五科268体验线，270分保证有学校入取了，一场高考过后给我的一生打上了一个终生的烙印“中专”，同是一年高考的，职称评审、职务晋升、工资收入都受到了影响，除非你不在体制内工作。工作后本科五年、大专7年晋中级，我这中专生得十五年，申报副高时人家是毕业十年，我这中专是二十五年，行政任职时某些岗位还被学历限制或歧视，得大专或以上学历，记得刚高考完，我们最后一科是理化，我在一中大门口遇到当时的副校长怀国喜，当时一中大学考试还没结束，他老人家问我“你咋先出来了”，我说我是在二中考的，当时怀老师说话的语气和眼神我至今都没忘，“中专啊”，一句话转身就走了。我这还没出校门“中专”就不受待见了，在回家的路上心里难受也无处说去，高考结束后同学相互走动时，在一起的同学里我是唯一一个考中专的，有的同学说“人家都是大学的你中专的咋和人家在一起”，我说“同学在一起那能分这个，再说了，我如果考大学分不一定就比他们低吧”？

9月份考上学的同学陆续都走了，我的入取通知书却没有消息，原本亲属帮忙说能去“省电力学校”或“省建工学校”，开始入取了这两所学校的招生老师也没查到我的高考成绩，此时心里想的考不上更好，明年再考，另一个想法是中专都没考上让人瞧不起，好在一中9月份开学了就开办了“补习班”，一中当年没考上学的学生不收补课费，非一中的补课学生收30元，我去“补习班”倒也开心，语文组的刘老师还送了我一本新的语文教材，我在的补习班的班主任是我原来的班主窦廷芳老师，大约是9月28、29日上午范玉民老师到补习班找我，手里拿着我的“入学通知书”，是四平地区卫生学校的，药学专业，范老师、窦老师在走廊里劝我，说这个专业很好，将来在医院工作，起码风吹不着雨淋不到，补习班几百人都是没考上的，都得羡慕你，你不去万一明年考不上呢等等，心一软也就听劝了，就这样从1979年10月6日起我就是一名“中专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