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

风铃

此心安处是吾乡

 

春节前后，正是“万家灯火团圆时”，但因为疫情防控需要，很多地方出台政策，鼓励或奖励在外工作、经商和学习的人就地过年，于是在报刊、杂志上看到一篇篇以“此心安处是吾乡”为题的报道和文章。笔者深深为此触动，并细究起“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出处来。

“此心安处是吾乡”，出自宋代大词人苏轼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要说这阙词的来历，还得从苏轼的“乌台诗案”说起。

元丰二年（1079），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职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这案件由监察御史告发，在御史台受审。因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此案就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的背景是王安石变法，朝廷上出现革新派和守旧派的对峙，斗争激烈。苏轼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神宗皇帝，表明自己的态度，并请求尽快制止变法。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革新派便排挤苏轼。苏轼无奈，借故外调，先后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通判和知州。在此期间，苏轼针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写了一些讥讽新法的诗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任湖州知州后不久，乌台诗案便发生了。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苏轼于死地。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今湖北黄冈），充团练副使，不准擅离该地区，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贬谪黄州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县武装部副部长，精神寂寞，穷愁潦倒，只好自己借东坡之地耕种，“东坡居士”由此得名。第三年四月，苏轼撰诗并书《寒食帖》，发人生之叹，写苍凉之情，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异彩奔放，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因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高安任筠州酒监。

在20多位“乌台诗案”案犯中，王巩（字定国，北宋著名诗人、画家）被贬岭南荒僻之地广西宾州。这使苏轼很内疚，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苏轼有《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一云：

欲结千年实，先摧二月花。

故教穷到骨，要使寿无涯。

久已逃天网，何而服日华。

宾州在何处？为子上栖霞。

王巩家中原养有几个歌女，其中一位复姓宇文、名柔奴（别名寓娘），最是眉清目秀、蕙质兰心。王巩定案后，家奴歌女纷纷散去，惟有柔奴一人愿意陪伴王巩共赴宾州。宾州的僻远、路途的艰辛柔奴并非不知，但忠诚的她毅然与王巩一同踏上了前往宾州的道路。

从1079年12月到1083年10月，王巩与柔奴一起在宾州生活了近四年时间。王巩在宾州泼墨吟诗、访古问道，柔奴则歌声相伴，温柔慰藉。后来，王巩奉旨北归，在京城开封与苏轼重逢。老友相见，把酒言欢，苏轼发现王巩虽遭此一贬，不但没有通常谪官那种仓皇落拓的容貌，还神色焕发更胜当年，性情更为豁达，不由疑惑：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免于沉沦？王巩笑了笑，叫出柔奴为苏轼献歌。只见窈窕的柔奴轻抱琵琶，慢启朱唇，轻送歌声。苏东坡以前也见识过柔奴的才艺，如今觉得她的歌声更为甜美，容颜也更红润，难道宾州的水土养人吗？

王巩告诉苏轼，这几年来多亏柔奴陪伴他在宾州度过了寂寞艰苦的岁月。苏轼便问柔奴：“岭南应是不好？”柔奴顺口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饱经忧患的苏轼一听如点中要穴，没想到一个柔弱女子竟能脱口说出如此豁达之语，大受感动，更激赏柔奴的人品与操守，特作《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以赞。

想想一个弱女子都能安然自若，何况一个大丈夫乎。这也是后来苏轼被贬岭南惠州、儋州都能从容淡定，以及钟爱随他一起去惠州的侍妾王朝云的原因。

在宋代，酒庭公务间与歌女相往来，为她们写诗相赠，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自从赵匡胤“黄袍加身”成为北宋开国皇帝后，宋太祖有感于五代十国时期重武轻文、军阀割据、战乱不止、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杯酒释兵权”，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对权臣鼓励他们“多积金、市田宅，歌儿舞女以养天年”，宋代士大夫宴游之风就这样盛行起来。从朝廷至地方政府都设有入籍的官女接待客人，一律由官府派员监督管理，工作限于助兴，“然不得私侍枕席”。若官员与官女有私，即属违法。苏轼从政后，也常出入宴饮，置身众香国里，乐意欣赏女性的美丽聪慧，不过从来不迷恋滥情。苏轼第一次到杭州赴任时，一次主政的陈襄公出，他临时权摄州事，先后有两位官妓要求出籍。苏轼根据实情，判年长者从良，年轻者舍不得让她脱籍。

“此心安处是吾乡”，虽然是北宋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写照，出自文人的词中。但从历史发展看，与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因为疫情不能回家过年，而在工作、打工、学习的地方就地过年，发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叹、赞叹，其中道理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