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光辉的美篇

日月光辉

怀 念 母 亲

——观电影“你好，李焕英”有感

文/毛新民 朗诵/郝铭

　　贾玲导演的电影“你好，李焕英”，触痛了我灵魂深处的伤痕，那是我对母亲深深的怀念，也是我对母亲最大的愧疚。

母亲李英华 （1919年生--1973故）。母亲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她用54岁短暂的生命，诠释了女人的美丽和善良、诠释了夫妻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美德、诠释了母亲含辛茹苦、无私奉献的爱。

父亲毛凯弘（1919年生—2008年故）。父亲是有志向的好青年，有才华，精通外语，工作很出色，本该有大好前程。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五七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上海崇明岛农场接受改造。

就这样，父亲蒙冤几十年，不曾摘帽，文革后方得以平反。退休前，父亲在上海审计科学研究所工作，2008年去世，享年87岁。

我小的时候看过父母的结婚照，非常漂亮。父亲英俊潇洒，母亲穿着洁白的婚纱，犹如仙女下凡般的美丽，父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只可惜，文革期间，因父亲的问题被抄家，所有照片被毁，母亲当年一幅美丽的婚纱照也毁掉了。仅存的几幅照片是二姐保存的。看到母亲去世前的照片，苍老了许多，一脸的忧郁。我知道，母亲最不放心的，就是我这个在东北农村的儿子——毛新民。

母亲曾是一名护士，在浙江省宁波市立医院工作过。

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里的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面对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压力，扛起了家里的重担。母亲每天要上班工作，还要照料我们姐弟四人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尽管如此，母亲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每天下班后，还要去天津医学院夜校学习，三年后，母亲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中医医学大专学历，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工作于天津大学卫生院。

我出生在上海，与共和国的同龄。

1953年，我父亲是中国仪器仪表公司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所以我们全家从上海搬到天津，住进小白楼 俄尔金大厦102室 。后办事处撤销父亲返回上海，而我们一家就留在了天津，再后来又搬进天津大学职工宿舍。我先后在天津大学保育院，天大小学和附中读书。因为父亲被打为右派，我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我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孩，在1968年下乡到东北农村。

我是母亲唯一的儿子，是她的挚爱。我下乡到农村，条件比较艰苦，更增加了母亲对我的牵挂。母亲用她微薄的工资，维持家里的开销，还要拿出一部分，给我买一些生活必需品。

1972年，我还在农村，母亲对我的惦念与日俱增，除了生活必需品，还要给我寄些吃的喝的。我下乡的七年中，只回家过一次春节，所余六个春节，对于母亲是盼望，也是伤痛，对于我是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1973年，母亲因患脑溢血住院，我一直陪在母亲身边，直到母亲去世。看着重病在床的母亲，心痛之余，更多的是愧疚。我无法给母亲一点点安慰，面对死亡我无能为力，我尚未对母亲尽孝，母亲就已撒手人寰。

母亲一生用她柔弱的双肩，扛起家的重担，并将我们姐弟四人抚养成人。后来大姐去了唐山，二姐在新疆教书，我在东北农村，只有妹妹在天津，父亲还在上海（工厂劳教），一家六口人天各一方。

从下乡至今，五十多年中，我吃了不少苦，也在吃苦中得到历练。在农村、在企业、在下海经商和后来办学中，历经坎坷，但与母亲当年的困境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如今，我们姐弟四人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可不能与母亲同享，在我们身上真正体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的一生，没有向命运低头，通过和爱人的一起打拼，房子从290元买的半地下土房，已逐步迁入140平的高层楼房。是祖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们

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我们要感谢祖国！感谢党。

我唯一的女儿自己开了网吧，外孙也上大三了。

通辽这片土地，我生活了50多年，历练了50多年，我把人生的大好时光，都奉献给了这片让我感觉温暖的土地。

如今，舞蹈与摄影融入了我的生命 ，我有幸成为一名舞蹈教师和摄影人。

我和搭档创办了一所颇具规模的舞蹈艺术学校，培养了大批舞蹈艺术人才，并在摄影的实践中做出了一些成绩。

如今，大姐已经八十多岁了，最小的妹妹已近古稀，大家生活的都很好。若母亲地下有知，她一定会为我们高兴和自豪。也望母亲在另一个世界，有情有爱，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