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上甘岭（10）

行而不辍

再遥远的历史，一经解密，仍是新闻。

——张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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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悄悄走失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多日来朝鲜半岛的上空愁云笼罩，寒风瑟瑟，干冷干冷的，充满了阴郁的氛围。可是，11月25日突然满天放晴，云柔风软，阳光乍暖，似乎是在暗示着一个辉煌的来临。然而人们未能醒悟，只是觉察到地动山摇了整整43天的上甘岭，倏然沉寂下来，静得仿佛这里什么也不曾发生。

宁静来得过于突然，战争之弦绷得太紧的志愿军官兵们一下缓不过神儿来，他们瞅了一眼硝烟正在散去的残破高地，心里还挺纳闷儿：今儿个咋还没开打呢？便又忙着各自的事去了。

于是，许多微不足道的琐碎记忆，与这个非凡的日子连在了一起——

1000高地旁——周绍荣在休整地的坑道里拾掇他那挺苏式轻机枪。枪架被炮弹片崩弯了，他找来个十字镐，当当当地敲着，想把它砸直了。那声音震得班长心烦，朝他吼道：“你别鼓㞗了好不好？闹得慌！”

周绍荣粗声闷气地说：“不鼓㞗，不鼓㞗再打仗使啥家伙？”

兵马洞坑道内——李宝成口渴到处找不到茶缸，便急得乱嚷嚷：“谁个把我的茶缸拿去了？”

小通信员赶紧跑过来，说：“这不桌上放着呢？

这是我的吗？谁把我黄茶缸换成白的了？”

“它本来就是白的嘛。”

李宝成愣了愣神儿，明白了：坑道里得下的色盲症，不治而愈。

师野战医院门前——腰部重伤需转送回国治疗的班长陈新和，在被抬上卡车时无意中瞥了眼外胎磨得跟内胎一般光溜的车轮，心里便犯嘀咕：这破车轮子还能跑回祖国去？

果然，车刚开出师医院那条山沟，就“啪”地爆了一个轮胎。

德山岘第四十五师作战科——姚参谋一天不落地填写当日《阵中日志》：“今敌我无接触，冷枪狙击……”写到这儿，平时挺好使的一支粗杆儿大号铱金笔忽然就下水不畅。他甩了甩笔，没写几个字又甩。百十个字的日志，写写甩甩地折腾了将近个把小时还没写完……

然而，这一天他们没有任何预感。

第二天依旧平静。清晨，秦基伟还没走进作战室，值班参谋便迎上前来报告说：“军长，前指电报，自25日0时以后，敌方未动一兵，也未打一枪一炮，也没有一架敌机活动……”

秦基伟似乎早已看到这一战役结局，神色平静地只说了句：“他们不打，我们也不打了！”

平静到27日，第十五军才给所属部队发了封电报，宣布上甘岭战役于25日胜利结束。

虽然537.7高地北山和西方山方向的391高地仍处于零星小规模战斗中，但作为战役性作战，至25日为止，基本结束了。

可是25日已过去两天了，那些征战疲惫的官兵们都没能仔细看看那个不平凡的日子，许多人甚至已记不清那个历史性的一天是阴还是晴。然而，每个人都闻到了清新迷人的和平空气，如真似幻地看见一群雪白的鸽子，从上甘岭这血祭的圣坛上扑啦啦地飞起来，将悦耳的鸽哨悠长地播向远天。

美国第八集团军新闻发言人是在11月25日这天宣布两高地战斗结束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付出了这等沉重代价，战争却和他们开了个残忍的玩笑。它像一具用力抛出的“飞去来”，兜了一圈又飞回来。终点即是起点，上甘岭重又回复到10月14日前的战场态势。即便对很有幽默感的美国人来说，这玩笑开得也有点过分了。

其实这并不奇怪，在世界战争史上，上甘岭不是第一个，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战争怪圈。

美军宣布两高地战斗结束的当天，克拉克在电话里告诉范弗里特说：“如果不是绝对必要，我们不应该再重复像三角高地和狙击兵岭那样的流血的战斗了。”

尽管范弗里特在视察美第七师时安慰他的部属说：“我们虽然没拿下三角高地，但造成中共军队大量伤亡，足够了。”但在传记作家保罗·布拉姆面前，他还是如实承认了：“这次行动代价不小，“摊牌作战’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美联社的伦多夫是最早在战地报道中为范弗里特做过辩解的记者。他认为：“金化山岭战役的结果完全出乎范弗里特意料，其牺牲之大，并不能归咎于个人或任何部队………甚至不能归咎于指挥他们作战的、在一般上讲都很谨慎而能胜利的军官们。这完全是一个由战斗本身所产生而难以预料的残酷事实。”

“范弗里特这次在金化地区发动进攻，是经过极周密计划的从团部到第八集团军总部，经过各级指挥机关多方磋商之后才下令进攻，而且还特别派美国第九军军长詹姆斯中将全面指挥。他是一个曾在范弗里特手下到希腊服过役的老资格军人。”

这位战地记者唠叨半天也没说清这场失败的因果关系。与之相比，克拉克的表述就明了深刻得多。

这位“联合国军”司令官承担了全部精神上的重荷与名誉上的损失。在其回忆录《从多瑙河到鸭绿江》一书中，他诚实而深刻地反省上甘岭一役：1952年5月，我受命为联合国军统帅，代表17个国家在韩国抵抗共产党的侵略。15个月后，我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这协定暂时停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在执行我国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宽155英里的正面，在6个月以前即已固定于一条歪曲的战线。这条冻结的战线表示一种真正的势力平衡。这个冻结的战线是如此一个悲剧：它使联合国军司令部在人员死伤与失踪方面所付出的代价，等于釜山周边防御、仁川登陆、1950年之向鸭绿江推进，以及从北韩严酷的冬季撤退各役的总伤亡人数的一半，而战果毫无。

我是以我使命的基本条件为依据的，即采取守势。政府既没有授我权力，也没有给我军事资源以获致胜利，却训令我尽一切努力尽速实现停战。范弗里特及其所属各级指挥官，同我一样，处此守势作战之情况下，至为焦灼。他不时呈报在狭窄地区作有限攻势之计划。除极少之情况外，我总是拒绝他们。假若我们不是进行决战，这样去损失兵力是没有意义的。唯一的例外是狙击兵岭、三角高地之作战。是役开始于1952年10月14日，恰在哈里逊停战谈判暂时休会之后6天，而这次休会竟是一整个的冬季。

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之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救面子的恶性赌博。当一方获致暂时之优势时，其他一方即增加其賭注。猛烈的战斗连续14天，以后间歇的冲突又有一个月。我认为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这段话清楚地揭示了上甘岭之战演变的逻辑关系。

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美军资料已经证明，就美国第八集团军初衷而言，委实是准备打一场有限的局部战斗。然而，战争是只关在笼子里的猛虎，一旦放出来，便难以制伏它的扑杀撕咬。初战失利，使范弗里特大感意外。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此酿成了：不断遇阻受挫，不断增兵强攻；部队越调越多，赌注越下越大；战斗很快脱轨失控，直向战役规模发展。

克拉克在批准“摊牌作战”计划时，虽然特意提醒范弗里特只让报界对此战做有限常规性报道，并强调夺取这些高地出于战略考虑。然而这场激烈战斗，第一天就广泛进入公共领域。美国时间1952年10月14日晚，摩西太太露丝就从收音机里听到：著名的“海外军团”、“北极熊”第三十一步兵团，在南达科他州的劳埃德·摩西率领下，经过一系列战斗，吃苦耐劳的士兵攀上70度陡坡的岩土高地。摩西团长在接受采访时说，第三十一团拥有美国陆军里最令人羡慕的作战记录。

可是，除了几十个尚健在的美第七师朝战老兵，如今的美国人几乎都不知道这场战役。这不是集体失忆，就是人为淡化。

虽然上甘岭战役是由美第九军策划发动并统一指挥的，但美军只负责攻击597.9高地，攻击537.7高地北山是韩第二师的任务。而权益分割一向认真的美国人，总是只保存自己的作战资料，而绝不会为别人保管失败的记录。因此，所藏甚丰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图书馆，只馆藏着极少量的美第七师597.9高地作战资料。中、美、韩、埃、哥等5国军队11万人参加，喋血43昼夜的上甘岭战役，在美国军史上被简略成了“美第七师10月14日至10月25日的598高地战斗”。

从1951年到1977年间，美国好莱坞几个片厂先后推出《钢盔》《猪排山》《永不撤退》等13部反映朝鲜战争的影片，但没有一部是关于上甘岭的。

克莱·布莱尔的《朝鲜战争，被遗忘的战争》一书，被认为是美国朝鲜战争史的权威之作。此作以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为历史节点，用了941页讲述此前的朝鲜战事，只有35页讲述此后的停战谈判和战俘交换，其中没有关于上甘岭的只言片语。

最让人奇怪的是有些中国作家也犯与布莱尔同样的错误，写朝鲜战争，只讲五次战役，不谈上甘岭战役和金城战役。更有甚者，还将上甘岭战役称之为“战斗”。

2009年8月，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在中国翻译出版，热销数年，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叙述朝鲜战争的著作。该书倒是写到白马山战斗，也谈到金城战役，可这位美国史学家好像从来就没听说过“三角高地”和“狙击兵岭”。

长达120万字的日本《朝鲜战争》，关于上甘岭仅留下些许文字：“这样，板门店的谈判，在1952年10月自然地进入了无限期的休会。这就是被中断了。就是无言地比赛上耐性了。这期间，在200多公里的战线上，准备着什么时候就会到来的停战之日，反复地对重要地点进行了争夺。规模最大而且最激烈的是被称为铁三角地区的中部战线要地—以铁原至金化为底边，以平康为顶点的三角地区的攻防战。”

几年前国防大学一位教授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曾发现它的校舍馆里摆着一个供教学研究用的上甘岭两高地沙盘。

然而凯文说他多次去西点军校，从没有听说那里有上甘岭两高地沙盘。他说摩西去世后，美国只有他孤独一人在研究上甘岭。

“疯子团长”摩西，可能是唯一狂热推崇“摊牌作战”军事价值的美国人。

虽然他率领美第三十一团各营，轮流打了两天便交出指挥权，却为自己攒足了升迁资本。就在第十五军全力反击537.7高地北山的前一天，摩西被调到驻日本仙台的美第十六军任参谋长；后又回国先后担任美第五军副军长、军长。1964年，年满60岁的摩西解职退役。为此，他满腹怨气，认为自己身体健康，思维敏捷，经验丰富，仅仅由于年龄而被强制退役，很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他最感遗憾的是如果再晚几个月退役，他便可晋升中将，那么他就又可以在军队多干五年。

退役后的摩西没有什么名誉性闲职，因而也就没什么社会活动，便埋头在家写自传。597.9高地战斗，是这本名为《不惜代价》自传的重点。传中他详细描述了此战从计划到实施的全过程，极力宣扬它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认为：“‘摊牌作战’是朝鲜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它打破了长时间的军事僵局。”

这个观点出于感性而不是思考，因而一不留神便把上甘岭之战的军事意义给说颠倒了。美军发动的这场攻势，不但丝毫未能打破朝鲜战争的僵持局面，反而使敌我双方的对峙成为一种常态，并稳定地一直保持到朝鲜停战。

虽然1991年美国南达科他大学出版社为他出版了这本自传，却没有引起丝毫社会关注。对此，2002年以93岁高龄去世的摩西，至死都很失望。

曾几次采访过他的凯文说：“如果摩西知道中国这么看重598高地战事，非得高兴死不可。”

韩国人还不如美国人坦诚，拒不承认他们在上甘岭的失败。

若干年后，四卷本的韩国《朝鲜战争》一书这样写道：从11月15日开始，敌人也放弃了进攻“狙击”棱线的企图，双方展开威力侦察和打击有生力量的战斗。因此，11月18日，军团决定进行部队换防，以正在史仓里进行整补的韩第九师(军团预备队)接替韩第二师……要求11月25日6时交接完毕……25日5时30分，第三十二团第一营指挥所最后撤出战斗。至此，交接防完毕。第二师在“狙击”棱线进攻战斗中，虽然未能夺取敌人的Y高地，但攻占了主峰A高地和“岩石”棱线，向史仓里迈开了胜利的步伐。

武效贤老人听说后很较真儿地愤然骂道：“胡说八道嘛，上甘岭这仗是我收的尾，我还不知道吗？作为上甘岭战役是11月25号结束了，可我们一零六团跟他们二十八团打到12月3号才算完。主峰他想都不要想，整个儿537.7高地北山，只有7、8号两个前哨班阵地没放部队，我们始终用炮火控制它，其余的阵地都是经我手交给二十九师的，他还‘胜利步伐’呢！”

除了沃克早早车祸身亡，美国第八集团军几任司令官都抱怨在朝作战指挥权力受限，但为此最感愤怒和沮丧的还是范弗里特。在他看来，这些限制都源自于国务院和杜鲁门总统的调和政策。

大约1952年6月间，范弗里特在给住院的德格斯·穆德少将信中发牢骚说，他训练南韩军队是为了让他们从美军手里接管阵地，而华盛顿那些不愿赢得战争的政治人物们，不准他进行这一渐进式替代。这封信他同时也发给了太太海伦。女儿贝蒂看了，又将信件转给她的朋友巴巴拉·艾森豪威尔，最终到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手里。艾森豪威尔当即给海伦打电话，请她允许将这封信披露出去。海伦同意了。于是，共和党竞选总部将这封信作为民主党不想打赢朝鲜战争的证据，在总统大选前十天10月25日发表了。

这在华盛顿引发极大震动，也为艾森豪威尔贏得大把选票。

有报道说杜鲁门认为范弗里特信件是公然的违逆之举，白宫更是明确宣布收到了很多要求撤掉范弗里特的来信。虽然杜鲁门极力否认他有撤换范弗里特的想法，然而11月9日，美国陆军部新闻发言人宣布：范弗里特上将将于明年1月24日退役。

提前两个多月宣布一位四星将军退役的消息，在美国从无先例。

紧接着又有媒体报道：范弗里特将提前60天离任回国。第二天，美第八集团军新闻发言人否认了这一报道。

范弗里特心里很清楚，如今他不仅落下背叛总统的骂名，还由于他坚决支持华府讨厌的李承晚，从远东司令部、陆军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直到国务院，都把他看做“李承晚问题”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他经常出入韩国总统官邸，胳膊肘往外拐，与李承晚合起伙儿来跟华盛顿作对。

1952年12月2日，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秘密飞抵朝鲜前线。

几个月前，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演说中曾向他的选民们承诺：假如当选，我将到朝鲜去。可这句话太中庸，美国各政党、阶层，各有各的解读。范弗里特和许多在朝美军将领的理解是，艾森豪威尔将到朝鲜采取行动，以赢得这场战争。

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署名文章也认为，艾森豪威尔访问南朝鲜是为了扩大战争。

打那以后，范弗里特就热烈期待着新总统的朝鲜之行。艾森豪威尔与他不仅有西点军校四年同窗之谊，而且有欧洲战场知遇之恩。如果不是艾森豪威尔提携，他范弗里特就不可能有二战中节节升迁的好运。因为盟军中，美军师长以上指挥官任免令，都是经艾森豪威尔亲手签署的。

在视察前线的三天里，艾森豪威尔翻阅了大量作战地图，听取了近期防御作战情况汇报，还走进营区与士兵们作了交谈。范弗里特越发相信，这一切都意味着新总统正酝酿一个打败共产党军队的新方略。

可是1953年1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后，艾森豪威尔宣布仍将寻求通过谈判方式结束朝鲜战争。这令范弗里特大失所望，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机会打赢这场战争了。

三个多月之后，范弗里特被召回国，解职退役。他原本1953年1月24日就到了美军最高服役年限，实际延长到1953年3月31日才正式退役。

回国前，范弗里特最后一次巡视了第八集团军前线。此时正值朝鲜隆冬，战局也像是被北来的寒流冻僵了似的，没有一丝生气。他在望远镜里眺望着白雪覆盖的寂静战场，那带刺的铁丝网，坟茔般的地堡和纵横交织的堑沟、交通壕，不禁想起九年前僵持的欧洲西部战场。只是朝鲜的寒冬无论在他视觉还是感觉里，都比欧洲那个冬天更阴郁，更黯淡。

不知道为什么，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托兰在他《漫长的战斗》一书中，说范弗里特很不光彩地离开了朝鲜。

其实他走得还算风光。1953年2月12日他离开朝鲜，途经日本、檀香山回到美国。每到一地都有盛大欢迎会，华盛顿甚至为他的退役举行了阅兵式。他一次次接受欢呼和鲜花，也一次次发表演讲，执拗地重复着“我们在远东没有任何达成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朝鲜问题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的观点。

退休后他虽然还挂着个美韩基金会主席的闲职，但主要精力用来经营自己的波尔克农场。1953年8月到1954年4月，他曾两次回到韩国，一次是考察支援韩国经济建设，另一次是作为总统特别代表，视察美国对远东军事援助情况。

范弗里特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长寿的将军。1992年3月19日，两个女儿在农场为他举办了一个很热闹的百岁生日派对。只是在场的亲人中少了8年前去世的太太海伦和40年前在朝鲜驾机失踪的儿子吉米。

范弗里特一生征战，从法国西线打到朝鲜三八线，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负过伤流过血，可在朝鲜战争中他失去的却是唯一的儿子。

1992年9月23日早上，他在晨风中醒来，向守候在病床前的女儿贝蒂笑了笑，然后又接着睡。他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死于充血性心力衰竭。他被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 碑背面刻着他的座右铭：战则必胜。

范弗里特墓碑正面

这是他最喜爱的一尊希腊公元前3世纪青铜雕塑的题名，也是布拉姆为他作传的书名。

座右铭下方刻着他一生中三个重要军事阶段：

1944.6.6犹他海滩

1948-1950希腊

1951-1953朝鲜

长期以来，中国军史谈上甘岭之战，多从军事地理意义上强调此战的重要性，认为上甘岭与五圣山唇齿相依，丢了上甘岭，五圣山也就难保了。

韩国《朝鲜战争》亦称：“如果拿下这两个高地，五圣山也就唇亡齿寒了。

事实并非如此。

五圣山海拔1061.7米，比上甘岭597.9高地高出近一倍，且陡峭险峻，草深林密。

桑临春老人回忆说，1952年3月，他随秦基伟军长到五圣山看地形时，山陡得人下不来，只好坐在地上顺草坡往下出溜。

徒手下山尚且艰难，负重仰攻谈何容易？更何况上甘岭与五圣山之间，还隔着比上甘岭两高地海拔更高的781高地和679.1等高地。如果把上甘岭两高地比作五圣山的第一列屏，781高地和679.1高地就是第二道障。可以说，即使丢了上甘岭，也不一定会失去五圣山。

死守上甘岭，绝非担忧五圣山有何闪失，主要基于志愿军“寸土不让”的作战方针，以便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实现“就地停火”，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多争得一些国土面积。倘若丢失上甘岭，第四十五师将被迫后撤一千五到两千米，在781高地至679.1高地一线建立新的防御阵地，从而丢失若干平方公里面积。

它的另一个意义，在志愿军第三兵团1952年10月27日的那份作战指示中说得很明确：“……朝鲜战场上敌二线目前仅有第四十师可机动使用，如果我们能把美第七师打残，迫使美第四十师接替其防务，那就再没有部队来接替了，这样就会使敌人逐步转入被动。因此，这一战斗对朝鲜战局意义很大。”

对第十五军来说，左右邻兄弟部队都在攻山头、夺阵地，他们要是丟了上甘岭，与范弗里特拿不下上甘岭一样，也存在一个军人的荣誉问题。

因此，上述三点决定了第十五军必定会铁下心死守，喋血衔命，将这场战役打到底。

1952年11月26日，第十五军司令部发布上甘岭战役战绩公报：在43天的战斗中，我打退敌排以上进攻900余次，与敌进行大规模争夺战29次，以11529人的伤亡代价，毙、伤、俘敌25498人。

其中包含第十二军伤亡4263人，毙、伤、俘敌6774人。

《第十五军军史》战绩统计表显示，上甘岭战役中毙、伤、俘虏敌方共25271人。

可美军只承认伤亡两千余人。

有史以来任何一场战争，敌对双方公布的战果都不可能一致，特别是现代战争中远程投掷、发射的炸弹、炮弹，所造成的伤亡主要靠估测，并或多或少都能挤出水分来。

笔者以为，第十五军对击落击伤击毁敌飞机、大炮、坦克，尤其是歼灭美军数字估计偏高，但也绝不是美军承认的伤亡两千余人。

美军每个阵亡者名字都是要刻上朝鲜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否则死者亲属不答应。因而，美军阵亡数字应该是准确的，而伤者数字则可能被低估。

美第三十一团除了其二营连续作战三天，一营、三营只打了一天就撤下597.9高地。但在1952年11月8日，该团上报的《598高地指挥报告》中统计：10月14日至17日，共伤亡失踪1266人。其中包括配属该团的哥伦比亚营6人阵亡、21人负伤。

美第七师《598高地指挥报告》中的伤亡统计则显示：第三十一团伤亡失踪1239人，第三十二团伤亡失踪845人，第十七团伤亡805人，埃塞俄比亚营伤亡40人，哥伦比亚营伤亡27人，合计2956人。

这个数字里，还不包括美第一八七空降团一个营和近3万人的支援部队伤亡。

又据美国第八集团军人事部统计报告：1952年10月，美国第八集团军指挥的美军、韩军、英联邦师、土耳其旅、菲律宾营、泰国营、荷兰营、法国营、埃塞俄比亚营、希腊营、哥伦比亚营、比利时营、挪威连等13国部队，共伤亡失踪16934人，

其中美军3446人；11月美国第八集团军共伤亡失踪8686人，其中美军1575人。

10月，美军参加的唯一重大战事就是“摊牌作战”，所谓美军伤亡也就是美第七师的伤亡。11月美军人员损失，则主要是遭受策应上甘岭作战的第四十四师打击，以及志愿军一线野战军反击所致。

因而，笔者根据上述美军指挥、作战报告测算，美军在上甘岭伤亡约为3300人。

韩国《朝鲜战争》一书中公布的两高地战斗战果及伤亡数字是：毙敌3772人，俘敌72人，共3844人；阵亡1127人，负伤3613人，失踪89人，共4829人。

这组统计数字可信度极低，不足为凭，所以笔者还是以美军统计为参照。

据美国第八集团军人事部统计报告：10月韩军亡2502人，伤9434人，失踪114人，共13050人；

11月韩军亡1582人，伤4633人，失踪361人，共6576人；

韩军10月、11月伤亡失踪人数，总计19626人。

1952年10月至11月期间，韩军战事唯有白马山战斗和上甘岭战役。除去韩国《朝鲜战争》一书承认的白马山战斗韩军亡505人，伤2526人，失踪391人，共3422人；10月上甘岭战役中韩军应亡1997人，伤6908人，失踪723人，共9628人。再加上韩军11月的损失，总计为16204人。

尽管按美第八集团军统计数据计算，比韩国《朝鲜战争》公布的伤亡失踪数字已高出了3.36倍，但它仍具虚假性。

韩军10月14日至24日，仅有537.7高地北山作战任务，10月25日开始独自担负上甘岭两高地全部攻防任务，并一直打到11月底。可是11月韩军伤亡失踪总数，却让人匪夷所思地比10月下降了近32%。

在韩军上报美第八集团军的人员损失数据中，还有一项更泡沫的“非战斗伤亡”统计：10月为2617人；11月居然翻番，高达5501人。这很容易让人怀疑，韩军为压低作战伤亡人数，而有意提高“非战斗伤亡”数字。

笔者依据上述数据测算，上甘岭战役中韩军伤亡约为两万人，加上美军伤亡3300人，基本接近第十五军公布的歼敌数字。

然而，伤与亡是两个完全不同质地的字眼，倘若把上甘岭战役美军与志愿军第十五军伤亡数字拆开来掂量，人们会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悲怆与痛惜。

在美军绝对优势炮火面前，固守反击上甘岭的第十五军官兵付出了巨大生命代价。但是，该军发布的战绩公报只公布了一个伤亡总数11529人，却没有分别统计的负伤、阵亡数据。《抗美援朝战争战史》“本军抗美援朝期间人员伤亡统计表”中，也只记载着该军1952年共伤亡15015人，其中阵亡和因伤而亡为5729人。

1976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训练部在《关于上甘岭防御战役后勤工作》报告中，对第十五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的伤与亡有详细的分析统计：共有6691人负伤，占伤亡总数58.04%；4838人阵亡，占伤亡总数41.96%。而伤亡总数中，阻击伤亡占44.38%，反击伤亡占29.8%，运输伤亡占14.88%，运动伤亡占10.94%。

参战的三个步兵师中，第四十五师承受了最大伤亡。

《步兵第四十五师战史》记载：43天上甘岭战役中，该师伤2832人，亡2849人，伤亡比例则高达0.99：1。

第十五军前指1952年11月16日有个关于第九十二团537.7高地北山战斗情况的报告，称：“……部队伤亡巨大(不完全统计全团伤亡1400余名)，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坚持战斗者举不胜举，故牺牲者占2/3以上。”

同月18日前指报告中，第九十二团伤亡数字更具体了：伤亡1400余名，仅下来400名伤员。该团伤亡比例竟高达1：3.5。

美第七师3个团伤亡最大的是第三十一团，共阵亡166人，负伤1018人，失踪82人。

鉴于第十五军在整个上甘岭战役中俘敌82人，其中美军仅3人，且均为10月19日后被俘，因而可将10月16日晚便退出战斗的美第三十一团失踪人员，全部视为阵亡。这样，该团共伤1018人，亡248人，伤亡比例为4.1：1。

该团卫生连连长报告：上甘岭打响的当天，全团危重伤员仅占3%，严重伤员占15%，82%的伤员可治愈归队。

在597.9高地作战时间最长的美第三十二团伤亡比例则为4.4：1。

敌我伤亡比例悬殊如此之大的原因，除了美军巨大的炮火杀伤力之外，美军现代化单兵装备和完备的战场救护，也保护和挽救了众多生命。担负进攻的美第七师官兵不光有飞机大炮的掩护，而且各个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背心。

这种最新款防弹背心是上甘岭战前的6月就配发到美军一线部队的，仅重7.5磅。官兵们试穿时就对这款背心的设计，普遍感到满意，觉得重量平均分布，穿上没有任何不适感。由于它为许多官兵化解了致命危险，美第三十一团战后总结经验时，首先提到：“所有参战人员都配有防弹背心。”

据美第三十一团卫生连连长罗伯特·费力克斯上尉报告：该团两个营进攻，担任战场救护的就有师属第七卫生营和三个团属卫生连、直升机分遣队、M-39装甲运兵车分遣队、美军称之为KATUSA的韩国运输队，以及韩国担架队等近千名医护人员和运送人员。

美军医务人员与韩国运输队、担架队将伤员从597.9高地抢运、疏散下来后，迅速抬上M-39装甲运兵车或坦克，后送至转运搭车点，再搭乘中型吉普车至前沿救护站或野战医院紧急救治。

第十五军作战官兵没有任何单兵防护装备，也得不到及时医疗救护。战场环境过于恶劣，尽管火线运输员冒着漫天炮火，两人背一个，拼尽全力抢运，一名伤员送到团救护所仍需72小时，送到师医院则需96小时。

究竟多少伤员在抢运途中停止了呼吸，没有一个完整统计数据，只在第十五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留有一句话：“团以下伤员死亡率较高。”

5000多官兵倒在上甘岭，他们中许多人甚至没能留下一根骸骨、一缕布片、一句遗言，从而使得这场胜利阴隐着无可名状的痛楚。

痛心之余，王二老人发狠似的说：中国，砸锅卖铁也要搞军队现代化建设！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的七次战役中，上甘岭战役以多项战事之最而成为现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之一。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上甘岭”条目称：“这次作战的特点是由战斗发展成为战役规模，持续时间长，战斗激烈程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罕见。”

在这仅仅3.7平方公里的狭小战场上，美国第八集团军整建制投入了美第七步兵师，韩第二步兵师，韩第九师第三十、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七团，美第一八七空降团一个营，哥伦比亚营埃塞俄比亚营，共10个团兵力。支援部队有美、韩军16个炮兵营又3个炮兵连、八个坦克连，以及美第十五高射炮营、第八十六探照灯营、第七卫生营、第二观测营、第七信号连、第三八八化学兵连、第五航空队、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韩第一三一工兵营、第六一四六空军辅助大队第二分遣队和战中陆续补入的第一〇五新兵编练师9000多人。

美军编制一个团3500人左右，一个炮兵连255人左右，一个坦克连130人左右，一个卫生连170人左右。韩军编制与美军相仿。

以此可以概略计算出，美国第八集团军参战兵力约6万余人。

志愿军第十五军参战部队有第四十五师、第二十九师(缺第八十七团)、第三十一师、第三十四师一〇六团，炮兵第二师和第七师各一部，火箭炮第二〇九团、第六十军炮兵团、炮九团、高射炮第六〇一团和第六一〇团各一部，以及第十五军抽调补入第四十五师的两千名新兵和战中补入的第一八六师两千官兵。

志愿军步兵师编制1.2万余人，炮兵团编制2500余人。

以此计算，第十五军参战兵力近5万人。

敌我双方麇集鏖战于上甘岭的总兵力约11万之众，平均33.6平方米面积上一个人。其役兵力之密集，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

美军在上甘岭一线配置了16个炮兵营又3个炮兵连和8个坦克连，共310余门大口径火炮和30余辆坦克。

另据《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记载：1952年10月，在这个月中，第五航空队及其配属的部队一共出动了448架次飞机执行密切支援任务，其中的2217架次是用于支援第九军在三角高地和狙击兵岭进行的“摊牌作战”。

加上11月的出动架次，美国空军投入上甘岭战役的飞机，超过《第十五军军史》记录的3000架次。

美军地面炮火与航空轰炸密度，堪为朝鲜战争之最。此役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或许也是美军战史上最失控的一次作战。投入的步兵是原计划的15倍，动用的战斗轰炸机是原计划的11.1倍，作战时间是原计划的8.6倍，作战伤亡是原先估计的125倍，将一场营连规模的战斗打成11万人参加的战役，却仍末达成任何作战意图。

上甘岭战役中，志司和第三兵团陆续为第十五军机动调集大口径火炮达114门，共发射40多万发炮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所未有的一个野战军实施的大规模炮战。

43天激战，第十五军共消耗各类物资11071吨，其中弹药5530吨，投入运输的汽车多达2163台(次)。第三兵团、第十五军和金化、淮阳郡劳动党组织，抽调官兵、组织民工1.67万人在敌猛烈炮击和空袭下突击抢运，堪称抗美援朝七次战役中最庞大的一支后勤运输队伍。

是役，第十五军依托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阵地奋勇作战，创造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长期阵地防御作战光辉范例。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我志愿军阵地防御作战能力，已完全适应现代化战争，并极大地充实与丰富了我军的战略战役学。

第十五军在43天防御作战中，机动灵活地不断调整作战方式，创造性地运用固守反击、坑道战、添油式战法、阵地内反击、阵地内运动防御等战术，击退敌人排以上规模的进攻数百次，与敌人大规模争夺战数十次，创造了人民解放军战史上一役攻防频繁度之最。

刘伯承元帅与崔建功谈话时，曾评价说：“你们上甘岭打得很好，就是没有教条主义。同是一本书，庞涓是教条主义，孙膑就不是；马谡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

第十五军入朝参战，曾先后击败美军、韩军、加拿大步兵旅、菲律宾营、哥伦比亚营和埃塞俄比亚营，为志愿军作战对象最广泛的野战军。

是役还打出一个世界战争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带有深刻规律性的有趣数字：10月14日至20日的两高地反复争夺阶段和10月30日至11月5日的597.9高地反击固守阶段，都是整整7昼夜。两个阶段中敌人各投入17个营，第十五军则各投入21个连；双方在两阶段中损耗的兵力，亦大致相同。

第十五军于上甘岭毙、伤、俘敌25498人，为志愿军一战歼敌人数最多的野战军。

自1947年组建到1954年班师回国的7年征战中，第十五军历经淮海、渡江、两广等重大战役，共阵亡1.5万余人。而上甘岭一战43天，该军便阵亡5319人，占7年阵亡总数的35.5%，为伤亡最惨重的一仗。

浴血23昼夜的第四十五师遍体伤痕。全师27个步兵连有16个连两次打光重建，第一三四团八连则3次打光重建，其中还包括配属到各步兵连的团属炮连、重机枪连。全师连队干部伤亡65%以上，排级干部伤亡89%，班长、副班长伤亡则达100%。

尤其是第一三四团八连四班，先后4次补充兵员，伤亡6任班长。全师307挺机枪，打坏了257挺；1717支冲锋枪，只剩350支尚可使用；步枪不常使用，仍打坏半数以上。全师共消耗弹药约1257吨，其中还不包括阵地上搜集的大量敌人遗弃之弹药。

该师从太行山组建旅团，到上甘岭战役打响前的5年间，共伤7952人，亡2161人。而上甘岭一役该师伤亡便达5681人，其中阵亡人数超过以往5年总和，达2849人。

在准海战役这样决定国共双方命运的140多万军队大决战中，该师伤亡比例为4.03：1；在长达50天的朝鲜第五次战役中，该师伤亡比例为2.4：1；而上甘岭战役中该师固守反击23昼夜，伤亡比例竟高达0.99：1。一役伤亡如此巨大，为第四十五师战史之最。

韩国军方也认为：“此役时间之长，战斗之残酷，伤亡之惨重，为韩国战史上史无前例的。”

韩国《朝鲜战争》称：“两高地战斗一开始便成了血战，互不示弱，创造了韩国战史上战斗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激战整整六周”。并承认：“当面之敌中共军第十五军防御意志坚定，因而三角高地战况始终没有进展，反而足以使敌人为打成漂亮仗而自豪。”

上甘岭一战，是朝鲜战场上中美两军最终的战役较量。此后，美国第八集团军再也无力向志愿军防线发动营以上规模的进攻，从而彻底消除了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对能否守得住阵地的担忧，将朝鲜战争的战略对峙，成功地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并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

1986年版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五百万分之一地图上，找不到海拔逾千米的五圣山，但却标出了上甘岭。只是那个赫然醒目的黑三角图例旁，没有标高数字。事实上，它巨大的象征意义无法标高。它不仅具有军事上的范例价值，更是一柱嵯峨入云的精神丰碑，一座堂皇高贵的荣誉圣殿。时至今日，“上甘岭”依然是当代中国英勇顽强的代名词，革命英雄主义的同义语，解放军光荣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感动并引领着一代代中国人阔步前行。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志愿军将士共有30.2万人立功受奖，获得荣誉称号，约占入朝参战志愿军总数的15%。而第十五军在轮番入朝作战的志愿军27个野战军中，格外显现出蔚为壮观的英雄气象。该军入朝参战3年，曾于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之后，进行过两次评功评模活动，荣立功勋、授予称号的官兵多达13456名，约占该军总人数的29.4%。其中第五次战役后评出的英雄、功臣为1109名：特等功、一级英雄2名，特等功4名，一等功22名，二等功257名，三等功824名。而上甘岭一战，该军则涌现出以集体特等功连——第一三四团八连为代表的英雄集体200多个；以特等功、特级英雄黄继光为代表的三等功以上英雄、模范、功臣12347名(笔者注：不包括第十二军英雄集体和个人)，约占该军在朝立功总数的91.76%。其中特等功、特级英雄1名，特等功、一级英雄2名，特等功、二级英雄26名，特等功、二级模范2名，一等功、二级英雄3名，特等功15名，一等功137名，二等功671名，三等功11490名。

功臣风聚云涌，英雄星光灿烂。

就因为上甘岭一下子站起了太多旗帜式的人物，使得张广生、赵毛臣、崔含弼这样为战役胜利作出突出贡献的官兵，也只评了个特等功，没有一人获得英雄称号。

朝鲜停战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以彭德怀为首的12名志愿军官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勋章。其中第十五军官兵占了3名：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都具有跨国界的知名度。

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抗美援朝作战时期英雄模范人物”条目的志愿军官兵19人，其中有第十五军官兵4人：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牛保才。

第十五军编撰的那本沉如城砖的《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有这样一句话：“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哪支部队敢像第十五军这样自豪地宣称“与敌同归于尽”的惊天壮举为“普遍现象”？如此慷慨壮烈的献身，使得人类不能不重新认识和表述生命的意义。这种由瞬间血肉横飞的刚性和苦守坑道14昼夜的韧性合铸而成的铁血军魂，不仅是中国式的，而且焕发着璀璨的国际主义光辉，堪称世界军事史上最完美、最立体的革命英雄主义。

有些烈士的英名已经遗失在战争的纷乱中了，如今载入史籍的舍身殉国者便有38位，几乎平均每天都有一位英雄，在与敌同归于尽的爆响中诞生。愿今天饱享和平的人们，能永远记住这些曾在上甘岭血与火的日子里，如洪钟大吕般轰响的名字——

孙子明，江苏高邮人，23岁，1952年10月14日上午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8号阵地，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孙占元，河南林县人，27岁，1952年10月14日晚牺牲于597.9高地2号阵地，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

粟振林，河南林县人，21岁，1952年10月14日晚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2号阵地，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李忠先，山东平西人，24岁，1952年10月14日晚牺牲于597.9高地，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郑金钵，山东广德人，1952年10月15日牺牲于537.7地北山，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侬廷秋，广西天宝人，23岁，1952年10月15日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安贵丑，河北隆尧人，1952年10月15日牺牲于597.9高地一等功臣；

刘俊卿，湖南湘乡人，41岁，1952年10月16日牺牲于597.9高地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王玉庭，1952年10月16日牺牲于597，9高地；

霍大楷，四川荷阳人，1952年10月17日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一等功臣；

李文彦，河南沁阳人，25岁，1952年10月17日牺牲于上佳山西北无名高地，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黄继光，四川中江人，21岁，1952年10月19日晚牺牲于597.9高地0号阵地，特等功臣，特级战斗英雄；

龙世昌，贵州松坎人，1952年10月19日晚牺牲于597.9高地3号与9号阵地之间，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赖发均，四川中江人，21岁，192年10月19日晚牺牲于597.9高地9号阵地，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欧阳代炎，湖南耒阳人，152年10月19日晚牺牲于5979高地8号阵地，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葛洪臣，河南临颍人，25岁，1952年10月20日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4号阵地，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戴华荣，贵州习水人，1952年10月牺牲于391高地，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林吉成，四川绵阳人，25岁1952年10月22日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2号阵地，一等功臣；

王新发，1952年10月22日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2号阵地；

陈喜逵，1952年10月23日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一等功臣；

蒋元伦，四川中江人，21岁，1952年10月25日晚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2号阵地，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翟春生，河南叶县人，23岁，1952年10月27日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一等功臣；

马忠保，湖南零陵人，24岁，1952年10月29日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一等功臣；

吕慕祥，福建建阳人，23岁，1952年10月30日牺牲于597.9高地3号阵地，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田立明，湖北洪山人，1952年11月1日牺牲于597.9高地9号阵地，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朱有光，四川安岳人，20岁，1952年11月2日牺牲于597.9高地1号阵地，特等功臣；

王万成，四川安岳人，19岁，1952年11月2日牺牲于597.9高地1号阵地，特等功臣；

唐治平，四川宜宾人，21岁，1952年11月5日牺牲于597.9高地2号阵地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张志荣，1952年11月5日牺牲于597.9高地2号阵地；

杨国良，四川大足人，1952年11月12日牺牲于597.9高地11号阵地，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曾平章，1952年11月12日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4号阵地，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曾超志，1952年11月14日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4号阵地；

钟兴全，1952年11月18日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6号阵地；

侯超，四川雅安人，1952年11月18日牺牲于537.7北山5号阵地；

刘保成，安徽阜阳人，34岁，1952年11月20日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6号阵地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

陈大脚，1952年11月24日牺牲于537.7高地北山6号阵地；

李子华，1952年11月24日牺牲于537.7北山6号阵地；

无名氏，1952年12月3日牺牲于537.7北山2号阵地。

秦基伟军长为特功八连指导员王土根题字

1973年9月，崔建功作为志愿军代表团成员，赴朝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国庆盛典时，提出想去拜谒上甘岭。朝鲜政府专门用直升机将他从平壤送到五圣山下，然后换乘汽车，沿一条简易公路盘旋前行。

1986年夏天，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将军，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休假团访问朝鲜，当面向金日成首相提出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再上五圣山，重返上甘岭。朝鲜政府调集人力物力，突击抢修出一条公路，直达五圣山下。是时已73岁高龄的秦基伟，沿着一条掩埋在草丛中的小道，穿越层层山林，徒步登上五圣山和597.9高地，并特意来到0号阵地黄继光牺牲的地方，为他最英勇的士兵献上一束烂漫山花。

将军重又站上海拔1061.7米的主峰，俯望已是满山葱郁的上甘岭，听松涛喧嚣，空谷回声，如闻当年45000雄兵大呼猛进，不禁壮怀激烈，往事叠映。他久久地默然凭吊这些曾追随他下太行、战淮海、渡长江、横扫大西南，最后却战死在异国山岭的第十五军官兵们。他们当年用生命筑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界，同时也将祖国和平扩展到北纬38度线。

然而将军坚信，这条人为疆界终究要消失，停战协议必定会变成友好条约。到那时，自由往来于北纬38度线的人们，一抬头就能看见标志性地物上甘岭。他们会用心来解读这如碑的山岭——它是战争的，归根结底是和平的。他们也会用心来据量这血浸的高地，继而一声叹息：和平是最美好的，也是极昂贵的！

（完）

本文节选自作家张嵩山的作品《解密上甘岭》（北京出版社2010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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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上甘岭（1）

解密上甘岭（2）

解密上甘岭（3）

解密上甘岭（4）

解密上甘岭（5）

解密上甘岭（6）

解密上甘岭（7）

解密上甘岭（8）

解密上甘岭（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