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大一统观念”

郭新京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我们对她的基本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或者说精髓，是“大一统观念”。

具体地论述“大一统观念”需要写一本书，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简单地讲，理解大一统观念要抓住两个要点:“大”和“一统”。

“大”是指辽阔的中华大地要统一，不能分裂。

“一统”是指整个中国只能由一个统治中心来管理，不能多中心，多中心就乱了。

大一统观念起源很早，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诗经》（距今约两千五百年左右）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萌芽状态的大一统观念。以后，大一统观念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我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曾出现百家争鸣的现象，但各主要学派（特别是儒、法两家）都是主张大一统的。

儒家自西汉学者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了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我们在研究儒家学说的时候，必须看到，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推崇儒家学说，主要的，不是因为儒家讲仁义道德，而是因为儒家主张“大一统”。

关于大一统，孔子在《论语》中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才是儒家学说的精华。

从制度上看，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中央集权制）有一个从萌芽到形成的漫长发展过程；其中，分封制是大一统体制的萌芽，而中央集权制才是真正的大一统体制。

我国在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由周天子分封各路诸侯（又称为“王”）。诸侯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权力是很大的。不过，由于诸侯之上还有个天子，天子可以号令天下，因此分封制已经有了大一统体制的萌芽。但是，分封制只是大一统体制的萌芽，并不是真正的大一统体制。在分封制条件下，诸侯容易做大，形成尾大不掉、与天子抗衡的局面，从而出现多中心并导致战乱。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出现长达五六百年的战乱，就是由分封制造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战乱，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只能有一个管理中心，不能出现多个权力中心。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在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分封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实行郡县制并由皇帝统一管理军队），在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大一统的管理体制。

不过，在秦始皇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央集权制虽然成为主流，但造成权力分散的“分封制”仍有很大影响并导致战乱。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封了几个同姓王，可是到景帝时就出现了七王之乱。西晋全面恢复分封制，结果很快出现八王之乱，西晋随之灭亡，使中国出现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南北朝乱世。在近代，清朝在入关时封了吴三桂等三个异姓王，但到康熙初年，异姓王就叛乱了，康熙费了很大劲才平息了三藩的叛乱。

历史反复证明，中国必须由一个统治中心来管理，国家才能繁荣富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反之，如果出现多中心，就必然产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国家也就衰落了。

当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观念也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精华是主张国家只能有一个权力中心，糟粕是维护皇权。维护皇权就是把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虽然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却缺乏民主，从而产生了另一种严重弊端——皇权的专制和腐败。皇权的专制和腐败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就会官逼民反，出现改朝换代；这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周期律”。

我们反对皇权，要求民主，但也主张国家只能有一个权力中心。在中国，如何把民主与集中统一很好地结合起来，是前人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在实践中经过长期的探索才能解决。

现在，我国唯一的统治中心就是共产党，我们之所以必须拥护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原因有两个:（1）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并使国家强大起来了。（2）在新中国，只有维护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才能实现大一统。在我国，大一统观念是深入中国人骨髓里的，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主张国家统一，都反对分裂，因此都赞成中国只有一个统治中心，都反对出现多中心。

在我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新形式的中央集权制。民主集中制是新生事物，它把广泛的人民民主与共产党的统一领导结合起来；既通过民主克服了封建皇权的专制和腐败，又通过集中统一实现了大一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先进的国家管理制度。民主集中制虽然还不完善，但有强大的生命力，必然会在中华大地上逐步地完善和成熟起来。

2021年2月17日

　　中华传统文化需要发展，不能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