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家周培源二三事

严衷

　　大家都知道，周培源是享誉国内外的大科学家。但他在其它领域特别是政治等其它方面的建树，恐怕就知之不多。

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注意到周培源的一次讲话，而引起对这位著名人物的研究兴趣。

据《北京大学日刊》记载及周培源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讲话所提及，李大钊与鄢公复、费觉民、郭锡良、周培源等9人是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发起人。

从资料中发现，周培源１９０２年８月２８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今宜兴市）芳桥乡后村，１９１９年春因参加“五四运动”被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开除学籍，遭受迫害；１９１９年夏至１９２４年，就读北平清华学校。

也就是说，周培源中学阶段已投身“五四运动”，从时间段考察，当时他并不是北大的学生，读的是清华学校，却成为1920年李大钊成立的北大社会主义研究会成员，时年18岁。

回顾当时的这段历史，那是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几个月后，他是1917年1月4日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的。

回溯推源，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起于蔡元培在北大推行的革新。

蔡元培认为，爱国精神应体现在先从教育着手，启发民智，培养国民高尚人格，通过整顿教育可以使国家转危为安。

他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衡量教员和学生优劣的标准，是依他们的学问有无好坏而定，而不是看他们的地位高低、家庭贫富和来头大小。

蔡元培针对学校的腐败状况，大力进行整顿和改革，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些新派学者到校任教，同时对某些思想守旧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专家也加以延揽，让各派学者在学术上各抒己见，展开争鸣，开创了学术民主的新风。

蔡元培在德法留学多年，深知一个学校办得好坏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好的教师队伍。

经过调整、充实，全校200多个教员中，教授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甚至有25、26岁的教授。由于多数教授思想倾向于革新，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起到重要作用，如请《新青年》编辑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请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经济、史学等系的教授等，给北大带来了蓬勃的朝气。

蔡元培十分尊重知识，爱惜人才。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是他领导整顿和改革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在他领导和助成下，北京大学创办了各种学术团体和社会团体。

“特别是到1918、1919年，随着政治上的变动和外交的吃紧，随着新旧思想的斗争的展开，就一天比一天开展，一天比一天活跃。

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在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

北大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房，谁愿意参加，就可以自由签名。学术思想斗争和社会活动同时在北大活跃。”

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思想、新文化孕育、成长和传播的园地，新旧思想、文化激烈交锋的场所。

一时间，蔡元培的鼎力革新，不仅让北大翻天覆地，而且让整个中国波涛汹涌。

1918年8月，北京大学新校舍红楼在汉花园（现在的沙滩）建成，时称北大一院。

北大红楼，楼高四层，全部用褐红颜色砖砌就，因此得名，在古老的京城，甚是显眼。这是北大校总部和文科所在地。校部办公的地方是2楼；校长蔡元培的办公室设在2楼208号。

1918年1月，李大钊受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和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诞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陀村，这是广阔冀东平原的东端，濒临渤海。他父亲和祖父皆为读书人，因父亲早逝，靠祖父抚养成人。

图书馆原本设在马神庙的校址内，搬迁到红楼后，李大钊对原图书馆作了扩充，陆续增添了很多中外文书籍。

他的办公室在红楼1层东南角的第一间房子；外间即东南角南起第二间，是他的会客室兼会议室；这两间房门相连，实际是一个套间。1层的31号，是偏西朝南面的几间房子连成一体，有80多平方米，作为日报阅览室，有15种中外文报纸供阅览。

李大钊微胖的身材，方形脸膛，上唇留有浓黑的八字胡、平日里经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布袍子，天天从家里步行到学校。

他时常会摸摸浓黑的短胡子，含着诚朴谦和的微笑，使很多青年学生都乐意和他接近。在图书馆，他热情地接待前来求教的青年，总是诚恳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常从书架上找出中文或外文的书籍给他们阅读。他具有学者气质而又性格坚强，使接触他的青年学生不由泛起敬意。

随着对十月革命和对马克思主义逐步广泛的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经常联系着一批爱国学生。

在李大钊的周围，逐渐团结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少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是他们中的骨干。

这些爱国青年，经常在一起活动。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越来越公开露骨、咄咄逼人，民族危机日益紧迫和严重，军阀政府腐败不堪，软弱无能。

这一部分爱国运动的骨干已经感到宣传、教育、出版等等行动不能满足当前斗争形势的需要了。“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鼓舞着这批爱国青年中的核心分子将革命思想付诸行动，又经过他们迅速传播到广大学生中去。

5月4日下午1时半，北京各校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北大学生整队出发时，教育部代表及军警多人闻讯前来阻拦，理论多时，学生们终于冲破阻拦，汇集天安门前，举行了示威大会。爱国学生人人手执小旗，上书“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取消二十一条！”等标语口号，开始游行，向外国驻华使馆区东交民巷进发……

紧接着学生运动，“六三”以后，上海等地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压力下，30日北洋政府发表了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28日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来电，拒签了和约。

“五四”运动这场新的人民大革命，是以学生斗争为先导，并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发展成了有工人阶级及各界人士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继续领导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为了进一步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中共决定将“学会”的组织公开。1921年11月17日，“学会”在《北大日刊》上登载了《启事》，公开召收会员。

1920年冬至1921年，继“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之后，北大爆发了一场“社会主义论战”。这场“社会主义论战”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上颇为有名。

为了在这场论战中扩大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李大钊于1920年12月2日，公开倡导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

据《北京大学日刊》记载及周培源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讲话所提及，李大钊与鄢公复、费觉民、郭锡良、周培源等9人是发起人。

这个研究会的宗旨为“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相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周培源、鄢公复等学生为传播社会主义做了大量工作，成了研究会中的活跃分子，其名字亦被载入北大校史史页。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参加研究会的同志编译丛书，翻译研究集，发表论文，举行报告会，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这表明当时在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的学习、研究，已从个别的、秘密的状态走向有组织的、公开的阶段。

从这些史实，我们可以看出，周培源青年时代就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与追求，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矢志不渝，并付诸不懈实践，终在诸多领域取得成就，为国家与民族奉献一生。

学校毕业后，周培源１９２４年秋至１９２６年冬，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并获学士、硕士学位；１９２７年春至１９２８年春，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在爱因斯坦引力论中具有旋转对称性物体的引力场》获得最高荣誉奖；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２９年，分别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和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从事量子力学研究。

学成回国，周培源于１９２９年９月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领导职务。

周培源，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都有重要的建树。

在科研方面，他是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理论物理和流体力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作为著名的教育家，他在高等学校辛勤耕耘了６０余年，无论是在推动科学研究、培养人才方面，还是在高等学校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发展国家的教育事业、培养众多的科学人才方面，他成绩卓著，贡献突出，他的不少学生已成为国际上的著名学者。

周培源对青年一代非常爱护，悉心培育，适时提携，把自己的学识、科学思想和治学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青一代，努力为后继人才的成长铺平道路，深受广大学生和青年的拥戴。

同时，他积极参加国内外的社会进步事业，为推动我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培源不仅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一位国内外著名的教育家、组织管理家，也是出众的社会活动家。

　　周培源在科学领导工作、教育领导工作、众多社会团体的组织领导工作、国家领导工作诸方面都表现出高超的才干，与国内外科学界、教育界和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影响，并深受国内外各界的爱戴。

周培源曾数十次代表中国科学技术界出席国际会议、参加与科学技术界有关的国际活动或率团商谈科技人员交流培养和国际科学合作事宜，对发展国际科学合作、推进国际学术交流、维护和宣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外交政策和原则立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宝贵的贡献。

建国以后，周培源承担了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外事活动，但他从未中辍学术研究工作，并在湍流理论和相对论引力论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于１９８２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周培源一生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广义相对论和流体力学湍流理论。他曾多次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并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主席和中国科协主席等领导职务。

周培源作为社会活动家，曾兼任过许多重要社会职务。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副主席，九三学社主席等职。

　　作为回忆，也是传承，周培源在总结几十年人生经历及工作经验时说道：

“我是做科学工作和教育工作的，自然一开口也离不开科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我做科学工作、做教育工作和‘做人’的‘秘诀’，也就是我数十年所信奉的格言‘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

　　“自从我在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高等科(相当于目前的大学一、二年级)学习期间进行三分角的科学研究开始，近70年来我所研究的近百个科研课题，几乎全都是我自己独立思考选定的。我还清楚地记得，1928年我在美国准备博士论文时，曾有一位英国教授向我建议了一个博士论文题目。但是，我经过考虑之后，没有采用英国教授的题目，而是自己选定了一个题目，并围绕这个题目写出了好的博士论文，加之平时学习和科学研究成果特别突出，因而获得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的最高荣誉奖……”

　　“独立思考与兼听众议是并不矛盾的，而是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的两个侧面，须在实践中恰如其分地掌握运用。我自己有的思考也是前人思考的进一步发展。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点。做科学工作、做教育工作和人生旅行，离开了这一条就会走入歧途。众所周知，在内外历史上，有的人不实事求是，靠耍阴谋、玩骗术、施诡计得逞一时，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无一例外的是遗臭万年。”

　　“锲而不舍或许可以说是人生能够办成几件实事的要诀之一。我记得，在20至30年代时，我选定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流体力学的湍流理论作为科研和教学的主攻方向，近70年来，我的科学指向始终沿着这个方向，从未动摇和转移；20年代，我曾研究过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40多年专事流体力学的研究之后，又回过头来继续广义相对论引力论的研究；在引力论研究中，20年代我曾提出‘坐标有关’论；直到90年代仍在进行科学实验以充分地证实它；1975年我提出了湍流理论研究中的‘准相似性条件’，直到1986年还在进行实验验证工作；1945年我提出湍流理论研究中联立求解平均运动方程与脉动方程这一困难课题，直到90年代仍在进行研究并已取得可喜进展。就要像锥子一样，数十年紧紧地锥住它，就是钢板也会锥出个孔来。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精神和毅力，总是可以做好几件事情的。”

“以勤补拙，简言之就是要多干、要勤奋，不偷懒。我86岁时，工作又忙，但为了国家科学决策需要，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全国政协的委托，率领182位全国政协委员前往湖北省和四川省有关地区实地考察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有关问题。我当时没有选取偷懒图逸之举。我今已年近90，社会工作很多，但我还想多做一点事，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亲自培养博士研究生等工作。人的智力和体力都是有差别的，但只要肯下工夫、多下工夫、下苦工夫，时刻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地顽强进取，就算是一个‘拙’者，也定会做出几件像样的成果，节节上进，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