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童年》

雷雨森

深浸到我的记忆精髓里的关于母亲的回忆，是屋外和大街上到处都在飘落着花絮般的雪朵……那一年我大约只有六、七岁，剃着光光的脑壳，瘦不拉几…母亲则背向着我站立在木板搭起的案前做活……

木窗外的雪还到处都在飘落着。

我百无聊，就在母亲的身后随处不经意地翻看与拉扯许多我以为很新奇的东西。

这是一间木屋的二层小阁楼。

临街1米来高处开着三、五扇木窗，紧挨一排木窗两条高脚长凳上横搭着一扇1米多宽的木门板，这是母亲做活的台案。从母亲站立案前的背影看，母亲在为一件棉夹袄行棉花……

那时候，母亲那一辈人不知道讲究戴啥口罩，那时节我更加不懂得这许多，母亲一只手抓住一团棉繁，用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头，很节奏、快速地牵扯一缕缕棉花，均匀地挨排地铺压在棉夹袄的里衬布上面……凡做裁缝这一行中的这算其中的一道工序。母亲在这家有着十几台缝纫机的合作社里干就是临时工，做的就是被称作“行棉花”的这一道工序。记得母亲讲到过，她一个人独自要承担整个缝纫社里行棉花这道工序的所有活，也就是说，凡是送到这家缝纫社所做的棉衣，无论棉裤、棉袄、棉夹袄里的棉花，都是由我母亲一人行做的。好时行一件棉袄是八分，因这母亲从来是最典型的家庭主妇，所以不论一个月下来收益多少，她都呆在家里闲不住，她都会寻找大凡她能做的活计，挣得一些是一些地填补家用。

母亲的祖籍是乐平洺口镇刘方村，她自已也回忆不起来自已的父母亲是什么模样，她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妹妹随十二、三的哥哥天天在村头的田畔上给人放牛。

从母亲自述中我才知道，从她记事的时候起，她只记得她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她的父母是在她不记得时过世了的。她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妹妹随十二、三的哥哥天天在村头的田畔上给人放牛。母亲说她记得有一次妹妹让一个外来的商人看中了抱去做了养女。

母亲讲，商人抱走妹妹的那一天很热闹：那粮商在她的村子里摆上好几桌酒席，请了族里的长辈来，然后给她妹妹穿上新褂新袄披上一条红布，后来把妹妹骑坐在那粮商脖子上，在村里人群的蔟拥中，在边走燃放起的鞭炮声引领下，绕村子转了一圈，在鞭炮声中让那粮商领走了……那一年母亲有十岁。

母亲说她心里很难过，不是因为那粮商嫌弃自己年龄大，妹妹从此有饭吃了，而是因为她头一回感受到，由于温饱不济使得失去妹妹的痛楚，和一种淡淡的兔死狐悲般的孤独。

比较起妹妹，母亲的命运坏多了，第二年母亲就由村里族长做主，十二岁的哥哥应允，给邻村一户打渔人家当了童养媳……。一直到我念初中一年级，母亲还会时常在夜里给我讲她小时做童养媳受苦的事……母亲缓缓卷起左腿裤管，露出骨正中一块约5分硬币大小的伤痕对我说，那是她十一岁那年因为早晨坐灶前烧火时睡着了被婆婆用火杈扎伤留下的……母亲每一次说到这，就讲是她命运转折的开始。在她被婆婆扎伤腿脚的第二天清晨，母亲讲她就逃跑了，那时她自已也分不清路径，只记得自已逃命一般在山路和大路上一直奔走了一天一夜……歇下脚来的村子，便是她后来长大，成家、育子、学手艺的安身之地——这就是如今的昌江区丽阳乡——田坑村。

母亲在村十七岁嫁人，丈夫是典型的做农田活的农民，对母亲很好。他只好一口小酒，人憨实，母亲为他生了二子二女四个孩子，母亲说那时她就好强，从不象别的农村妇女一样呆在家里。母亲十一岁从乐平逃到这村子后，一直‘寄住’在同样是外来人——一家三口靠上户做手工裁缝纫活糊口的师付家里。母亲告诉我，说家她和师付一家三口其实都没有家，今天上这户做活，过几日去那家做活，吃与住都在雇主东家的屋里，所以真正她的落户是在十七岁那年直到出嫁她才有了自已所谓的家。

母亲在农村的家贫，命更苦。母亲后来很老了，大概在她去世前几年，曾经很哀伤地讲述给我听：母亲她曾遭受在一之内年亡夫折子的扼运……那一年母亲的大儿子有十好几岁了，却一场大病死了接下来是小儿子，再接着是丈夫……重创之佘，母亲实在无奈，抱一个三岁多的女儿，牵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开始了沿各村要饭的乞讨生活……

我是母亲一生中的第三个，也是唯一的儿子。我的母亲的丈夫曾经做过我生身父亲的雇工，我的父亲和母亲也是同乡，邻村人。父亲他那时做杂货行生意，每家都要放订金到老家和邻近一些村乡收买比如黄豆，花生、芝麻之类的农副土产品。

母亲的前夫就是代我的父亲坐桩在乡收买这些农作物的“水客”。

母亲讲，在连续两年间遭受丧夫折子厄运之后，自已拉扯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儿即使是讨饭也活不下去了时，便带着一线希望踟躇找到了在景德镇城里靠熬水糖过活的乡里远亲“嗝（跳）蚤”，并且在他帮助下找到了自已失散了多年的妹妹。

此后母亲便在城里找了一份在四图里锯板厂拖板车清运“锯屑”的短工零活做了，并且凭此在景德镇立下脚，过日子养孩子活命……